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九霞：旅遊人類學在中國
中山大學 孫九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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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孫九霞，博士，中山大學旅遊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旅遊高峰論壇副秘書長/學術委員會副主席。
【摘要】旅遊業急速發展的現實充當了中國旅遊人類學發展最強大的推動力，旅遊人類學在國外四十多年的成長也為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借鑒。中國旅遊人類學在這雙重合力的推動下，學術活動頻繁、專業刊物搭建平台、基金資助力度加大、學科建設初見成效。在旅遊的社會文化影響、旅遊真實性理論、社區參與旅遊發展等領域的研究進展顯著。但是，仍存在不少問題，既需要深入發掘人類學本身的理論和方法優勢，也還要紮根中國現實。
【關鍵詞】旅遊人類學；旅遊社會文化影響；真實性；社區參與
【來源】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6):2-11.
旅遊人類學在國外已經過了四十多年的成長，其所積累的豐碩成果無疑成為中國旅遊人類學研究的良好基礎和借鑒。中國旅遊人類學在旅遊業發展的潮流和國外旅遊人類學先期成果的雙重合力的推動下，也開始有了較大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進入了旅遊研究領域，人類學和社會學者是旅遊人類學研究的重要群體，對促進旅遊學的發展有很大貢獻。近年來，有的學者也開始對中國旅遊人類學研究進行反思，認為「中國旅遊人類學的研究存在著研究隊伍尚未形成規模、科研成果不多等問題。從純學術的角度看，無論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都遠不能與西方相比。」[1]本文的出發點在於全面分析中國旅遊人類學發展的二十年，總結成效、提出問題並展望未來，以期對後來的研究有所助益。鑒於旅遊並非是哪個學科的專屬領地，其所涉及的領域跨越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個方面，故在本文的綜述中，旅遊人類學研究既指人類學學者所作的旅遊方面的研究，也包含其他領域(尤其是旅遊學)的學者所進行的具有人類學研究內容、方法和理論特色的研究。
一、旅遊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現狀
人類學的學科發展與中國旅遊業發展的現實幾乎沿著同樣的歷史脈絡演進。在改革開放後的幾年中，中國人類學者大多忙於人類學的重建，幾乎沒有關注到旅遊領域。因此在中國旅遊人類學的發展初期，旅遊業發展現實比人類學本身所起的作用要更大。由此導致中國旅遊人類學起步相對較晚。由於同樣的原因，其他學科對旅遊研究的關注也更多一些。旅遊人類學的發展現狀主要表現為：
1.學術會議推動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的交流
1999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在昆明召開的「人類學：旅遊與中國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旅遊人類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義。當時有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澳門以及日本、美國、法國、芬蘭、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的五十多位人類學家和旅遊學方面的學者參加，會後出版由楊慧、陳志明、張展鴻等主編的論文集《旅遊、人類學與中國社會》(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其中收錄的24篇論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旅遊人類學的研究熱點，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人類學界對旅遊研究的介入及與國際的對話，對中國旅遊人類學的發展具有先導作用。
此後，在中國召開的其他許多人類學、民族學以及旅遊學等學科的學術會議中，也開始出現了旅遊人類學的研討議題。2001年12月在中山大學召開的「21世紀都市可持續發展暨紀念中國人類學百年國際學術會議」上，旅遊發展與民族文化保護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之一。
