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知識分子對「西方印刷術」的認識-以《甕牖餘談·西國印書考》的記載為中心
有關「印刷術」特別是「活字印刷術」是不是中國最早使用，或者算不算得上中國的「四大發明」，這幾年一直是在學術界乃至社會輿論中被普遍「關懷」的熱點話題。贊成者與質疑者的聲音往往形成學術的爭議乃至言語上的爭執，雖說真理越辯越明，但帶有「預先判斷」的辯論，其結論往往都已被預設，結果是誰也說服不了誰，徒惹爭議。
然而，拋卻掉「印刷術」的發明權的爭議，我們可以做一個基本的判斷，即隨著知識的傳播和信息的交流的「需求」、記錄與傳播信息的媒介必然會發生革新，而依託於這種「需求」產生的革新，有很大的可能來源於其它地區技術的傳入，更有可能來自於需要某些革新區域內的特定人群的「自出機杼」，這樣的「發明」或是「創造」，未必真的有其本源和「傳播」，而更有可能是各地獨立發展、發達而來的「個性化成果」。例如印刷術最早在東亞地區興起發展，很有可能是因為宗教的廣泛傳播而使得原本只需要「口耳相傳」的宗教文獻被迫大量形成紙質文獻，因此才有了「印刷」的具體需要。但更大的可能性，則是「科舉制」這樣的文官選拔制度基本定型，篇幅龐大且內容固定的某些「基本文獻」成為眾多應試者的基本需求，而原本依靠對《三體石經》等金石文獻的內容進行拓印、傳抄就可以滿足的「信息傳播」要求的情況，也因為傳播範圍的擴大，傳播需求的增加而不斷變化，原本的傳抄、拓印不足，自然誘導人們去尋找新的「傳播工具」途徑，而這種「工具」自然就是能夠以最快速度大量複製文本文獻的印刷手段。而與東亞地區的「印刷術」發明一樣，西方的印刷術的出現、傳播，同樣伴隨著信息的交流需求不斷擴大，文字文獻需求逐漸增加這一背景。在我看來，儘管無論東方或是西方，最初被印刷的主要文獻均為宗教文獻，但由於「宗教文獻」具有口耳相傳，對於大部分信眾而言並不必然需要文字「定本」的特點，因此其並非推動印刷術發明、發達的根本原因，而世俗社會對於印刷文本的需求，才是推動印刷術產生、傳播的主要原因。
19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如王韜等人，在其所做的筆記中，對於「西國印刷術「得以廣泛傳播的過程有所梳理，文中即指出」……英之不設禁令也，以是印法莫精於英，富人助資者眾」，而北美則因距歐洲較遠，不受歐洲大陸「印刷禁令」的影響，因此也成為印刷業發展的主要國家。儘管如王韜所言，西歐各國的印刷業發展，亦是從翻印宗教文獻特別是拉丁文本的聖經開始的，但如英國這樣印刷術發展迅速，圖書印刷、出版發展的國家，真正推動印書的還是以「文人學士」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和寄希望通過印刷、出版書籍獲得利潤的「富人」群體。
在《西國印書考》中，王韜並未糾結印刷法的最初創造者，也並未對如古登堡（文內做「古敦保」）創造鉛活字的過程進行過多深究，而是通過對歐洲各國借鑒鉛字印書法出版書籍對於各國文化等發展的推動作用多有涉及。通過對於歐洲諸國「印書禁令」的分析，其指出只有「不設禁令」的英國，方能夠「文學大興」，成為世界強國；而美國儘管印刷術傳入較晚，卻因為沒有「印刷禁令」，而使得出版行業「日增月盛」，國家也日益發達。顯然，在王韜看來，出版業的發達與否，世俗知識的傳播與否，對於國家是否能夠發展，是有著顯著作用的。
而在文章的最後，王韜也對「華文鉛字」的出現過程與發展史有所涉及，其在文中認識到新的鉛字印刷方式「費省事速」，且已經在包括香港等地得以運用的特點，並寄希望於這樣的印刷方式能夠廣泛得到運用。顯然，在這裡王韜所看重的，也不是「印刷術」的發展過程，而是其在當時社會起到「推動文化發達」作用的特點。
與如今我們試圖從「學理」上討論「印刷術」的發明者不同，身負「維新」思想的19世紀思想家，往往試圖從「事理」的角度，借鑒西方經驗促進中華進步，關注西方「方式」而非「方式的源頭」。儘管從學術角度而言，這樣的「記載」更類似於「時評」而非「研究」，但對於整體社會而言，即使時至今日，與其糾結於「發明者」的早晚，不如去研究如何提升我們的出版水平，印刷質量。這樣的討論，可能對於我們的圖書出版，文獻保護等更有一些意義。
歡迎關注每周三周六準時出發的「風行如是說」，在閱讀《甕牖餘談》的過程中，我發現其中記載了不少王韜對於西方科技成果，工業、民生領域發展成果的記錄。作為早期近代思想家的王韜，其對這些內容的記載雖不無獵奇的目的，但往往也寄託了其希望藉助西方技術改造國家的思想，而對西方印刷術發展的記錄就是其中之一。筆者寫作這一文章，既是對王韜的這一紀錄的「再記錄」，也藉此闡發一點自己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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