趙明︱綿延的精神長城
趙明︱綿延的精神長城
——關於「禮樂文明」的「游」記
趙明
引 子
故宮，原是中華帝國明、清兩代的皇家宮殿，紅牆碧瓦，森森威嚴，名曰紫禁城。紫禁城氣勢恢宏，既是人類建築史上的典範，也是中華禮樂文明的輝煌象徵。
這是一座漢字書法藝術寶庫。清軍入關，大明王朝退出歷史舞台，滿族人愛新覺羅氏入主紫禁城，他們仍然使用漢字書寫皇宮四門和大小各宮殿的名稱，字體渾厚剛健、方正莊嚴。
語言文字關乎國家政治，關乎文明秩序的本質。
代明而興的大清朝以漢語言為國家語言。而且，皇室中書法大家輩出。太和殿皇帝寶座的上方懸掛著「建極綏猷」的牌匾，這是乾隆御筆；乾清宮殿堂正中高懸的「正大光明」匾額，最初由順治親書，順治是愛新覺羅氏入主紫禁城裡的第一位皇帝；他們的書法蒼勁有力，雄雅大度。
「建極綏猷」說的是統治者要上體天道、下順民意。《周易》有言：「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順治帝書寫「正大光明」匾額時，內心深處閃耀的正是中華禮樂文明的政治大智慧。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大雅·文王》）。中華禮樂文明不是在甜水中浸泡出來的。制禮作樂與禮崩樂壞，興盛與危機相互交替，在血與火的洗禮中經歷著無數次王朝更迭、皇權易姓。但是，無論哪一個族群執掌皇權，都以漢字作為國家的統一文字。漢語言文字書寫著萬里江山，凝聚著家國情懷，傳承著中華禮樂文明的血脈和氣質。漢語言文字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結晶和標誌。
（一）
在天安門的東西兩側各有一座公園，東側是勞動人民文化宮，西側是中山公園。公園內的古建築巍峨宏麗，布局莊嚴，掩映於參天古柏之中，清幽而肅穆。
它們原本是重要的國家祭祀場所，其建築規制源於《周禮·考工記》所謂「左祖右社」；東側的建築叫太廟，是明清兩代皇帝祭祀先祖的地方，西側則是明清兩代祭祀土地神（「太社」）和五穀神（「太稷」）的社稷壇。太廟和社稷壇都是王朝政權存在與延續的重要象徵。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祭祀是中華禮樂文明的重要內容，殷商王朝的祭祀活動就很頻繁，到周代形成定製，以後歷朝歷代相沿不改。太廟是天子祭祖的場所，諸侯國君祭祖的地方叫宗廟，周、秦、漢、唐、宋、元各級貴族士大夫都有自己祭祖的祠堂。
血緣宗法倫常乃是中華禮樂文明秩序的基礎。經宋明理學家們的大力倡導，宗族和祠堂文化在宋元明清時代朝著民間化、大眾化的方向演進和發展。明嘉靖年間「許民間連宗立廟」。從此以後，祠堂祭祖、宗親組織、譜牒編纂、制定族規家訓、扶弱濟困、懲惡揚善成了普通百姓重要的日常生活內容。詩禮化俗，從廟堂到民間，宗祠祭祀活動成了中國人傳承美德、證悟生命價值和意義的過程。
孔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祭祀不僅是對自己先祖的追憶和懷想，也是對志士仁人、民族先烈的崇敬和悼念。宗祠祭祀文化最終演化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傳統，禮樂精神逐步內化、融貫於炎黃子孫的家國情懷之中。每當山河破粹、民族危亡之際，仁人志士總是挺身而出，捨生忘死，為民族和國家大義而戰，萬里山河頓生顏色。
禮樂文明憑藉對先賢和英烈的集體祭奠，在每一個中國人身上內化凝練而成強大的精神支撐，忠孝節烈鑄就了中華民族血脈永續不絕、永久傲立於世的脊樑。禮樂文明積澱而成中華民族崇高的精神氣節。
（二）
文天祥，一位令人千載敬仰的愛國詩人和民族英雄。
全國有多處文天祥祠，祠堂的地理位置為我們大致勾勒了這位英烈光耀千秋的生命軌跡。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區富田鎮是文天祥的故鄉，這裡有文氏祖族祠堂，堂內藏有文天祥的畫像和歷代頌揚文天祥的石刻碑文。浙江溫州有江心寺文天祥祠，建於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文天祥就義200周年之際。深圳南山區有建於清嘉慶年間的信國公文天祥祠。南通市東華塔陵園東側有2008年恢復重建的南通文天祥祠。最有名的當屬北京文天祥祠，坐落在東城區府學衚衕63號，明清兩代為祭祀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將當年文天祥被囚禁的土牢舊址擴大改建而成，至今仍保持明代的建築風格，後院尚存一株棗樹，相傳為文天祥被囚禁期間親手所植，向南歪斜的樹身象徵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精神。
