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拱：被陳毅譽為「一代完人」的大學校長
武漢大學在其100多年的辦學歷史中，有許多傑出的校長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但若以貢獻最大、任職時間最長者，當首推王星拱校長。王星拱於1933年5月至1945年6月擔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時間長達12年之久，並在任職其間經歷了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實屬艱難和不易。
1928年，時任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擬在原國立武昌大學的基礎上，組建一所新型的國立武漢大學，並指派時任安徽大學校長的王星拱與劉樹杞、石瑛、李四光等人一起籌備國立武漢大學，擬設文、理、法、工四個學院。
1929年2月，王世傑出任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王星拱則先後出任化學教授、系主任、院長和唯一的副校長，1933年4月，王世傑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之後，由王星拱接任校長一職。
王星拱（1888—1949）字撫五，安徽懷寧人。王星拱出生於一個清貧的書香之家，其父親是清末秀才，王星拱兄妹四人，他排行居三，在其3歲的時候，就遭遇喪母之不幸，5歲就在其外祖父家讀私塾，經歷過八年私塾嚴格教育和訓練，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
1902年，王星拱考取了安徽大學堂，1903年清朝頒布的《奏定高等學堂單程》規定，各省只能在省府設高等學堂一所，以教大學預備科為宗旨，安徽大學堂遂改為安徽高等學堂，新生須從中學畢業生中選考。
1906年初，時任上海復旦公學校長的嚴復，接受新任安徽巡撫於庫里·恩銘的聘請，到安徽省府安慶兼任安徽高等學堂監督，開始對學堂教學和管理進行整頓，辭退濫竽充數的教員，聘用優秀教員，尤其注重外語教學，將所有學生重新考試分科，使安徽高等學堂逐步走上現代教育之正軌。
王星拱在安徽高等學堂讀書期間，深受嚴復思想的影響，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和《論自由》成為他最愛讀的書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和「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的新觀念，讓王星拱大開眼界，對他的一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08年，王星拱考取了安徽省第一批官費留學生，從上海乘郵輪前往英國，進入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科學技術學院攻讀化學，倫敦大學並非是一所實體性的大學，而是由多個學院組成的聯盟，王星拱就讀的帝國科學技術學院，就是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的前身。
王星拱的留學方式與陳寅恪有異曲同工之妙，貌似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境界，他不完全以追求學位為目的，而是以充分利用學校豐富的圖書資料，採取研究型學習模式，勤於筆記並積累了大量的學術資料，在知識的海洋里汲取營養，他以虛懷若谷的治學態度，堅持獨立思考並孕育自己的真知灼見，他行事沉穩不事張揚的個性，讓他淵博的學識水平藏而不露，他的組織才幹與社會活動能力，在其以後的校長生涯中逐漸顯露出來。
1910年，王星拱經石瑛介紹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歐洲支部，積极參与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活動，1912年又與石瑛、丁緒賢等人發起組織成立了中國最早的現代科學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這比任鴻雋等人1914年夏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成立的「科學社」早二年，後來這兩個留英留美的留學生團體組織合二為一，正是在這些社會活動中，王星拱的組織能力和思辨才幹得到了很好的發揮和鍛煉。
