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五月筆記
五月筆記
怎樣才是真誠，以及對什麼真誠，或者更進一步說如何才是寫作的真誠，不同的人的認識，得到的結論可能會不一樣。而我更想談論的是，對於詩歌寫作而言，真誠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一方面我們不能單純地將其道德化，另一方面也不能僅將之技術性地看待。也就是說，真誠，在詩歌寫作中必須複合性地去認識它。所以我想強調，如果將詩的構成看作一種藝術性的存在，對真誠的認識必然要求我們不將之看作對諸如人性、環境的「政治正確」的簡單理解，而是應該在此基礎上更深入地看到，談論詩歌的真誠，應該將之與詩歌本身要求的語言關係，語言創新性等因素聯繫起來。這裡面當然包括了如何對待詩歌敘述、語言結構、外在形式、內在節奏等問題，甚至包括了意象生成，意象選擇這些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清楚的是，這些因素在詩歌中的出現，並非單純的技術性選擇，而是基於我們對詩歌構成方法合理性的綜合理解。從這樣的角度看待問題我們會發現，真正使一首詩最終成為一首詩並具有有效性的，絕不僅僅在於寫作者在世俗道德意味上的「政治正確」，而是在其能否通過符合詩歌內在構成原則的書寫，使人們看到一首詩內在機理的合規性。如果沒有這一點，再「政治正確」也沒有用。這裡面，作為一首詩成立的要素，我們需要看到詩之成為詩，是由寫作者對詩歌到底是什麼的理解來完成的。這裡面無可辯駁地重要因素是對詩是什麼、由什麼構成的清晰認識。所以，我對那些單純地談論詩歌的真誠問題的言論沒有一點興趣。並且覺得它們很容易把詩歌以外的道德判斷帶到對詩歌的評判中，從而片面地對一首詩是否優劣做出不恰當的評價。
對一個詩人生前漠視，或者說不那麼重視，待到其去世後，其同代人又一窩蜂地衝上去，用盡溢美之辭誇張地談論，是我們這些年看得多了的現象。這是由所謂的「蓋棺論定」的中國式對人做結論的傳統思想作為支撐產生的獨特現象嗎？很值得玩味。當然，說玩味可能不那麼嚴肅，所以我們可不可以說這是與傳統的中國文化對人的認識相關的，一種帶有道德論性質的現象呢？即在這樣的時候，人們希望做一些彌補性工作，彌補死者生前沒有被充分認識的遺憾。只是或許由於這種帶有彌補性質的做法，讓我們看到客觀尺度並沒有在隨之而至的談論中體現出來。而是被「為尊者忌」左右了大多數談論者。結果給人一種矯往過正的感覺。由此甚至還生成出這樣一種情況，如果有誰在這時對此種現象提出批評，很可能會遭到普遍的攻擊。再有一種則是在談論中出現攀附現象，假借談論死者而講述自己與死者生前的關係，並推出死者對自己的評價。由於這些已經無法確證，從而只能任由談論者說得天花亂墜。
有時我覺得，形容詞真是語言中最無恥的類別。原因在於，旦凡它出現的地方，尤其是過去的史書對人事談論時，基本都是夸夸其談，說好時，星雲燦爛，光被萬丈，說壞時，黯然陰昏，如同狗屎。不過，就語言本身的氣勢而言，如果心情平靜，史書談論人讀來還是蠻有趣的，那真是音韻鏗鏘，起浮有致，如鑼鼓罄擊。
寫作的個人性會帶來對語言的另一種理解，其所觸動的亦將是對語言可能性更有趣的發現。或者進一步說，當我們在寫作的過程中保證了寫作的個人性，在面對意義的處理時就會不拘一格而自由得多，不再對某些被人認為是神聖律令的東西產生畏懼之心，反而會以輕鬆的認知看待其中可能存在的機械、僵化、教條的成分，並以自己的認識在寫作中消解它，從而獲得真正具有獨立意味的個人識見。正是因為此，在目前的階段我再次確認了獨立認知對於寫出有鮮明個人色彩的詩歌的重要性。我認為，這裡面包含的是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文學觀，和對詩歌功能的理解，也就是說，它能保證我們寫出的作品在形式和意義上不與別人雷同，有高度的可辯識性，成為相對於眾人的個體的絕對之詩。當然，我希望人們不會因此誤解，認為我這樣談論寫作，是將寫作置於絕對主義的位置上，即它不再對我們生存的這個社會負有責任。當然不是這樣。社會的責任總是存在的，它來自於語言本身的歷史，以及作為被共同使用的符號必然帶有的社會屬性。只是我們必須清楚的是，如果沒有在寫作中加入作為獨立個體的經驗，沒有在寫作中呈現出我們作為個體的獨立的語言認識，我們所做的工作最多能被認為只是複寫了歷史和社會已經存在的那些被置於平均線上的公共經驗，從而成為無法分辯的聲音。對於我這當然是毫無價值的，原因在於它會使寫作失去本質性的意義。所以，歸結到一句話上：將追求本質性看作寫作的意圖，應該被看作我對自己的寫作的唯一要求。