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改國號為大元。
忽必烈宣布元帝國誕生的時候，文天祥在南中國決意抗元到底。元軍的戰馬嘶鳴掩沒不了文天祥的正氣悲歌。
公元1278年12月底，文天祥在南海五坡嶺的最後一戰中兵敗被俘，被元軍押解北上至大都。1279年正月十二，被拘禁於舟中的文天祥過零丁洋，千古絕唱便誕生了——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國破身囚的文天祥自被俘時起就決意以身殉國，捨生取義。1279年3月14日，滅宋大將張弘范設宴勸降，質問文天祥：為一個腐敗的亡國殉節值得嗎？文天祥想起了《史記》中的典故，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餓死於首陽山。他作詩回答張弘范——
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歸。
智滅猶吞炭，商亡正採薇。
豈因徼後福，其肯蹈危機？
萬古春秋義，悠悠只淚渾。
張弘范為之動容，低首沉默了良久。他現在明白了，文天祥不是為一個已經腐敗、氣數已盡的政權表達愚忠，不是！他忠誠於已經內化為血液的禮樂文明的獨特氣質，這是生命的尊嚴，是精神的高貴，是連敵人也在內心中被折服、對之抱以敬重的尊嚴和高貴。
文天祥拒絕了元朝的勸降和招安，被囚禁三年之後，在元大都從容就義。
他的正氣歌難道不正是禮樂文明傳統的玉振金聲嗎？要知道，文天祥可不是一介武夫，他在二十歲時就因精通儒家經典，寶祐四年（公元1256年）狀元及第，後官至右丞相，封信國公。貫注其血肉之軀的，正是宋明理學闡揚、呵護和涵養的大無畏的主觀戰鬥意志，是注重民族氣節的倫理責任感，他不可能貪生怕死、追求安逸、耽於聲色。
（三）
1987年12月，長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長城是中國也是世界上修建時間最長、工程量最大的一項古代防禦工程，自西周時期開始，延續不斷地修築了兩千多年。長城分布於中國北部和中部的廣袤大地上，總計長度達五萬多公里；其中，秦、漢、明三個朝代所修長城的長度都超過了一萬里。萬里長城，的確名副其實。
長城是古代中原農耕生活方式與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大致分界線。不管長城作為軍事防禦設施是否真正有效，它帶給中原王朝以安全的心理意識則是肯定的。
公元936年，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發動兵變而自立，向契丹國求援。契丹國出兵扶植石敬瑭建立割據政權，作為交易的條件，兩年後，也就是公元938年，「兒皇帝」石敬瑭把位於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十六個州——史稱「燕雲十六州」，獻給了假「父親」遼太宗，使得遼國的疆域擴展到長城沿線。
長城丟失了。廣袤的中原大地赤裸裸地暴露在北方少數民族的鐵蹄之下，以中原為腹心的帝國臣民如何能夠心安？
公元960年開始的趙宋王朝，其衰變乃至滅亡，確乎與「燕雲十六州」始終未能收復有關。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恥」，把長達320年的趙宋王朝攔腰劈斷，分為北宋和南宋兩段歷史。「靖康」是北宋亡國之君欽宗皇帝的年號；「靖康之恥」乃是趙宋王朝喪失中原江山之恥。
南宋抗金名將岳飛仰天悵問：「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歷史的回答卻是，偏安一隅的南宋試圖收復中原重新一統中華的願望，最終由蒙古帝國實現了。
忽必烈開創了中華帝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並統治中國全境的大王朝，元帝國疆域之大，遠超之前的秦、漢、唐、宋諸王朝。
蒙古族把綿延萬里的長城變成了自己遼闊疆域內的一道風景線。
