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歲的醫生查出癌症之後

奧丁彌米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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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原本帶著略微恐懼的心情來讀這本《每個人的戰爭：抵禦癌症的有效生活方式》，畢竟我們懼怕。讀完之後，我覺的這本書當是一種福音，每個人都應該聆聽一下。作者帶著癌症已過18年，

直到我們遇到死亡之前，生命看起來都是永無止境的，我們也想一直就這樣下去。我們似乎總有時間來找尋幸福。首先必須拿到我的學位，然後還清貸款，把孩子養大，然後退休……我們總是在為以後的幸福擔憂。當我們總是把對生命本質的追求推遲到明天時，也許會驀然發現生命正悄悄地從指尖溜走，而我們卻從沒有盡情享受過生活。

先來捋下《每個人的戰爭：抵禦癌症的有效生活方式》主線：

31歲醫生偶然檢查差癌症--前期短暫的茫然與無助--冷靜--尋找醫療文獻試圖找出解決方案--幫助同樣得了癌症的人走出困境--關注不同的醫療科學實驗--不同尋常的發現--該吃什麼不該吃什麼--切勿相信江湖騙子--遠離手機--抗癌食物--抗癌之心--兒子降臨--重新獲得生命的力量--抗癌身體密碼--已過18年！

故事開始的時候，我已遠離祖國在異鄉漂泊了10多年，並已在匹茲堡待了7年。我一邊繼續著在攻讀神經學博士學位時開始的研究，一邊做著精神病學方面的實習。我和朋友喬納森·科恩一道管理著一個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出資建立的腦功能成像實驗室。該實驗室的目的是探索人類思維和大腦之間的聯繫，從而了解人類思維的機制。但我絕對沒有想到這個研究將要向我揭示的東西——我自己的絕症。

那時的我正在盡情地享受生活——這種生活對現在的我來說已變得有點陌生。在攻克科學難關的道路上，成功是一定的，信心是十足的，我從沒有真正地對與病人的接觸和溝通產生興趣，而是忙於精神病學實習和實驗室研究，總是儘可能少地從事診療方面的工作。我取消了培養計劃所要求完成的輪崗任務，像大多數的住院醫生一樣，我對此沒有什麼熱情。它的工作負擔太重，更何況，那不是真正的精神病科學。輪崗任務要求我們花6個月時間在普通醫院看護那些因身體疾病而產生心理問題的病人——他們有的接受了冠狀動脈搭橋手術，有的做過肝臟移植手術，還有的身患癌症、紅斑狼瘡、多發性硬化症……對阻礙我繼續進行實驗室研究的輪崗工作，我毫無從事的慾望。而且，這些病人都不是我真正的興趣所在。我想要做的是研究大腦、撰寫論文、在學術研討會上演講，以及為科學的進步作貢獻。

一年前，我曾以志願者的身份隨無國界醫生組織到過伊拉克。我親眼見證了那裡的恐怖，並日復一日投入到竭力減輕眾生痛苦的工作當中。但是這次經歷並沒有真正讓我領悟到我該做什麼，一回到匹茲堡的醫院，這裡和伊拉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情況便又恢復如常了。畢竟，我還年輕，又野心勃勃。

但就在這時，一場痛苦的婚變從天而降，對我來說，工作是第一位的，這樣的生活觀念無疑是婚變的原因之一。其他的離婚理由還有我的妻子無法忍受為了我的職業生涯而繼續住在匹茲堡。她想回法國，或者至少搬到一個像紐約那樣的更為有趣的城市去。不過對我而言，匹茲堡意味著事業上升的快車道，而且我也不想離開實驗室和我的同事們。我們在法官面前了結了這段婚姻，隨後，我在自己那幢小房的卧室和書房中孤單地過了一年。

然後有一天，那天醫院格外冷清——時值聖誕節至元旦期間，一年中醫院最安靜的時候——我在自助餐廳看到了一位正在讀波德萊爾詩集的年輕女士。在午餐時間閱讀19世紀法國詩人的詩集，這在美國可是難得一見的情景。我在她的桌前坐了下來，她是俄羅斯人，名叫安娜，有著高高的顴骨和大大的黑眼睛，顯得沉穩而又機敏。有時候她會沉默不語，把我晾在一旁，我問她在幹什麼，她回答道：「我正在審查你說這話的誠意。」我笑了，我倒是很樂於接受她的審查。這成了我們戀愛的開始。愛情之花需要時間來澆灌，我不急於求成，她也一樣。

6個月後，我前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參與一個精神病藥物學實驗室的暑期工作。實驗室的主任即將退休，他希望我能接管實驗室。記得那時我曾對安娜說，如果我在舊金山遇到了意中人，那也就意味著我和她的關係結束了，如果她也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我也會表示理解。我想這些話一定令她很難過，但我只是想坦誠相待而已。

