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來自大院的異類分子

品途解讀：姜文在觀眾、媒體、乃至行業里所展現出的巨大魅力，很大部分來自他身上特有的優越感，這是中國人稀缺的氣質，它只專屬於中國少數階級。他們相當自信，或者可以說自負，對金錢物質欲極低，看起來自在幽游，那是因為他們內心的富足感從一出生就已經建立完善了，對自己的命運具有充分的安全感，而具有這種氣質的人，很多來自「北京軍區大院」。

作者/大福

編輯/美圻

姜文演《芙容鎮》和《紅高梁》時，就是一張中年男人臉，幾十年過去了，他還那樣兒。

最近他的名字頻繁出現在媒體上，是因為新電影要上映。

對「俠」本身沒興趣，只想講「人事」的姜文，續了兩次版權，用十年時間，拍成這一部《俠隱》，後改名叫《邪不壓正》。

他喜歡《俠隱》是因為這小說里描繪的北京人，有跟他一樣的勁兒——打仗！多大事？多大事咱沒見過？

姜文在創作時所顯示出的強烈的自我表達方式，有的人愛死，有的人膩味死。但他能做到一點是：我做我的電影，你們愛看不看，關老子什麼事兒？這種「愛誰誰」在市場驗證中當然遭遇過挫折，比如：電影《太陽照常升起》、《一步之遙》。

直至今日，《邪不壓正》還是不向市場和資本妥協，這種強烈保護自我的背後是他對自己深沉的愛（正如他半戲謔半認真地對許知遠說：「我就是最好的！」）；當然也有來自投資人的愛，據說妻子周韻家族曾為他的電影傾囊而出；還有，是他基因里的優越感，正如這幾天《歸去來》中那位富二代經典台詞：「階級就是胎記！」

我們當然承認姜文是深刻的，因為他有時間看書、做研究、和高於他的學者、大師討論，他年輕時吃一頓西餐都要去馬克西姆餐廳（北京80年代最貴的法餐廳），他沒有像別的創作者那樣為了下頓是吃康師傅、還是雞蛋灌餅而發過愁。他也承認自己不接地氣兒，是因為對生活沒招才會用電影造生活……只有這樣的人能成為「純粹」的藝術家，但這樣的人是否對世俗痛苦具備體驗？認知？因此，我在他的電影里有種騰雲駕霧的感覺，那些姜文試圖通過電影講述的東西，對我而言過於虛無縹緲……

影評家們一本正經地探討：姜文在許多影視作品中飾演的角色是不是都有太明顯的偏執、自戀的痕迹。而我們每次看姜文的訪談，也都能感受到他對於自己智力的自信。

在和「生於70年代並永遠在發愁的」許知遠對話時，他的身體語言都表達出優越性。而在語言上，姜文更是佔盡優勢。事實上，他跟誰聊都這樣，馮小剛跟姜文聊天也費勁，因為跟不上趟兒，愣往上跟又顯得做作，掌握不了話語權，談話顯得非常被動。

在《十三邀》里，姜文體現出的是「老了這事兒對他就不是事兒」，老了只是讓他活成精，活成偶像，活成神的一個步驟而已。只是，這份自信值得推敲嗎？姜文是有天賦的，可是這些藝術表達老百姓都領悟到了嗎？我倒是更喜歡錢鍾書先生那種把自己放在人間煙火里的大師，一個笑話、一句隱喻，精神補給了世世代代的中國人。

姜文特別各色，記者親自體驗過這種各色，但老實說，內心真正強大的人不會凌駕於任何人之上，也不會讓無辜的人難堪。如果真那麼反感媒體，可以不接受任何採訪（包括文青推崇的十三邀），如果看不起世俗大眾，可以閉關隱居，而讓對方硬生生的感受到自己排泄出的「輕蔑」並不高級。

