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鵬：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末期黃淮下游地區的生業初探
原標題：?李志鵬：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末期黃淮下游地區的生業初探
李志鵬：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末期黃淮下游地區的生業初探
摘要：本文綜合動植物考古和人工遺物的研究成果，對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末期（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黃淮下游地區的生業進行了初步的綜合研究和探討。本文將以採集和漁獵經濟為主、以農作物栽培和家畜飼養為輔的生業模式稱之為「初級開發型」的生業模式，將以農作物栽培和家畜飼養為主、以採集和漁獵經濟為輔的生業模式稱之為「開發型」的生業模式。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是由「初級開發型」的生業模式到「開發型」的生業模式轉變的過渡階段，後一經濟模式在大汶口文化時期確立，在此後的新石器時代基本呈穩定的上升發展。龍山文化時期較之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生業有很大的進步，形成多品種的農作物種植方式、多種類的家畜飼養方式，因地制宜的稻旱混作模式廣泛分布。黃淮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與末期的生業有明顯的區域特點和時代特徵，其形成受自然環境和氣候演變的制約與影響，最終則取決於該地區古人自身的生存策略、文化狀況等能動性的一面。
生業或生業經濟是人類維持生計尤其是獲取食物的一整套行為或活動方式、手段或技術等，包括種植農業、家畜飼養（畜牧業）、採集、捕撈和漁獵等具體的形式。關於生計方式或生業的研究是考古學中技術上最為發達的領域之一。中國被認為是世界上獨立發展的農業的主要中心之一（其他幾個中心有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安第斯地區），因此對中國古代農業發展的研究不僅對於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國文明至關重要，而且對於理解廣泛的人類歷史也至關重要，全面地研究古代中國的生業更是如此。迄今為止，圍繞中國各個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生業特徵進行探討的實例不多，只有對中國各個地區現有的與生業有關的考古資料分別進行系統梳理和研究，才能為更全面、深入地研究古代中國的生業奠定基礎。本文圍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末期黃淮下游地區的生業狀況開展區域個案的初步探討，正是基於這種考量。
本文所探討的黃淮下游地區主要指山東全境、安徽和江蘇北部，這些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到先秦時期是一個相對獨立、自成特色的重要考古學文化區域，即考古學界所謂的「海岱地區」。20世紀80年代，高廣仁、邵望平先生還曾提出「海岱歷史文化區」的概念。海岱地區作為一個考古學用語有比較明確的時空界限，在空間分布上，以泰沂山係為中心，不同時期分布範圍有一定的差別，但其主體是黃河和淮河下游的山東全省和蘇皖兩省北部；在時間上，大約包括了目前已知的整個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末期是黃淮下游地區或海岱地區社會與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有的學者稱之為海岱文化區的發展和鼎盛期，這一時期的生業是其社會文化發展的經濟基礎，有必要進行綜合研究和進一步深入探討。本文將首先闡述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末期這個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和絕對年代，然後介紹迄今為止動植物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探討當時的生業狀況及相關問題。
一、黃淮下游地區新時期時代晚期到末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