這是一個金戈鐵馬、馬蹄飛揚、四方征戰的征服性帝國。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統一了草原各部，這位英雄曾對他的子孫和部下說過：人生最大的快樂，在於戰勝敵人，將他們連根剷除，奪取他們所有的一切，使他們已婚的女人號哭、流淚，騎著自己後背平滑的駿馬，將他們美貌后妃的腹部當作睡衣和墊子，注視他們玫瑰色的面頰，親吻著、吮吸著她們乳頭色甜蜜的嘴唇，這才是男子漢最大的樂趣。
然而，這種草原英雄粗野和狂放的習性，最終還是被柔化在華夏禮樂文明的秩序和溫情之中了。他們跨越不了禮樂文明這道無比堅實的精神長城。
公元1238年，蒙古汗廷派出了宣課使，在各地組織科舉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對於那些藏匿被俘的儒士和不遣還、不令其參加考試的人，一律處死。此次考試取士約4300人，其中免為奴者有四分之一。這是蒙古帝國第一次舉行大規模的科舉考試。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官員的舉措，似乎宣布了蒙古帝國從此走出赤裸裸的征戰時代，帝國的統治者已經真正地懂得了「馬下治天下」的道理。
這一年離元帝國建立的公元1271年，僅隔33年。
這一重大舉措之所以能夠實施，乃是因為一個在蒙古帝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耶律楚材。
在昆明湖的東岸，離知春亭不遠，有一座清幽別緻的小宅院。耶律楚材墓就在這個院內。耶律楚材最初葬在瓮山之陽，乾隆十五年修建清漪園時遷建於此。「耶律楚材墓」是乾隆御筆題寫，他很尊重這位先賢。
耶律楚材既不是滿族人，也不是漢族人，他是契丹貴族的後裔，信佛，自稱「湛然居士」。他博覽群書，尤其精通中原文明史。28歲時，成吉思汗召見了他，向他詢問治國大計。他跟隨成吉思汗，立志助其完成「華夷混」而天下一統的大業。
耶律楚材深知華夏禮樂文明這道精神長城的偉大力量。
1226年，成吉思汗攻下了西夏靈武，將士們忙於強奪女子、玉帛財物，跟隨大軍的耶律楚材卻在四處收集儒家遺書和大量藥材。
1232年，窩闊台攻破汴梁，耶律楚材建議他遣人入城，尋找孔子後代，封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為衍聖公；這就向天下人表明，蒙古政權是尊重中原禮樂文化的，藉以爭取大批漢族儒生們的支持。
耶律楚材非常清楚，北宋自開國伊始，就明確了科舉取仕的方針，文人士大夫取代了漢唐帝國的門閥士族，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耶律楚材倡導的敬孔、科舉、使用漢族儒生三大舉措，為後來的元帝國奠定了有效的統治基礎。
（四）
這裡是北京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是在元大都土城遺址上整治而成。漫步公園，人們依稀可感當年元大都的宏闊氣魄。
公元1260年，忽必烈登基，執掌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的大權，最初以元上都為都城，改燕京為中都，定為陪都；1267年決定遷都位於中原的中都，1272年，將中都改名為大都，將上都作為陪都。忽必烈決定遷都後，開始了元大都的大規模營建。中書省官員劉秉忠為營建都城的總負責人，阿拉伯人也黑迭兒負責設計新宮殿。郭守敬擔任都水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並以京郊西北各泉作為通惠河上游水源。
元大都是依據《周禮·考工記》和《周易》的精神進行整體布局和規劃的。皇城內外的區劃和各建築的設置均符合《周禮·考工記》中「九經九軌」、「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相關記載。元大都共有十一門，各城門的命名都與《周易》卦象相關。元大都的營建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忽必烈用雄偉的建築傳承了華夏禮樂文明的悠久傳統。
大元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多元文化交織、融合的大王朝。