9月我回到了匹茲堡，安娜搬進了我的小屋。我感覺我們的關係更進了一層，這令我非常開心。我還不清楚這種關係究竟會怎樣發展，離婚的陰影尚未在我的內心深處散去，我依然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但我的生活正在慢慢好轉。10月，我們在印度度過了美妙的兩周，那時印度正值夏季，有人請我以自己無國界醫生的經歷為藍本寫一個電影劇本，我在那裡寫著劇本，安娜則寫著她的詩，我們共沐愛河。但是隨後，我的生活卻急轉直下。

我至今還記得那年10月匹茲堡的那個迷人夜晚，秋色染紅了街道兩旁的樹葉，我正騎著摩托車前往核磁共振檢測中心，喬納森、道格和我將會在那裡與一些學生碰面，這些學生是我們某個實驗階段的「受試者」。我們會花點小錢，讓受試者鑽進掃描儀，並讓他們完成預先設計好的腦力測驗。他們對我們的研究很感興趣，並且想在實驗結束時得到自己大腦的數字圖像，然後沖回家，把圖像上傳到網路上去。第一個學生8點鐘過來了，按照計劃，第二個學生的實驗時間是9點到10點，但是他沒來。喬納森和道格問我是否願意上掃描儀。自然，我同意了，因為在我們這三人當中，我是最不「技術」的一個，我躺進掃描儀的窄筒里，胳膊緊貼著身子，像躺在棺材裡一樣。很多人都受不了掃描儀那令人憋屈的空間：有10%到15%的病人患有幽閉空間恐懼症，無法進行核磁共振掃描檢查。

就這樣我進了掃描儀。我們像往常一樣開始，掃描出了一系列的腦部圖像，目的是確認受試者的大腦組織。人腦和人臉一樣，每人各不相同。在採取其他步驟之前，我們必須先記錄一組大腦休息時的圖像（稱為解剖圖像）。隨後再用它與受試者進行腦力活動時得到的大腦圖像（稱為功能圖像）進行比較。整個過程，掃描儀會發出很響的叮噹聲，像是某種金屬物件在反覆地撞擊地板。這其實是掃描儀內的電磁鐵快速開關的動作所發出的聲音，電磁鐵快速開關是為了誘發大腦內部磁場的變化。根據掃描的是解剖圖像還是功能圖像，叮噹聲的節奏會有所區別。從我聽到的聲音判斷，喬納森和道格正在對我的大腦進行解剖圖像掃描。

10分鐘後，解剖圖像掃描完成了。在我眼睛的正上方有一個小屏幕，我等著從那裡看到之前設計的用來激發腦前額葉皮層（這正是實驗的研究對象）活動的腦力測驗題。這個測驗的內容是：屏幕上會快速不斷地出現一組組按順序排列的字母，每當你看到有一組字母與之前出現的完全相同時，就按一下電鈕（腦前額葉皮層的活動正是用來對屏幕上消失的字母組進行短時記憶的，時間也就幾秒鐘，這樣大腦就能將其與後來出現的字母組進行比較）。我一直在等著喬納森給我發送腦力測驗題，同時也等著聽到掃描儀記錄大腦功能性活動時所發出的特殊脈衝聲。但是掃描遲遲沒有開始，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喬納森和道格就在屏蔽玻璃後的控制室里，我們只能通過對講機交流。這時，我的耳機里傳來了說話聲：「大衛，我們遇到了點問題，圖像上有個怪東西，我們必須再做一次掃描。」好吧，我可以等。

我們又做了10分鐘的解剖圖像掃描，接下來就該開始腦力測驗了。這時耳機里又傳來了喬納森的聲音：「聽著，情況不大對勁，我們要進來了。」他們走進掃描室，把我從掃描筒里拉了出來。我一出來便發現兩人的神情有異，喬納森一手扶著我的胳膊，說道：「實驗不能進行下去了，你大腦里有東西。」於是，我讓他們給我看看剛才掃描兩次記錄下來的腦部圖像。

我不是放射科醫生，但是我看過很多大腦圖像，這是我的日常工作。在我腦前額葉皮層的右部區域，有一個核桃大小的球狀物體。在這個位置的腫瘤，既不是那種有時人們認為可用手術去除的良性腦腫瘤，也不是最惡性的腦腫瘤，比如腦膜瘤或腦下垂體的腺瘤。這也有可能是由某種疾病如艾滋病引起的囊腫或傳染性膿瘡。但是，我的身體非常健康，積极參加體育鍛煉，我甚至還是壁球隊的隊長，因此，這不可能是什麼囊腫或膿瘡。