黃淮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依時間早晚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新石器時代末期的考古學文化為龍山文化，北辛文化分布於魯中南地區或「汶泗流域」、魯北地區、膠東地區、蘇北地區，其絕對年代約為公元前5300年至公元前4200年。其中膠東地區白石村一期和邱家莊一期時期的文化遺存，有的學者認為是與北辛文化沒有多少發展聯繫而獨具特色的原始文化，或稱之為「白石文化」，有些學者則認為屬於北辛文化的「白石類型」或白「白石村類型」。
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區域為以泰沂山係為中心的廣大地區，東達黃海之濱，西至魯西平原東部和河南東部的部分地區，北鄰渤海，南及蘇、皖北部，以魯中南地區為其中心分布區，魯東南及蘇北、膠東半島、魯西平原為其次中心地區，皖北、豫東則在一定時期被大汶口文化所包容，其絕對年代約為公元前4200至公元前2600年。
黃淮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末期的考古學文化為海岱龍山文化，一般認為海岱龍山文化的範圍應包括山東全境，江蘇與安徽北部以及河南東部的部分地區，其絕對年代大約為公元前2600至公元前2000年。
二、動植物考古研究
這裡按考古學文化序列和時代介紹本地區與生業狀況有關的研究成果。
在介紹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末期的動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前，先對此前的生業的發展情況作一個簡要介紹。黃淮下游地區發現的早於後李文化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目前尚無動植物考古的研究報告發表，據有的學者向發掘者了解，扁扁洞遺址發現的動物種屬包括了豬、中型鹿、小型鹿、竹鼠和小型犬科，無法確定豬是否已經馴化，但可以肯定遺址動物群中絕大多數為野生動物。在後李文化（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300年）和順山集文化時期（公元前6500至公元前6000年），黃淮下游地區先民已經掌握了粟和黍的栽培以及豬和狗的馴養技術與飼養管理，水稻可能也已經栽培，但栽培植物和家養動物在食物資源中還屬於次要的，家豬的飼養可能還處於初級階段，而狩獵、捕撈與採集等所獲得野生動植物資源是先民食物資源的主要組成部分，當時還處於「食物低水平生產階段」。借用獲取肉食資源的發展模式來看，當時的生業與獲取肉食資源的模式一樣，主要處於「初級開發型」階段，即當時先民已經開始栽培農作物和飼養家畜，但是在當時獲取食物的方式中仍然處於次要地位，而採集、狩獵與捕撈是當時先民獲取食物的主要手段。
1、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
這一時期大部分動植物考古的原始報告幾乎都沒有將這一時期與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動物遺存分開統計和分析，我們只能暫時將北辛文化與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動物遺存放在一起討論。屬於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遺址中動植物考古工作和研究都開展過的有山東濟寧玉皇頂遺址、兗州王因遺址、安徽濉溪石山子遺址（北辛文化晚期），只開展過植物考古工作和研究的遺址有山東臨沭東盤遺址（北辛文化）、日照南屯嶺遺址，只開展過動物考古工作和研究的遺址有山東滕州北辛遺址、煙台蛤堆頂遺址、煙台大仲家遺址、乳山翁家埠遺址、即墨北阡遺址、榮成東初遺址、江蘇沭陽萬北遺址等遺址。另外，膠東半島不少遺址做過調查和試掘，雖然出土動物遺存不多，也進行過動物考古的研究。
北辛文化時期到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植物考古資料較少，在魯西南的玉皇頂遺址發現粟、黍，在魯西南的王因遺址發現可能有水稻栽培，其中北辛文化時期在魯東南臨沂地區的東盤遺址發現水稻、粟和黍，日照南屯嶺遺址發現黍。東盤遺址發現稻米形態比龍山文化及其以後的稻米更細扁，可能還處在水稻的馴化栽培階段，其長寬比落在粳稻的範圍內。北辛文化時期，農作物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出土概率來看都不佔優勢，如東盤遺址雜草占絕對優勢，雜草中馬齒莧屬的出土概率為41.8%，而水稻、粟和黍的出土概率分別為6.5%、3.75%和3.75%。在淮河下游發現北辛文化晚期的遺址以採集經濟為主，如石山子遺址從石器上提取的基本是通過採集獲得的野生植物的澱粉粒，種類較多，包括小麥族雜草種子、山藥、蓮藕、豇豆屬、姜科和薏苡和疑似禾本科類植物等，還未發現確切的農作物。淮河中游這一時期的雙墩遺址發現有粳稻與秈稻，整個地區是秈稻逐漸減少，粳稻逐漸增多，但淮河下游地區的情況目前由於資料和研究的空缺還不清楚，在連雲港二澗村遺址，曾在北辛文化中期的紅燒土中發現稻殼印痕，這一地區的生業狀況有待將來進一步工作究明。
