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 許倬云：東漢與西羅馬帝國為何崩解？

天下 05-28

原標題：歷史 | 許倬云：東漢與西羅馬帝國為何崩解？

東漢是一個朝代，自有其明白的起訖年份。然而，東漢上承秦代與西漢的典章制度，作為一個政治體，其上限不能不溯及公元前第三世紀。東漢帝祚之終在獻帝之世，但是董卓進洛陽，天下開始紛擾，東漢代表的秩序已經解體，則東漢之崩解實際上應在公元189 年。

羅馬帝國，上承由羅馬城邦建立的羅馬共和國。公元前264 年，羅馬統一義大利半島；公元前165 年，羅馬滅馬其頓，確立地中海霸權，執希臘文化圈的牛耳。公元前30 年，屋大維掌握政權，公元前27 年，屋大維稱奧古斯都，共和國改為帝國體制。公元第三世紀（公元193—284 年），羅馬帝國經歷幾乎長達一世紀的混亂，沿邊烽煙四起，軍人擁立皇帝，皇位更迭頻繁，更有一年之內數易帝主（如在公元238 年、253 年等），內戰不絕，政治敗壞，百姓愁苦。至Diocletian（284—305 年）及Constantine（306—337 年）才恢復治安。公元364 年，羅馬分東西兩都。從此，地中海世界分裂為二。西羅馬的正統至公元476 年終止，東羅馬則又延續了千年之久。在公元第五世紀，西羅馬北邊與西邊的日耳曼部族紛紛入侵，割裂疆土，建立政權，歐洲終於出現了多國體制。以上西羅馬變化，在時間上與東漢以至三國魏晉平行。東漢末年的擾攘，三國分立，以致五胡紛紛進入中原，中國長期分裂。兩個古代世界崩解的情勢也相類似。

西羅馬衰亡是歐洲史上一大課題。從吉朋（Edward Gibbon）以來，論著不斷。吉朋的經典著作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對於羅馬帝國的覆亡，提出全面的討論：內亂外患，天災人禍，都在不同的時期，擾亂了也削弱了羅馬的國力。他在第三十章中，綜述了覆亡的幾項原因。他特別注意到基督教及其對羅馬精神的影響。教會與國家兩個分立體系也使羅馬社會難以整合。在其他方面，吉朋以為羅馬低估了邊疆外族的威脅，指出羅馬疆域內各地區利益與傳統的多元性，也觀察到文明腐蝕了羅馬人的精神與生活方式。

1886年雕刻版畫《西羅馬帝國皇帝霍諾里烏斯的最愛》

另一位羅馬史的專家Michael I. Rostovtzeff 則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考察羅馬衰亡的原因。他指出羅馬社會的分化，一方面羅馬世家大族與一般百姓之間的隔絕；另一方面由於羅馬世界的都市文化，有城鄉之間的對立。終於，以城市文化為基礎的羅馬，被底層文化拉垮了。Frank William Walbank 也從社會結構分析羅馬的覆亡，卻採取生產力的理論，以為羅馬低效率的奴隸生產制是羅馬崩解的原因。Ramsey McMullen 將羅馬覆亡歸咎於戰爭的負擔及軍人勢力的膨脹。A.H. M. Jones 認為羅馬早期擴張及後期的外患，導致羅馬財政困難，及外重內輕的失衡，因此，外族的壓力是羅馬覆亡的重要原因。也有以為自然災害及生態變化，導致羅馬帝國農業衰退，人口減少。

回到吉朋的著作，他在不同的章節，提出不同的原因，以說明羅馬帝國的崩解。用中國歷史學家處理朝代覆亡的說法，末世的現象，必是天災荐臻，政治敗壞，內憂外患，人謀不臧，百姓愁苦……一大串的「併發症」，遂致天命改易。