在其遼闊疆域內，民族眾多,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漢人、南人各有自己的語言傳承。蒙古文、漢文、波斯文是全國通用的三種語言文字。定都元大都後，儘管蒙古語為法定國語，但主要為蒙古族所使用，倒是逐步形成了以元大都漢語語音為標準音的「天下通語」。
元曲與漢賦、唐詩、宋詞並舉。
它同時包容和接納了歐洲文化，准許歐洲人在朝為官。威尼斯著名歷險家馬可·波羅就是朝廷的重要官員，是忽必烈時代中西方交流中最有名的基督徒，《馬可·波羅遊記》乃是很長時間內歐洲人了解東方文明最主要的渠道。
華夏禮樂文明因此而朝著更廣闊的天地延展和滲透。
（五）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應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同年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口號命徐達、常遇春諸將北伐，攻佔了元大都，徹底結束了蒙古統治中原的歷史，中國再次回歸由漢族建立的王朝統治之下。
如果說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由元大都奠定，那麼南京紫禁城則是北京紫禁城的藍本。
人們在觀賞南京紫禁城遺址時，很容易聯想起誓死捍衛禮制秩序的方孝孺。
耶律楚材逐漸被窩闊台的帝國所淡漠，或許是運行已久的宰相制之不佳命運的象徵，儘管他個人還算壽終正寢；接下來的大明朝初期朱元璋治下，丞相胡惟庸被定為擅權枉法、陰謀反叛，而遭族誅，受牽連而命喪黃泉者上萬人，把宰相制度的悲劇推向高潮，也讓宰相制度走向終結，而開啟了帝國政製法度的一個新時期。
朱元璋為了皇權永固，誅殺功臣，廢除宰相制度，大權集於一身，卻也在孤獨中走完自己的人生路。他一生最喜歡的兩個人，一個是結髮妻子馬皇后，一個是長子朱標，都先他而去。為了皇權譜系不亂，朱元璋決定嚴格遵守禮樂文明的「嫡長繼大統」的傳統。在他65歲那年，長子去世了，他確定由長孫朱允炆繼承皇位。
精明的朱元璋心裡明白，當所有可能威脅皇權的功臣能人都被剪滅清除之後，最大的威脅來自他自己的兒子們。他試圖依靠禮樂文明的傳統信念，在生命垂危之際下達了人生最後一道聖旨，也就是他的《遺詔》，希望天下臣民歸心於他一手挑定的接班人。時年21歲的朱允炆順利繼位，他就是大明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明惠帝，也就是建文皇帝。
繼位不到兩個月，建文帝就急詔時在漢中作府學教授的方孝孺入朝。方孝孺是朱元璋為自己的繼位者留下的輔弼良臣，明朝的大學問家，被朱元璋贊為「庄士」，是宋明理學的忠實信徒和大師，崇尚周公和孔子，認為最佳的政治文明模式就在《周禮》之中，他在自己的著作《深慮論》中強調：「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
朱元璋沒有看錯人，建文帝也早已對方孝孺心儀有加，以這位年已42歲的大學問家為「帝王師」，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然而，方孝孺應召入朝不到一年，依照《周禮》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計方針尚未正式實施，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就打著「清君側」的旗號，興兵南下，發動了持續四年之久的「靖難之役」。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燕軍逼近金川門。建文帝見大勢已去，下令縱火燒毀宮殿，而他自己則下落不明，有說他自焚了，有說他從宮中地道出逃了，反正以後再未現身。方孝孺則是安坐家中，等待抓捕。他在朱棣下達的所謂通緝「奸臣」的命令中，位列第四。
氣節比生命更重要。方孝孺在被抓捕之前，就已經在家換上了孝服，他已決意以身殉國。六月十四日，朱棣在祭拜父親朱元璋安葬的孝陵之後，立即在金鑾殿上提審了方孝孺。
他沒打算殺掉方孝孺。在起兵的時候，軍師道衍和尚姚廣孝曾請求朱棣說，看重氣節的方孝孺不會輕易歸順，希望手下留情不要加害，否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應允了姚廣孝的請求。