這一時期獲取肉食資源的模式處於從以狩獵、捕撈野生動物為主到以家畜（家豬和狗）飼養為主的過渡階段。其中以北辛文化為主體的遺址多數可能是以野生動物為主，如泰沂山系以北的玉皇頂遺址，研究者對動物遺存未做統計，從報告的內容分析，似乎以野生動物為主，淮河下游的石山子遺址，依據最小個體數的統計結果，家豬和黃牛約佔哺乳動物總數的40％，野生動物約佔60％，以野生動物為主。而以大汶口文化早期遺存為主體的遺址中可能以家養動物為主，如王因遺址依據可鑒定標本數的統計結果，家養動物狗、家豬約佔哺乳動物總數的75％，野生動物約佔25％，以家養動物為主，家畜中又以豬為主，僅家豬就佔哺乳動物總數的65%。膠東半島的貝丘遺址這一時期一般以捕撈貝類作為主要肉食來源，不同遺址出土的哺乳動物中家養動物和野生的比例有一定差異，有的遺址以家養動物為主，如蛤堆頂遺址、大仲家遺址中家養動物的最小個體數分別佔哺乳動物最小個體總數的60%與82%，有的遺址以野生動物為主，如翁家埠遺址中野生動物最小個體數佔哺乳動物最小個體總數的59%。
總的來看，這一時期的生業處於由「初級開發型」階段向「開發型階段」過渡和轉變階段，過渡和轉變的具體過程和細節還需要將來作更深入、細緻的工作。北辛文化時期的生業特徵可能還主要處於「初級開發型」階段，栽培粟、黍和水稻，栽培水稻僅見於魯西南和魯東南，但水稻在農作物中所佔比重很小，飼養豬和狗，但農業和家畜飼養業在生業中都不佔主導地位。到了大汶口文化早期，生業可能已經主要處於「開發型」階段，山東地區以種植粟和黍為主的農業已經得到普遍發展，同時也栽培水稻，但目前水稻的分布情況尚不清楚，飼養豬和狗。
2、大汶口文化時期（公元前4200-公元前2600年）
大汶口文化時期（主要是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後）的遺址中動植物考古工作和研究都開展過的有山東即墨北阡遺址，僅開展過植物考古工作和研究的遺址有日照徐家村遺址、莒縣陵陽河集西頭遺址，僅開展過動物考古工作和研究的有山東泰安大汶口墓地、濰縣魯家口遺址、曲阜西夏侯遺址、棗莊建新遺址、兗州六里井遺址、膠縣三里河遺址、滕州西公橋遺址。如果算上與北辛文化沒有分開的大汶口早期遺址6處，以及沒有將後李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期遺存區分開來的前埠下遺址，共有16處開展過動植物考古學研究。部分遺址（如楊家圈遺址）大汶口文化時期與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存原報告沒有分開統計。
大汶口文化時期黃淮下游地區農業種植的比例普遍明顯高於採集經濟，旱作農業中種植的黍多於粟，魯東南發現稻、粟與黍混作。如北阡遺址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生業經濟中農業經濟和採集活動共存，農業種植的比例明顯高於採集經濟，浮選結果表明農作物占出土植物遺存總數的76%，野生植物資源不佔明顯優勢；旱作農業形成了以黍的種植為主、粟次之的格局，黍已經是成熟的馴化的黍，其數量在農作物的總數中佔97%，粟的數量比例則很小。魯東南的日照徐家村大汶口文化遺址浮選樣品中發現炭化的稻、黍和粟，數量都不多。日照徐家村發現炭化稻，莒縣陵陽河集西頭髮現豐富水稻的植硅體，說明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魯東南已經發展了稻作農業。
大汶口文化時期尤其是到了大汶口中期以後，當時多數遺址先民獲取的動物資源以家養動物為主，家養動物包括豬和狗，其中豬占絕對多數。如建新遺址、六里井遺址依據最小個體數的統計結果，家養動物豬約佔哺乳動物總數的67%、74％。個別地區如膠東三里河遺址全部為海產類資源，北阡遺址汶口文化早期也以軟體動物的比例最高，遺址出土的人骨的穩定C和N同位素分析結果表明，當時先民的食譜構成中海生類動物佔到約44%，陸生動物約佔22%，黍和粟這兩類C4類穀物約佔34%，這應該與當地自然環境和資源分布的特點有關。