1916年，王星拱回國後就接到新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聘書，聘請王星拱出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併兼任理科主任，當時北京大學延聘教授是以歐美名牌大學獲博士學位為基本條件的。
王星拱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除開設高等無機化學、生物化學、物理化學和化學史等課程之外，還為學生宣講科學史、自然辯證法、愛因斯坦相對論以及歐美新興科學理論。
1920年北京大學出版的《科學方法論》一書，就是根據王星拱上課的講稿整理而成的，這是近代中國第一部系統說明科學方法論的專著，內容涉及「現象界之複雜」、「歸納邏輯現象的數量」、「錯誤之免除與減少」、「觀察與試驗」、「假定和方法」、「綜合和推較等科學方法論的基本理論和概念，對啟發學生乃至國人的科學意識，都有一定的影響。
王星拱還與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等教授組織了大學俱樂部，他還協助同鄉陳獨秀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並積極撰稿發表宣傳科學知識、反對封建迷信的科普性文章。
在「五四運動」期間，王星拱與高一涵、鄧初、程演生等人親自散發陳獨秀、李大釗印製的《北京市民宣言》等傳單，並曾掩護陳獨秀在其家躲藏且協助其逃離北京。
1927年4月6日，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以「叛國罪」逮捕，4月28日就被執行絞刑，當時對死刑犯都是執行斬首，槍斃已經是比較文明的死刑方式，但李大釗在臨刑前，要求對其執行西式絞刑，張作霖竟然滿足了李大釗的願望。
北京大學許多人都因與李大釗「過從甚密」而受到株連，而王星拱就是其中之一，鑒於當時的危險處境，王星拱不得不離開北京大學，被迫攜家眷南下南京，投奔老校長蔡元培，在國民政府大學院擔任高等教育處處長。
王星拱在大學院的任職時間並不長，就應時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校長張乃燕之邀，出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化學系教授併兼教務長，王星拱與張乃燕都曾是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二人在北大共事多年，又都曾在英國留學，因此私交甚好。
1929年6月，王星拱應安徽省政府之聘，接替程天放出任省立安徽大學校長，王星拱自1908年離開這裡赴英留學，已經整整21年過去了，如今重回母校執掌校務，真是讓他感慨萬千。
儘管這是王星拱第一次擔任大學校長，但他畢竟在北京大學任教十年之久，對蔡元培校長的辦學理念耳聞目睹，已經潛移默化地融入其血液之中，在執掌安徽大學的半年時間內，就充分顯示了他的組織領導才能，陸續完成了理學院、法學院和預科的建設，使安徽大學的學科建設更加健全和規範。
1930年1月，時任教育部部長蔣夢麟擬派王星拱前往武昌大學履職，王星拱向安徽省政府提出辭呈，但未獲代理主席程天放的批准，延至數月之後，王星拱於1930年6月前往國立武漢大學履新，擔任化學系首任系主任、理學院院長和副校長，開始了他在國立武漢大學的工作生涯。
早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蔡元培就開始考慮在武漢籌建一所全國性的國立綜合性大學，因為武漢作為中國的交通樞紐和商業重鎮，在整個國家佔有特殊的地位，在這裡籌建一所現代化大學，對於全國的高等教育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籌備創建國立武漢大學的開拓者們，最終選址珞珈山作為校址，實在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偉大創舉，其中王世傑和李四光功不可沒，而珞珈山原名為羅家山，由十幾個相連的小山組成，海拔最高處才只有118.5米，然而經時任文學院長聞一多教授改名「珞珈山」，成為一個頗具有詩情畫意的地名。
珞珈山瀕臨武漢東湖，面積為33平方公里，是西湖面積的六倍，國立武漢大學校址依山傍水而建，成為中國最美的校園之一。以致胡適在自己的日記中是這樣描述的：「雪艇（王世傑）諸人在幾年中造成這樣一個大學，校址之佳，計劃之大，風景之勝，均可謂全國學校所無。人說他們是平地起樓台，其實是披荊榛，拓荒野，化荒郊為學府，其毅力真可佩服。」
國立武漢大學校園及校園內建築由美國著名建築師凱爾斯擔綱設計，這位1918年就來到中國的建築規劃師，對中西建築藝術具有自己獨特的觀點和見解，他對選址非常滿意，認為建築可借山水之利，既能節省資材，又便於依山就勢施展想像和才華，國立武漢大學校園可謂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結果。
