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797 鄭荃文 | 美國憲法之父：詹姆斯 麥迪遜

原標題：No.797 鄭荃文 | 美國憲法之父：詹姆斯 麥迪遜

美國憲法之父：詹姆斯 麥迪遜

鄭荃文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聯合培養博士

2015年劍橋大學出版的《詹姆斯·麥迪遜的思想:古典共和主義的遺產》(以下簡稱《遺產》)一書[1]，是近年來麥迪遜政治思想研究中的學術佳作，不僅重新書寫了麥迪遜的政制設計和古典共和主義之間的關係,更為理解美國政制與政治哲學的關係提供了新視角。作者科林·希恩執教於杜克大學政治學系，是研究麥迪遜政治哲學思想的著名學者。眾所周知，在美國早期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施特勞斯學派和共和主義學派是最重要的兩個闡釋派別，兩者在立論、方法論和研究趣味方面都風格迥異，形成了思想史領域 的範式之爭。《遺產》一書似乎打破了兩派在思想史研究領域內的 「對立」局面，達成了某種「和解」。雖然希恩教授出身施特勞斯學派，秉承了施派一貫的聚焦於一流思想家、解經式的文本解讀和從古典政治哲學來透視現代政治的研究視角，不論是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結論都不同於共和主義學派，但是，此書一反施派美國政制研究的鼻祖馬丁·代爾蒙德對麥迪遜進行的自由主義式解讀，將麥迪遜思想置於古典共和主義的譜系之下，並得到了共和主義學派旗幟性人物戈登·伍德的讚譽和背書，稱《遺產》一書「在研究的原創性和深度上都是非凡的」。

政治制度的首創者往往最了解其背後的政治性質、政治目的以及不同制度之間相互配合的整體邏輯。麥迪遜既然被譽為美國的「憲法之父」[2]，自然對美國政制有著入微的觀察和深刻的洞見。把握住他的視野，領悟他的所思所想，是理解美國政制的關鍵所在。蘭斯·班寧曾說:「如果我們錯誤地解釋了他(麥迪遜)的行為或誤解了他的思想，我們就誤解了建國時期。如果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聯邦憲法的主要設計者和最有力的支持者，我們就能夠更充分地認識新共和國的目的與性質。」[3]因此，對麥迪遜政治思想的研究，有利於我們深入客觀地了解美國民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內涵及其本質特徵、歷史與階級的局限和內在的困境。同時,麥迪遜對於美國施派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哲學意義，因為他是罕見地將政治家和學者完美結合的典範，很好地展現了施派理想中的政治家所具有的特徵，即能夠將絕對正義的政制和可能實現正義的政制區分開來，並努力根據環境作出正確的政治判斷，建構一種能夠實現的、較為正義的社會。

鑒於麥迪遜的重要地位，國外有大量關於麥迪遜政治思想的專著研究，堪稱美國早期政治思想和憲法研究領域內的「麥迪遜熱」。然而，與國外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不僅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至今尚無專著出現，而且對國外研究成果的引介也寥寥無幾。就譯作來看，麥迪遜的政治思想往往零散出現在一些有關美國早期政治思想史的作品中，目前還沒有對專門研究麥迪遜政治思想的作品的引介。因此，筆者期望通過介紹《遺產》這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凸顯麥迪遜政治思想的豐富性、深刻性和重要性，引起國內政治理論領域對麥迪遜政治思想的關注。

筆者認為，國內政治理論領域較少關注麥迪遜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受到進步主義史學家例如查爾斯·比爾德的影響，國內許多書籍主要用階級鬥爭和反民主的視角來解釋美國政制的建立,片面化和刻板化美國國父們的形象, 認為他們是原始資產階級的代表，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利益。[4]這種進步主義的視角認為,美國憲政不過是為了保障這一特定階級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制度設計，而麥迪遜不過是階級利益的代言人，不值得深入研究。其次，許多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認為，美國 國父們的思想貢獻大部分源於他們有意地與古典傳統相背離。比如,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古典絕非是值得效仿的榜樣，普布利烏斯對古典共和的討論主要在於強調美國憲法如何在制度設計上避免了古典政體的缺陷。在從古典政治哲學到現代政治科學轉變的過程中，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們放棄了把憲法當作道德提升或塑造公民角色的工具，開啟了「程序共和國」和多元主義的新篇章。[5]在這種古今之變的背景下，麥迪遜在政治思想上基本繼承和延續了洛克和孟德斯鳩等啟蒙思想家開啟的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在理論原創性上沒有太多貢獻，缺少政治哲學的思考深度。