藝術家和大師的區別，後者的作品是普世的。

《十三邀》里的姜文說，老了要做三件事：畫點眼前能看得到的東西；將存於腦中很多年但捕捉不到的一首曲子寫出來；再就是胡編三個版本的自傳。

但在他的自傳完成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來看一版他傳。

陽光燦爛的異類分子

1963年1月5日，姜文出生在河北唐山，那時候他叫姜小軍，一直叫到來北京，爺爺嫌這名兒太俗，弟弟姜小兵也不怎麼樣，就給改成了姜文、姜武。

父親姜洪齊是個喜歡文學的部隊幹部，平時沉默寡言，家裡的事基本上都是他母親高陽說了算。

姜文和所有那個歲數的男孩一樣，小禍不斷，挨打是經常的事，他又是家裡的長子，出於「管好老大，底下就好管了」的想法，母親總是對他最嚴厲，但又幾乎是沒原則的護短。

姜文小時候認字的工具是紅寶書《毛主席語錄》。背得滾瓜爛熟，正的反的中間抽來一字不落。那時候不懂什麼意思，到了快40歲，某天偶爾拿出來翻翻，竟然發現好看得很，是本寶書。

姜文住的部隊宿舍叫5號大院，在72中包括整個六步街都是一個很有勢力的「符號」，院子大，前門開到內務部街，後門已經伸到了演樂衚衕，裡面不知道容納了多少戶人家和多少個孩子，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大院文化，姜文後來的那部著名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就是以5號大院為原型。

在當時那個年代，愛情太少，暴力太多，打惡作劇電話也是這個少男的愛好，甚至延續到成年以後。中學時代，72中傳達室里有一部電話，一幫小子趁沒人胡亂打一氣，姜文一高興就給北京電影製片廠打電話，有一回真給他打通了北影的總機，他就鎮定自若的說找他當時很喜歡的一個叫做「安振江」的演員，等這位安老師真來接電話了，他就把人家在電影里的台詞給背了一遍，安振江在電話里急了，問他是誰，他又把台詞給背一遍，氣到人大罵了他一通掛電話。

1981年，姜文第一次高考落榜，英達提議他去考電影學院，幾番慫恿下，他動了心。正好他的一個高中老師有親戚在中戲任教，就是後來培養出章子怡、劉燁那個明星班的常莉，於是就領他去常老師那裡做考前的輔導。常老師當時對他並不看好，形象差，難看，還瘦，說話嗡聲嗡氣的。但後來又發現，考試時竟然考不倒他。當時他念的是契訶夫的《變色龍》，念完了當場就把考官給震住了。

能成事兒的人，往往在學校里也曾是風雲人物，姜文在學校里很出風頭，一進大學已經沒了孩子氣，社會經驗也比一般孩子多。一次考試，姜文坐著輪椅，戴著耳機就上台了，拿著腔調學老院長曹禺說話，像極了，把底下人都逗樂得前仰後合。

那時候的他，已經是個異類份子，能和老師爭論一整節課。「很多老師都對他印象深刻，因為他總是愛向老師提出質疑。」退休的中戲老教授張仁里說，「他總是不停地在問『為什麼？告訴我為什麼』。我從來也沒遇見過像姜文這樣的學生。」

沒拿過國際大獎的「影帝」

姜文年輕時很圓滑，在學校里能把老師和同學都哄得很開心。但另一方面，又是目的明確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怎麼去爭取。

1984年，姜文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分配到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當年他主演的話劇《家庭大事》引起了業內人士的關注。第二年，他聽說《末代皇后》在東北拍，便上火車站買了票奔著劇組就去了。誰也不認識，自薦演溥儀，戴著一副他自備的小圓框墨鏡，後來他果然就演了溥儀。

但拍那部戲時，姜文卻是劇組裡最招人煩的演員，壞脾氣讓他吃了不少苦頭。「因為我沒拍過電影，不太懂規矩。比如我們演話劇，妝要自己化，服裝要自己選、自己挑，或者你跟服裝師去商量。電影可不這樣，他給你化什麼樣的妝就什麼樣，我也不懂，就『哎，你，哎……』地提意見。我還記得那會兒化妝師用東北話對我說『油梭子發白，你缺煉呢你』。意思就是拿那個肥肉擱鍋裡頭先要把它煉出油來，那油渣什麼的發白了還缺煉呢。」那年姜文22歲。到後來和謝晉、謝飛等導演合作的時候，說話才學著客氣起來。