不出意料，在金鑾殿上，方孝孺極不配合朱棣。朱棣希望由方孝孺這位鴻儒起草自己的登基詔書，可方孝孺慟哭不止，拒絕起草詔書。二人關涉禮樂文明歷史記憶的一場對話開始了。
「先生不要過於悲慟了，我是效法周公輔佐成王而來的呀！」
「成王何在？」
「他已經自焚了。」
「為什麼不立成王之子？」
「他的兩個兒子尚年幼，現在國家需要一個可以擔負責任的年長的君王。」
「那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弟弟？」
這話把朱棣噎住了。所謂的「成王」建文帝兄弟五人，此時健在的尚有三人。關於周公當年「輔佐成王」的歷史記憶到此該打住了，禮樂文明中一個實質性問題該現身了。
朱棣附耳方孝孺，低沉地說道：「這是我家裡的事兒，先生不必再問了，但昭告天下，非先生不可。」並示意左右給方孝孺紙筆。
方孝孺怒罵道：「要殺就殺，詔書絕不起草！」
朱棣沒忘姚廣孝的請求，但威脅方孝孺，逼其從命：「你一個人死是小事，難道就不怕滅你九族嗎？」
方孝孺戧道：「就是滅了十族，你又能把我怎樣？」接著揮筆大書四字：「燕賊篡位」。
朱棣咆哮了。悲劇發生了。
方孝孺被凌遲磔殺，時年四十六歲。他的朋友、弟子湊為一族，被滅十族，株連坐死800多人。「滅十族」算是永樂皇帝朱棣的一個創舉。
方孝孺是愚忠愚孝嗎?不是！他不是一個為已經在權力之爭中徹底敗北的君王盡忠盡孝，而不顧及家族血脈延存的迂夫子，在遭遇滅族的災難時，他內心的悲痛唯有向天默訴。當暴君以生殺予奪的淫威逼迫時，平和、忍讓、謙卑、屈就不啻是對暴力的粉飾與縱容。他不是對已經失勢的君王表達愚忠愚孝，他只是拒絕那種需要放棄尊嚴和高貴品質的交易，淫威從來就是製造悲劇的惡魔，被誅十族的悲劇不是他挑釁的結果，而是亂臣賊子掩飾內心淫慾的荒唐鬧劇。方孝孺的死是對禮樂文明氣質和血性最決絕的守望，內心滴著愧對親友、感激親友的血。
方孝孺超越生死的氣節，讓朱棣的淫威和帝王權術頓時蒼白無力。
士可殺，不可辱。這是中華民族無數志士仁人在與野蠻、殘暴、邪惡的較量中涵養、持守的精神信念和人格氣度。
方孝孺塑像
（六）
華夏禮樂文明的氣質和血性，既顯示為保家衛國的氣魄與悲壯，也顯示為日常生活中的教養與勇氣。
宋明理學家們致力於禮樂文明這道精神長城的修築，不僅將它建築在文天祥這樣的偉岸君子的心靈世界裡，而且建築在帝國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將禮樂文明傳統轉化為個體人生的心理情感和精神信仰。
這是一個書院文化繁盛的時代，也是一個宗祠祭祀文化普及的時代。書院和宗祠成了天下士子們接受禮樂教化、涵養人格、培育家國情懷、塑造崇高理想的精神聖殿。
公元1044年春，范仲淹收到了好友滕子京的來信，要他寫一篇重修岳陽樓記。此時，他因主持「慶曆新政」而被貶出知鄧州不久，心情不佳。范仲淹卻在《岳陽樓記》的結尾處這樣寫道：「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矣！』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活脫脫地寫出了北宋文人士大夫經由禮樂文明傳統浸潤的時代憂患意識和責任擔當精神，擲地有聲。
宋明理學的奠基人張載，世稱「橫渠先生」，年輕時喜歡談兵，曾經寫信給范仲淹，討論如何防邊的軍事問題。范仲淹回信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勸張載用心讀《中庸》。張載對前輩的勸告心領神會，潛心研讀儒家經典。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就是著名的「橫渠四句教」。
「橫渠四句教」集中地表達了那個時代社會和民眾的精神價值、生活意義、學統傳承和政治理想諸內容，將禮樂文明傳統凝練、升華為文人士大夫們所應傳承的一種人格意志和倫理精神。
在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內，有一條街名叫「象山路」，有一個湖名叫「象湖」，都是為紀念先賢陸九淵而取名的；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是與朱熹同時且齊名的南宋理學大家，是宋明理學中「心學」一派的開山之祖。