《遺產》一書正是消解這些刻板印象的「解毒劑」。首先，作者塑造了一個兼具古典政治智慧和現代政治科學思想的麥迪遜立體形象。作者在開篇就著重強調了麥迪遜的學者身份:「美國人更熟知麥迪遜的第四任美國總統身份,而不是他的學術作品。然而，在我看來，麥迪遜的傑出和使命感主要表現在思想領域而非實踐性的政治手段方面。」(第 ix 頁)作者盛讚麥迪遜在政治科學和政治哲學研究方面「才華橫溢」，堪稱現代共和政府理論研究者中的「傑出先鋒」。(第 ix 頁)作者突破了麥迪遜政治思想研究的常規進路，沒有僅僅關注《聯邦黨人文集》這一人們較為熟知的政治性作品，而是挖掘了一份從未引起關注的手稿。該手稿記載了麥迪遜對許多關於古典共和國歷史和政治哲學作品的閱讀記錄和摘抄，以及他心中理想共和政府的願景與藍圖，展現了他對古典共和追求的再度探索。正是在這場古典之旅中，麥迪遜發現了能讓古老的自治實驗成功的希望和理由。

其次，除了讓麥迪遜的學者形象更加豐滿，《遺產》一書更凸顯了他在共和理論上的原創性貢獻，「讓讀者和公民熟悉麥迪遜在進行古代和現代共和主義研究時的發現和開創性思想」(第 x 頁)。在許多學者看來，麥迪遜是美國多元民主理論的奠基人，他主導設計的1787年憲法遵循了孟德斯鳩有關自由憲政的教誨，鼓勵利益團體的多元化，並通過憲法中的程序設計和制度機制使得德行對於共和國的建立不再必要，捍衛自由的不再是公民德行，而是依靠讓競爭利益相互監督制衡的一套機制與程序。《遺產》一書嚴厲拒斥了對麥迪遜的這種自由多元主義式解讀，指出他並非孟德斯鳩的應聲蟲。雖然麥迪遜的確借鑒了孟德斯鳩的自由憲政理論，對傳統的共和制度設計作出了以保衛權力為核心的現代修正，但是，作者著重強調了麥迪遜與孟德斯鳩的思想分歧。與孟德斯鳩不同，麥迪遜不贊同用法律的精神來完全取代對公民美德以及對共和精神的追求。他心中的共和主義遠非一個道德中立的「程序共和國」,而是一個既承認和尊敬個人良心和個體自由，同時也堅持以自然正義和組成其的道德原則為政治準則的政治秩序。就強調共和政府的品格和精神而言，麥迪遜追隨亞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理念,在目的論上超越了自由多元主義價值,相信政治秩序具有理性和自然正當的標準。麥迪遜的制度設計沒有放棄對公民角色的塑造和公民德行的培養這一共和主義傳統，形成或革新公民的道德品質、強化公民對共同善的歸附始終是他的最高政治目標和使命。

一、被忽略的筆記:

一場古典的智力之旅

希恩教授在書中展現出了深厚的研究功底和理論雄心。她試圖通過深入挖掘麥迪遜的一份名為「論政府基礎的筆記」的學術手稿,來重新定位麥迪遜的思想來源,進而為美國政制進行新的類型界定。希恩認為,正是在古典思想中,尤其是在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中,麥迪遜發現了能讓古老的自治實驗成功的希望和理由。

在1791年國會休會期間,麥迪遜懷著進一步探究困擾共和政府生死存亡問題的關切,潛心研究了大量歷史和政治哲學文獻,寫了一份名為「論政府基礎的筆記」(以下簡稱「政府筆記」)的大綱。 根據麥迪遜的大綱目錄,筆記共分為13章,從對政治秩序穩定的關切到對自由以及公民幸福的關切,循序漸進地探討了從最低最直接的政治目標到最高的人類志向。它的高潮是對一種新聯邦共和國的描述。就保衛公民的安全、自由和幸福而言,這一新聯邦共和國要優於以往所有的政府。