東漢地方與中央之間，也是漸行漸遠。地方大族逐漸根深柢固，形成新貴族，包辦了察舉，也把持了地方，東漢州郡掾屬是當地實質統治階層，所謂「汝南太守范孟傅，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地方逐漸發展主體性，東漢州郡，每有地方的史籍，如《陳留風俗傳》、《汝南先賢傳》、《益都耆舊傳》、《襄陽耆舊記》、《青州先賢傳》……諸書多已不存，但仍見於《三國志》裴松之注及其他史籍的引用。這種心態，正反映了漢代次級系統尋求自主意識。

東漢人口，極盛時也有四千餘萬，不下於西漢人眾，但人口分布頗不相同。東漢末季，中原州郡人口減少，東南與南方大幅增長，內外的比重，非復舊時。西漢的州部，只是督察單位，刺史權位，不如郡守。但東漢州權大增，刺史統轄屬郡，位同方伯。東漢分裂的形勢已成。黃巾一起，皇室威信已經蕩然，是以皇甫嵩立了大功，閻安即勸他「推亡漢於已倒」，代漢自立。漢祚之移，在於人心已散，不必等待董卓曹操了。及至大亂已成，名豪大俠，州郡守將，風起雲聚，四處舉兵，漢代的複雜體系，在主軸解紐之後，中國分裂為五六個競爭單位，歸結為三國分立……這種發展，正是不穩定系統崩解為若干次級系統的實例。

西羅馬的崩解，也可作如是觀。羅馬由義大利半島上一個城邦起家，東征西討，逐步兼并了半島上的各邦，然後統一地中海沿岸，又北收高盧，東並兩河及尼羅河流域。羅馬軍團兵鋒所及，無不臣服。在這一大帝國內，羅馬並未建立西漢那樣的郡縣制度。羅馬的統治權，建立在戍守各地的武裝力量，及收奪各地資源的殖民政策與貿易活動。這一帝國，也有空間的中心與邊陲，也有層級的羅馬與屬地。但是，羅馬的複雜體系，可稱為「擴散型」的結構，與漢代的「凝聚型」極為不同。

擴散型的結構，離中心越遠，中央控制越弱，羅馬在各處的控制，都以城市為據點。在義大利半島上，城市之間有密切的來往。地中海各地，如北非及北岸，則城市與城外，族屬與文化均不同，頗像中國周代的封建，有國野的截然劃分。地中海東部以及海東地區，原是希臘文化的世界，各屬地有其各自歷史傳統，羅馬人的戍軍及殖民者所建莊園之外，全是土著居民。這些地方，羅馬的控制，均須假手當地的勢力。舉例言之，猶太人也是羅馬百姓，但是猶太人治耶穌死罪，羅馬的總督置身事外，讓猶太人以猶太法律處置。這種次級系統，其原有的獨立性，遠較漢代州郡的自主性為強。於是，一旦羅馬失去控制能力，這些次級系統自然紛紛脫幅，羅馬的複雜體系也就崩解了。

羅馬的統治結構，原由城邦制度演變而來。奧古斯都改共和國為帝制，權力集中於皇帝。但是統治階層的參議院議員，其家族都是富貴顯赫的上層。舊日羅馬擔任騎士的士族，服公職及兵役，但是不易有晉入上層的機會。這一統治階層的內部分歧，其彼此隔絕，也迥異於漢代察舉製作為上下溝通的情形。羅馬各地城市，有市民階層，城外則是農莊主人與辛苦勞作的農民。這三者之間，也缺少了社會流動的機制。於是羅馬上下之間，本少交流，其結構是相當鬆散的。

