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歷史地理研究芻議——以西南地區土司地理為主的考察
原標題：土司歷史地理研究芻議——以西南地區土司地理為主的考察
摘要：中國歷史上的土司轄區作為一種特殊的地方政區，應該重視其有關歷史地理問題。土司歷史地理研究是「土司學」的學科基礎之一，也是深化土司研究的重要環節和標誌。西南土司密集地帶的形成有其特有的歷史地理背景；土司政區與中央正州（縣）政區的邊界劃分、行政許可權及其「飛地」問題與土司政區劃定的背景與具體勘分過程是解決土司政區地理的關鍵難點。對「改土歸流」造成的土司地區生態環境變遷的研究應該不同地區區別對待，負面影響與積極作用同時存在，不能一概而論。編繪全國土司歷史地圖條件目前尚不成熟，但可以先在區域土司研究相對成熟的地方進行試點，編製區域土司歷史地圖，為編繪全國性土司歷史地圖提供個案積累。
關鍵詞：土司；歷史地理；土司政區；土司地圖
中圖分類號：K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583（2016）-0010-07
作者：馬強
歷史時期中國西南地區民族眾多，環境封閉，諸多土司地處偏僻，與傳統政治中心秦、豫、京地區地理空間遙遠。到了元明清時期，由唐宋羈縻州演變而來的土司州縣在西南地區有廣泛的地理分布，成為這一時段土司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土司研究近年來方興未艾，正在形成一個新的學術研究熱點和高地，但學者對明清土司的研究多從土司世襲制度、民族構成、貢賦體系、中央與地方土司的關係、土司的文化習俗、土司的國家與民族認同、土司遺址的申遺等給予考量，而對土司歷史地理的研究則十分薄弱。實際上老一代歷史地理學家致力於土司地理研究由來已久，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上世紀四十年代撰寫的《播州楊保考》至今仍然是一篇研究播州土司源流問題經典之作；郭聲波先生對唐宋羈縻州縣分布變遷的研究在對前土司時代歷史地理研究方面也屬於國內前沿水平。我們認為，土司文化現象首先應該是一種地理文化現象，比如土司為什麼會在西南地區分布最多？其地理分布、行政管理、政區邊界、層級關係、生態環境，及土司地理文獻等問題同樣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郭聲波先生在《彝族地區歷史地理研究·序言》中說：「弄清古代彝族地區羈縻府州的具體分布，方可進一步弄清其生態環境、部落人口、交通狀況、文化遺存等情況，為當今彝族地區旅遊規劃、經濟建設、生態環境保護提供歷史地理依據。」這一論斷同樣適用於土司歷史地理研究。近年來土司地理問題已經引起學者的關注和探討，龔蔭先生《明史雲南土司傳箋注》引用了大量雲南地方志書進行箋注，對明代雲南土司設置的數量、各土司機構的建立與土司授職的時間、各土司的傳襲世次等問題均作了簡明而精湛的箋注，其中土司的司治境域等問題的提出有重要學術意義。成臻銘先生《群在時空之間：論明代土司的民族族系分布特點》同樣帶有歷史民族地理視角與方法論意義。施鐵靖先生《明代宜州土司政區地理研究》，覃芳《廣西土司城研究》也是兩篇研究土司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章。施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結合實地考察和文獻比勘，重點就明代廣西宜州永定正長官司、永順正長官司和永順副長官司三土司的政區地理進行了進一步的考察。王興驥先生《播州土司勢力的擴展及地域考釋》則詳細考索了唐宋元時期播州楊氏政權政治地理的範圍及其政治中心的變遷，在土司歷史地理研究中作出了可喜的探索。但如果從歷史民族地理學角度的總體高度考量，土司歷史地理的諸多問題仍然缺少理論自覺與實踐，既鮮見重要研究個案的推出，也缺少從歷史地理學科意義上的系統研究，因而一些基本的土司歷史地理問題仍然困惑著我們，迄今未能得到真正解決，如土司區域形成的地理背景、土司的地理分布與變遷，土司轄區與行省所屬州縣轄區的分界線勘界交割問題，土司所轄府、州、縣的界線與四至八到問題，土司府、州、縣治所的今地問題，唐宋羈縻府州與明清土司的歷史地圖繪製問題（地圖的繪製須建立在基本問題的研究基礎之上，否則地圖將無從「繪」起，詳後）、土司的國家地理觀念及其「中國」認同等，都與歷史地理學有密切關係。