雖然筆記的篇幅只有幾十頁,但卻涵蓋了豐富的文獻研究以及有深度的哲學分析。在筆記中,麥迪遜研究了色諾芬、柏拉圖、 亞里士多德、修昔底德、斯特拉波、哈利卡納蘇斯的狄奧尼修斯、李維、普魯塔克、孟德斯鳩、吉本、羅伯遜、波納爾與富蘭克林等 人的作品。其中,他對讓·雅克·巴塞拉米的《阿納卡西斯遊記》 一書的引用和摘抄段落數量最多。[6]由於「政府筆記」中的一些主題和段落與麥迪遜日後在國民公報上發表的文章具有相關性,麥迪遜文集的編輯一直將這一筆記命名為「《國民公報》文章的筆記」。希恩認為,正是這一命名導致了該手稿的價值長期被低估。研究者長期誤以為該筆記是麥迪遜為《國民公報》撰寫文章時所寫的初稿,沒有更高的理論價值,因此從未加以特別的理論和哲學關注,結果造成這份資料長期被研究麥迪遜和美國建國的學者所忽略。

希恩首次為這一手稿的創作目的、研究內容和理論深度正名, 並聲稱它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廣度上,都大大超出了麥迪遜其他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對理解麥迪遜的政治理論不可或缺。希恩指出,不論是內容深度還是語言風格,該手稿與《國民公報》 文章都存在巨大區別。首先,在內容方面,雖然筆記中的某些段落的確被用在了《國民公報》發表的文章里,但是前者展現出了更加 整全的學術視野,在視野和深度上遠遠超過後者。「政府筆記」中載滿了最負盛名的哲學文本和歷史文本的引文,展示出他對這些文獻大量且深入的研究，其中很多都沒有在他於《國民公報》上發表 的文章中使用過,例如,米諾斯在宙斯的山洞裡接受神法,古希臘 時期對受歡迎的演說家的限制措施,這些似乎都離 18 世紀美國的政治生活很遠。其次,在語言風格上,《國民公報》上發表的更多是類似報紙專欄風格的文章,帶有政治色彩的修辭風格,訴諸於處在特定環境下的特定人群的理性、利益和偏見,近似於政治小冊子, 而非宏大風格的政治理論作品。然而,「政府筆記」中展現了完全不同的語言風格。在筆記中,麥迪遜不拘於修辭學的限制,即不受具體時間、人群和地點的限制,也不受報紙、集會和演說不同形式的限制。他不是以一個政客的身份而是以一位哲學學者的身份寫 作。比如,在筆記中,當他論及美國黑人奴隸制問題時(該內容從未公開發表),是直白且嚴厲的,沒有出於政治謹慎而在語言上進行委婉的修辭。(第 11 頁)

希恩認為,這份資料顯現出了麥迪遜作為政治學者的努力和氣質。在古典文本中,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中,麥迪遜重新發現了始終伴隨和困擾共和政府存亡的關鍵要素,以及導致他所處時代民主政府失敗的重要原因。在這趟古典智識之旅中,麥迪 遜發現了能讓古老的自治實驗成功的理由和希望,是現代共和政府政制研究的傑出先鋒。

二、未完成的學術野心:

共和主義理論的重建

《遺產》一書首次提供了針對該手稿的系統性研究和討論,整合併挖掘了這份筆記的重要哲學內涵,重新確立了其獨特地位。希恩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大膽且富有爭議的觀點:這份手稿是麥迪遜對影響共和政府興亡要素的最重要的系統性研究嘗試,組成了他學者生涯中最有野心的哲學研究項目,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大大超出了其他刊印出的作品。但是,希恩在論證上面對著文本解釋的挑戰。雖然「政府筆記」的架構顯示出麥迪遜嘗試從政治哲學層面系 統全面地處理政府的基本性問題,但這並非是經過提煉和修改後完成的手稿,而是未經打磨的筆記,積聚了麥迪遜的研究主題、研 究框架、上百條的引文和文獻摘錄等記錄。因此,雖然這份資料有著實質上的重要性,但其中未經提煉的上百條碎片式文獻摘錄卻 增加了解釋的難度。這既是希恩面臨的最大難題,也是凸顯其深厚學術功力之處。她對筆記中的每一條引文和摘要都進行了詳細且準確的注釋,努力還原大綱背後的目的和理論內涵,最大程度上使 讀者能夠想像出這份筆記可能成為的樣子,以及麥迪遜對共和政府設計的哲學性思考。

