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狂熱的民族主義釀成更大禍端前遏制它？

作者：[加拿大]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

1919 年6 月28 日《凡爾賽和約》簽署之後，巴黎的世界政府解散了。威爾遜當晚辭行，勞合·喬治與大英帝國代表團餘下的人在第二天早上乘專列走了。（後來讓英國政府惱火的是，法國人送來了一大筆火車費賬單。奧蘭多的政府之前就倒台了，他也走了。四巨頭裡只剩克列孟梭一人還在巴黎。他花了一個夏天讓國民議會通過了對德條約，並監督了7 月份國慶大典的準備工作。在這期間，他唯一的一次休息，是去了一趟北部被摧毀的地區，時間很短。記者和代表各回各家，巴黎的酒店也陸續恢復正常營業。妓女們抱怨沒了生意。在夏天結束的時候，英國人撤出了曼傑斯帝酒店。20 年後，這裡成了另一個外國使團的總部，這次是德國陸軍佔領了巴黎。

《凡爾賽和約》，全稱《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

巴黎和會一直持續到1920 年1 月，不過看起來後期的狀況就像一部沒了明星的戲劇作品。外長和外交官再度接手，但外交關係已經不像過去那樣由他們把控了。重要的決定都要告知上級，上級都在羅馬、倫敦或者華盛頓，困難的問題要用特別會議來解決。在1919 年到1922 年間，單是勞合·喬治一個人就參加了33 場這樣的會議。

從1919 年的1 月到6 月，和平締造者們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創立了國際聯盟，成立了國際勞工組織，分配了託管地，完成了對德條約，對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奧斯曼土耳其的和約也接近尾聲。但是也剩下了不少事情。俄國邊界還是不斷變化，它外圍的那些國家哪個還獨立著也不清楚，芬蘭？烏克蘭？喬治亞？亞美尼亞？在歐洲中部帝國的殘骸上，邊界仍然有爭議。而且，那個讓希臘人登陸士麥那的草率決定已經引發了連鎖反應，要等到1923 年才會結束。

「和平締造者」，凡爾賽條約主要簽約者

此外，在巴黎和會剛召開時出現在和平締造者們面前的大問題，有些只是被擱置了。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或許被遏制了，但西方資本主義與東方共產主義之間的漫長戰爭才剛剛開始。德國問題仍然煩擾著歐洲。協約國贏得不夠徹底，德國還是太強大。

民族主義這把火併未燃盡，仍然在積攢能量。在中歐以及更遠的中東、亞洲，都能提供不少的燃料。和平締造者們發現，他們處理的很多事情都是「既成事實」。南斯拉夫、波蘭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在巴黎和會召開前就出現了。和平締造者們頂多是避免歐洲和中東分解成越來越小的民族性區域，以及儘可能理性地劃定國界。以單一民族為基礎建立民族國家的要求，在1919 年的世界裡並不是很理性。還有，也不可能把歐洲所有的波蘭人都送去波蘭，把所有的德國人都送去德國。僅在歐洲，各國少數民族的總人數就達到了3000 萬。他們是自己國家懷疑的目標，也是海外民族同胞想爭取的目標。

在1919 年的寒冬里，美國駐維也納的一位年輕外交官接待了一個代表團，團員都是巴爾幹地區西北部斯洛維尼亞的白鬍子老頭。他們說德語，鎮上全部6 萬人也都說德語，他們說德語的歷史超過了700 年。現在斯洛維尼亞就要成為新國家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了。他們害怕，不願意讓感覺不如他們的人統治。美國能不能行行好把他們吞併了？偉大的泰迪·羅斯福的年輕表親尼古拉斯·羅斯福（Nicholas Roosevelt）把這個請求告訴了上級，但是沒得到任何回復。雖然羅斯福和這些上了年紀的德國人不知道，但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歐很多地區都會強行驅逐德國人，他們這個群體是註定要消失的，連同許多別的群體。