另外，土司政區與中國邊疆省界的形成也有一定關係，王春橋博士認為「雲南邊疆的形成，特別是今滇西邊界的形成與明清兩代對邊地土司的管理不無關係。清王朝為加強對邊地土司管理，依據地理遠近，對邊地土司有「內」、「外」之分。土司雖有「內」、「外」之分，但同屬中央王朝則無二致。隨著清王朝在緬甸建立藩屬體系並趨於完善，內外土司的區分消失。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尤其是英帝國主義的侵入，逐步將「外」土司淪為其控制下的殖民地。十九世紀晚期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英兩國就滇緬邊界進行無數次談判，終未能解決滇緬邊界問題。這無疑是土司研究近年來一項值得關注的新成果。土司政區與國家邊疆的形成是一個既有重要學術意義又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今後值得從事土司歷史地理學者高度重視並進行更加全面系統的研究。毋庸諱言，這樣的研究目前只是自發、零星的，與紅紅火火的土司其他問題研究相比，土司歷史地理的研究總體而言尚未得到應有重視，顯得十分寂寥。
一、關於西南土司形成與分布的歷史地理背景
中國西南土司的地理分布有一個顯著的地理特徵，就是以大渡河、大婁山為縱向軸線，呈半月型的分布，這一軸線以西土司分布最為密集，以東則漸次稀疏，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地理分布有漸近性和重合性特徵。這一地理分布特徵形成的原因是什麼？自元、明至清土司地理分布經歷了一個怎樣的空間變遷？這一變遷背後都有哪些自然與人文地理背景？眾所周知，明清土司制度來源於唐宋羈縻府州制度，如果說唐、宋王朝由於國防壓力主要來自於西北和東北，國家軍事防守重心也在北方，在控制西南邊疆版圖與社會方面還常常有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的困窘，被迫以模糊遙控的策略「遙制蠻夷」，如唐之於南詔，宋之於大理，對西南夷族採取了諸多寬容讓步政策，或者說總體上採取模糊統轄原則，只要「蠻夷」能名義上款附稱臣，獻納貢賦，則中央政府只以冊封酋藩職官封號形式，允許其守土一方實行「自治」。在這樣的世襲「自治」模式下，中央王朝對諸多羈縻府州區域內的地理物產、政區地理、疆界劃分實際上並不十分清楚，知之甚少，羈縻府州也不必如王朝正州那樣施行定期的地方圖經奏報制度，因而反映到國家輿地總志編修方面，就是往往對羈縻州縣的諸多地理要素付之闕如，最多也就是記錄一長串羈縻州縣的名單，而無實際內容。至於羈縻府州縣的治所王府、建置沿革、四至八到、交通道路、畛域分界等絕大多數的問題基本茫然。蒙古元朝統一中國過程中，也以強大的軍事武力一舉打破西南千百年來的封閉割據局面，設置大量宣慰司管理西南民族事務。明王朝繼之以起，雲、貴高原漸次歸入中央王朝的統轄之下，在宋、元羈縻府州制度與宣慰司制度基礎上設置大量土司，至此西南地區步入真正的「土司時代」。而從明初開始直到晚清數百年之久國家「改土歸流」政策的實施，實際上也在不斷改變土司地理的分布格局。無論是唐宋羈縻州還是明清土司地區，不僅二者大多有地域上的重疊性特點與淵源上的繼承關係，而且也有大致類似的地域環境。自然地理上往往地處偏遠山寨叢林，環境封閉，崇山峻岭，山重水複，交通難行，具有天然封閉性與地貌地理的複雜性特點。人文地理環境方面則遠離華夏政治文化中心與儒家禮教文化地帶，中央王朝的控制力往往強弩之末，鞭長莫及，所謂「山高皇帝遠」，只好「以夷治夷」，認可部族酋長世襲守土的現狀，只要不公然與中央分庭抗禮而有象徵性的稱臣納貢和定期或不定期的「朝覲」即相安無事。