希恩的論述由五部分組成。在第一章中,她首先總結了「政府 筆記」關注的問題。作為麥迪遜的一項研究計劃,「政府筆記」的 目標是調查影響政體(尤其是共和政體)興衰存亡的原因,並最終提出一個對良序共和政體的描述。在筆記中,麥迪遜試圖將他頭腦中的共和主義理論進一步系統化和完整化。他計劃通過研究由「偉大的政治智慧的神諭」所創作的作品,來探究政治中基本且持續性的問題。希恩提煉出了麥迪遜試圖解決的五個問題:第一, 能否建立一個共和政府,讓其不再步歷史上共和國的後塵,不因 內部的疾病和外部的威脅而覆亡?第二,能否為那些被古典哲人所忽略的疾病開出藥方?第三,孟德斯鳩提出的捍衛自由之法如何使個人免於當權者肆意妄為的侵害行為?第四,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對自由的捍衛之法是否是最終解決之道?或者這位著名的法國哲人忽略了許多方法?第五,能否或者是否有必要重 新踐行古典共和對公民品格的培養,同時不破壞個體自由的安全保障?

在第二章中,希恩整合併分析了「政府筆記」中前三章的主要內容。麥迪遜提出了柏拉圖的《克里提阿斯篇》里的一個古老問題,那就是疆域面積大小和人口多寡對共和政府生死存亡的影響。歷史表明,若共和政府過度擴張,人們將難以聯合起來控制政府, 最終很可能走向少數人暴政。相反,若面積太小，小國寡民的共和國難以抵禦軍事力量強大的帝國的入侵。麥迪遜分析了柏拉圖、孟德斯鳩和盧梭等人的作品對相關問題的探究,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的主張。他力圖探尋如何利用領土的大小、外部敵人的威脅以及社會階段這樣的間接因素,來影響公共意見的形成並維持真正的共和政府的精神,以達到保障公民自由的目的。希恩認為,儘管這些因素在影響政府建立類型的重要性方面已經被之前的政治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探究過,但麥迪遜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即如何通過這些因素和公共意見之間的互動關係來塑造和維護共和政 府的精神。

在第三章中,希恩深入整合和分析了「政府筆記」中第四到第八章的內容,那就是公共意見的力量與權威。麥迪遜分析了大疆域何以能夠影響公共意見的運作,並有助於糾正民選政府的弊病。希恩突出了在公共意見的塑造方面麥迪遜對孟德斯鳩的「反叛」。麥迪遜雖然在憲法設計中追隨孟德斯鳩,刻意通過制度安排來防 止政治權力濫用帶來的侵害,保護公民個體的權利,但是,麥迪遜反對孟德斯鳩自由主義式的、非目的論的自由和自治概念,例如, 他曾在《政府的精神》一文中批判這位法國理論家忽略了(或是有意放棄了)對培養共和政府核心原則和精神的關切。麥迪遜認為,孟德斯鳩在如何維持共和主義的真正精神和原則上,思考得 並不充分。因此,與孟德斯鳩不同,他不滿意於僅僅去抵消私利和有偏見的激情的效力,而是希望通過建立以一個積極的公民主權原則為基礎的政治過程,努力去提煉和整合共和國公民的情感和意見。

在第四章中,希恩分析了筆記中的第九到十三章,這一部分的論述是全書的高潮。麥迪遜在這個部分將制度設計和影響政府的間接因素以及公共意見的塑造之間的互動關係聯繫起來,糾正並發展了之前的思想家的分析,提出了一個思考共和主義和公共意見之間關係的新方式。麥迪遜相信,自己找到了一個能讓穩定和自由的共和政府在大面積領土上建立的新模式。這個模式的成功主要不是依賴主權州之間力量的平衡或商業國家內激情和利益的自由流通,而是依賴一個「修正主權」的機制。這一機制主要由兩個方面組成。一方面,權力的分立、政府機構間的制衡以及作為審 慎的制度設計的聯邦主義,防止了人民主權下群眾煽動者的蠱惑以及多數人的暴政。另一方面,當這些制度設計和大疆域、人口條件、現代交流手段的進步等條件一起發揮作用時,有助於「提煉和 擴展公眾意見」,即在一個大面積的共和國內塑造出有效的公共聲 音。同時,麥迪遜還在筆記的最後想像了最佳政治秩序的大致輪廓 及其居民的生活方式,展示了他理想中最符合共和國公民的性格特徵和精神。