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王世傑是湖北人氏，曾留學英法，獲法學博士學位，也曾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這位此後亦學亦官的校長，是一位傑出的法學家，更是一位難得的幹才，在國府省府都有很深的人脈關係，由其主政國立武漢大學也是眾望所歸。
王世傑也頗具教育理念和抱負，他曾對時任教育部部長的蔣夢麟說：「我不是來維持武漢大學的，而是要創造一個新的武漢大學。不辦則已，要辦就辦一所一流水準的大學。」王世傑認為武漢地處九省通衢之中央，與美國的芝加哥相當，理應辦一所含文、法、理、工、農、醫六個學院的綜合性大學，10年之後學生可達萬人的大學。
王世傑對創建和發展國立武漢大學，可謂是殫精竭慮，他認為武漢大學是他一生最得意之筆，也是他對桑梓最好的回報，以致他在台灣臨終遺囑中說：「以後為我立碑時，去掉所有頭銜，只須刻上『前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雪艇先生之墓』即可。」可見王世傑對親手創建的國立武漢大學情有獨鍾，始終傾注著無限的眷戀之情。
1933年4月，王世傑接替朱家驊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王星拱正式接替王世傑出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儘管王星拱在武漢大學籌建和初創時期也有一定的作為，但王星拱對武漢大學的貢獻還是在其任職校長時期。
王星拱在天時地利人和之時接任校長一職，所謂天時，即王世傑校長已經做了許多開拓性工作，為武漢大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所謂地利，當時國立武漢大學已經從武昌東廠口校址遷址珞珈山新校址；所謂人和，則指七七事變之前，武漢漸漸成為中國政治和文化中心，大批學者和文化精英雲集武漢，為武漢大學延攬高水平師資提供了便利條件。
王星拱的教學思想和教育理念深得蔡元培的精髓，並在長期的教學管理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辦學理念和辦學主張，其中主要包括：「辦教育要有深遠的眼光，高等教育要適應社會的需求，學校要養成「研究實學」的風紀，在教學與科研中擺正理論與應用的關係，學校要注重基礎課的教學，傳授給學生探求知識的方法等等，在王星拱的運籌帷幄之下，所聘教授都是具有留學背景的各專業精英人才。
1935年，武漢大學開創了研究生教育，1936年開始增設農學院，自此，武漢大學已經發展成為一所擁有文、法、理、工、農五個學院15個系及2個研究所的綜合性大學。
1937年，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浙江大學和國立武漢大學在全國進行統一招生考試，史稱「五大名校聯考」，民國五大名校也由此也享譽全國。
武漢大學在抗日戰爭初期西遷四川樂山的往事，是一段被塵封多年的歷史，直至最近十幾年來才逐步走進國人的視野，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也逐漸多了起來，前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也曾撰寫了一篇《崢嶸歲月留下的精神力量——武漢大學西遷樂山的記憶》，記述了那段曾被刻意忘卻的歷史。
「盧溝橋事變」不久，上海、南京相繼陷落，武漢逐漸成為中國抗日的主戰場，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軍隊在武漢地區同日本侵略者展開了一場殊死會戰，史稱「武漢會戰」。面對這樣一種戰爭局面，國立武漢大學不得不西遷至四川樂山繼續辦學。
1938年初，就在武漢市民經常飽受空襲警報之驚恐時，武漢大學已經在考慮西遷之事，王星拱專程委派法學院院長楊端六和工學院院長邵逸周前往四川考察西遷的地址，當時處於戰區的大學，主要遷往大後方的雲南、四川、廣西和西北地區，這些地方以四川最為安全，由武漢沿長江水道逆流而上至四川也比較便利，楊端六和邵逸周最終選定岷江邊上的樂山小城為遷建校址。
從1938年至1945年，王星拱成為戰時流亡校長，在樂山辦學期間，王星拱廣納各界英才、勉力辦學，樂山時期的武漢大學，匯聚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專家學者，這些來自五湖四海、文理兼備的教授和學者達100多人，數量之眾，質量之高，在全國高校中也是名列全茅的，入川之初，學生僅有600餘人，而及至1940年，學生人數就增至1700多人。
儘管戰時辦學條件艱苦，但武漢大學卻絲毫沒有放鬆和降低教學標準和教學質量，這時的武漢大學不僅難考，而且淘汰率極高，學生必須修滿必修課和選修課的學分，通過考試後升級或畢業，兩次留級者不給學籍，或勸其退學。
