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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案到系統:設計認知的轉變,別再說我是作圖的了

總有人說設計師就是個作圖的,對此史論君表示很氣憤。

你丫才是作圖的呢,來今天給你們科普一下,設計不僅僅是和作圖有關,設計更多的是在致力於改變生活形態,說的大一點兒就是改變世界。

本文來源於中央美術學院官方微信公眾號

前方提醒:3144字 | 需花費您:8分鐘

設計領域形勢的瞬息萬變,是值得我們不斷斟酌和推敲的,回顧「設計」從引入中國到涵蓋範圍的逐步擴展,設計的創造性本質和現實價值或許值得被反覆討論,它提示著我們:

中國設計和設計教育的參與者也許在長久的西眺之後可以把目光挪回我們面臨的現狀,從中國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開始,以解決問題和方式創新為目的,逐漸轉變從單一造物到系統構築的設計模式。

植根當下的現代技術和產業轉型的機遇,在開放的視野中融合各方經驗,配合「問題引導」式的人才教育模式,搭建多層次的教學平台。從而依託設計能夠在社會學和文化學層面創造的貢獻,為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助力。

思維交迭中,設計從服務者轉變成革新者的內涵意義、從模仿製造轉向能動創造的社會價值便逐漸凸顯。時代的變幻莫測令人驚詫,新的技術和爆炸信息總令我們應接不暇,或許設計能夠呈現的一些孜孜不倦的生命力是迎接時代挑戰的一種動力源泉,是改變生活形態最直接的一劑良藥,也是其熠熠生輝的魅力所在。

談論設計這麼多年,它到底意味著什麼呢?我們不妨來看看「設計」這兩個字本身歷經過的一些變化。

日本平面設計師福田繁雄對Design、意匠、設計理解和區分

來源:「設計戰國策——台灣藝術與設計人才養成計劃」,林磐聳

台灣師範大學前副校長、榮譽教授林磐聳先生在中央美術學院的「中國設計40年」研討會上分享「設計戰國策——台灣藝術設計人才養成計畫」開篇便回溯了中國古文中有關設計二字的一些說法。

例如

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因鳩毒,重相設計。

《三國志?魏》

設心,注意,偷為一切計也。

(曾鞏《戰國策?序》)

又言《四庫全書》出現「設計」二字400餘處, 主要以「謀事」「誘人」為主,僅有數條為「造物」。古文中的設計雖偏貶義,但也為從日文的「意匠」引入設計一詞提供了一丁點反思——或許設計包含的非物質的系統性和可延續的策略性被我們習慣性忽略了。

又如,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院長婁永琪先生在專訪中也提到,區別於源自義大利語「Disegno(圖畫)」的「Design」,中文的「設計」或許從本義上更符合有規劃地建構和創造系統機制的概念,但我們常接觸到的設計,幾乎是與「造物」對等的,它的名詞性含義超過了系統性。

1929年上海《良友》畫報第35期p.37

出現「Design」與「設計」對應詞;

1941年《良友》畫報出現專業名稱「封面設計」,來源同前圖

20世紀初,「設計」的含義在中國並不明朗,那時候的設計對應「圖案」,早期我國設計先驅雷圭元先生將「Design」作「圖案」的運用在1929年上海《良友》的畫報封面已呈現。

20世紀中葉,以「實用美術」「工藝美術」作命名也只能說是基於美術範疇內的藝術造型,也就是平常所言的「美工」,這與現代意義上有意識、有計劃地解決問題的創新方式還相距甚遠。

改革開放以後,經濟格局的轉變與科學技術的發展直接影響了人們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傳統的學術範疇逐漸開始轉向現代,中國本土的設計教育事業也漸漸嶄露頭角。

到了1998年在教育部新頒布的學科目錄中,沿用近半個世紀的「工藝美術」專業改為「藝術設計」,中國的設計院校如同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在外來設計的經驗影響和中國設計及設計教育參與者的共同探索中,可以說到這個時候,中國本土設計的意識才逐漸打開。

這種局勢也正在演變,或許可以說,我們當下的探討和回望正值中國設計未來的新浪潮之中,每個設計人都是這片浪潮的推力者。

「she ji」(《設計、經濟與創新學報》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Published by Elsevier & Tongji)

來源:跨越包豪斯——同濟設計教育之路 , 婁永琪

站在當代角度來說,以物為中心的功能需求的製造幾乎已經趨於飽和,但依靠設計解決問題的本質未曾改變,只是現代化進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之複雜程度正試圖暗示我們轉換思考角度,設計的實行模式、疆域範疇和社會價值的討論隨即展開。

一方面設計的作用領域越來越廣,其能夠呈現的新價值也愈發繁多;另一方面,設計的責任閾值也發生了一個轉變,也就是說,從單純的設計一張海報、一本書籍、一件產品拓展到了圍繞對系統的創造和機制的構築,從「物質」到「非物質」的目標轉變正是設計戰略升級的一種體現。

這種「非物質」的創新模式應當更為貼近以信息、服務、數字為特徵的當下以及未來的時代生活形態。說是「升級」,但仔細一想或許是一種「復古」,這種系統性的設計思路不正是吻合古文中「謀事、誘人」的設計智慧嗎?

