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灣區的發展邏輯去看粵港澳大灣區的定位與發展方向
從歷史邏輯中去看粵港澳大灣區的定位與方向
新航路、貿易的興起，港口經濟繁榮
港口是位於海，江，河，湖，水庫沿岸，具有水路聯運設備以及條件供船舶安全進出和停泊的運輸樞紐，是水陸交通的集結點和樞紐，工農業產品和外貿進出口物資的集散地，船舶停泊、裝卸貨物、上下旅客、補充給養的場所。
港口首先是一個自然地理的概念，一般位於水域的邊緣，同時又要靠近城市所在地或者資源所在地。它是隨著個區域經濟交易的頻繁而逐漸興起的。
15世紀以來，新航路的開闢，使得里斯本，阿姆斯特丹，利物浦等港口興起，尤其是利物浦本來就是一個小漁村，隨著新航路和貿易的興起，原來一些不知名的地方成為物流和人流聚集地，成為了新的商業中心。
所以港口經濟本身就是隨著貿易興起而發展的，它是外向型經濟的產物。作為港口的集群——灣區一樣是外向型經濟的產物，所以灣區的首先定位是離不開外向型定位的，是要通過港口城市的集群效應，成為鏈接區域之間的門戶與樞紐。
粵港澳大灣區一樣的離不開這樣的定位，11個城市，多個港區存在，擁有香港，深圳港，廣州港三個代表性的集裝箱吞吐量排名世界前十優良港口。所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定位中，首先離不開的是外向型經濟的定位，離不開的是開放性經濟的定位，這是國家擴大開放又一次大的戰略舉措。同時灣區背後還能輻射周邊城市和內地縱深，所以它是一國經濟文化交流之門戶，也是物流人流中轉的樞紐，這個中轉，首先就是一國與他國貿易的中轉。
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深入下去，同樣大灣區產業布局也需要聚集那些外向型的產業，這就是為什麼在舊金山灣區、在東京灣區，矽谷創新型企業、高端裝備製造企業興起的原因。他們從一開始的定位就是全球市場，他們企業生存本身就建立在頻繁的全球交流和貿易中。
2017年，各項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陸續出台，「開放式經濟體制改革先行區」，「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已經屢見報端，國家對大灣區的基本定位和方向是很清晰的，就是一個外向型經濟的區域，一個開放性經濟的試驗區和橋頭堡。
經濟的集聚效應
港口與灣區
集聚效應（英文名稱：Combined effect），是指各種產業和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集中產生的經濟效果以及吸引經濟活動向一定地區靠近的向心力，是導致城市形成和不斷擴大的基本因素。集聚效應是一種常見的經濟現象，如產業的集聚效應，最典型的例子當數美國矽谷，聚集了幾十家全球信息產業巨頭和數不清的中小型高科技公司。
眾多的的港口城市逐漸融合協同組成了灣區，如何充分發揮灣區的產業聚集效應，將是灣區定位另一個重要的維度。
粵港澳大灣區涵蓋了11個城市，有17個世界500強的企業，在金融，IT,航運物流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集群和比較完善的產業鏈。各區域機構要形成良好的協同機制，制定合適的產業政策，鼓勵區域之間的要素自由流動，讓集聚效應自由發生。
目前，前期出台的一些政策已經有了一些「合作示範區」的提法，但是這樣的做法「界限」究竟在哪裡，算不上政府干預微觀經濟運行，值得思考。區域之間更多是要去創造一些制度保障、政策導向、機制協調，既要保證生產要素的流通，又要促使流通和碰撞的自然發生。十九大以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已經成為全黨全國共識，而自由流通就是市場的基本機制。
作者介紹
龍騰霄：政策分析與公共管理碩士，政策研究專家，廣州市七色石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董事，專家庫成員。曾擔任大型上市企業高管多年，在多個智庫擔任專家組成員，專註於政策分析和區域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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