第五章是文章的後記。希恩分析了「政府筆記」中的大綱最終 被麥迪遜發展為更詳實全面的學術作品的可能性,以及如果完成, 這一最終成果遺失不見的可能原因。「政府筆記」的架構顯示了麥 迪遜試圖對共和政府進行全面分析並創製出新共和理論的學術野心。他可能計劃在某一時間創作一份有關共和政府的學術論文。 同時,根據與法官約翰遜的信件內容,麥迪遜在結束總統任期後的數年內,曾專註於一個學術研究課題。希恩認為,「政府筆記」大綱所記錄的內容,很可能就是這個研究課題的基礎。但可惜的是,麥迪遜大量的手稿資料已經丟失,現今國會圖書館收藏的他的作品遠不完整。所以,他最終是否完善了這份手稿,並寫出了更成熟的作品,我們已經不得而知。

三 、麥 迪 遜 的「 新 形 象 」

美國建國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降臨,國父們用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行動開啟了以現代政治科學建國的先河,創立了第一個典型的現代共和國。在許多學者看來,建立在自然權利理論基礎之上的現代共和國,強調人的自我保存和人的慾望的滿足,放棄了對古典自然正當即「人應當如何生活」這一最高政治哲學主題的追求。倫理向度徹底被經濟向度所取代,商業和貿易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顯。用經濟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即用商業和貿易培育的文雅舉止和人道精神來替代嚴厲的古典共和德性,成為了現代政治的典型特徵。作為美國政制的主要設計者和憲法的重要立法者及闡釋者,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中的論述不僅被視為理解 現代共和國運作原理和精神的重要文獻,更被視為他的政治科學的精髓所在。[7]在第十篇里,麥迪遜並沒有對派別鬥爭進行道德上的譴責和拷問,而是指出,若要維護共和國的自由,派別鬥爭將無法避免,與其因噎廢食地扼殺自由,倒不如通過制度設計和擴大疆域面積來控制自由產生的負面效果。在許多學者看來,這種基本安排不要求對產生派系鬥爭的激情和利益進行管束,因而在解決派系鬥爭問題的同時中立甚至合法化了激情與利益。這與古代的共和國形成了鮮明反差。從古典的意義來說,政治共同體擔負著控制和馴化激情的功能,而美國政制則似乎為派系鬥爭和利益正名,並試圖滿足民眾的利益與激情。因此,麥迪遜成為了現代程序共和國的先驅、自由主義憲政的奠基者,他設計的憲政體系在保證民主自由的同時,省掉了公民教育和品格培養的需要。他建立了一個多元的、利益主導的政治系統,一個將私人惡變為公共善的政府機制。[8]

《遺產》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打破了這種對麥迪遜的自由多元主義式刻板解讀,為理解他的政治思想和美國政制提供了新視角。在書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更加具有古典哲人色彩的麥迪遜。雖然制度設計對他而言十分重要,但他從未放棄過古典政治 哲學的關懷,那就是對理想的共和公民的追求。尤其是在 1791 年,與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的理念分歧讓麥迪遜對美利堅共和 國的將來深感不安。他深諳,經濟和商業的競爭並不足以維持共和國的存續,品格和道德是制度設計的必要補充,公民對政治的 積极參与與個人和財產權利的安全同樣至關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麥迪遜追求重新抓住共和主義精神的古典理念,並且相 信政治的合法性和政治卓越的基礎是自然正義和組成其的道德原則,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渴望建立來庫古或者羅馬採用的那種嚴酷規定和制度,來訓練公民的美德。在堅定忠於尊重個人良心和捍衛個體自由的政治秩序的基礎上,麥迪遜努力去建立一個在目的上超越了自由多元主義的共和政府。他相信,政治秩序就像人類的靈魂具有理性和自然正當的標準。麥迪遜對「公共理性」的理解,決非僅僅是一個由人們的私人利益和有偏見的激情在相互平衡抵消後的結果，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通過一個建立在公民積極主權上的政治過程,去提煉與整合共和國公民的情感和意見。在一個自由社會,「捍衛公共自由」的主要責任不僅依賴於制度,也依賴公共意見的成熟性和可靠性。他認為,每一個政治秩序中都有一個有關正義的觀點主導著共同體的運行,這 一正義觀先於法律,並且是憲政精神的表現。儘管麥迪遜絕對沒有忽略政治制度和法律精神在公共意見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但他相信,公共意見大部分是通過公民社會的道德結構而非政府制度來塑造和形成的。他當然地反對這一觀點:共和公民判斷的好與不好是沒有關係的。麥迪遜相信,必須用共和主義的道德原則來教育公共意見,才能達成社會意願以社會理性為基礎的目標。