親歷與旁觀在人的意識上帶來的感受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在我的理解中，旁觀始終存在著看鬧熱的成分。所以，如果我們要寫旁觀之詩，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當然，有人會說旁觀會帶來理性，可以更冷靜地分析、判斷，做出結論。這種說法或許會有一些道理。但是旁觀者的發言在我看來更容易得出皮毛之論，因為它很難從感受的角度深入到事物的內部，從而真正獲得有效的認識，也很難就此做出切實有效的分析，並最終得到結論。所以在一般的情況下，我都告誡自己應該盡量不要站在旁觀者的立場談論問題。我因此也對某些振振有辭地強調自己旁觀者身份，但又大談而談的人存有警惕之心，我覺得這種情況可能是由幾種心理造成的，一、不甘心寂寞，二、對自己太過於有信心，三，目的性太強。所以，如果我發現了有人這樣，基本是鄙視的。不管其為自己找到的說辭多麼冠冕堂皇，我都不會相信。落實到詩歌中，我認為大多數以旁觀者視角寫出的作品，最多能做到的，只是隔靴撓癢。不可能生產出讓人震顫的詩歌價值。
一直以來「愛國主義」作為一種國家戰略，已經成為最方便地鼓動人的意識形態工具。雖然在目前以國家為聚合形式的人類生存結構中，國家的確是現實存在。但很明確的是，政治也在不斷利用著這種存在。所以，如何區分「愛國主義」的真實合理性，以及「愛國主義」內含的人性自由、道德合理是否具有基本正義，對於每一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價值觀建構工作。而這一工作的複雜程度，在我看來是特別考驗人綜合判斷力的。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對那些動不動就高喊「愛國主義」口號的人，一直抱以警惕之心。在我看來，在今天談論「愛國主義」，如果不以人類的文明進步、不與自由、人的基本權利聯繫在一起，而僅僅只是以「排他性」、利已主義作為尺度，這樣的談論，其實則不能不是對「愛國主義」的反動。這樣的判斷，落實到詩歌寫作這一領域同樣適用。
詩歌技藝雖然可以被當作一種關於寫作的構成方法來談論。但是，其實質在我看來則是與人對詩歌的本質性認識相關。近來，我更相信的是對於詩歌而言，技藝的生成具有隱性的特性。即技藝從來不是簡單地與寫作的語言支配、意象使用聯繫在一起的，它更重要的生成原則應該是對寫作者的洞察力的全面要求。所以在談論技藝問題時我更願意相信，只有在真正理解了自己所寫的是什麼東西的情況下，技藝的獲得才會順理成章的呈現出來。也就是說，歸根到蒂。技藝並非來自於技藝本身的使用，而是來自對技藝是什麼的認識。由此落實到對具體詩作的認識上，如果我們認為一首詩的技藝呈現出高超的特性，肯定不是寫作者如何安排了詞語，而應該是在一首完整的詩作中，寫作者如何使每一個詞都處在合理的位置上。都在詩意的構成上具有非此不可的效果。在這裡，我覺得必須談論的是「無可替代」這樣的語言原則。如果我們閱讀一首詩，認為它的每一個詞都處在這樣的原則下，那麼可以說這樣的詩是有技藝的。原因在於，它體現的是寫作者在語言使用的過程中掌握了詞的意義。或許還由於這種掌握，使之在具體的詩中呈現出其詞性的最佳效果。
不斷有人談及中國詩的精神。但什麼是詩的精神大多數說辭又言曰不詳。其實只要深究，哪怕從屈原起始談論，我覺得應該談論的只有一個東西——詩怎樣與世界建立有效的對話關係。這一點，不管以誰為談論的標本，拋開表面上的那些由具體詩作帶來的不同，恐怕只有一個核心是可以被確定的——對人世的關懷帶來的對人與世界關係的解釋。這些解釋，一方面體現在對生命的認識上，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對身處環境的認識上。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有史以來，不管是以儒家思想作為內核指導的寫作，還是以道家人生認識作為坐標從事的寫作，最後呈現出來的作品，無一例外都帶有這樣的探究色彩。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希望理解中國詩到底具有什麼樣的精神，得到的結論恐怕都是——中國詩人一直所做的不懈努力，不過是試圖使自己更清楚地看到，我們與身處的世界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其中產生的那些與批判有關、與讚美有關的種種具體的結論，說到底，都不過是這一努力的結果。由此我想說的是，到了今天，儘管語言使用的外在形式發生了很大改變，作為寫作者，我們要完成的仍然是這樣的工作。而且，由於當代生活在工業文明的巨大壓迫下呈現出更加複雜的圖景，如何更深入地理解人與世界的關係已經變成更為尖銳，關係到人自身的生死存亡的急迫大事。所以，怎樣智慧的尋找到有效答案，其實成為考驗當代寫作者的，具有現實意味的難題。這樣一來如何寫作怎麼寫作寫什麼，就成為我們仍然必須解決的問題。落實到我本人，這些年來我希望自己的寫作能夠體現的沒有別的東西，只有一點，它是否能夠從精神的角度呈現出在理解當代生活，不管在是在技藝上的還是精神上的，與世界有效地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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