土司多以「蠻夷」為主，且所處地理環境均為民族地區。在華夏民族與蠻夷民族畛域初分的上古時期，華族與夷族並無文化上的優劣之分，而是由所處地域與生活方式造成的差異，所以《禮記·王制》說:「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然而這一飲食服飾方面的巨大差異又相當程度上是由所生存的地理環境所決定的。由於在炎黃時期黃帝部族與東夷、三苗部族角逐的最終結果乃是華夏民族牢牢聚居黃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區,文明進化程度相對較早，而戰敗的戎狄夷蠻等部族則被迫退避分布於山地、荒漠、草原或山地叢林，於是戎狄游牧於戈壁草原,逐水草而居，蠻夷散落於西南遠山叢林，采果漁獵為生。這就形成了最早的民族分布格局。贏秦征服寰宇，一統全國後於天下施行郡縣制，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地理位置較為優越的農耕地帶很快納入中央政治體制之內。郡縣制是中央集權制度的產物，各地縣級官員以上全部由中央任命，幾年調任，從而消除了由世襲形成地方割據勢力的隱患，而邊遠地區的「蠻夷」則由部落有號召力的強勢人物為酋長，以山為寨，聚族而居以求自保與生存，在私有觀念強化的古代時期，自然形成部族酋長的世襲制。秦漢王朝皆曾一度大規模用兵於西南和嶺南，但對於西南民族格局而言卻並沒有產生多大改變，對西南諸多「蠻夷」採取鬆散的羈縻政策。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南蠻僚聚散分合，地域範圍有所擴大，趁著黃河流域「五胡亂華」的分裂戰亂及無力「治邊」之機，曾經向北發展，出現「蠻僚入蜀」現象，一度漫延至秦嶺大巴山地區，秦漢時期已經「華夏化」的巴蜀北部再次「次蠻夷化」，如《魏書》所載：「僚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唐王朝建立，重視巴蜀地區的政治地理與經濟物產，在唐朝前期先後軍事鎮壓了秦巴山地蠻僚多次作亂，西南「蠻僚」地域範圍再次縮小，逐漸退縮川江以南與大渡河以西地區，《新唐書·南蠻傳》記載說：「戎、瀘間有葛僚，居依山谷林菁，逾數百里。俗喜叛，持牌而戰，奉酋帥為王，號曰婆能，出入前後植旗」，但並沒有發展形成大氣候，從此基本形成西南地區以漢夷分布的格局。唐宋時期，除了南詔、大理以「國」相對峙抗衡外，對川南及雲貴高原蠻族大多實行羈縻制度。南宋時期，川南、川西「蠻夷」曾經一度擾侵四川防區邊界，在宋軍重兵打擊下也很快煙消雲散，未能動搖漢夷分異局面。當然在唐宋之際，一些中原移民在西南地區建立起了新的世襲政權，最典型者當為播州楊氏。關於這一政權先祖楊端的族屬與來歷，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但無論楊端是來自瀘、敘的土著夷人，還是來自中原唐末入播的太原豪族，都不能排除大量中原逃亡移民於晚唐戰亂間入滇定居的事實。因而播州楊氏土司並非完全是「蠻夷」建立的土司政權，更像是一個「漢夷共治型」土司的代表，這在其日後較高的漢文化程度與較成熟的土司管理制度方面充分表現出來。在中國這樣一個自古強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語境中，一個川黔之間、華夏近鄰的楊氏政權能夠延續七百年之久，當並非偶然。與此同時，西南地區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得土司政權能夠長期生存，據成臻銘先生統計，以西南為主，明清時期共存在過1192個土司政權，成為中國歷史上土司分布最多的地區。從自然與生態環境角度審視，西南土司大多地處偏遠、封閉，交通困難，與外界交流很少，社會發展緩慢，如地處廣西中部山區的忻城莫氏土司「地處山區，山高路遠，平地也僅人行小道相通，加上經濟文化之落後，外地人絕少進入這土屬之境，土民也少外出。由於交通封閉，使得忻城土司的政治經濟秩序得以不斷地延續下來」。其他如播州土司、水西土司、酉陽冉氏土司、石柱馬氏土司的形成與長期延續皆與當地複雜的地理環境有密切關係。
二、關於西南土司政區地理研究問題