2002年以來由廣西民族學院、中南民族學院、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中山大學等多家單位發起的「人類學高級論壇」所舉行的多次學術活動中，旅遊人類學的研究也經常出現。首屆人類學高級論壇(2002年5月，南寧)中不少學者關注民族發展與文化保護的關係，並開始研究旅遊開發和規劃中的社區參與問題。[2]第二屆人類學高級論壇(2004年5月，銀川)的主題是「人類生存與生態環境」，學者們對生態重建的問題極為關注，既討論了某些發展項目中的生態保護問題，還對生態農業、觀光農業及旅遊業對民族地區鄉村都市化的影響等進行了深入討論。第三屆人類學高級論壇(2005年10月，武漢)以「人類學與鄉土中國」為主題，不少學者對鄉土中國的旅遊發展手段和旅遊對當地的社會文化影響進行了廣泛討論。最值得關注的是「第四屆人類學高級論壇」將「人類學與旅遊休閑」確定為主題之一，圍繞旅遊人類學所展開的討論深度也有了明顯增加，如彭兆榮、張敦福分別作了題為《現代旅遊中家園遺產的生態鏈——廣西秀水村旅遊開發潛在的危機》、《當遊玩變成一種消費機器——中國社會形式變遷的旅遊人類學研究》的主題報告；其他學者也在相關方面進行了發言，如明躍玲的《文化重構與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以湘西民族旅遊文化為例》、阿拉坦寶力格的《祭祀遊藝的人類學研究——以蒙古族祭敖包為例》、譚衛華的《權力：鄉村旅遊資源的整合與利用——以湘西德夯苗族民俗村為例》等等。這些研討為推進中國旅遊人類學的發展很有裨益。
當前，人類學、民族學等方面學術會議中的旅遊人類學成分有加大的趨勢。2006年11月24～26日，在中山大學舉行了「文化多樣性與當代世界——迎接2008年國際人類學和民族學聯合會第十六屆世界大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的國內外代表約五百多人，堪稱人類學與民族學界的一次盛會。大會所提供的23個參考議題中，有6個議題直接或間接與旅遊發展有關，如「文化產業、旅遊業與民族地區的可持續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文化多樣性與人類文化的創新和發展」等，與會者所提交的論文也有很多是以此為主題的。大會設置「文化多樣性與文化遺產保護」和「民族文化與社會發展」兩個小組著重研討相關問題。依賴如此高級別的會議平台，國內外學者就旅遊人類學的方方面面展開了充分討論，這將對學科的進一步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同時，旅遊人類學也進入了旅遊管理、人文地理等學科的學術會議的討論範疇。其中，具有廣泛的國際國內影響力的學術活動是由中國地理學會旅遊地理專業委員會、國際地理聯合會旅遊遊憩運動專業委員會主辦，由中山大學旅遊發展與規劃研究中心、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承辦的系列國際學術會議。自1999年以來，舉辦了四屆(分別為1999珠海、2001桂林、2003宜昌、2005西雙版納，並出版了《城市旅遊的理論和實踐》、《發展中國家旅遊規劃與管理》、《事件旅遊及旅遊目的地建設管理》、《社區旅遊與邊境旅遊》四本論文集)旅遊前沿國際會議，共有一百多名境外旅遊專家學者和近三百名國內專家學者參加，在國內和國際旅遊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加深了中國和海外學者的相互了解，同時也推動了國內節慶旅遊和社區旅遊的研究。尤其是自第四屆會議以來，旅遊學者們對於旅遊的人類學、社會學領域更加關注，重點圍繞傳統村落與社區旅遊、主客關係管理、少數民族地區旅遊發展、城市社區旅遊等主題進行探討。第五屆國際會議「遺產與旅遊國際學術會議及旅遊地理高級研討班」於2007年7月在廣州召開，其主題定位中的旅遊人類學成分增多，含有「主人與客人」、「社區可持續遺產旅遊」、「居住遺產：少數民族社區的旅遊」、「保護與發展：對社區遺產旅遊的案例研究」等等，這些討論內容與旅遊人類學者的研究傾向幾乎不謀而合。
華文學術圈的互動也逐漸增多，香港、澳門、台灣等地與國內學者間學術交流也對中國旅遊人類學的發展產生了明顯的推動作用。1999年的昆明會議就是雲南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合辦的，是中國大陸與香港合作的產物。2006年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柯群英主任主持召開了一次規模不大的學術討論會，但討論的議題卻極為深廣。來自香港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中南民族大學的學者就「旅遊、認同與全球化」進行了研討，主要內容包括精神旅遊與宗教(柯群英)、旅遊語境與文化溝通(王寧)、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遺產管理(郭立新)、中國主題公園的發展反思(保繼剛)、社區參與旅遊活動類型對主客關係的影響(孫九霞)、印度的健康旅遊(Nazrul)、旅遊商品化(馬曉京)等等。經過熱烈而充分的討論，學者們對旅遊所帶給景點和族群文化的商品化以及這種商品化對地方認同的影響、旅遊引發的認同改變等方面達成了共識。
2.學術刊物積極搭建研究平台