王星拱曾多次闡述自己的教育主張，國難當頭之時，大學更要堅持高標準教學，以教育來救亡圖存，拯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這是教育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必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恪守自己的職責與擔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只要你做好自己事情，就是為國家為民族為未來做事情，「前方將士效命疆場，後方教授當盡瘁於講壇，而學生則當潛心學問」。
國立武漢大學師生正是以這樣的信仰和理念，肩負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與責任，堅守樂山小城七年，在艱苦的戰時環境下，無論是王星拱自己，還是國立武漢大學，都為歷史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民國時期大學校長的地位頗高，備受政府和民眾的尊重和愛戴，國立武漢大學作為民國五大名校之一，國民政府曾為王星拱配備了一輛轎車，供其辦公或上下班使用，這是與國民政府各部長和各省主席同等待遇。
但王星拱對此卻並不熱衷，多是穿一長布衫步行上下班，間或也乘坐黃包車，在樂山時期，王星拱乾脆把轎車賣了，以此貼補學校教學費用，每日坐黃包車上下班，從這一事件之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王星拱的艱苦樸素，更可以看到他人格的高風亮節。
王星拱儘管身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卻對教育部在大學推行「黨化教育」十分反感，他以自己的方式極力阻止和推脫，王星拱的信念是「大學要秉承學術獨立的精神」，反對學校過度政治化，對於師生的言行採取較為寬容的態度。
無論是國民黨的政治滲透，還是共產黨的地下進步活動，都以各種方式對學生施加影響，這種意識形態的爭鬥，在當時中國任何一所大學都沒有停止過，王星拱以自己獨特的工作方式，極力斡旋於各種政治勢力之中，殫心竭力地維持國立武漢大學的運轉和發展，其歷史功勛也是有目共睹的，王星拱否則也不會在武漢大學校長的位子上一坐就達12年之久。
1945年6月，國立武漢大學尚未遷回武昌復校之時，王星拱就被調到中山大學擔任校長，王星拱首先延聘了許多著名教授，以此增加教學質量，提高辦學水平，由於抗戰勝利後，許多學人都面臨著重新工作的機會，王星拱在中山大學期間，先後延聘了100多位高水平的教授和學者。
王星拱在中山大學任職期間，正直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之時，當時的廣州處於全國政治風暴的中心，不僅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而且學校內部各種政治勢力角斗也紛爭不已，長期超負荷工作，使王星拱的身體透支嚴重，致其身心俱疲，又適逢其夫人葉玉芝在安慶病逝，王星拱在離校料理妻子後事時，長期滯留不歸，此前他曾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辭呈，都未能獲得批准，這次他去意已決。
覬覦中山大學校長位置者眾多，但以資歷和名望能服眾者卻少之又少，因此遴選一名眾望所歸的大學校長，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僅僅是一紙任命即可解決的事情，朱家驊不得不接受王星拱的辭呈而另選他人。
當中山大學易長之消息披露後，中山大學教職員聞之不安，由中山大學教務長鄧植儀和總務長鄺嵩齡等人領銜，160餘名教授聯名致電教育部長朱家驊：「本校王校長德高望重，士林供仰，長校以來，盡籌碩畫，建樹甚多，方期繼續主持，更圖發展，忽聞有辭職之訊，群情惶惑，難以言宣。為本校前途計，敬乞鑒詧，俯以懇切挽留，以慰喁望。」從這封情辭意切的挽留電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山大學教師和學生對王星拱校長的敬意和不舍，以及對中山大學易長之後的擔憂。
國民政府在撤離大陸之前，指令教育部迅速搶救大陸學人至台灣，王星拱也在搶救之列，但王星拱並沒有去台灣的計劃和打算，當時他正在上海永川醫院住院治病，因此對教育部的多次催促均未理睬。
1949年10月8日，剛過花甲之年的王星拱最終因積勞成疾，經治療無效逝世，一代教育大家就此隕落在新舊政權更迭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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