總的來看，大汶口文化時期尤其是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後黃淮下游地區大部分地區先民獲取食物的方式基本上確立了以栽培農作物和飼養家畜為主，以採集、狩獵與捕撈經濟為輔的生業方式，即黃淮下游的生業已經普遍處於「開發型階段」。這一時期普遍栽培黍和粟，黍在農作物中占絕對多數，大汶口文化晚期魯東南莒縣一帶的聚落中已經栽培稻，發展了稻作農業。這一時期家畜飼養業仍然是僅飼養豬和狗。沿海地區可能仍以捕撈海洋動物資源為主，如膠東半島南部的即墨北阡遺址的生業是以海洋魚貝類捕撈和黍粟種植為主，以家畜飼養和狩獵為輔。
3、龍山文化時期(公元前2600至公元前2000年)
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址中動植物考古工作和研究都開展過的有山東滕州莊裡西遺址、日照兩城鎮遺址，僅開展過植物考古工作和研究的遺址有山東淄博房家遺址、蒼山後楊官莊遺址、膠州趙家莊遺址、山東棲霞楊家圈遺址、臨淄桐林遺址、臨沭東盤遺址，僅開展過動物考古工作和研究的有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桓台前埠遺址、泗水尹家城遺址、茌平教場鋪遺址、兗州西吳寺遺址。
黃淮下游地區龍山文化時期農作物中新出現小麥和大麥，家養動物中新出現黃牛和綿羊。膠州趙家莊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時期的小麥遺存經過年代測定，年代為4450～4220cal.BP，可以肯定龍山文化時期山東地區已經開始種植小麥，為中國的小麥起源提供了重要資料。
黃淮下游地區龍山文化時期遺址中發現的植物遺存普遍以農作物為主，種植農業經濟的比例普遍明顯高於採集經濟。農作物中以水稻、粟、黍為主，粟類作物與水稻在農作物的比重在不同區域也有變化。小麥在農作物中的比重還很少，但在多數遺址中有發現，說明小麥的種植在龍山文化時期的黃淮下游地區可能已經較為普遍。大麥僅偶爾在個別遺址如臨沭東盤遺址出現。這一時期稻旱混作農業的分布更為廣泛，在膠東半島（如日照兩城鎮遺址、膠州趙家莊遺址）、魯東南地區（如臨沭東盤遺址、臨沂蒼山後楊官莊遺址），水稻往往是最主要的農作物。如膠東半島南部兩城鎮遺址稻和粟的絕對數量最多，粟類作物中90%以上是粟，水稻雖然在數量上不如粟類作物，但卻是稱重量最大的作物，植硅體的分析則表明水稻是當地種植的，黍和小麥的數量很少。魯東南的臨沭東盤遺址龍山文化時期稻、粟、黍、小麥與大麥在炭化植物遺存中數量百分比分別為35%、4%、2%、2%、1%，出土概率依次分別為39%、11%、9%、4%、2%。其他地區或粟、黍和水稻這三種農作物出土的絕對數量相差無幾（如魯北偏東部的臨淄桐林遺址），或以種植粟類作物的旱作農業為主，水稻居於補充地位，如魯北平原的淄博房家遺址，農作物中粟的出土概率和數量都是最高的，其次為黍，稻和大豆很少。膠東半島北部可能出現了水稻種植，如棲霞楊家圈遺址包括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兩個時期，在龍山文化灰坑內的紅燒土塊中發現了發現了粟米殼和稻殼以及他們的莖稈、葉印痕等遺存，通過調查工作在遺址北側河谷地帶布孔鑽探取樣，對樣品進行植硅體定量分析，發現遺址周圍存在人工栽培水稻的稻田遺迹，這一帶存在利用河水或者地下水來從事水田稻作農業的可能。有學者指出，海岱地區南部新石器時代晚期階段（即本文所說的新石器時代末期階段），稻旱混作可能是農業經濟的主要特點。其實海岱地區的北部這一時期也存在較普遍的稻旱混作農業，稻作農業和旱作農業的比重隨不同的小區域環境而相應地變化。黃淮下游地區龍山時期稻旱混作（或以水稻為主或以粟類作物為主）、多種農作物並存的農業生產模式，不僅表明當時農業發展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農業的發展及其低風險特點，為社會進步特別是社會複雜化的發展提供了基本的食物保障。黃淮下游地區龍山文化時期的考古遺址除滕州莊裡西遺址、泗水尹家城遺址等少數遺址仍然以野生動物為主外，普遍以家養動物為主，這一時期仍然以家豬為主，但黃牛和綿羊開始出現，黃牛幾乎在每個遺址都有發現，綿羊則僅見於少數遺址，如章丘城子崖遺址、日照兩城鎮遺址、教場鋪遺址，而且綿羊在家養動物中的比例很低，說明這一時期養牛業已經是家畜飼養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養羊業則不發達，家養動物中羊的比例低於中原地區。可見飼養包括草食性動物在內的多種類家畜的畜牧業經濟在黃淮下游地區龍山文化時期已經出現。
總的來看，黃淮下游地區龍山文化時期的生業仍然是穩定的「開發型」模式，但是較之大汶口時期有很大的進步，如包括水稻、粟、黍、小麥在內的多品種的農作物種植方式、包括豬、狗、牛、羊在內的多種類的家畜飼養方式，廣泛分布又因地制宜的稻旱混作農業，草食性動物牛羊的出現尤其是養牛業的推廣，都為當時的生產力進步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動力和持續、穩定的經濟基礎。
