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何對歷史如此「健忘」 竟然宣稱自己才是受害者

原標題：日本為何對歷史如此「健忘」 竟然宣稱自己才是受害者

本文作者范國平，季我努學社社長、軍官團成員，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從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投降，日本軍隊製造了許多超越人類文明容忍程度的戰爭暴行：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新加坡大屠殺、巴丹死亡行軍、緬泰死亡鐵路、馬尼拉大屠殺、「地獄航船」、慰安婦、細菌戰……受害者一直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日本法院一次又一次地否決了他們的正義要求。但受害者和倖存者的呼聲此起彼伏，開始可能很微小，但是最後一定會發出獅子般的怒吼。道歉賠償是和解的基石，也是日本政府的責任。

日本的戰爭暴行違反國際法

著名歷史學家、劍橋大學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教授指出：「九一八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不應該割裂開來研究，而是應該將其看作是同一場延續性的戰爭。」日本挑起的這場戰爭，讓9000萬人口遭到嚴重傷害，2400萬人喪生，其中有2000萬為平民。（Werner Gruhl，The Great Asian-pacific Crescent of Pain :Japan』s War from Manchuria to Hiroshima,1941 to 1945）

日軍踐踏了國際戰爭法的人道主義原則。1907年日本政府簽署了《第四次海牙公約》，並在國內獲得批准。1929年日本政府簽署了《日內瓦公約》，在國內未獲批准。但世界知名法學家、魯爾大學的科納特·愛普生（Knut Ipsen）教授認為，條約是政府之間的協議，簽字即產生法律效力，日本應該遵守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Knut Ipsen，A Review of the Main Legal Aspects）退一步講，《第四次海牙公約》包含著幾乎等同於1929年《日內瓦公約》的條文，從這個角度講，日本也應該人道的對待戰俘和佔領區的平民。

事實上，日本也違反了他們的戰爭習慣法——武士道。武士道宣稱同情弱者，包括受傷的敵人，並且允許光榮地投降。新渡戶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中寫道：「對於弱者、劣者、敗者的仁，被讚賞為特別適合於武士的德行。」他還特別提到了「武士之情」——「最剛毅的人是最溫柔的人，仁愛的人是勇敢的人」。

可是日軍視國際法為無物，它在作戰和佔領過程中不加區別戰鬥人員與平民，是否對日軍有敵意成為他們屠殺的標準。他們的某些戰爭暴行，超出了人類文明所能容忍的限度——日軍在太平洋地區曾多次食用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的肉。日軍的惻隱之心在戰爭中很少見。

日本為何對歷史如此「健忘」

二戰結束之後，日本在美國的扶植之下，迅速實現了經濟復興，就像荷裔政治評論家伊恩?布魯瑪所說的那樣，「如一場大雪，……掩蓋了所有的痕迹，消除了所有的聲音」。（Ian Buruma，The Wages of Guilt：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日本得了歷史健忘症，缺乏反省，並不斷否認其侵略歷史。

日本學者野田正彰在《戰爭罪責∶一個日本學者關於侵華士兵的社會調查》一書中總結了日本民眾對戰敗的兩種回應方式：第一種回應是，戰爭都是殘酷的，戰爭的發動者和受害者都無可指責，最重要的是呼籲今後的和平；第二種回應是，用建設來代替反省，陷入了一種經濟狂熱，在狂熱中迴避歷史。第二種回應是主流，日本民眾試圖用經濟上的成功來忘卻過去的戰爭創傷，這種物質主義塑造了現在的日本文化。兩種回應，都沒有正視歷史。

大多數在戰後出生的日本人不能理解「戰爭責任」的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對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給戰後的日本提供了一個是無辜的受害者的遮羞布，而不是應該內疚的加害者。戰後有關廣島和長崎的文學作品，似乎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日本人在戰爭中遭受的災害最為深重。

長崎原子彈事件

日本有許多歷史修正主義者在推波助瀾，他們的勢力非常強大，正是由於他們的存在，導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歷史教科書事件」，以及否認日軍暴行的事件。他們正試圖美化侵略戰爭，說日本出於高尚的目的——把亞洲的其他地區從西方殖民帝國主義手中解放出來，而發動戰爭。

日本政府不承認戰爭罪行，並向受害者道歉賠償，美國難辭其咎。為了便於控制日本，美國讓日本的戰時體製得以延續，天皇制仍然存在。在麥克阿瑟將軍的保護下，裕仁天皇以及所有皇族成員都被免於追究戰爭責任，對於戰犯的追索工作也早早地結束了。美國為了自身利益，進行了許多骯髒的交易。哈里斯在《死亡工廠》中披露：731部隊頭目向美國佔領當局提供了可怕的、利用中國平民和盟軍戰俘進行人體試驗的數據，被免於起訴。(Harris，Fac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45，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

1942年8月日軍七三一細菌戰部隊準備出發散髮帶菌食品。〔邱明軒編著：《罪證——侵華日軍衢州細菌戰史

為了冷戰的需要，美國加快了扶植日本的步伐。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認為《舊金山和約》導致日本人「沒有對戰敗進行深刻反省」，「反而為日本提供了一個擋箭牌」。在美國的導演下，最終日本只和遭其侵略的少數亞洲國家簽訂了條約。為了排除共產主義勢力，美國主導、簽訂《舊金山和約》時，排除了中國和朝鮮，蘇聯也拒絕簽約。

約翰?普萊斯（John Price）指出，和約成了第二個慕尼黑協定，日本在逃避了領土和賠償等遺留問題的條件下，脫離了亞洲。（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儘管和約已經使美日同盟的關係鞏固了，也加速了日本的經濟復甦，可是它使日本形成了一種對戰爭歷史問題遺忘的政策。」新美國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斯蒂芬?克萊蒙斯評論道，「和約在日本鄰國和暴行的受害者眼中，不僅沒有成為確保和平和正義的工具，反而成為了真正和解的障礙。」(Steven Clemons，Recovering Japan』s Wartime Past —and Ours)

編輯 |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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