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飛：存在與性命——中西哲學的基本問題

學者簡介

吳飛，男，漢族，1973年出生於河北肅寧。1999年獲北京大學哲學碩士、2005年獲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後，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 。

存在與性命

——中西哲學的基本問題

報告/吳飛教授

摘要

2018年5月20日上午，北京大學哲學系吳飛教授在中山大學哲學系103報告廳做了一場名為「存在與性命——中西哲學的基本問題」的講座。該講座屬於中山大學哲學系「謙之論壇」第四期。講座由中山大學哲學系朱剛教授主持，方向紅教授點評。

吳飛教授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人倫的「解體」》中對中西哲學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他認為西方哲學的主要特點是「形質論」，而中國思想的主要特徵是「文質論」。但是經過一兩年的思考之後，他對這個問題有了新的理解。2017年，吳飛教授和丁耘教授有過一場爭論：他們對中西哲學的核心問題的理解是一致的，即西方是一個創造論的哲理體系，而中國是一個生生的哲理體系，只是在具體內容的理解上有所不同。吳飛教授認為他現在大體上還堅持在這次討論中的主要結論，但通過丁耘老師的批評和往複的交流之後，他認為「生生」和「創造」也並不是中西之間最根本的概念。他現在認為，最根本的概念應該是「存在」和「性命」：西方哲學是圍繞「存在」展開的，而中國思想是圍繞「性命」展開的。創造所造的是存在；生生所生的是性命。

吳飛老師首先提出：哲學的第一問題是什麼？問題的引入從《哈姆雷特》的這句話開始：「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這句話就是在回答我們，人生在世的第一問題是什麼，哲學思考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哈姆雷特告訴我們，這個問題就是「to be or not to be」。但是主要的莎劇中譯者在翻譯哈姆雷特的這句話的時候都會考慮到譯文的文學性和可讀性，基本上不會把它譯成「存在還是不存在」——因為這句中文幾乎無意義——而是譯成「活下去還是不活」。吳飛老師認為，這句話其實就是四個字：性命攸關。什麼是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性命。

中西哲學其實都關心生命問題，但在巴門尼德發現「存在」後，西方哲學就往往參照永恆不變的存在來談性命。回到大家熟知的「蘇格拉底的次航」，《斐多》篇中的問題和哈姆雷特的問題非常像：蘇格拉底和他的弟子關心的實際上就是活下去的問題、生命的問題。死後是否還有生命？靈魂是否永恆不朽？在討論的過程中，是否能活下去的問題演變成了靈魂是否永恆存在的問題。當蘇格拉底開啟他的次航的時候，他對之前的「自然哲學家」的探索並不滿意，他最關心的其實是「生命」或「生活」或「好」的問題。對「生活得好」的問題的關心實際上導致了對存在問題的進一步追問。但是在古希臘，存在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根本的、最高的、唯一的哲學概念。在奧古斯丁之後，上帝被理解為絕對存在，創造出精神被造物（天使和人）與物質被造物，於是形成了「上帝——精神存在物——物質存在物」這樣的三元存在結構。以後的西方存在論結構都來自於此，只是中世紀哲學從上帝出發推出另外二者，現代主體哲學從自我（精神存在物）出發推出另二者，而現代的自然科學則從物質存在物出發推出另外二者。出發點不同，但結構沒有變化。

吳飛教授說他自己並不懂現象學，是吳增定、丁耘、朱剛、方向紅等朋友使他意識到，海德格爾和列維納斯等現象學家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傳統的存在論，使之更關心性命問題，但畢竟仍然在存在論的框架中討論問題。海德格爾所說的此在其實就是生命，列維納斯的倫理學對存在概念有進一步的突破，但存在仍然是他們的核心概念。

就現代西方哲學總體狀況來看，一方面，現代西方的主體哲學使自我無法從根本上認識其他存在物，也無法打破與他人（其他精神存在物）之間的壁壘。另一方面，自然科學又可以完全不顧哲學家的思考，以物質存在來思考宇宙和人生問題。但吳飛教授認為，自然科學其實是在使用上帝視角，也就是仍然停留在存在論的架構當中。這種狀況就造成了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割裂，導致技術的虛妄，使人類的生活方式失去生命的自然。

隨後，吳飛老師嘗試以性命為第一問題來重構哲學的思考。性命大致包含三重含義：生命，生物性的、物理性的生命；命運，生命展開的軌跡；人性，引申的關於善惡的人性。「性命」的基本含義可見之於《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的這段話：「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天地給人生命就是命，而「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包括了人性善惡的確認和對命運的展開和把握。性命和存在最大的區別在於，性命是在運動中，但不是「becoming」，因為沒有「being」就沒有「becoming」，性命是生生不息的運動。