後來，姜文在《芙蓉鎮》里扮演知識分子秦書田，雖然只是一個配角，但秦書田在遭遇逆境時表現出來的優雅，令這個角色成為姜文當之無愧的代表作。

隨後，《紅高粱》、《春桃》、《大太監李蓮英》、《狹路英豪》和以及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都有很大的影響。

在姜文作為演員的黃金期，他因飾演《芙蓉鎮》中的秦書田和《春桃》中的劉向高，兩次奪得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演員獎；他主演的《紅高梁》、《本命年》分別獲得柏林電影節的「金熊獎」和「銀熊獎」；他因飾演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的男主角，獲得大眾電視金鷹獎最佳男演員獎；友情出演的《宋家王朝》中的宋查理還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獎。

有趣的是姜文雖然在中國大陸享有「影帝」的美稱，但是他實際上並沒有得過任何國際性的表演大獎，倒是他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讓男主角夏雨捧回了威尼斯電影節的最佳男演員獎。

一日情誼百日恩

姜文的事業發展可以清晰的劃分為演員時期和導演時期，對演員時期的姜文來講，不可忽略掉一個女人的存在。

1986年的姜文，只是個23歲剛畢業的青年話劇演員，劉曉慶卻已經是名滿天下的影后，但這樣的差距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平等的交流。劇組選擇了湘西永順縣一個叫做王村的古鎮實景拍攝。當地淳樸的鄉民為了讓劇組的工作人員生活得好一些，都主動將家裡腌制的臘肉和自釀的米酒送到劇組。一天，拍完兩位主角在雨中批鬥的那場戲後，謝晉導演將一小壇米酒遞給了姜文。姜文抱著那壇酒，追上了先行的劉曉慶，「曉慶姐，我們晚上痛飲一番，如何？」

那一天的酒喝得暢快極了！其後的8年里，姜文和劉曉慶的感情糾葛，也一直和他的事業一樣讓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名氣再大也不可免俗地有著一些缺點和小毛病，儘管姜文認為「沒有缺點的人優點也不多」，認為有缺點可以讓人活得更真實，更可愛一些。但個性差異的磨合過程，還是把愛情一點一點地給磨沒了。有很多人想知道姜文和劉曉慶兩個人愛情陷落的真正原因，但事隔多年，姜文一直閉口不提。

分手後不久，姜文全身心投入到第一部自編自導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中；不料電影剛拍攝過半，香港的投資人突然抽身離去。姜文傾盡積蓄也難以為繼，他瘋了一般地尋找新的投資人。同在一個圈子的劉曉慶很快得知了姜文的窘境。在姜文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她四處籌集資金，託人將一筆數目不菲的巨款送到姜文手上，一度停擺的劇組又重新啟動起來。1995年，《陽光燦爛的日子》取得了當時國產影片最好的票房紀錄。姜文心知，影片的成功，劉曉慶功不可沒。

2002年6月20日，劉曉慶因涉嫌偷稅漏稅被逮捕。劉曉慶被逮捕後，姜文在第一時間內趕到了玫瑰園別墅安慰她的家人，並在很短的時間不惜斥巨資請到四位大律師聯手為劉曉慶的案子儘力。面對別人猜測、探詢的目光，他說這叫「一日情誼百日恩」。

2003年春節前夕，姜文托劉律師給劉曉慶送去一條絲巾，絲巾的上方綉了一隻振翅欲飛的蒼鷹。16年前，在他們相識的最初，姜文有段時間礙於劉曉慶的名氣所造成的壓力曾一度鬱悶不堪，總覺得自己的事業沒有什麼起色。劉曉慶就安慰他說，你看天上飛著那麼多鳥，絕不是那些不停撲騰的飛得就高些，比如蒼鷹，它就是停住了翅膀的振動，也一定停在藍天上，它的停滯只是暫時的。人也是這樣，有的人生來就具備成功的素質，只不過需要歷練風雨，假以時日。這番言論讓年輕的姜文頗有感悟，幾年後，事實也證明了劉曉慶的斷言。而這一次，姜文希望劉曉慶能夠回想起這個故事，相信自己是可以從困頓中再次振翅飛翔的！