三、相關人工遺物的探討
依據對生業活動有關的人工遺物的研究探討古人的生業活動也是研究生業狀況的重要內容。
從生產工具的功能和種類分析古人的生業活動較為常見。欒豐實在《東夷考古》一書中對新石器時代到岳石文化時期海岱地區各個時期的生產工具作過一些簡要的梳理，下面介紹他從生產工具的角度推斷當時的生業活動以及農業發展水平的研究。
北辛文化時期生產工具中農業工具的比重加大，種類增加，作為翻土和清除雜草工具的石鏟數量甚多，如北辛遺址和苑城西南遺址的石鏟都佔全部石器的一半以上；收割工具新出現石刀、石鐮、蚌鏟和蚌鐮等；加工糧食的工具為石磨盤和石磨棒，繼承了後李文化的糧食加工方法。北辛文化的生產工具表明北辛文化時期的農業較之後李文化時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大汶口文化的農具主要有石鏟、石鐮、石刀、角鋤、牙鐮、牙刀等，而石斧、石錛等工具可能也用於伐樹墾荒等與農業生產相關的活動，這些農具製作較為精緻。大汶口的農具也反映出農業生產水平的進步，早期階段農具數量較少，種類也只有石鏟和少量石刀；中期階段農具數量和種類增多，如出現有肩石鏟、骨質和角質的鋤等，鐮和刀的數量也有所增加；晚期階段農具的比例進一步上升，各種質料的農具均已出現並得到推廣，如後來龍山文化最主要的收割工具—長方形雙孔石刀，在這一階段已經定型。大汶口文化不同階段農具在石、骨、蚌器中所佔比例也在增加，如大汶口文化早期、中期和晚期階段農具數量在出土工具總數中所佔的比例分別約為10%、13%和22%。
龍山文化時期的農具有石钁、鏟、鐮、刀，骨鏟和鐮，蚌鏟、鐮、刀，其中長方形雙孔石刀是最主要的收割工具。這一時期的農具在石、骨、蚌器中所佔比例較之大汶口文化時期明顯在穩步增加，如龍山文化早期和晚期階段，農具數量在出土工具總數中所佔的比例分別約為29%和43%。這種現象和農具種類增多表明龍山文化時期農業較之大汶口文化時期有了長足的發展，龍山文化早晚階段也有很大發展。
其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不同方法對生產工具作過較為深入的研究，這裡僅對這一時期其中部分研究作簡要介紹。
王強等通過微痕分析與澱粉粒分析，基本搞清了海岱地區從後李文化至大汶口文化時期磨盤類工具的功能，並結合模擬實驗對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飲食習慣的演變進行了推測。磨盤類工具一直是一種多用途工具，主要用來加工堅果及穀物，可能還用來加工豆類，其中加工堅果可能一直是磨盤類工具的一個主要功能，給水稻脫殼的任務可能並不是主要由磨盤類工具擔任，而可能是由具有更高效率的杵臼類工具擔任。結合模擬實驗結果，推測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在大汶口文化之前是以粉食習慣為主，另外還有少數區域是以食用水稻為主的粒食傳統。粉食系統包括磨研堅果類及穀物類（主要為粟黍）兩種類型。採集食物尤其是堅果類物質在生計系統中一直很重要，即使在農業已經很發達的大汶口文化時期，仍然是先民食物構成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但與後李及北辛文化時期相比，堅果採集在當時生業中的重要性明顯下降，同時可能暗示農業經濟的發展已經頗具規模。從龍山文化開始，由於磨盤類工具的銳減及衰落，飲食習慣由粉食逐漸轉為粒食，即使用杵臼類工具給水稻、粟、黍等脫殼而粒食，雖然石、陶杵臼發現數量很少，但當時可能存在大量的木杵臼或地臼，而且實驗證明木杵的效率及加工質量優於石杵。上述研究成果與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到晚期的生業發展狀況較為一致，從食物加工的角度揭示了生業活動的變化，值得關注。
日本學者上條信彥對膠東地區史前時期農耕石器的使用微痕進行了分析，對不同農具的使用對象和使用方法等進行了探討。
以上的探討各有側重，今後如果能夠整合這些學者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對黃淮下游地區各個時期與生業活動有關的人工遺物進行系統研究，無疑會有助於推進黃淮下游地區各個時期的生業的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四、生業特徵及形成原因
（一）生業特徵
從整體上來看，黃淮下游地區的生業經濟在新石器時代經歷了從以採集和漁獵經濟為主、以農作物栽培和家畜飼養（即農業經濟）為輔（甚至有的遺址可能只有純粹的採集、漁獵經濟）的生業模式，到以農作物栽培和家畜飼養（即農業經濟）為主、以採集和漁獵經濟為輔的生業模式的發展。前者可稱之為「初級開發型」的生業模式，後者可稱之為「開發型」的生業模式。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時期即新石器時代晚期階段是黃淮下游地區的生業由「初級開發型」模式到「開發型」模式轉變的過渡階段，後一生業模式在大汶口文化時期確立後，到了龍山文化時期呈穩定的上升發展。