不可否認我們剛發現的這個問題十分嚴重，晚期的腦部腫瘤要是不進行治療的話，6周內就會要人命，即使採取治療，患者也只能撐個一年半載。我不知道自己的腫瘤到了哪個階段，但是我很清楚以上的數據。我們三人愣了半晌，都不知該說什麼，喬納森把圖片送到了放射科以便專家明天診斷，隨後我們便互相道別。

我騎上摩托回到城市另一頭的小屋時，已是晚上11點，皓月當空，萬里無雲。卧室里，安娜睡得正香，我卻躺在床上，睜眼望著天花板。想到我的生命也許會就這樣結束，這還真是奇怪，簡直不可思議。這些年在科學探索的漫漫長路上，我一直苦心孤詣，蓄勢待發，本應有所成就，並且剛剛開始覺得自己做出了一點貢獻，現在卻好似落進了無底深淵。在求學和工作的過程中，我犧牲了很多，為未來打拚，突然間卻發現，我可能再也沒有未來了。

更糟糕的是，我還是孤身一人。我的兄弟曾在匹茲堡學習過一段時間，但是畢業之後就搬走了。我的妻子也離我而去。我與安娜的感情才開始不久，她也一定會離開我，誰會願意與一個只能活31歲的人做終身伴侶呢？我感覺自己就像是一葉孤舟，原本在順河漂流，突然間卻被一個大浪托至岸邊，掉進了一潭死水，再也到不了大海。造化弄人，我被困在一個了無牽掛的城市裡，在匹茲堡獨自一人，即將離開人世。

我並不想睡去，而是躺在床上胡思亂想，眼睛盯著印度小捲煙燃起的絲絲煙霧，這時，不同尋常的事發生了，我突然聽到腦海里冒出一個聲音，一個溫和清晰，自信果敢，連我自己都不認識的確鑿無疑的聲音。這不是我，但這的確是我的聲音。當我反覆念叨「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這不可能」的時候，這個聲音說道：「大衛，你知道嗎？這完全可能，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既令人驚訝又令人費解的是，這個回答令我不再軟弱無力。是的，這當然是可能的，這只是人類經歷的一部分。在我之前，很多人都經歷過，我並沒有什麼特別，做一個簡單、完整的人沒什麼不好。就這樣，我的心智完全靠自己找到了某種解脫。後來，每當我再度陷入恐懼的時候，我都得試著去安撫情緒。但是這一晚，我睡著了，第二天我還能工作，而且採取了必要的行動來面對疾病，面對我將來的生活。

與喬納森和道格一起進行了幾天的掃描之後，我弟弟愛德華出差路過匹茲堡。除了安娜，我還沒有向別人透露過這個消息。我艱難地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愛德華，像有魚刺哽在喉嚨里一般。我怕給他帶來痛苦，還莫名其妙地怕給自己帶來霉運。他深邃的藍眼睛裡閃著淚花，但並沒有恐慌，只是簡單地抱著我，我們相擁而泣，過了一會兒，我們開始討論治療方式、統計資料，以及所有從今往後我可能要面對的事情。接著和往常一樣，他逗我笑了起來，說我18歲時就想剪個像現在這樣的光頭朋克髮型，但是一直沒敢去，現在終於實現了。至少和他在一起時，我還活著。

第二天，安娜、愛德華和我在醫院附近一起吃了午飯。離開飯店時我們的情緒都很亢奮，我們說起以前的事，都笑得直不起腰來。就在這時，道格穿過街道朝我們走過來，他看起來一臉陰鬱，大惑不解，眼神中甚至流露出了一絲不滿，像是在說：「你們剛剛才得知這麼糟糕的消息，怎麼就可以笑得如此燦爛？」

我有些沮喪，大多數人都會認為當你身患重病時不該縱情大笑。從今往後，直到我生命的盡頭，我都要帶著將死之人的標籤活在世上。

篇幅有限，更多敬請閱讀原書：

《每個人的戰爭》

兩年前《每個人的戰爭》一書得以出版，這翻開了我人生旅程的新篇章。在將自己的病情隱瞞了14年之後，我終於能把自己所學到的東西告訴世界各地那些因為身患癌症而恐懼消沉、灰心絕望的人。我終於能與醫生、科學家、政治家、活動家討論我的這些觀點，並且拿他們的經歷與我的觀察直接對比。我還見到了許多因採納書中的建議而控制了癌細胞擴散的患者。本書已經在近50個國家以35種語言出版，總發行量超過100萬冊，這令我對自己提出的人類能通過大力增強身體的自然防禦力來對抗癌症的觀點更加確信無疑。我也堅信，這種方法應當成為每個人抵禦或治療癌症的方法之一。過去兩年來，關於人類怎樣在體內建立一個抗癌生理機制來增強體魄和改善「體勢」，科學研究又給出了許多新證據、新解釋和新觀點，同時，這些研究也證實人的情緒可能會影響癌細胞的擴散，因此，注意自己的情緒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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