性命不是可以贈與、轉讓的「存在」或「存在物」，它不能被還原為無生命的存在物，性命是我的一切。在我認識自我之前，在「我思」之前，已經有了性命。我的一切行為、認識、言語等等，都以性命為前提，都是性命的展開。我與外物的關係，是我的性命與其他性命的關係，萬事萬物都是性命。

我與其他性命的關係，首先不是認識論的關係，而首先是生生的關係。父母與我，是最直接的生生關係。我對父母的確認，是對生生與生命的反思性確認，是對生命的來源的確認，尊重父母因此也是對自己生命尊嚴的確認。我對兄弟的確認，是對生生的進一步確認。對祖父、叔伯父、堂兄弟等等，都是對生生關係更複雜的網路的確認。我對陌生人的確認，是對同類性命的確認，因為他也有他的父母，因為他背後也有同樣複雜的性命網路。所以，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物也在性命論架構中。《說文》：「物，牛，大物也。」物，首先是活物。那麼，怎麼看待無生命的事物呢？水火木金土也在相生相剋的變動當中，都有物性，性來自於生，所以也可以稱為生。因而我們可以說，萬物與我共生，我處在一個充滿生機的世界。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活潑潑的。這不單純是文學或美學的描述，而是說整個世界都是充滿生命的。

中國的天、地、人三才，區別於存在論中的上帝-精神存在物-物質存在物的宇宙觀。這是一個充滿生命的世界，四時五方，就是根據生命之節律形成的時空觀。

在吳飛教授講座之後，方向紅教授對吳飛教授的報告做了評論。方向紅教授認為，無論是研究中國哲學還是西方哲學，最終是為了把哲學做得更好。通過中西比較研究，能夠發現中西思想中的核心問題以及結構性的差異，從而能夠更有針對性地進行中國哲學、外國哲學的研究。存在論確有一個難題，即自我難以走向他者，我總是作為「大寫的」、「我們的」我。儘管西方哲學家提出了諸種解釋方案，但是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反觀在中國哲學的「性命論」中，如吳飛教授所說，這個問題則可以得到完美的解決：在中國哲學中，天地人三才相通，性命本來就與他人相關。西方存在論由於過早地引入了機械力學，作為有機整體的自然界就變得僵化了。而中國的生生流轉思想則講求相剋相生、相互貫通，自然就仍然葆有其活潑生機。西方哲學的思考也影響到了西方醫學、法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等，流弊至今存在。方向紅教授認為，西方哲學的特點是對存在論研究得比較深入，在《形而上學》中，亞里士多德就已經確立了「作為存在的存在」、「實體」、「神」等等研究主題。而中國哲學則對陰陽五行變化的描述非常到位，包括萬物流轉、周而復始等等，但是對陰陽五行變化的所以然、陰陽五行變化的根據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探索。

接下來吳飛教授與現場師生進行了互動。最後朱剛教授對本場講座做了總結。朱剛教授認為，中西哲學比較雖然可能會引起誤解，難度也大，但對於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者來說，這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任務，而是我們無法擺脫的命運：我們恰恰身處中西思想交流碰撞的時代境遇之中。一方面，對於中國哲學來說，翻開任意一本《中國哲學史》教材，裡面無不充滿從外國哲學舶來的名詞、範疇與框架，與其我們「日用而不知」，不如主動去清理、反思這些框架、範疇和概念是否可以用來描述中國哲學。另一方面，對於我們做西方哲學的學者來說，也必須要關注中國哲學的歷史和發展，這首先不是為了做中西哲學比較研究，而是因為我們做的西學就是當代中國哲學的一部分。比如說我們現在在當代中國語境中進行的現象學研究，在未來的中國哲學史上，也會像佛學一樣成為中國哲學的一個形態、一個部分，在這個意義上，不關注中國哲學自身的傳統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問題不是在於要不要進行比較研究，而是在於如何進行比較研究。這是當代中國哲學研究者無可逃避的使命。吳飛教授的這場講座以及他近來的一系列研究，正是對這一使命的自覺承擔。

本文內容均來自網路，感謝每一位作者的辛苦付出與創作，此號均在文章開頭備註了原標題、作者和來源。版權歸屬原作者。如涉及版權等問題，可在本公號後台留言，我們將在第一時間處理，非常感謝！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