西南地區作為中國歷史上土司分布最密集的地區，當然在土司歷史地理研究中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政區地理古稱沿革地理，是傳統地理學的濫觴，也是區域歷史地理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老一輩民族學家江應樑先生在《明代雲南境內的土官與土司》一書中談到明代雲南政區地理複雜性時曾經指出:「明代把雲南全省劃為兩種政治區域,一種完全照內地行政制度,成立正規的府州縣,設官情況與全國正規制度一樣,稱為『內地區』或『內域區』,另一種無府州縣之名,另有一套區域名稱,設治企圖與要求也與內域區不同,稱為『西南夷』或『羈縻土司區』。在前一區域內所設置的土職,一般稱為土官,後一區域內的一般稱為土司。此外還有第三種區域稱為『御夷區』的,就是名義上是府州而實際上委官設治都全同羈縻區,或名義上是土司區而另有一種政治作用使之接近內域區;前者即所稱的『御夷府州』,後者即所稱的『御夷長官司』。在御夷區域內的土職,有隸屬吏部的土官,也有隸屬兵部的土司」[9]，揭示了明代雲南省政區地理的複雜性，特別是「羈縻土司區」和「御夷府州」問題的提出，有重要學術意義。但正如前面所說，中國傳統方輿地誌文獻對土司政區極少的記載又十分稀少與散亂，這給我們今天研究土司地理問題造成了先天不足的巨大困難。儘管如此，這一領域的研究也並非完全不可企及，我們仍然可以藉助有限的歷史記載信息和線索與多學科方法特別是考古學、社會學、歷史人類學與歷史地理學的田野考察等方法對之進行探討。研究歷史上土司政區地理需要解決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問題：一、土司所轄政區的地理範圍及其變遷；二、土司政區行政中心也即政區首腦機關「衙署」即治所問題；三、土司政區與中央正州（縣）政區的邊界劃分、行政許可權及其「飛地」問題。四、土司政區歷史地圖問題；五、土司政區劃定的背景與具體勘分過程；六、土司與土司之間政區與領地範圍爭端糾紛問題；七、改土歸流、廢除某一地區土司後的政區設置問題等，一旦選定某一課題，就首先面臨著一系列必須認真思考、解決的問題。應該說這七大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都是文獻記載稀少，前人也很少問津者，難度之大不言而喻，有的甚至可以說是無米之炊，但也並非完全無從入手。儘管筆者對此也深感困難，對此問題尚無具體研討與成熟思考，但本著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同樣重要的原則，願意就一些思考拋磚引玉，希望時賢關注與思索。如明清時期土司所轄政區的地理範圍及其變遷問題，畢竟這一時代的歷史文獻特別是國家地理一統志與地方志較之唐宋時期相對較多，土司遺址遺留保存也相對豐富，時間維度上也距離今天相對較近，應該說比唐宋羈縻政區的研究有其便利之處。如明代播州土司政區與廣西宜州土司政區，清代廣西政區變遷中的土司政區問題，經過近年來一些學者富於成效的研究，一些基本問題已經漸趨明朗，但類似這樣的研究目前仍然是鳳毛麟角，更多的土司政區問題研究尚屬闕如。如土司政區與中央正州（縣）政區的邊界劃分問題和土司政區劃定的背景與具體勘分過程問題，在土司研究中幾乎還完全是一個學術空白，檢索知網等目錄索引，目前尚未見到一篇專題論文刊布。實際上土司政區劃定和邊界勘分問題，《明實錄》與《清實錄》中保存了一些雖不完整卻彌足珍貴的原始記錄，另外一些文人別集中也保存著一些當事人的奏議、奏報及其紀事，細加鉤沉整理，這些資料應該對土司政區地理的形成與復原有重要史料價值與論證意義。
三、關於土司地區生態環境及其變遷問題
明清推行的「改土歸流」，對西南土司制度及其地理格局的改變無疑是空前巨大的。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看，改土歸流對西南土司地區生態環境帶來怎樣的變化及其積極、消極影響？是一個值得關注且有重要意義的問題。