2003年8月16日，劉曉慶終於獲得了取保候審資格，結束了長達422天的非常生活。走出高牆的她第一時間裡穿著一身紅衣去見姜文，拉著當時的男友的手面向他深深鞠了一躬。漫長的歲月，劉曉慶和姜文演繹的不僅僅是戲裡的悲歡離合，還有經歷了風雪冰霜後的相惜。

做獨裁者是很危險的事

也許後人寫電影史，姜文會被定義為偉大的導演而非演員。

做導演並不是早在計劃中的，而是一點一滴的積累，姜文後來承認有大部分因素是來自他人的鼓勵。

「演《芙蓉鎮》，我老改詞，謝晉鼓勵我。他讓我改，他說光改不行，你得寫下來，還得排練。我和劉曉慶、徐松子就排練給他看，他邊看邊說那裡改得好，明天就這麼拍。現在我還留著被寫得亂七八糟的劇本。到了謝飛的《本命年》，謝飛就直接說，你小子早晚得當導演。和田壯壯拍《大太監李蓮英》，壯壯說，你導戲，我還給你演，我聽著就像聽玩笑。在柏林電影節上，陳凱歌來看謝飛，跟我們住一塊，他說你當導演幹嘛？演員好幾百年才出一個，導演多得是，你70歲以後再當也都來得及。我特納悶，沒想干這個事兒呀，怎麼已經有人在鼓勵。《紅高梁》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因為以前吃過虧，我說道具不對，他們說這不該你管。但張藝謀就特好，很多設計都是大家一起商量一起弄的，甚至還會爭吵，都忘了誰是誰了。結果一下就轟動世界了。原來這就是出色的電影，這樣的話，那回頭我也拍一個。」

姜文最初想拍的是蘇童的《紅粉》，正和李少紅爭得水深火熱之際，王朔給了他一本《動物兇猛》，這小說他只看了一遍，就開始寫劇本，「我覺得劇本已經在我的腦子裡了，我只是把它抄下來而已。拍完了《陽光燦爛的日子》後，就算把我那段記憶封存了。」

拍《陽光》時，姜文32歲，除了陳凱歌借給他剪輯機用了兩天外，周圍人都等著看他的笑話。其間又遇到資金困難，原來負責投資的香港老闆找不著了，而戲還在拍，劇組只好到處借錢、賒帳。當時幾個朋友一起吃飯，大家問姜文戲什麼時候拍完，一個演員開玩笑說，聽說片名改叫《大約在冬季》，姜文當時差點急了。

《陽光燦爛的日子》劇照

後來片子終於停機了，那位香港老闆還是沒來結賬，片子後期做到一半就一分錢也沒了。姜文又到處找新投資人，恰好這時讓·路易來北京籌拍《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讓·路易看到了沒做完的片子，以法國人的作風給姜文寫了洋洋七張紙的觀後感，他提出以取得德國版權為條件，安排姜文去德國做後期。9月份，片子被送到威尼斯，《陽光燦爛的日子》獲得了最佳男演員獎；還被《時代》周刊評為1995年世界十大電影的榜首；囊括金馬獎所有重要獎項；同時獲得了1995年國產影片的最高票房。

第二部電影《鬼子來了》更是姜文的野心之作，比第一部花了更多心力，拍攝前光案頭工作就準備了三年，翻閱了四五十部大部頭的文獻。一次他和一位解放軍戰略研究室主任談話，他甚至能清楚地回答出某次戰役中敵我雙方傷亡人數、繳械的數量。為了拍攝更加真實，他把日本演員送到部隊去進行軍事訓練，還把女演員姜鴻波送到唐山的農村學習，讓她切切實實地餵豬、殺雞、學方言，足足體驗了半年的生活。

《鬼子來了》光剪輯就剪了九個月，最後大家都煩了，可姜文仍舊不厭其煩地翻來覆去地看，有點像玩電子遊戲玩瘋了的感覺。回想起那件事，姜文不得不承認自己就是由著性子來做事：「大家都把這個人由著性子做事的時候誤認為是藝術，他是導演，他在搞藝術。其實我回想起來，這其實是一個挺危險的情況，就像獨裁者似的，突然大伙兒都不管我了。之後，有些人會表示關心、心疼，但我心裡還是挺舒暢的。我覺得我需要這種肯定，我覺得我是在做一個正當的事，於是我由著性子就顯得不太壞，其實那麼由著性子會喪失很多判斷力。」