旅遊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學術刊物的積極推介，這為國外旅遊人類學思想的引進及中國旅遊業發展狀況和研究成果的交流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這方面，人類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方面的重點刊物起了重要作用，如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主辦的重要刊物《民族研究》。該刊早在1996年第6期就發表了楊鶴書的《試論粵北民族旅遊網路的興建與第三產業的未來》。文章對廣東旅遊業發展的不平衡性，對粵北民族地區旅遊業及其豐富旅遊資源進行了分析，雖然現在看來有些淺顯，但這是傳統人類學家吸取旅遊研究的知識和成果所進行的分析，也屬難能可貴。此後該刊對旅遊人類學領域的關注幾乎沒有間斷，至今已經發表了質量較高的旅遊人類學文章8篇。最近更加重視介紹理論研究成果，2006年同時發表了2篇有見地的文章，分別為《前台、帷幕、後台——民族文化保護與旅遊開發的新模式探索》[3]和《文化符號的建構與解讀——關於哈尼族民俗旅遊開發的人類學考察》。[4]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社會學研究》是社會學的重點刊物。《社會學研究》在刊發旅遊人類學方面的文章雖然不多，但其在1999年第6期推出的王寧的《旅遊、現代性與「好惡交織」——旅遊社會學的理論探索》一文揭示了旅遊現象的社會學意義，提出從社會學角度研究旅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認為旅遊是現代現象，因而只有放在現代性這一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充分恰當的解釋。這是目前中國旅遊人類學、旅遊社會學界公認的高質量論文。
刊物對旅遊研究推介的最新動向中值得重視的是《中國社會科學》在2006年第2期發表了彭兆榮的《民族志視野中的「真實性」的多種樣態》。並且，在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的英文版研究中已發表了魏小安、[5]徐嵩齡[6]兩篇關於中國「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可持續旅遊發展方面的文章，向國外學者介紹中國的旅遊研究。這表明中國社會科學方面最重要的刊物開始向旅遊人類學研究、旅遊研究敞開了大門。
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等所主辦的學術刊物對旅遊人類學研究的貢獻也很大。《思想戰線》自20世紀末以來專門辟有以旅遊為主題的專欄，大量介紹國內旅遊人類學的相關研究。《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因學校改名，刊名現為《廣西民族大學學報》)的「人類學專欄」被教育部評為「名欄」，該欄目在2005年由彭兆榮主持了「旅遊人類學」的主打欄目，刊發了來自國內外關於旅遊民族志、鄉村旅遊、民族玩偶的倫理、旅遊與傳統文化保護等內容的6篇文章，這是國內刊物中第一次出現「旅遊人類學」的欄目。另外，《廣西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雲南民族學院學報》、《中央民族大學學報》、《貴州民族研究》等刊物也相繼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旅遊研究方面的文章。
《地理學報》為地理學的一級刊物。對旅遊方面的研究本身並不多，即使有，也一般限於定量研究。而在2006年第4期，該刊物推出了保繼剛、孫九霞的《社區參與旅遊發展的中西差異》一文，這是該刊物中所出現的關於旅遊定性研究的少有之作，這一方面反映了其新的辦刊趨向，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旅遊研究有了新的進展和突破。
旅遊等其他學科的刊物對旅遊人類學研究也進行了很多介紹。旅遊研究方面的主要刊物《旅遊學刊》經常不定期發表旅遊人類學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在1996年和1997年先後推出了申葆嘉的系列文章——《國外旅遊研究進展》，對國外旅遊研究的發展情況進行了綜評，重點討論近幾十年的研究情況，其中對社會學和人類學、發展中國家旅遊研究、旅遊研究方法和方法論等方面研究作了系統介紹。以及其後來推出的《旅遊社會學研究初探》[7]、《對旅遊社會學理論體系研究的認識》[8][9]等研究對系統介紹國外研究進展起了重要作用。其他刊物，如《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學報》、《人文地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旅遊科學》、《經濟地理》等也介紹了一些旅遊人類學方面的研究。
為考察中國旅遊人類學研究的基本狀況，筆者2007年2月26日運用「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這一中國目前最大的學術成果交流平台檢索了與旅遊人類學相關的研究。結果顯示：從數量上看，以「旅遊人類學」為「篇名」的文章有38篇，以其為「關鍵詞」的有84篇，以其為「主題」的有89篇；從時間分布來看，以其為「關鍵詞」和「主題」的文章最早出現於1996年，以其為「篇名」的文章在2000年才開始出現，並且近幾年的文章數量有激增的趨勢。同時，筆者還以篇名「民族旅遊」進行檢索，得到559項結果。出現期間為1985～2007年，並且也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2000年以後7年間的成果有509篇，佔了90%以上，而此前的15年時間裡的成果只有50篇，占不到10%。這說明在各類學術刊物中關於旅遊人類學方面的成果逐漸增多，並大有普遍發展之勢。