黃淮下游地區的生業存在一定的區域差異。靳桂雲等的研究還表明，海岱地區農業發展，不論是農業發展程度還是農作物類型都有明顯的區域特點：從農業發展程度來看，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時期，膠東半島沿海地區農業發展可能低於內陸地區，這可能與沿海地區比較多的利用海洋資源有關；龍山文化時期，農業獲得快速發展，農作物中不僅有粟和黍，還有水稻，魯東南地區稻作農業是農業的主體，粟作農業占的比例僅與稻作農業持平或稍微遜色，膠東半島則稻作農業明顯少於粟作農業，而魯西地區則粟作農業占絕對優勢，稻作農業在聚落中的重要性從東南沿海向內陸逐漸降低。黃淮下游地區的家畜飼養也有較大的區域差異，膠東沿海地區和淮河下游漁撈經濟一度佔主導地位，並且在局部地區可能漁撈經濟一直較為重要。
（二）自然環境、氣候條件對生業特徵的影響
人的生業經濟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問題是人地關係的重要部分，而人地關係所面對的就是人的行動與自然環境關聯的問題，與生業經濟有關的漁獵捕撈、採集、種植與飼養等活動，與自然環境的關聯點可能是與漁獵捕撈、採集、種植與飼養等活動相關聯的那些資源，或是種植小米或者水稻等農作物所需要的土地、熱量或水分條件。很多學者認為影響人類經濟生產與交換行為最大的要素便是其所依存的自然環境———人類的經濟與社會活動，基本上是對本地資源環境的一種專化適應(specialization)。有的學者則認為，不同的行動就會產生與自然環境不同的關聯，即資源的範圍是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選擇來界定的，但是其空間的分布狀況、所具有的稟賦以及變化的情況，又受制於當時環境的特點並受到自然過程和人類活動共同的影響。無論如何，古人與生業經濟有關的生計活動所開發、利用的資源的範圍及其獲取資源的方式除了受文化狀況等人類的主觀能動因素影響，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生態環境的特徵及其變化。
黃淮下游地區是黃淮海平原的重要組成部分。黃淮海平原是我國最大的平原之一，屬於暖溫帶半濕潤氣候區。如前所述，本文所指黃淮下游地區主體是海岱地區，加上相鄰的淮河下游的蘇北皖北地區，後者與海岱地區的分布有所重合。海岱地區可分為以泰沂山係為中心的四個典型區域：魯西北沖積平原、膠萊平原（沖積物）、魯中南低山丘陵和膠東低山丘陵(黃土堆積，和平原有區別)，後兩區合稱山東丘陵。淮河下游及其支流包括現今魯南、蘇北及皖北部分地區的山前平原和殘丘地帶。魯東南和膠東半島還存在小的沿海平原。整體來講，海岱地區氣候溫暖，雨量適中，屬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淮河下游地區所在的淮河流域地處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兩大農業區之間，是中國暖溫帶半濕潤氣候與亞熱帶濕潤氣候的交界地區，是暖溫帶與北亞熱帶的分界線。新石器時代黃淮下游地區的溫度、濕度和降水量都比現在高，有研究認為全新世大暖期極盛期亞熱帶的北界曾推進到北緯37°附近，則當時海岱地區北部也大體屬於亞熱帶的北界。從水文條件來看，黃淮下游地區的主要河流有黃河、淮河以及黃河與淮河下游的各支流，黃河在先秦時期大部分時間流經華北平原北部，在渤海西岸入海，而現在的黃河下游在先秦時期流經區域的大河是古代稱為「四瀆」之一的濟水（濟水據有的學者考證從河南滎陽縣東流，經山東濟南市北，再東流入渤海），這些河流為整個黃淮下游地區提供了豐富、便利的水資源。總的來說，整個黃淮下游地區平原地區宜農宜牧，沿海地區與河流湖泊附近還有利於漁撈經濟與水上交通的發展，山區自然資源豐富適宜採集、狩獵經濟，為黃淮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生業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地理環境和自然資源。地理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多樣化，使得黃淮下游地區先民可以更加靈活地選擇生業模式，如膠東半島與魯東南等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生業在整個新石器時代始終存在一定的差異，如稻作農業的分布以及稻作、粟作在農業中的比重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