西南土司地區大多地處西南封閉偏遠的多山地區，在「改土歸流」以前，土司地區的土著居民世世代代在這些地區繁衍生息。由於土司地區人口有限，經濟形態上大多以採集狩獵經濟為主，少量適合山地農耕地區，也大多採取古老的刀耕火種的原始粗放經營方式，加之西南少數民族帶有一定宗教般特有的生態保護觀念，西南土司地區的生態環境保持著較多的原始性與緩慢的變遷性。但在明清時期，土司向朝廷的貢賦中往往對本地生態資源有較大的損耗，明朝在京師興役修宮殿，大興土木所需木料（皇木）大多來自川、滇，晚明播州向北京負責的工役中，「皇木」就是一大負擔。楊應龍在萬曆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先後四次向朝廷進獻「大木」，每次約200餘根。這些「大木」絕非一般木料，而是皆為砍伐自川西或川滇交界原始森林中以楠木為主的珍貴木材，可見明清土司地區的森林資源也在減少，土司向朝廷貢「皇木」是一重要原因。此外，明朝與土司的戰爭，對土司地區的環境破壞也是難以避免的。萬曆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的播州之役，川南黔北烽煙四起，兵革相向，血流成河，戰爭對該地區的生態、農業之嚴重破壞可想而知，金碧輝煌的楊氏土司的軍事屯堡海龍屯最後也化成一片廢墟。明代中央與土司的戰爭曠日持久，魏源說「明代播州、藺州、水西、麓川皆勤大軍數十萬,殫天下力而後產平之。故云、貴、川、廣恆視土司為治亂」，平定土司叛亂消耗的民力、財力無疑是巨大的，而戰爭背後的環境損失在那一時代卻往往不被意識。平播戰爭中，明軍集中使用火器，威力巨大，如萬曆二十八年春攻打閔山屯與婁山關戰役中，明軍「銃、炮大震，火器盈山」；苦煉坪之戰，明軍也是土洋各種火器齊用，「黑焰熏天，聲震如雷，賊眾大敗」。火器的使用加速了楊氏土司政權的最後崩潰敗亡，而遵義北部山區的環境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不惟播州戰役，在其他與土司戰爭中，環境的破壞也是十分明顯的，嘉靖年間，雲南楚雄武定鳳氏叛亂，明軍分路進剿，「大軍奮勇衝突虜營，矢風如雨，炮聲雷鍧，百里之內，原草為赤」。一場戰爭結束後，「百里之內，原草為赤」，類似於這樣的環境慘狀也是觸目驚心的。火器成為明、清王朝解決土司勢力的利器，但對西南地區環境的戰爭破壞程度也超過以往，這一問題目前很少引起關注。
「改土歸流」以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土官世襲制度與一定的割據性質地方政權為主旨，雖然改土歸流有利於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後性，同時加強中央對西南地區的統治，但也對土司地區的環境產生了重要影響。有學者認為，「改土歸流」後農業開發的盲目性，導致亂砍濫伐驚人，水土流失嚴重，動植物資源枯竭，生態環境遭到破壞。魏冬冬等學者通過個案研究認為，「改土歸流」對水西土司地區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連接黔中與黔西北的龍場九驛地帶在「改土歸流」前由於驛路沿線為水西土司控制，耕牧混成經營模式與當地生態系統相兼容，驛路沿線深林密箐，生態環境良好。康熙改流後，在此鼓勵移民墾殖和礦業開發，驛道沿線生態環境出現惡化，誘發諸類生態災變。但也有一些學者的研究結論與此大相徑庭，陳俊梁以渝東南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為例，強調「改土歸流」對土司地區環境的作用而言，可謂是一雙刃劍，進步因素與破壞同時存在。雍正、乾隆年間，渝東南地區基本完成了「改土歸流」。故在雍正十二年，升忠州為直隸州，置黔彭直隸廳。乾隆元年，改酉陽土司為酉陽直隸州。乾隆十二年改石砫土司為石砫直隸廳，先前那種「蠻不出洞，漢不入境」的政策很快被廢止，使得漢族與少數民族有了一個很好的交流環境，漢人和漢族文化技術進入少數民族便少了許多阻礙。儘管「改土歸流」政策使得不少土司地區的自然環境有了較大的變化，不合時宜的擴大墾荒造田農業政策改變西南不少地區原有的生態環境，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如渝東南地區雍正、乾隆後，苗民遷徙至深山地區，與漢族流官官府衝突減少，因此沒有發生類似大小金川那樣的叛亂，避免了戰爭動蕩，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有的生態環境，所以同治《酉陽直隸州總志》中記載渝東南山區生態時，還能看見諸如「林木陰翳，盛夏憑欄，蒼翠滿目」、「崖之上草木蓊翠，掩蔽天日」、「茅茨如林，多異禽奇獸」這樣的森林景觀，志書所狀，應該是清代後期酉陽一帶森林植被的真實反映，可見清代渝東南地區的山地生態環境尚保持著良好狀態。從這些研究可以給我們這樣的啟示，如果我們不先入為主，不以「區域開發等於環境破壞」這樣一個簡單的線性思維模式出發去研究土司地區的生態環境，而是對於不同地區區別對待，以歷史記載與實地考察作求實探討，就會對明清以來西南的土司地區生態環境作出相對科學的考察與評價，得出的結論也才會更加接近歷史地理的實際。