3.設置相關專業，成立專門機構
全國不少高校在社會人類學和旅遊管理等學科的基礎上建立了旅遊人類學的專業和方向，並開設相應的課程。國內較早進行旅遊學方面的培養和訓練的研究機構當屬中山大學旅遊發展與規劃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旅遊發展與規劃中心不僅定期舉辦國際會議，為中國旅遊研究與世界旅遊研究的交流搭建平台，而且在推進旅遊人類學的本土化研究也走在前列。該中心在2001年所招收的旅遊管理專業的博士生中，專門開闢「旅遊人類學」方向，儘管沒有明確註明，但考試科目之一即為《人類學理論與方法》。2003年，該中心又第一次招收了旅遊人類學的博士後。該中心近幾年相繼推出了一系列旅遊人類學及其相關方面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的指導教師均為保繼剛教授)。這些研究成果的案例地一般都選取了國內知名的旅遊目的地，運用人類學、社會學的相關理論和方法開展研究，目前這些論文已經開始在學術界產生影響。
2004年10月，國內專門化的旅遊人類學研究機構廈門大學旅遊人類學研究中心成立。該中心成立以來，已經開展了民族地區鄉村旅遊的調研工作。
該中心2004年推出的《旅遊人類學》是第一部集編譯、譯介、分析、獨立見解為一體的著作。[10]廈門大學旅遊人類學研究中心還為碩士研究生、本科生開設了旅遊人類學課程，並為博士研究生開設了專題研究課程。
近幾年來，高校中招收「旅遊人類學」方向博士生、碩士生的趨勢開始增加。雲南大學人類學專業早在2004年就開始招收該方向的碩士生，2006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其他各類院校也開始招收旅遊人類學方向的碩士生，如桂林工學院旅遊管理專業(2006)、貴州大學民族學專業(2007)、廣西師範大學人類學專業(2007)、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2007)、廣州大學旅遊管理專業(2007，旅遊人類學與區域旅遊文化方向)，等等。但旅遊人類學課程所用的教材以譯介著作為主，純粹由中國學者完成的著述幾乎還未出現。
4.各類基金和項目的資助力度加大
國家社科基金自1996年以來開始資助民族學學科在旅遊人類學方面的研究(雲南大學旅遊系田衛民的《少數民族地區旅遊資源開發研究》)，進入21世紀後逐漸加大了資助力度。2004年，「湘鄂渝民族地區旅遊經濟發展與旅遊區社會文化變遷」、「中國少數民族口頭和非物質遺產搶救保護和人的發展政策研究」兩個項目進入當年的「重點項目」，佔了民族學重點項目的三分之二，這足以體現國家社會科學規劃層面對旅遊社會文化變遷和文化保護的重視。2005年的資助力度不僅有所增加，而且民俗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研究還得以在「社會學」學科中立項。2004年以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開始設立「西部基金」，其中對旅遊人類學、旅遊社會學、民族旅遊等領域的資助非常廣泛。這充分體現了西部的人文和自然旅遊資源優勢開始得到研究者高度重視和政府傾斜支持。在2005年的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中還有一項「明清旅遊活動研究——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陳建勤，上海大學)。國家社科基金多方面的資助將使旅遊人類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得到加強。
與此同時，旅遊人類學的應用特點也日益突出。目前在政府的旅遊政策研究、在企業的旅遊市場研究領域、在政府和企業的旅遊開發工作等橫向項目領域，旅遊學者和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者的諮詢作用越來越重要。旅遊人類學的理念也開始進入不同形式和層次的規劃項目中，使應用研究獲得長足進展。
二、旅遊人類學在中國的研究
旅遊人類學自進入中國，並經由近二十多年的發展之後，發軔於西方的旅遊人類學在中國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多項進展。
1.對國外旅遊人類學理論和研究成果廣泛譯介
中國旅遊人類學起點低，起步晚，發展初期的理論推介大有裨益。在20世紀90年代學者們開始介紹國外「旅遊是一種表演藝術」、[11]「『原始贗品』、『旅遊藝術』和真實性的觀念」[12]等關於旅遊本質的觀點。還有的學者介紹了西方旅遊人類學、旅遊社會學的研究進展，並指出這兩種學科有著許多共同的研究問題，但在理論和方法上又各有特點。對於國外影響較大的旅遊人類學、旅遊社會學著作的翻譯工作，[13、14、15]對西方旅遊人類學的評介，[16、17、18]對處於起步階段的中國旅遊人類學具有借鑒意義。有的研究對於西方旅遊人類學的學術淵源、研究立場進行追溯，並提國傳統哲學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結合起來，作為中國旅遊文化研究的哲學根基。[19]旅遊人類學理論探討開始初步展開，[20、21]並將西方有關的理論應用到中國的旅遊實踐中去，如運用人類學的理論透視雲南旅遊工藝品的開發。[22]縱觀近四十年來西方旅遊人類學的發展歷程，發現其發展方向是方法越來越縝密、理論越來越深化。