終於做完後期，他自己還是十分滿意的，認為不亞於《陽光燦爛的日子》，沒上報就自說自話地拿到戛納電影節去放映，新娶的法國妻子高興的穿了一身天使裝和他擁吻，上了各國報紙的顯要版面。結果回來後遭處分。處分歸處分，電影局還是開了口子，讓他修改後上映，他又死活不肯改……

之後的《讓子彈飛》、《太陽照常升起》、《一步之遙》，到《邪不壓正》，幾乎在公映前，姜文都是低調完成拍攝，沒有話說。每次被人問，也從不正面回答。「我不是不想說，是實在說不明白，說出來的沒意思，也未必是我想拍的東西。」即便他試圖給投資方和其他人講劇情，也發現要拍的電影不是用語言和文字能完全代替的。「人很難表述自己，你也別相信他的表述。」他說，他非常相信中國的那句老話，人如其文，這裡，是人如其片。

「那些讓你興奮的東西，用筆一寫就錯，用嘴一說就不對了。我只能拿膠片拍給你看。」

姜文用「生孩子」來表達對創作的感受：「一對愛人生一個孩子，我想如果有人設計他長成這樣，長成那樣，腿有多長，幾號生，是男是女，我覺得沒意思，這不是生命。我覺得有意思的電影也是這樣。」

「演員姜文」總不如「導演姜文」來得更有氣勢，許多人認為姜文就是應該做導演的，演戲都有點兒可惜，但姜文自己倒還清醒：「我覺得我這一輩子能導5部戲就很滿足了，我很難一年拍一部，因為我得等那東西長出來，它長不出來，我不知道我拍什麼，隨便拿一個劇本我拍不了。」姜文認為，劇本和木頭一樣，成長期長的會比較結實。

「如果有一天沒什麼可拍的了，我就不幹了。拍片子最重要的就是享受，如果這個過程中喪失了享受，就不如不做。如果創作者喪失了享受的激情，他的作品肯定是不好的。當然這個享受不是說沒有痛苦、艱難，但是能夠樂在其中。很多人卻在那裡大談艱難、困苦，又沒有人逼著你。」

遠沒到蓋棺定論的時候

從導演做回演員後的姜文，變成了一個主導者。姜文出演任何人的作品，都一定有他強烈的個人風格在裡面。他同意接拍陸川的《尋槍》，讓那個年輕人受寵若驚，但之後才發現，整個劇組的一百來號人都是姜文的人。他原本希望姜文將這個角色處理成得收斂甚至猥瑣一點，結果他卻把他塑造得如他本人般高大威猛陽光燦爛。

「演員身份的姜文很危險，」王朔說，「年輕的導演根本就拿他沒有辦法。」

對此姜文有自己的說法。「這種印象可能跟我平時的言論以及我的兩部風格比較強烈的電影有關。其實我想拍的電影是酒，有度數的，而且度數是比較高的。我個人不太喜歡拍那種軟飲料似的電影，而且我也不太能拍出來那種電影，因為我本身其實並不簡單，我也不是特別複雜，就是我本人而已，但是讓我揣著明白裝糊塗，那也不行。」

外界目前好似已給姜文蓋棺定論———狂傲、霸氣、聰明絕頂，是個天才。

美國記者形容他，阿賈克斯式的坦率多於巴黎式的浪漫，波傑式的粗獷多於格蘭特式的優雅。

馮小剛在他的《我把青春獻給你》里說，讓姜文承認錯誤，難於登天。

電影評論家說姜文太在乎自己，太在意高高在上的「影帝」姿態，太不能容忍沒有他聰明的絕大多數人。

還有人定義姜文是：「不被人理解的寂寞的個人英雄主義」。

而他說：「我只是直接一點，直率一點。因為我們很多災難的根源是因為人們揣著明白裝糊塗，以為是在蒙別人，實際上把自己蒙了。這是在耽誤工夫，會給製造惡果的人帶來一些機會，所以我不希望繞來繞去，所以大家可能認為我有點傲慢，因為我直，很有可能暴露我跟別人不同的觀點。再說到自信，我覺得是這樣，什麼是自信？就是知道你不能做的。我經常是知道我不能做什麼。其實我一直覺得我有自卑的情緒，但這可能又變成了自信的表現。比如說我騎馬，別人說你已經會騎了。可我說這還不叫會騎，這個時候就會跟別人有辯論或者爭執，人家會以為我這傢伙的標準挺高，無形之中就把別人給比下去了，其實我真是覺得我不行。」