羅馬以殖民與戍軍維持這一複雜體系於不墜，又以貿易將羅馬生產的酒與橄欖油，換取各處資源。羅馬不斷擴張，壯者從軍，內地生產只能由奴隸擔任。羅馬越是開疆闢土，其本土人口與總人口的比數越小；戍守在外的軍團越多，留在本土的人口越少。這一擴散型的體系，終於外強中乾，枝強幹弱，一旦本土小有變動，各地必定尋求自主。羅馬建立東都，原為有效的控制東土。然而，東都皇帝的利益在東方，漸漸不再支持西都的本土。於是，東羅馬漸成為希臘化的另一勢力，不但不是羅馬犄角支援，反而割裂帝國據地自雄。東羅馬在西羅馬覆亡之後，又延祚將及千年，其實已是另一政治體系。

從東漢與羅馬帝國的崩解的比較，可知各種天災、人禍、內憂、外患，都是崩解過程中的因與緣。兩者崩解的原因，都在其結構方面，是不夠穩定的次級系統，勉強系附於主系統，一旦內部各成分彼此不能協調，即是失去運作功能。主系統失去控制能力，複雜體系也就崩解為若干獨立的次級系統。漢代中國有一個相當整合的市場網路，將全國農業與製造業經濟有機的聯繫於整體的流動轉輸。這一經濟體系，也可以分裂為若干獨立的次級系統。然而，中國是一整片土地，南北東西，互通有無，則彼此互利。各個獨立系統，若沒有外來力量的干預，終於還會整合為一個籠罩全國的龐大體系。這一現象，加上儒家文化的滲透各地，中國的龐大複雜體系，雖經過中古的崩解，還是越來越凝聚，成為穩定的結構。

相對於漢代的情形，羅馬的世界，也有互通有無的經濟網路。製造業大多在城市之內。城鄉之間少有共同的利益。羅馬各行省與各屬國，都有其自己四周的經濟圈，不必依賴於羅馬帝國的交易網。加上在基督教成為正統後，羅馬文化不再是廣大地區的主流。基督教文化能夠整合地中海世界，甚至能擴散到歐洲及中東地區。但是基督教會與帝國政權，分多合少。是以羅馬崩解後，地中海世界有天主教與東正教兩個是可以取代帝國的教會秩序，卻不是羅馬帝國政治體系的延續。

兩個帝國崩解的表面現象相似，兩者結構又不相同。似乎崩解之原因，均在結構本身核心部分有了分裂，遂不足以維繫不十分穩定的次級系統。但是凝聚型的結構，終於有複合的能力，擴散型的結構則一旦分散，即不再整合。

文章來源：《歷史分光鏡》（中華書局2015年版）

許倬雲，江蘇無錫人，1930年7月出生，1962年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等職，1970年赴美，任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教授。1986年當選美國人文學社榮譽會士。1980年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心路歷程》、《西周史》、《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挑戰與更新》、《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歷史分光鏡》、《漢代農業》、《轉變中的古代中國》等。

阮煒：羅馬緣何能發展成帝國？與其自然和地理優勢分不開

羅馬帝國的衰亡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幾乎每年都有新書問世，相關論文更是多得難以計數。這並不奇怪，畢竟，羅馬帝國給現代西方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法律、宗教、政治和文化遺產，更對世界文明的進程產生了深刻影響。可是，為什麼不可以在痴迷於羅馬帝國衰亡的同時，探討一下它何以能夠崛起？

大約在西元前9-8世紀，義大利半島中部偏西處興起了一個叫「羅馬」的蕞爾小國。它逐步發展壯大，用軍事行動和政治手腕逐漸降服了整個義大利，進而征服了希臘半島的馬其頓王國和西亞的塞琉古王國，最後更吞併了埃及、北非沿岸、現西班牙、法國以及不列顛大部、萊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下游地區，形成一個疆域空前的大帝國。在古代世界，羅馬帝國疆域之廣大，只有遠在東亞的秦漢帝國可比。