所發表的對西方旅遊人類學著作進行評述的論著，評價中不僅停留於翻譯和介紹國外成果，而且滲透了不少中國學者的獨立觀點，這表明中國旅遊人類學開始在理論和方法上奠定了本土化的基礎。同時，因為學科發展階段與西方無法對接，致使中國旅遊人類學對國外成果的介紹也呈現參差不齊的狀態。首先，雖西方重要的旅遊人類學成果基本得以介紹，但也還有不少經典著作依然處於單純的西文狀態下，中國的更多學者無法看到。其次，最新的成果雖有所譯介(如夏贊才在《旅遊學刊》2005年第3期上介紹了V·史密斯和M·布倫特合編的《主客關係新探：21世紀旅遊問題》第三版在國外的出版信息，但中譯本卻無法儘快與中國學者見面)，但國外的最新理論無法相對同步出現於中文刊物之中。
2.在對旅遊經濟作用充分認知的基礎上積極研究經濟影響
由於旅遊發展的現實意義，致使中國學者最早關注的是旅遊的經濟影響。在中國旅遊人類學研究發端期的20世紀80年代後期，學者們認為旅遊是高經濟效益的消費活動，在增加外匯收入、滿足人民生活需要、擴大社會勞動就業，促進有關行業發展方面，有著催化作用，應該積極開發民族旅遊商品。[23]黃惠焜先生還呼籲學者應該調整視角，讓文化人類學介入旅遊資源的開發。[24]自20世紀末期，尤其進入21世紀初以來，對旅遊經濟影響的關注度日漸增強。
中國學術界廣泛注意到旅遊發展對當地經濟的推動作用，並將其看做是民族地區走出貧困的有效途徑。在這種樂觀的態度之中也有些許隱憂，他們對傳統文化所經受的衝擊擔心，於是發出了保護傳統文化的呼聲，並提出開發方式，主張在「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因此，積極研究飲食價值的旅遊開發、[25]生態旅遊開發、[26、27]民族文化資源的開發、[28、29、30、31]文化的產業化、[32]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用、[33、34]民俗的傳承創新與開發；[35]邊疆城市發展與民族文化的開發利用、[36]民族服飾資源的開發、[37]民族文化保護與開發、[38、39]旅遊扶貧[40、41、42]等旅遊發展所帶來的大量現實問題。民族文化旅遊開發研究可歸納為供給方面的研究、需求方面的研究和旅遊影響研究等三個方向。其中供給方面的研究最為集中，可進一步劃分為資源開發、產品(線路)設計、旅遊商品等三方面內容。[43]旅遊使當地社區居民的經濟收入結構、消費結構、性別意識、思想觀念等發生了許多變化。[44]在大多數學者看來，文化是為經濟服務的，保護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發展，因而為政府和有關部門提供決策服務是國內旅遊研究的主要特徵，這也是旅遊人類學的功能性體現。
3.研究領域得到極大拓展
旅遊人類學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極大進展，在此著重介紹社會文化影響、文化「真實性」理論與商品化和社區參與旅遊發展方面的研究。
(1)社會文化影響研究進展迅速。1984年就出現了對旅遊的社會文化影響進行研究的論文，作者從直感上判斷「旅遊對社會文化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45]隨後對於旅遊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似乎被對旅遊經濟影響的關注所掩蓋。但20世紀90年代末期後，旅遊社會文化影響研究則有了更加專門和深入的分析。首先，對旅遊目的地的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探討旅遊所產生的影響，研究旅遊對目的地居民語言的影響、[46]旅遊與地方知識的關係、[47]旅遊對民族節日的影響、[48、49]旅遊對接待地的社會文化影響的多元化、[50、51、52]旅遊目的地的社區化、[53]旅遊商業化，[54、55]等等。其次，在對重點案例進行解剖的基礎上，還原旅遊對目的地社會文化影響的真實狀態。這集中反映在目前的碩士、博士論文研究上：有的論文以雲南納西族自治縣的納西文化為例，分析旅遊開發與文化變遷的關係；[56]有的論文分析了旅遊開發對北京衚衕的社會文化變遷影響；[57]有的論文在介紹了旅遊對大理洋人街的社會影響後，認為東道主社會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獨特性，最大限度地保存和發揚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關鍵因素是這個民族內部對文化動力或地方文化的融合力；[58]有的研究分析了旅遊與少數民族社會的歷史與文化再生產之間的關聯；[59]有的論文從跨文化的視角分析了旅遊所帶來的主客互動。[60]關於旅遊影響方面，有的研究並不囿於西方學者有益/有害的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認為旅遊對民族社區社會文化變遷所產生的有利與不利影響的旅遊效應的兩面性是一種本質屬性，[61]必須給予正確的認識，以利推動民族地區社會文化變遷的良性發展。