黃淮下游地區全新世氣候變化總體特徵符合中國北方全新世氣候變化的一般規律。全新世開始時，氣候逐漸由乾冷變得溫暖濕潤，但全新世的氣候也存在相對的不穩定，全新世早期波動升溫，中期溫暖，晚期變冷，黃淮下游地區中海岱地區所屬的華北北部區升溫期的年代在距今11500~10000年，氣溫較現代低，環境狀況較現代差，但氣溫與環境狀況都總體逐漸好轉；距今10000~8000年顯著升溫，環境迅速好轉；距今8000~6000年為全新世暖期盛期，氣溫比現代高1.5℃，喬木孢粉濃度也達到最大；距今6000~4000年氣溫與孢粉濃度開始下降，但總體狀況優於現代；距今4000年以來，氣溫波動下降，孢粉濃度也呈現較大的波動，並降低為現代水平。海岱地區所屬華北北部區和淮河下游南部地區所屬的華東華南區全新世大暖期開始的時間大致在距今9000年，暖期結束在距今4000年前後，華北北部區全新世暖期鼎盛發生在距今8000~7000年，華東華南區全新世暖期鼎盛發生在距今9000~7000年。我們如果在這個氣候變化的大框架內來考察黃淮下游地區生業特徵的變化會發現生業模式的轉變與氣候的變化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
新石器時代中期粟類作物成為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最主要的農作物，後李文化這一時期的遺址也普遍發現有馴化的粟和黍，還可能發現了栽培的水稻，這些農作物的馴化、栽培的發生是古人對農作物野生祖本植物的知識逐漸有了掌握並積累了一定的管理經驗以及人口增加帶來的生存壓力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在稻作農業和旱作農業出現之後，整個黃淮下游地區在全新世暖期的盛期，即距今8000~6000年的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早期，氣溫等總體狀況優於現代，這一時期生業由「初級開發型」模式向「開發型」模式轉變，其中種植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到了龍山文化時期農業有了更大的進步，稻旱混作模式在整個黃淮下游地區都有分布，這很可能主要還是與農業技術的進步、農業管理知識的積累和傳播有關。無論是農業的起源和農業的發展、進步，很難說是與氣候變化的簡單直接對應，更多的是在大的氣候與自然環境尤其是水土資源條件許可或有利的情況下，因為人的適應性調整、生存策略選擇等人的主觀因素和行為方式的改變，才造成農業的發生和不同程度的發展，但是全新世大暖期所提供的適宜農作物生長和農業發展的有利氣候條件是必要的客觀前提。
靳桂雲等的研究還表明龍山文化時期農作物組合的區域差異可能主要是區域氣候環境影響的結果，東亞季風使得降水從魯東南沿海地區向聊城等內陸地區逐漸減少，農作物組合的變化也大致如此。如果結合氣候和區域性環境差異，可以看出黃淮下游地區的生業的區域性差異也存在變化，生業的變化與氣候變遷、區域差異、小地貌環境都有著密切的聯繫。
（三）文化狀況對生業特徵的影響
正如前面指出，自然環境的影響並不能完全解釋古人的生業特徵，古人生業特徵還受文化狀況的影響，包括區域文化的自身發展狀況以及文化的交流與傳播等等。
聚落等級分化等文化發展狀況對生業也有很大的影響，如龍山文化時期多數大型聚落中都有比較豐富的水稻遺存，包括炭化稻米和水稻植硅體，而且植硅體分析表明大型聚落中既有稻米的消費，可能也存在一定的稻作農業，但是大型聚落消費的稻米不一定都是自主生產的，可能有一部分稻米來自低等級聚落的進貢，如魯東南地區考古遺址植硅體分析表明小型聚落中發現有比較多的水稻葉部的扇型和啞鈴型植硅體，可是來自水稻穎殼的雙峰型植硅體卻明顯缺乏，意味著作為當地種植水稻證據的水稻莖葉較多，而發現的農作物產品稻穀明顯缺乏，這也許是由於小型聚落將大部分稻穀進貢到高等級聚落造成的。這可能一定程度地刺激了適宜稻作的地區稻作農業的發展，稻作農業的發達是某些地區如魯東南的日照地區社會複雜化或文明化的經濟基礎。
黃淮下游地區的膠東半島地區，在白石村一期這個貝丘遺址的起始階段（距今6000年至5700年），人類開始獲取貝類、魚類和其它一些海岸資源，在邱家莊一期到紫荊山一期（距今5700年至5275年，距今5275年至4860年）由於過分捕撈貝類造成「捕撈壓」，貝類的尺寸繼續減小，人對自然資源的影響力進一步明顯化。隨著山東內陸地區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在氣溫下降開始時期傳入膠東半島，貝丘遺址在距今4860年前後消亡。雖然環境變化的影響是貝丘遺址消亡的原因之一，但是採納以粟為主的農業生產方式在這一過程中很可能扮演了更為重要角色。也就是說，膠東半島貝丘遺址消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環境開始變化以外，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在於，隨著外來的大汶口文化的影響和粟作農業的農耕方式的推廣，當地的人逐漸放棄了採集、捕撈的習慣，而開始從事一種新的生存活動方式。可見某一區域生業的變化有著自然環境的制約和影響，但是人類並不完全受這種環境條件的制約，而是在一定的條件下發揮出自己的能動作用以獲得更好的生存、發展，區域間的文化和交流也會通過影響人的生存策略而使得人的生計方式發生一定的改變。