事實上，從西元前2世紀至西曆5世紀，羅馬人一直是西亞地中海世界的歷史主角。羅馬帝國的國祚也不算短，如果以前201年第二次布匿戰爭結束為起點，西羅馬帝國存在了近七百年；如果把拜占庭視為羅馬在東方的延續，則帝國的生存時間更長達一千六百年。與希臘半島興起的斯巴達人、雅典人和馬其頓人的帝國相比，羅馬人的成績好得多，是唯一一個把整個地中海世界統一起來並長期維的古代民族。這種政治成就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羅馬人很早就整合了其近鄰諸拉丁部落這一優勢上。問題是，羅馬人最初為何能如此成功地整合周邊民族？根本原因還得到地理格局和自然環境去找。

從氣候和土壤條件來看，雖然義大利半島四分之三的地方是丘陵，但山腳下通常是較為平坦的土地，且氣候一年四季都相對溫濕，十分有利於農業生產。羅馬的發祥地更是台伯河下游的拉丁姆平原，這裡土壤相當肥沃，很早就有人類在這裡定期或不定期居住，形成了較大的聚落。不僅如此，羅馬北邊不遠處還有南歐最大的平原波河平原。該平原面積達到4.5萬平方公里，為義大利總面積的六分之一。自羅馬往南，則有富饒的坎帕尼亞平原，雖小于波河平原，面積也相當可觀。在古代條件下，這些平原上都能開展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故而羅馬興起後很快成為其擴張對象。一旦這些地區成為羅馬政治體的一部分，其所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資源又必然大大超過羅馬本身。

這種優越的自然條件與希臘半島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那裡，數百上千個城邦或部落分布在一個廣大的區域，雖然發展了文化上的一致性，卻因散裂的地理格局，很難進行真正的政治整合。事實上，希臘半島的可耕地多為狹小貧瘠的小塊谷地。這裡不僅土地狹小，氣候也是典型的地中海式氣候，夏季乾燥少雨，暴熱天氣連連，而在植物休眠的冬季，卻又多雨甚至暴雨。這裡不僅總體降雨量很小，降雨分布也很不均勻，要麼接連數月甚至一年無雨或幾乎無雨，要麼暴雨成災。甚至在不同年份和地區，降雨量也有極大差別。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區降雨量可達400毫米（試比較：古代黃河中下游地區降雨量約在800-1100之間；現北京、倫敦降雨量在550-600之間），而有「糧倉」美譽的貼撒利平原，年均降雨量竟可低至55毫米。另一個「糧倉」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阿卡地亞地區情況類似。

羅馬的幸運不僅僅在於氣候溫濕，土地肥腴，其地理位置對於義大利的整合來說也極有利。羅馬原本就是富饒的拉丁姆平原的一部分，羅馬人與周邊拉丁部族又是近親，所以羅馬乍興之時，很容易與其結成緊密的政治共同體。事實上，羅馬人很早就與周邊的拉丁部族就結成了政治同盟關係。正是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義大利的政治一體化，而政治一體化所採取的最符合邏輯的形式，便是以拉丁人為核心，與其他部族形成政治軍事同盟關係。

早期羅馬地理位置之所以優越，也在於其所發祥的台伯河下游渡口地帶與地中海的直線距離既非太近，也非太遠，大約26公里；沿河航行則大約33公里。在歷史早期，這樣的距離可以說恰到好處 -- 遠則足以抵禦海盜侵襲，近則因距海僅30來公里，出海航行也相當便利。此外，台伯河本身也很值得注意。它雖短於波河，卻是義大利半島最長的河流，由北而南橫貫半島中部很大一片區域，十分有利於初興的羅馬向外發展。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羅馬還是義大利半島的交通樞紐。有論者說：「在貫通義大利為數不多的道路中，最方便的一條道路經過羅馬。這條道路穿越西部人口稠密區，成為義大利的主要交通幹線。像倫敦和巴黎一樣，羅馬所處位置不僅保證橫渡暢通無阻，而且能控制沿河的航行……沿台伯河的谷地向內地上行，一些易於通行的山口使同一條道路不斷延伸到（義大利）中部地區」。羅馬人要控制這些交通要道，再擴張到整個義大利，都十分方便。