馬克·第亞尼,非物質社會:後工業世界的設計、文化與技術,1998年3月

設計與非物質社會也並不是新鮮術語,法國學者馬克·第亞尼(Marco Diani)在20年前就編著書集合了一批活躍的知識分子對後工業世界的設計、文化與技術的概念和變化進行探討,也闡述了非物質社會裡,介於藝術與科學之間「邊緣地帶」的設計將何為。

如他所言:「設計一向處於主導我們文化的兩個極之間,一極是技術和工業現實,另一極是以人為尺度的生產和社會烏托邦」。我們仍舊處在深刻的技術變革進程中,甚至比往常來得更為「猛烈」一些。基於「非物質性主導」的新經濟時代,過去對設計的功能和形式的強調也自然而然地變成對有形產品和抽象關係的關係轉換,這種關係的重組或重構均基於人的尺度。

也即是說,原本僅關注製造「物」的內容和元素——包含對材料、技術、工藝、設備、外型、裝飾、包裝等的訴求會逐漸被統一在系統和關係之中。這種關係或系統的搭建基於對生活的觀察和思考,追隨問題出處,採用設計的系統型方法構建從製造、流通、使用、回收的全因素設計模式。

如清華大學柳冠中教授在研討會報告「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嗎?」中強調的建立「產品-商品-用品-廢品」的社會統一。但設計造「物」並沒有消失,而是被統一在環節之內了。

「Legible London」(可辨識的倫敦),倫敦交通標識系統

這讓人聯想起倫敦政府從1999年開始調研,2005年推出的計劃「Legible London」(可辨識的倫敦)——倫敦政府牽頭聯合設計師、城規師、企業團體、技術人士等在原有的路網系統之上重構的一套「倫敦交通標識系統」,這並非簡單的視覺路牌或導航指南,而是以「緩解交通狀況、提倡鼓勵步行、促進可持續發展」為問題導向,串聯數字地圖設計、情感視覺設計、社區文化平台設計等方式,經過大量調研,綜合中世紀延留的街道系統、密集的地鐵系統、以及各種現有資產、土地利用、商業形態等制定的公共設計方案。

倫敦城市設計顧問揚·蓋爾(Jan Gehl)提出目標「要把倫敦塑造成一座適宜步行的世界級城市」可以說,這個設計方案是「活」的,它呈現的不是一個結果,更重要的是一個全民參與的「大戲」。指示牌上 「5分鐘、10分鐘、15分鐘的步行圈規劃」、「步行300步、700步就能到達目的地」等等的提示,或許是直接讓穿梭在這座城市的人感受到設計人文關懷的來源。

「Legible London」(可辨識的倫敦)系統體現的人文關懷

據悉,系統投入使用後,行人的步行路程減少16%,而選擇步行方式的人增加23%,這套系統已經在英國多數城市推行,並且也在歐洲範圍內被廣泛採用起來。

可見,一個合理設計系統是有與民眾直接相關的社會價值的,它不是全盤推翻,更不是拆除重建,而是在現有基礎上的合理重構。

芬蘭赫爾辛基藝術與設計大學校長伊霍·索達馬教授在談到芬蘭政府關於建築和設計的新計劃時指出:

那麼從史論君的角度來說,中國設計走過了40年,將近小半個世紀,但是公民大眾對於設計的理解仍然還是停留在兩個層面,這兩個層面也是傳統藝術設計領域中最重要的兩環,一個是平面設計,一個是環境藝術。當與普通老百姓談及設計這一話題時,人們對設計師這一職業仍然是以為你是一個設計圖案的,亦或是以為你是一個設計房子的。

當你說你是一個設計師時,那些對設計的理解處於皮毛層面的人一定會問,你是在廣告公司上班呀,或者你是在裝修公司上班呀。但是設計遠遠不至於平面設計和室內設計,設計教育更應該有普世性。

而讓人人都懂點兒設計也一直是設計史論公眾號致力於乾的事業。只有當人人都懂點兒設計了,中國設計才能飛速發展,全民設計師時代,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實現。任何一個設計強國,諸如義大利和日本這樣的國家,他們的設計意識和設計美學教育就做的比較成功了,當公民的設計美學意識上升到一定的層次,整個國家的設計水平也會有質的提升。

現在是設計考研越來越熱,可以看出當代大學生已經意識到了設計對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性,選對好的學校,跟對好的導師,對於設計考研者未來的發展道路及其重要,當你還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想考設計的時候,那就多聽聽設計領域的專家教授的文章吧!

感謝大家對設計史論公眾號的支持,設計史論公眾號致力於讓人人都懂點兒設計,你的每次分享都是對設計史論公眾號最大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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