對於旅遊的社會文化影響研究還上升到對旅遊與現代性、民族意識等多方面的討論。由於「國家權力與民族意識的衝突依然存在，均分旅遊權益仍然是當地居民的利害所在」，[62]並且「多元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使單純的民族日趨複雜並具有多重的表述意義。」[63]有的研究在對香港旅遊業進行分析的基礎出將西方完備的可持續發展理論與中上，認為權力關係、民族認同、傳統文化以及社會變遷之間存在邏輯關聯。[64]在認同方面，有的研究者把民族旅遊工藝品看成是一種「物態化」的民族文化，認為它背後蘊涵著民族或族群的文化認同。[65]並且，新的文化符號的建構是不同的文化進行交往以及不同的利益主體進行資源博弈的結果。[66]對於日漸升溫的鄉村旅遊，有的學者提出「鄉村旅遊的命運取決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較量」。[67]有的研究將墨頓所提出的「社會學好惡交織」應用到對整個現代性生存條件的解釋，認為「旅遊則是對現代性生存條件的好惡交織』的反應和體現。正如對『離軌』現象的研究有助於對『正常』現象的理解一樣，對旅遊(即對正常社會』的超脫行為)現象的研究，有助於加深對正常社會』的了解」。[68]這進一步將旅遊的社會文化影響研究提到了旅遊社會學與人類學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論高度。
(2)拓展了文化「真實性」與「商品化」研究。由於旅遊導致了民族特徵和民族意識的改變和再創造、在旅遊交易中藝術形式發生轉變等原因，「民族旅遊的主客互動交往中形成了民族的『刻板印象』」。[69]因此，許多學者開始關注旅遊中的文化「真實性」問題。真實性的原文為「Authenticity」，也譯作「原真性」或「本真性」。中國學者這方面的研究最早始於王寧在《旅遊研究年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上發表的《再論旅遊體驗中的真實性》(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文中主要從遊客的視角、針對遊客的體驗分析了後現代主義真實觀和存在主義真實觀，認為不管旅遊地是否真實，遊客都有可能感覺到真實。[70]該研究直接把中國學者對「真實性」的思考納入到世界學術交流平台中，實現了與國際學術界的直接對話。進入新世紀之後，學者們對於西方「真實性」理論的介紹開始增多，[71、72、73]在此之前，只有個別譯文出現。[74]隨後，關於旅遊與文化的「真實性」的具體討論不斷出現，如研究歌舞旅遊產品的真實性、[75]文化遺產旅遊的真實性、[76]溫泉旅遊的真實性[77]等。有的研究對世界遺產地在旅遊開發背景下所面臨的村民建房集體行動、民居造新狀況等民居變遷活動，提出「正是遊客對真實性的感受及其對這種感受的需求，給旅遊地施予了壓力」。[78]
對於文化商品化和文化真實性之間關係的探討也更加廣泛。與早期國內外學者對商業化持劇烈的批評態度有所不同，最近的中國研究者一般認為旅遊所帶來的文化變遷及商品化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認為民俗旅遊開發中的文化商品化和真實性並非完全對立，二者可以和諧統一，正確理解二者的關係有助於民俗旅遊開發的可持續發展。[79]不少學者從分析旅遊工藝品入手，認為旅遊的商品化對於傳統文化的保護具有積極意義，[80、81、82]而非導致真實性的喪失。並指出在現代化大潮的衝擊下，傳統文化也需要在保護的前提下不斷創新、發展，並完成其自身的過渡與轉型。[83]
總之，對於「真實性」研究的深入性一方面體現在對於國外理論的應用；另一方面體現在真實性理論在中國的發展。馬康納(MacCannell)「舞台真實」理論引起中國學者的極大興趣，有的研究提出「舞台真實來源於現實生活，但並不等於原生文化本身，它通過藝術的加工提煉使原生文化顯得更加真實」；[84]有的研究還同時運用中國麗江、美國印第安人的案例和馬康納「前台、後台」理論，提出了民族文化保護與旅遊開發的「前台、帷幕、後台」模式，希望通過這一新模式合理地解決民族文化保護與旅遊開發之間的矛盾衝突。[85]在理論發展方面，也有了突破。如有的學者嘗試以各種不同的「真實性」的表現樣態為「經」，以民族志研究歷史為「緯」，選擇三個不同時段的民族志樣本進行分析：傳統民族志在「實踐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則之下對「真實性」的理解；現代歷史人類學通過「文化結構」對「真實性」敘事的建構；在當代「全球化」社會裡，旅遊民族志認識和反映「真實性」所面臨的情形與困境。[86]這樣的解析拓展了旅遊中的文化「真實性」研究的國際對話空間。
(3)社區參與旅遊發展研究有所突破。社區是人類學重要的研究領地，對這方面的研究反映旅遊人類學的發展方向。自20世紀90年代末期，為尋找可持續的旅遊發展途徑，中國學者開始研究旅遊和目的地社區間的動態關係。社區既具有實施可持續發展的綜合功能，又是可以把握的實體，從社區角度來思考旅遊開發問題有可能為實現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找到可行的途徑，[87]社區參與旅遊發展就是旅遊可持續發展宏觀系統中不可或缺的機制。[88]在生態旅遊研究中，總結和介紹國外許多社區參與生態旅遊開發的研究和例證，[89]認為社區居民對生態旅遊開發要進行全方位參與，才能分享旅遊帶來的各種利益，才能有助於生態旅遊的成功。