但以上講的只是對義大利這個有限區域進行整合的有利條件。同樣重要的是，義大利本身處於對整個地中海世界進行整合的優越位置。有論者說：「這個地區沒有成為東西地中海水域之間的障礙，恰恰相反，它在兩者之間提供了一條聯繫的紐帶，東西水域的航船均在那裡出入。」狹長的義大利不僅自北向南突伸到地中海中，也剛好位於長形的地中海世界中間位置，既不偏東也不偏西。相比之下，同屬地中海世界的希臘半島過於局促於東北角，埃及被限制在東南角，西班牙太過偏西，而迦太基則隅於北非沙漠的邊緣。

不僅如此，義大利的長統靴形狀也為那裡的人們提供了一條僅次於希臘的歐洲最長海岸線。這裡每59平方英里土地就有1英里長的海岸線，而在西班牙，145平方英里才有1英里長的海岸線。這意味著，義大利的居民不僅是典型的農人，也能是追風逐浪至整個地中海世界的航海者。早在西元前3世紀下半葉，在跟善於航海的迦太基人角逐中，先前主要活動於陸上的羅馬人短時間內就發展起了強大的海軍，與迦太基海軍在西西里、科西嘉、北非打了多次大型海戰。及至奧古斯都時代，羅馬更建立了常備海軍，以保證航運安全和帝國各地之間暢通無阻。此時的地中海實已成為羅馬帝國的內湖。

總而言之，對於地中海世界的政治、文化整合而言，羅馬本身及其所在義大利半島都是氣候濕潤、土壤肥沃、位置適中的一個天然核心區。正是因了這些自然和地理優勢，羅馬國家才得以逐步降服義大利，後來更征服了地中海世界東部，甚至從托勒密王朝的希臘人手中奪得埃及，自此羅馬憑藉暢通的海道和龐大的船隊，又多出一個龐大的人力物力基地。

凡此種種，庶幾能夠解釋為何之前已經表現不菲的埃及人、腓尼基人、雅典人、斯巴達人和馬其頓人未能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地中海世界大帝國，羅馬人卻做到了。

文章來源：中國社科網

阮煒，1955年出生於四川省巴中市，1978年8月畢業於四川師範大學外語系英語專業。1983年10月獲曼徹斯特大學語言學系碩士學位；1986年10月獲愛丁堡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現為深圳大學教授，文學院和外國語學院外國語言文化研究所所長。兼任全國英國文學學會理事，廣東省外國文學學會理事。1980年代後期以來出版專著六部、學術譯著三部，學術譯文多篇，在多家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八十來篇。

【金陵讀書2018.5.30】東西帝國之別——《羅馬與中國》的世界

時間: 05月30日周三 18:30-21:00

地點: 南京白下區悠仙美地(新世紀店)7號包間

費用: 30元(包間餐飲費)

類型: 講座-沙龍

主辦方: 金陵讀書

活動詳情

《羅馬與中國》是一本關於早期中國與古羅馬帝國比較研究的論集，收錄了七位不同作者撰寫的專論，其中的五篇為提交給斯坦福大學2005年名為「帝國研究：比較視野下的古代中國與地中海文明史」國際會議的論文。各論內容涉及政治、法律、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等多個向度，提供了重新觀察、審視和反思中西方中古歷史的新視角與新方法。

金陵讀書的本次沙龍就將以這本《羅馬與中國》為中心，詳細討論古羅馬帝國與漢帝國這東西方兩大帝國的對比分析，這也是金陵讀書今年海外中國研究系列專場的第四場沙龍，歡迎各位新老書友參加。

主編簡介：【奧】沃爾特·施德爾（Walter Scheidel），1966年生，奧地利歷史學家，維也納大學古代史博士。曾任教於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等。2008年至今任美國斯坦福大學人文學教授兼古典與歷史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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