相傳陸象山年僅三、四歲時，就曾向父親發問：「天地何所窮際？」父親笑而不答，他竟為這個問題費心思索而至廢寢忘食。十三歲時的某一天，陸九淵在讀古書「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時，忽然省悟自己少年時思考的問題：原來「無窮」便是如此啊！人與天地萬物都在無窮之中。他提筆寫下：「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陸九淵集》卷三十六）他「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從此悟得人生之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這是一種氣象恢弘的新的人生境界：「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個人。」
王陽明繼承陸象山的「心學」並發揚光大，他倡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修養功夫。「良知」是自然賦予每一個人的不可缺少的道德力量；知識是一種決斷，必定引起一種行動，「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意味著道德的自我修為、人格的自我覺省，意味著勇擔天下責任的自我抉擇。
「陸王心學」乃是中華禮樂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對後世影響極大。在王陽明祠內有一塊石碑，上面刻寫著日本東宮侍講文學博士三島毅讚頌王陽明的七言絕句：
憶昔陽明講學堂，震天動地話機藏。
龍風山上一輪月，仰見良知千古光。
王陽明偉岸而豪邁的人生最後定格於江西，公元1529年1月9日，他病逝於江西南安府大庚縣青龍港（今江西省大余縣境內）舟中。臨終之際，弟子問王陽明有何遺言，他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七）
明弘治五年（1492），內閣大學士丘浚奏呈皇帝，提出應收集整理歷代的經籍圖書，立為案卷保存，以備「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建議仿照古代「石室金匱」之意，在紫禁城文淵閣附近建造一所全用磚石壘砌的重樓，上層用銅櫃存放各朝皇帝的實錄和國家大事文書，下層用鐵櫃保藏皇帝的詔冊、制誥、敕書及內務府中所藏可用於編修全史的文書。他基本勾畫出了皇史宬的雛形。42年後的嘉靖十三年，皇史宬得以正式建造。這是明清兩代皇室保存皇家史冊的檔案館。
中華民族是一個注重歷史集體記憶的民族，漢語言文字書寫著禮樂文明精神演進的歷史，歷史文獻蘊藏著中華民族的日常生活技藝、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和先賢的思想智慧。
朱棣借「靖難」之名，取建文帝而代之，改年號為「永樂」。方孝孺的氣節或許最大限度地提醒了他，文化記憶和傳承將會帶給一個人、一個民族何等強大的精神信念和力量。
為了表明自己文治天下的方略和決心，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詔命翰林院學士解縉、太子少保姚廣孝為監修，組織編纂一部大型類書，彙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全部書籍，以便於查考，最初賜名《文獻大成》。先後「供事編輯者三千餘人」耗時六年（1403－1408）完成了這部大型類書的編修，由姚廣孝領銜進呈朱棣御覽，明成祖閱後表示滿意，親自撰寫了《序言》，並正式定名為《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比著名的《不列顛百科全書》成書年代早了300多年，它「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共計22937卷、目錄60卷，約3億7千萬字，堪稱人類文化遺產中的珍品。
編纂者們採用了「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的編排方法，科學地解決了人們快速檢索內容的難題。
這又是一部書畫精品。編纂定稿後，聘請各地有名的書法家統一用明代官用楷書館閣體一筆一畫清抄出來，端莊而俊秀；《大典》中所繪山川人物、城郭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形態逼真，清麗而雅緻。