希恩認為,麥迪遜雖然熟讀並正確理解了孟德斯鳩和休謨等歷史哲學家的作品,但他絕非一個刻板的追隨者,而是超越了前人的思想,創造性地糾正了這些思想家的缺點。他對犧牲道德和古典公民教育理想為代價而強調「制度安排和經濟的自利」的原則持保留態度。(第 17 頁)麥迪遜否認商業精神的興起一定意味著公民成為原子化的個體和一個國家之間聯合但公民分隔的世界的建立。相對地,他努力尋找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替代方案,力求開墾出實現古老希望的新共和國。希恩認為,正是在一趟「古典之旅」中,麥迪遜發現了在捍衛自然權利的基礎上維持和煥發真正共和主義精神的方法,那就是讓現代共和政府進行真正有效的交流,讓理性的公共意見成為可能。因此,共同體內部的交流以及交流活動產生的影響,在他的政治理論中佔到了核心地位。對於疆域面積大小、社會發展階段以及外部威脅與塑造公共意見的互動關係,他進行了富有創見性的分析,並根據美國所處的特定情況和時代背景提出了如何提煉公意,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理想的共和願景。這一理論分析被希恩稱為「公共意見的政治」。希恩展現了麥迪遜思想的多面性質:一方面擔心州政府民主帶來的多數暴政對公民權利的威脅;另 一方面致力於建立一個能夠培養真正公民品質和觀念的交流聯邦體系。(第 109 頁)

希恩對麥迪遜的研究延續了美國施特勞斯學派一貫的古典政 治哲學研究視角,並試圖在施特勞斯的基礎上完善對美國政制的 研究。施特勞斯指出,美國是第一個建立在自然權利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傳統或啟示之上的國家。布魯姆指出:「如果正確地理 解美國的起源,就會發現美國的起源比它們的要更加根本。施特勞斯對美國政制的研究開始於其自身最高的主張,拆穿了那些過度生長的東西,準確地定位到激活美國現實的立國思想。」[9]希恩繼承了施特勞斯對美國政制研究的目的指向,她希望通過挖掘出美國建國中的古典哲學維度,還原「自然的視野」,讓我們認識到美國的起源何以比現代的各色思潮更加根本、更加接近自然正當,以及美國政制能夠避免許多現代國家走上的暴政和專制之路背後的理論緣由。

[1] Colleen A.Sheehan,The Mind of James Madison:The Legacy of Classical Republica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本文以下凡引用此書,僅在 括弧內註明頁碼。

[2] 「憲法之父」之名最初源自於約翰·昆西·亞當斯對麥迪遜的紀念性演講。參見 John Quincy Adams,「Eulogy on James Madison,」in The Lives of James Madison and James Monroe,Fourth and Fifth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Buffalo, 1851。這一演講於同年出版並廣為傳播,至今仍作為一篇短小精悍的麥迪遜傳記 而被閱讀。

[3] Lance Banning,The Sacred Fire of Liberty:James Madis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Federal Republic,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p.2.

[4] See Charles A.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Free Press,1913.

[5] See Martin Diamond, As Far as Republican Principles Will Admit:Essays by Martin Diamond,William A.Schambra ed.,Washington,DC.:AEI Press,1991.

[6] 巴塞拉米花了 30 年的時間寫了這套八卷本的著作,對古希臘文明和文化進行了虛構式的敘述。

[7] See Douglass Adair, 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Essays by Douglass Adair, Trevor Colbourn ed.,New York:Norton,1974.

[8] See Diamond, As Far as Republican Principles Will Admit:Essays by Martin Diamond.

[9] Allan Bloom,「Introduction,」 in Confronting the Constitution:The Challenge to Locke,Montesquieu,Jefferson and the Federalists from Utilitarianism, Historicism,Marxism,Freudianism,Pragmatism,Existentialism, Allan Bloom ed.,The AEI Press,1990,p.6.

本文原標題為「古典共和理想的追求與美國政制」，原刊《政治思想史》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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