20歲時，姜文覺得自己挺聰明的；30歲時，他發覺人家活得都不容易而自己相對容易些；40歲以後，他認為人跟人都一樣，都是動物而已。

「別人以為我能挨十拳的，但可能我挨了兩拳就捱不住了。」

別人忙著維持生計，在他眼裡卻不是問題：「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我出門不帶錢包也不戴手錶，我不愛那些東西，我希望生活能簡單些，一條褲子能穿十幾年，我還喜歡穿舊衣服，新衣服穿著不舒服，像借來的……」

他不喜歡去酒吧喝酒，因為特害怕背後有人。看到人多就煩，就幹不了事。他說自己有狂燥症，愛著急。「有時候我真的挺不喜歡我自己的。有句話形容人叫『大智若愚』，唉，那境界我是攀不到了，我這種人就是『大愚若智』，最吃虧的一種。」

所以他希望所有對他的評斷可以在他死後才拿出來說，「現在好像每個人都認識我，大家認為你是這樣了，然後傳來傳去，好像我就是那樣的，其實你們永遠不可能真正了解我，我自己都還不了解自己呢。」

附記者十多年前採訪姜文實錄：

姜文的工作室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裡頭，其實是所公園，緊挨著紫禁城，綠樹環繞，有很大的空場子。

他的那幾間平房，以前大約是園林管理處，灰牆，看不出年代。院子大，中央一棵大樹，旁邊擺一把藤椅，有簡易的高爾夫練習球道。

屋子刷了重色兒的漆，零亂，牆上有幾張外國電影的海報。一個巨型辦公桌，十幾個人圍坐著熱熱鬧鬧的吃盒飯，姜文在裡面，穿黑白條紋的大棉T恤、大短褲。

這個工作室成立還不到一年，平常就他一人，每天一早，上班似的就來了。約了些人、談公事、看個片子、晒晒太陽、再玩會兒、回家，這是姜文的一天。也有幾個會經常來，是他班底里合作多年的老哥們。這會兒，一個正練著高爾夫，沒球，就拿著桿打樹葉。

這個下午，姜文答應了洪晃給一個雜誌拍封面，所以攝影師在院子裡布光，我是受邀的採訪者，但顯然不受歡迎。姜文出來，掃我一眼，扯著脖子叫人，三兩分鐘後，他的一個女性朋友就過來跟我交涉，大概意思是：他只答應拍照，沒說要採訪。你呢，既然來了，也不好轟你走，你就在一邊看著吧，看到啥寫啥，但不能瞎寫，還有，盡量不要出現在他的視線範圍里。末了補充了一句：不是針對你，他已經半年多沒接受任何訪問了。

我說，那你能告訴我他最近忙啥嗎？她說她得彙報了看能不能說，一會兒出來，再丟一炸彈，他老人家最煩人問這個，俗套、程式化。那意思明顯是，沒接受我的採訪是明智的。

之前在準備提綱時，我已經完全剔除了「比方說」，「假如」一類的辭彙。終於還是落入俗套。

一個看上去不大的女孩，一臉無知無畏，沒有和他對話的資格。所以我沒脾氣。

沒一會兒，還是打了照面，他倒和氣，舉手做了個對不起的手勢，笑咪咪的加一句：對不住了。

拍照時，也就那一身衣服，非站即坐，攝影師無從調度。

堅決讓人拿開反光板，因為那玩意讓他覺得不自在。

沒耐性，拍攝前後不過二十分鐘。

臨走時，看他踩著滑板車溜出去玩，轉眼就沒影了。

【轉載須知】

1.文章為品途商業評論原創作品，歡迎轉載。

2.轉載時請在文章開頭註明「文章轉自品途商業評論，ID：pintu360」，作者標註原文作者。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