先後參與這一浩大文化工程的朝臣文士、宿學老儒、書畫藝術家，據統計多達2.16萬人。
就《永樂大典》的編纂而言，明成祖朱棣實在遠比秦始皇高明。
民間有一個傳說，一個名叫孟姜女的弱女子沿著秦始皇下令修築的長城尋找自己的丈夫，她的丈夫不過是築牆大軍中的一名普通工人，沒人知道他究竟在哪一段工地上幹活，孟姜女日夜奔波，始終沒能找到自己的丈夫，傷心欲絕，痛哭不已，最後，她哭倒了秦始皇的長城。
傳說是有意義的。在孟姜女的心靈深處矗立著另外一座長城，那是關於家和親情的永不消逝的記憶。而秦始皇試圖摧毀這座精神長城。
秦始皇在下達修築長城命令的同時，還下達了另外一道聖旨，那就是「焚書坑儒」。這是禮樂文明傳統遭遇的一次大劫難。這道聖旨下達後不久，帝國首都咸陽燃起了焚書的熊熊大火，而後波及全帝國；460餘位方士、儒生隨之而命喪黃泉。人們的心在滴血。
阿根廷當代作家博爾赫斯幽默地說過，給菜地或花圃築一道圍牆很普通，把一個帝國用城牆圍起來就很不一般了，而企圖使具有悠久傳統的族群放棄對過去的記憶更不是一樁小事；當始皇帝下令歷史以他為起點時，中國人已經有三千年文字記載的歷史了。
始皇帝禁止人們提到死亡，並讓方士們為他尋求長生不老的靈藥，這表明，空間範疇的長城和時間範疇的焚書是旨在阻擋死亡的有魔力的屏障。然而，效果不佳。秦始皇只活了49年，他的帝國也僅僅傳至二世就完結了。他去世時，驪山龐大的陵墓尚未竣工。
或許，秦始皇至死也沒明白，正是禮樂文明的精神傳統給予了他開創的帝國無盡的生機和深邃的動源。他大規模的「焚書」其實是在「自毀長城」。
秦腔中有備受觀眾喜愛的《哭長城》。
自周代以來，關中地區就被稱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關中方言語音乃是秦腔的基礎。相傳，秦始皇的先祖秦穆公很欣賞當時流行於天水一帶的民間小調和說唱故事，早期的秦腔於是在關中逐步衍生。
有人總結秦腔「形成於秦，精進於漢，昌明於唐，完整於元，成熟於明，廣播於清，幾經演變，蔚為大觀」，堪稱中國戲曲的鼻祖。
明代朱權《太和正音譜》記載：「元知音善歌者，三十六人中之首者盧綱，咸陽人，音屬宮而雜商，如神虎之嘯風，雄而且壯，為當時之傑。」
咸陽秦腔唱腔中的「苦音」腔，演唱時激越而悲壯、深沉而高亢，傳遞出大悲大痛、凄愴追思之深情；「歡音」腔則歡快而明朗、剛健而俊逸，傾吐出內心的歡愉與豪情。配之以莊重、大方、乾淨、生動而美觀的臉譜，秦腔將禮樂文明傳統在人們心中鑄就的是非曲直、忠奸善惡之價值信念宣洩得淋漓盡致。
不僅秦腔在明代臻於成熟，而且，科技商貿、市井曲藝、書畫小說、家居器物等等一切，都在明代到達了新的高度。思想解放，個性張揚，視野開闊，三教九流，多姿多彩。鄭和七下西洋，和平外交；利瑪竇來華傳教，穿漢服說漢話。這是一個文化大繁榮的時代，據說也是近代資本主義精神和生活方式萌芽的時代。但民族大義永存，彬彬風尚不改，從廟堂到民間祠堂，從都市到鄉村，從國家大法到鄉規民約，整個社會生活秩序始終建基於禮樂文明的道德基石之上。而且，明清以來，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思想進一步遠播域外，形成了影響至今的東亞文化圈。
哭長城
（八）
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不久，就開始大修古北口的長城。而且，有明一代，始終沒有停止過長城的修築，但朱明皇權並沒有因此而永固。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了，大清取代了大明，紫禁城的皇帝寶座易主了。
長城可以被征服，華夏禮樂文明構築的精神長城則不可戰勝。
滿人入關，建立了繼元朝之後第二個非漢族統治的大王朝，是中華帝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滿族統治者非常清楚，必須接受華夏禮樂文明的洗禮，否則，根本不可能在中原大地上站穩腳跟。
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他們絕非一介文弱書生。明朝告亡，他們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反清鬥爭的行列，徹底兵敗後，都歸隱林泉，專務思想、講學和著述，堅決拒絕大清王朝的「博學鴻儒」徵召，堅決拒絕入朝為官。