在理論分析方面，有的研究對社區參與旅遊發展的動力、社區參與如何形成最終意見、社區參與如何實現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論問題進行了質疑。[90]在多理論探索和多學科滲透研究原則的指導下，對社區參與的動力、社區參與機制以及社區參與的公平分配等問題提出嘗試性的解決方案。[91]還有的研究認為社區參與需要在旅遊規劃、旅遊地環境保護、旅遊地社區文化維護等三個方面得到加強。[92]在實踐中，中國的社區參與遠未實現，不僅社區參與程度較低，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處於被動參與狀態，缺少一種激勵機制來引導群眾自覺參與保護。[93]居民參與交往是以參與旅遊地的發展決策和參與旅遊收益分配兩方面得以實現為基礎的，當地居民只有在享受到旅遊發展給其帶來的利益的前提下，才有主動與旅遊者交往的動機。[94]在大部分研究出於關注旅遊業才重視社區時，也有的研究把目光投向社區發展，並結合實際案例深入闡明了社區力量的重要性。在對社區參與旅遊發展進行了深度案例分析的基礎上，[95、96、97]學者們開始探討中國與西方社區參與的差異，[98]並提出中國社區參與的模式建構。[99]這種從實證到理論提升的研究，體現了中國旅遊人類學在社區參與方面的理論突破。
三、對中國旅遊人類學的評價與展望
中國旅遊人類學在旅遊業迅猛發展的現實背景下，在借鑒國外旅遊人類學學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無論在學科發展還是在研究進展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經過20年的發展，需要對中國旅遊人類學的發展脈絡加以梳理，在歸納總結學科發展和研究進展總體狀況的基礎上，提出問題並展望未來，會有所裨益。
1.存在問題
(1)外來借鑒不夠：對國外研究成果消化不良。有的學者存在食洋不化的問題。不少研究者不習慣閱讀原文，即使對翻譯文稿也不能仔細閱讀和反覆對照。往往習慣於藉助於個別的譯介盲目生髮自己的觀點，如有的論文把譯介性的綜述作為譯介者的獨立貢獻，模糊了成果的源頭，失去了與國外研究對話和啟迪後來研究者的作用。還有的研究在介紹「舞台真實」理論時，用「truthfulness」來代替「真實性」的專用術語「authenticity」。在有關的翻譯著作中因缺少旅遊專業背景的譯者，使得許多專業辭彙的翻譯不準確。個別的譯著在出版後甚至遺漏了原文中所有的參考文獻，使其參考價值大打折扣(如《旅遊人類學》一書，原文中的所有參考文獻全部未出現，這使中文讀者對Nash這本綜述國外研究的著作無從尋找文獻來源。建議若有機會再版，作者和出版社一定予以補齊)。這進一步導致了研究中的自說自話，不能很好地展開與國際對話。
(2)本土創造不足：原創性成果少。由於學科發展起步晚，學術研究缺乏規範，單純依賴經驗和材料，注重短期行為。這導致重複勞動多，有價值的研究少，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原創性成果少。國外大學在課程設置中很少直接用「旅遊人類學」的名稱，多以具體的研究主題設置課程，如「作為現代朝覲活動的旅遊」、「亞洲的旅遊與文化」、「旅遊與文學」、「旅遊對家庭、外來者和當地居民的影響」、「雲南的民族文化旅遊」、「旅遊與人類學」等；在著作出版這方面也沒有這個學界如此急切，經過近五十年的發展，他們單純以「旅遊人類學」冠名的著作也只有那麼兩本，其中最著名、經過三版的一本還是論文集。他們更追求紮實的研究，而不是急於發表和所謂的「出成果」。中國旅遊人類學研究的急功近利傾向則很明顯，動輒冠以「旅遊人類學」的名稱，似乎在搶佔領地。研究中的重複引用、重複使用、重疊運用則很常見，這一方面導致重複勞動多，另一方面降低了研究的意義。有的學者在對相關研究還不太熟悉的情況下，便忙著寫綜述，並且不同的人重複綜述，如關於旅遊對目的地社會文化影響方面的綜述[周慧穎、吳建華：《國內有關旅遊對接待地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述評》，《旅遊學刊》，2006年第6期；潘秋玲、李文生：《中國近年來旅遊對目的地社會文化影響研究綜述》，《經濟地理》，2004年第3期；郭偉、陸暘：《目的地居民對旅遊影響的感知研究綜述》，《燕山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王璐璐：《國內旅遊對目的地社會文化影響研究的理論綜述》，《黔東南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4期；劉迎華、朱竑：《中國旅遊業綜合影響研究綜述》，《思想戰線》2004第6期；王子新：《旅遊影響研究進展》，《旅遊學刊》，2005年第2期；謝婷：《旅遊對目的地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進展》，《地理科學進展》，2006年第5期；李經龍：《旅遊對旅遊目的地社會文化影響研究》，《地域研究與開發》，2003年第6期等等]，但如此多的綜述並沒有產生應有的效果，許多研究旅遊影響的文章依然在重複綜述著。缺乏真正從中國旅遊發展現實、中國社會文化特點出發的理論和實踐探索。
(3)專業訓練缺乏：對人類學的背景知識積累不足。目前旅遊人類學研究多學科介入，呈現科際融合的特徵。但這也導致許多研究者不了解人類學的基礎知識、理論發展背景和方法論特點。許多所謂的旅遊人類學研究的資料來源，要麼是第二手的、要麼是粗淺的考察所得，要麼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習慣於拿著自行設計的問卷，讓人填充；一行人，用幾天的時間走訪一氣，把考察到的材料整合到自己預設的觀念中。這不僅淡化甚至扭曲了人類學調查的特色，也容易得出不恰當的結論來。形成這種局面與大多數人類學者(尤其是主流學者)，未曾關注旅遊人類學領域有關。