四、關於編繪中國土司歷史地圖問題
土司歷史地圖的編繪問題，近年來已經引起一些學者的關注，並不斷有學者呼籲將土司歷史地圖工作提到議事日程上來。2015年夏在貴州遵義舉行的第五屆中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西南大學教授藍勇就建議重視土司歷史地圖問題，希望專家學者能夠編纂出一套土司地域圖集，以使人們對土司的發展史有一個總體和具像認識。應該說土司歷史地圖的編繪確實為深化對土司歷史地理研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從一定意義上講，歷史地圖是歷史地理學特有的語言符號，任何歷史地理研究成果應該都可以落實在地圖之上。比起學術論著的語言表述來說，歷史地圖必須具有更高的直觀性與準確性，來不得半點模糊與虛假，一旦標註錯誤會一目了然，難逃眾人之目，因而科學性與精確性要求格外突出，同時還意味著操作難度超過一般想像，而學術著作則難以避免有一定模糊性的語言表述，只要我們翻閱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其中唐宋羈縻州與明清土司區域內的州、縣繪製十分稀疏，相對內地正州的密度與準確性，土司區域往往大片空白，就不難發現繪製土司地圖的難度。土司歷史地圖的編繪應該建立在大量土司歷史地理的個案研究基礎之上，只有把我國歷史上各個土司地理的各項空間基本要素、節點基本搞清楚之後，方有編繪地圖的可能。例如各土司境內的山川湖泊、植被分布、野生動物分布與變化、政區地理範圍、疆域界線、衙署所在、民族構成、人口密度、境內交通路線、寨堡關隘分布等，這其中有的問題已經基本釐清，難度不大，有的則基本一片茫然，需要從頭做起，進行大量基礎研究。因而，我個人認為目前編繪《中國土司歷史地圖集》工作條件尚不成熟，研究基礎尚很薄弱，需要為地圖的編繪做大量的基本功課。如果個別地區研究個案工作紮實，條件成熟，可以先嘗試編繪單個或者區域土司歷史地圖。如貴族遵義地區之播土司地圖，湖南的永順土司、重慶渝東南土司研究相對成熟，研究成果也較豐富，土司地圖的編繪可以先行一步。等待各區域土司歷史地理研究積累大量研究成果之後，集中全國有關專家編繪全國土司歷史地圖工作的條件就會水到渠成，編繪一部高質量的中國土司歷史地圖才會有科學保證與現實可能。
五、餘論
土司歷史地理研究是一個具有很大學術開拓空間且充滿誘惑與挑戰的學術高地，也是深化土司歷史研究一個亟待開展的新領域。從歷史地理學學科建設來說，也是歷史民族地理與歷史政治地理一個新分支學科。目前關注土司歷史地理問題者只有少數學者，學術界還沒有出版一部專門的土司歷史地理學術專著，相關論文也寥若晨星，這與當前土司研究與歷史地理研究繁榮的局面很不相稱。土司歷史地理研究除了筆者提出並概述的上述四個問題外，其他的課題還有不少，就筆者思考所及，諸如土司地區的文化地理，歷代土司對國家地理認知、華夏文化的認同，土司地區少數民族的生態倫理觀念、土司地區的城市、鄉村與聚落地理和公共空間，以及土司歷史軍事地理等都是其中的研究課題，這些問題構成了土司歷史地理學科體系的基本框架，而目前關注者甚少。研究方法方面，由於土司研究內容的特點，土司歷史地理傾向於在歷史文獻為基本依據的前提下，更多地運用田野人類學考察、社會學調查、田野考古、口述史學、GIS技術、衛星及遙感參照等跨學科交叉研究手段。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諸多學界同仁共同努力，土司歷史地理的研究一定會出現氣象一新的可喜態勢。
本文選自：《遵義師範學院學報》第18卷第6期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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