文天祥和方孝孺的氣節也在促成禮樂文明的思想之旅。明末清初一大批志士仁人在開展反清鬥爭的同時，也在進行艱苦的思想探索。這是自先秦之後，禮樂文明又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禮樂文明的精神長城在他們的文字世界中巍峨聳立，並向前延伸。
黃宗羲抨擊了歷朝歷代運行的「家天下」的專制君主制度，這既是對周公「制禮作樂」以來「王權」基本觀念和制度的反思，也標誌著禮樂文明傳統的一次觀念大轉變。
周公「制禮作樂」，企圖通過「分封建制，以蕃屏周」，獲致姬周王權的長久穩固；嬴政廢封建而行郡縣，自稱「始皇帝」，希望皇權傳至自己的子孫萬代，獲致「天下和平」。
可在黃宗羲看來：「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從而限制君權，保證萬民的基本權利。
顧炎武也大膽地質疑了「家天下」的專制皇權，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進而提倡「利國富民」的「眾治」。他的那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撼人心魄。「天下興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興亡，而是指天下蒼生福祚和整個民族文化精神血脈的延續。自古以來，就有亡國的事，也有亡天下的事；「亡國」與「亡天下」有別：「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王夫之同樣堅定地說道：「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盜逆之所可私，而抑非一姓之私也。」
正所謂「道不孤，必有鄰」。他們在向世人傳遞著相同的聲音。
他們發出的聲音昭示著華夏禮樂文明新征程的即將到來，禮樂文明將在更大範圍內包容世界。
（九）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康熙帝來到曲阜孔廟祭孔。他在「詩禮堂」聽完監生孔尚任講《大學》首章後，對大學生王熙等人宣諭道：「欲加讚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隨後，又將這塊匾額內容頒發給全國各地的孔廟，刻匾恭懸。
「萬世師表」語出《論語·為政》：「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從孔子到後世的仁人志士，薪火相傳，在守成與開新的艱苦歷程中塑造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與精神氣質，鑄就了中國人的強大心魂。
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其所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康熙帝決斷不再修築長城，「上諭」道：「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
就在這之前，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大清朝與沙俄簽定《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東段邊界。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爾丹公然發動戰爭，侵奪內外蒙古，直接威脅京師。康熙帝毅然決策征伐，很快就阻擋住了噶爾丹的大舉進攻。而後，康熙率諸王貝勒大臣至多倫諾爾（今內蒙多倫），約會內外蒙古來此「會盟」，實現了北部蒙古的空前統一，困擾大明王朝200多年的蒙古問題宣告解決。
康熙帝是明智的：真正的長城在民心之中，真正永固的是精神長城。
康熙帝之後的大清朝將面臨的是亘古未有之巨變，其所遭遇的巨大衝擊來自現代西方民族國家的帝國主義殖民侵略，大清的敵人將不再是長城以外的游牧騎兵，而是從海上侵入的西方列強。
當中華禮樂文明與西方工業文明相遇，它又會有怎樣的命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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