(4)廣度深度有限：研究領域不夠廣泛。中國旅遊人類學研究存在滯後性，包括：學科發展相對於現實的滯後；中國相對於國外的滯後。這使得我們的研究領域大多側重於目的地社會，忽視對客源社會的研究。研究內容集中於旅遊影響方面，而對旅遊本質和特性、旅遊者體驗、旅遊中的主客互動、旅遊人類學研究方法等領域的關註明顯不足。大部分研究成果的結論過於簡單，往往停留在表面，缺乏應有的深度，因而也不容易獲得國際認可。
2.展望與思考
雖然目前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問題，但未來的中國旅遊人類學者依然能夠大有可為。因為中國無與倫比的旅遊資源和市場、便利的可進入性等優勢，為學者進行深度研究、比較研究和追蹤研究提供了便利條件。這個新興學科將有跨越式提高，預期在如下領域獲得新進展：
(1)實現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真正結合。由於旅遊逐漸成為一個世界話題，成為現代性和全球化的表徵，越來越多的主流學者將會關注旅遊研究領域。因而其與國際學術界的對話能力將加強，基於紮實田野調查的本土研究也會實現創新；
(2)應用性特徵繼續增強。應用科學的聲望來自於它對世界範圍的某些問題及實踐所做出的直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在中國旅遊發展現實的推動下，在政策諮詢和規劃領域、在社區旅遊、民族旅遊和旅遊扶貧方面旅遊人類學科有能力作出更加重要的貢獻；
(3)凸顯人類學本身的理論和方法優勢。「整個社會科學的經驗研究都要借鑒人類學的學術規範開展必要的實地調查研究」。[100]旅遊人類學的基礎研究不斷深入，學者既深入到田野，又深入到文本本身。如吸取應用人類學在參與式發展中所做出的突出成績和經驗，嫁接到旅遊人類學的社區參與中，真正實現旅遊社區的能力增長；
(4)學科地位逐步提高，跨學科研究的真正實現。參照國外的發展趨勢，中國旅遊人類學在重點大學中將逐漸獲得一席之地。在國外，旅遊人類學經過多年的發展之後，已開始向名牌大學滲透，「12所執全球大學教育之牛耳的大學，除加州理工和度克大學暫時沒有研究者對旅遊現象加以關注外，其餘10所大學都已經不同程度地開始對旅遊現象從不同角度和側重點進行了研究」，[101]並且進入了課程設置體系。學科地位增強後的旅遊人類學，將提高其與他學科對話的根本動力和能力，實現真正的跨學科研究。
雖然旅遊人類學的發展前景良好，但由於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遷和經濟的日益全球化，族群之間的交往和互動日漸頻繁和加深，社會文化日趨多元化和複雜性，這使旅遊發展中的族群、社區及其文化更加難以把握，也同時加大了旅遊人類學研究的難度，對傳統的人類學方法和理論也提出了一定挑戰。因此對於旅遊人類學研究還需要學者理性對待，進行深入思考和反思：
旅遊人類學研究的確需要多人、多學科的參與，但無論是鍾情旅遊人類學的他學科學者還是本學科內不明就裡的人類學者，都應該重新學習和深入研究。學者們所要做的依然是知識的積累，包括對西方理論的深究和吸收，也包括深深紮根於中國田野中的案例研究、旅遊民族志文本的書寫。田野調查，不僅僅是堆砌資料，而是以平等親和的姿態從被調查者那裡獲取他們對自身文化和外來文明的觀念、態度，解釋他們的文化傳統和變遷機理。我們的研究是尋找和發現，而非簡單的驗證；我們的研究目的不應單純從自己的學術利益出發，還應該多考慮一下當地族群的利益。
中國旅遊發展為中國旅遊人類學提供了廣闊的研究領地，旅遊人類學者們應該在反思中國現實的基礎上實現理論上的跨越和提升。通過旅遊研究而研究中國社會、研究中國社會轉型；通過中國社會轉型、現代化研究，而研究旅遊所帶來的社會文化變遷；通過旅遊目的地的社會文化變遷來揭示社區發展的道路等等。通過逐步推進，力求接近學術的真諦，挖掘出真問題。將西方所創立的旅遊人類學理論和概念的延伸到中國，進而形成依賴中國現實的再創造理論，這都是真正的建樹。不應該停留在對西方研究消化不良的階段上，或者說這個階段不應該停留得太長。
希望在中西方學者間、多元學科間存在理論和方法上縝密的聯繫紐帶，中國旅遊人類學將有望達致Jafari所提出的第四個平台：以知識為基礎的平台。中國的學科發展路徑與Jafari提出的倡導平台、警戒平台、適應平台和以知識為基礎的平台這四個主題基本相吻合，儘管不同階段與西方的特點不同。以知識為基礎的平台強調多學科的需要，將整體方法用於分析旅遊。中國旅遊業在全球旅遊舞台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通過知識平台的建構，旅遊人類學研究的進度會逐步趕上或超過旅遊發展的速度，科研成果的數量和質量會不斷提升，中國旅遊人類學才能進入學科的成熟期。
參考文獻
【文獻引用格式】孫九霞.旅遊人類學在中國[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6):2-11.
人類學乾坤
主編：徐傑舜、彭兆榮、徐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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