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講堂通訊 | 楊天宏：北洋時期中國的經濟與民生實態

原標題：史學大講堂通訊 | 楊天宏：北洋時期中國的經濟與民生實態

2018年5月20日晚7點30分，四川大學史學大講堂第九講「北洋時期中國的經濟與民生實態——兼論國民革命的性質和發生原因」在四川大學江安校區文科樓二區負一樓學術報告廳舉行。本次講座由楊天宏教授主講，王果副院長主持。

王果副院長首先簡要介紹了楊教授的學術背景，尤其提及楊教授治學的突出特點體現在善於鑽研基礎性重大問題。雖諸如此類的問題已有相當充分論述，但楊教授猶能如入無人之境，在基礎性重大問題上提出全新見解。

本次講座內容即體現此治學特徵。首先，楊天宏教授以托克維爾所著《舊制度與大革命》為引，提出本次講座的中心問題之一「革命與經濟社會的關係」。

傳統觀點認為，北洋時期經濟蕭條，民不聊生，每況愈下，因之南方國民政府有動員國民參加「大革命」的依據。楊教授對此提出質疑，並對國民革命的性質及產生原因作了新解釋。在講述中，楊教授希望同學們關注兩方面問題：其一，「壓迫-反抗」的認識邏輯固然合理，但有可能導致因為人們習慣了此種表述，而忽略一些不是壓迫導致「反抗」的情況。其二，關於「名實相副」的問題。以北伐為例，「名」包括革命軍打出的旗號、提出的政策措施等；「實」包括史家反觀過去，研究並揭示的更豐富的歷史事實，如北洋時期中國經濟與民生實態，國民革命軍的口號和主觀意願上的政策措施在落實中的實際效果等。兩者之間存在的不相適應處，消弭於為了北伐「師出有名」而受政治力量影響所建構的表述中。

楊教授分三個部分對此進行了具體講述：

第一部分內容涉及北洋時期的經濟與民生實態。楊天宏教授從個案分析的角度，利用詳實的數據說明上海華商紗廠錠數增長情況，榮氏兄弟企業（如申新的紡織廠）在北洋時期的發展狀態，認為北洋時期以榮氏企業為代表的具有民營資本性質的企業和以上海電力公司、開灤煤礦等為代表的中國官營企業發展情況良好。從個案研究中得出結論，認為戰後中國經濟雖面臨新的困境，發展有所曲折，個別行業甚至嚴重蕭條，但總體上仍呈緩慢發展的態勢。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北洋時期百姓生計雖不富裕，但亦不至餓殍遍地。此一結論以各地手工業者收入和政府機關人員的薪資水平為依據。為避免以偏概全，楊天宏教授轉而從宏觀經濟層面探討了彼時「國民所得」總體水平和農業發展尤其是糧食總產量與人均糧食佔有情況，證明前述個案研究的可靠性，並以新知識分子蔣夢麟對家鄉浙江餘姚的觀感，以及山西等地的社會民生狀況，說明北洋時期民眾生活狀況，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糟糕。

第二部分講述經濟和民生狀況與國民革命的關聯。北洋時期中國經濟與民生實況既如此，國民革命產生的原因就不應從經濟社會與民生狀況上去尋找。雖然時人及後世認可國民革命為「大革命」的說法，但這一說法以法國大革命為標尺，用於認識「國民革命」未必合適。從史家研究所得結論看，國民革命不因經濟剝削和民生凋敝而起，此次革命的合道性僅體現在謀求全國之統一而不是救民眾於水火。國民革命須經過深入「動員」，才能吸引為數並不很多的民眾參加，表明其社會基礎並不深厚。更重要的是，這場革命基本局限在政治層面，並沒有改變社會關係，從波及面和影響社會的深度而論，只能稱之為大範圍的「小革命」，並不符合「大革命」的認識尺度。

在第三部分的講述中，楊教授提到了托克維爾所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並藉以提示了尋求國民革命產生原因的全新思考角度。楊天宏教授認為，國民革命爆發與清末以來的改革導致的社會心理的變化有關。貧窮並不一定產生革命，法國革命及中國的辛亥革命均是如此，都是在改革初見成效，喚起人們對未來的無限遐想，當這種遐想作為理想之光，映照出對現實的不滿時，革命突然發生。北洋時期的中國正是處於這種狀況。當時的中國，推翻了傳統的封建集權政制，並學習西方，建立起新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多元化的政治經濟現狀激發其人們對未來的無盡遐想，整個社會心理都傾向趨新，傾向追求「最新最好」的制度，加上現實確實也存在諸多問題，放大了人們認知中對現實的不滿，釀成了革命。儘管這場革命有結束分裂戰亂、抵禦外國侵略的政治合道性，卻與當時的經濟民生狀況，不發生直接的關係。

最後，楊天宏教授回答了在場同學提出的北洋時期經濟發展中效率與公平的關係，以及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展示的調查結果與作者結論能否彼此契合等問題。

作者：韓昊坤

審校人：楊天宏教授

責任編輯：dim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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