海岱地區與其他區域的考古學文化交流也會對某個階段的生業特徵產生影響，學界對於海岱地區與其他考古學文化的互動從各個角度作過研究，也有專著系統探討海岱地區與其他地區考古學文化的交流。比如淮河流域及其以南考古學文化與海岱地區考古學文化由於地域鄰近，很長時間互相影響，海岱地區的稻作方式分布較廣可能與這種文化交流伴之而來的稻作農業方式的傳播和影響有一定的關係。
五、結論
黃淮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生業特徵雖然在各個小區域尤其是淮河下游地區和海岱地區的其他地區間有一定的差異，但總體上都經歷了從「初級開發型」的發展階段或生業模式向「開發型」的生業模式或發展階段的發展。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是由「初級開發型」的生業模式到「開發型」的生業模式轉變的過渡階段，到大汶口文化階段，黃淮下游地區基本確立以種植農業與家畜飼養業為主導的「開發型」生業模式，到了龍山文化時期在「開發型」生業模式的持續發展下，形成水稻、粟、黍、小麥等多品種農作物種植方式，廣泛分布而因地制宜的稻旱混作模式以及豬、狗、牛、羊等多種類的家畜飼養方式。可見黃淮下游地區整個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末期生業基本呈穩定的上升發展。黃淮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和末期生業特徵的形成與區域自然環境、氣候的制約與提供的便利條件有關，最終則取決於古人自身的行為抉擇、生存策略選擇、文化狀況等人的主觀能動因素與自然環境及資源條件的結合。
有學者認為黃淮下游地區的主體海岱地區經歷了一個產生（後李文化）、發展（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鼎盛（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和衰落（商周時期）的過程，最終融入日益壯大的中華古代文化洪流之中，成為中華古代文化的幾個主要來源之一。也有學者則指出，該地區先秦時期先後存在過東夷文化和齊魯文化，這些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曾大放異彩，與華夏文化堪稱雙枝並秀。無論是地理上的黃淮下游地區還是文化上的海岱地區，作為古代中國的重要文化區，該地區的生業特徵和發展特點對於其區域文化特徵的形成和地區的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至關重要。我們今後需要更深入研究該地區每一個時期的生業特徵，與其他地區的生業特徵進行比較研究，系統考察生業特徵與古代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關係，這是理解中國古代生業與文化的區域特徵、整體特點及其發展變化的基礎。
本文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批准號：11&ZD183）和2017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共同資助。整個黃淮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末期做過動植物考古工作的遺址數量大、材料豐富，本文沒有對每一個遺址進行具體的介紹，本文發表後該區域這一時期遺址的動植物考古基本資料將在「中國考古網」上以資料庫或資料集的形式公布。在寫作過程中涉及生業特徵與自然環境、氣候條件的關係的討論得到本所同事王輝博士的幫助和指教，特此致謝！
轉自：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
編輯：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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