隨著對少數民族的排斥，他們這些人的世界在1919 年還會縮小，而且他們對強制性的同化也感到不滿。似乎這就導致多數民族對少數民族的容忍變成了很多國家稀缺的品質。和平締造者們盡了最大努力，對政府提出義務要好好對待自己的少數民族。歐洲中部的新國家和一些小國家必須簽署條約，好保證它們能平等對待少數民族，能容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能允許少數民族有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羅馬尼亞人和南斯拉夫人都提出了抗議。羅馬尼亞的馬利亞女王問威爾遜：要是也為美國的黑人或英國的愛爾蘭人準備類似的條約，你會做何感想？羅馬尼亞首相布勒蒂亞努質問道：為什麼非挑我的國家來說事？義大利有沒有少數民族？為什麼他們就不用簽？克列孟梭告訴他，東歐人就是不一樣。雖然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最終都簽字了，但這並不是什麼好兆頭。

面對不斷膨脹的民族沙文主義，少數民族條約不過是微弱的表態罷了。國聯在1934 年放棄監護他們，除了說不清道不明的少數民族，四大國要操心的事情已經夠多了。希望的跡象倒也出現了幾個：小小的愛沙尼亞自願地給予少數民族自治權；主要講瑞典語的奧蘭群島在1919 年後還歸芬蘭統治，但有一項特別條約保護了當地人的語言和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給出了另一種解決方案—殺掉不想要的少數民族。1945 年由希特勒發動的大驅逐完成後，歐洲只剩下極少的少數民族，不到歐洲總人口的3%。

和平締造者們在1919 年覺得自己盡了力，但他們並未幻想自己解決了這個世界的問題。威爾遜在同年6 月28 日離開巴黎的時候對妻子說：「 好吧，小乖乖，這事算結了；只是沒有一個人是滿意的，我希望我們創造了一個公正的和平；但現在都留給諸神做主了。」做主的還有接下來領導世界的人—有些也到了巴黎，例如日本的近衛文麿親王，或者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有些人是在遠方觀望。在義大利，鄧南遮這樣的人發動了攻擊，過去的自由秩序分崩離析，而墨索里尼在民族主義政治中迅速上位。那年6 月，年輕的阿道夫·希特勒待在慕尼黑，給德國歷史帶來了榮耀，而給國際關係、猶太人和資本帶來了不幸。他已發現自己的思想家和演說家的天賦。

大衛·勞合·喬治（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

勞合·喬治又做了三年首相。在被迫辭職之後，他雖然還是國會議員，但直至1945 年去世都未再擔任公職。他的回憶錄中有關巴黎和會的部分寫得很有趣，經常失實，而且習慣於把變糟的事情都怪罪在法國人或美國人的頭上。克列孟梭在1919 年年末不明智地去競選法國總統。原以為會獲得滿堂彩的他發覺遭人反對，於是氣憤地退出了競選。他幾乎是立刻便離開了法國，接下來的幾年都在旅遊。他繼續寫作，寫了一本分上下卷的大部頭，還有一些幾乎不值得一讀的哲學作品，以及一些研究古代雅典演說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短篇—德摩斯梯尼曾警告他的那些有文化、貪圖舒適的公民同胞，野蠻的馬其頓國王腓力（Philip）正威脅著他們。克列孟梭拒絕寫回憶錄，而且在1928 年銷毀了自己的大多數書信。他對一位英國記者說，歷史上會有他的貢獻，但他認為過去不值得討論。福煦死後出版的一本書刺激了他，他終於拿起筆，開始為自己戰爭期間和巴黎和會期間的工作辯護。克列孟梭於1929 年11 月去世，沒有完成那部作品。不管他那裡有什麼樣的巴黎和會內幕，終歸是被他一同帶到地下去了。

威爾遜的結局最為悲慘。他一抵達美國就投入了與參議院的搏鬥中，想讓國會承認《凡爾賽和約》，尤其是國際聯盟。他還擁有多數人的支持，但是不夠三分之二的通過投票線。他不在的時候，對手一直在組織準備：西部的孤立主義者、覺得他背叛了自己原則的進步人士、覺得他應該在愛爾蘭問題上對抗英國人的愛爾蘭美國人、不信任民主黨的共和黨人、不信任威爾遜的民主黨人、他這麼多年來疏遠了的人，以及一直精心策劃這出大戲的共和党參議員洛奇。威爾遜本可以建立自己的聯盟。他可以在國聯公約的投票中加入美國的保留意見權，這就有可能爭取到對手中的溫和派。（他的協約國盟友能不能接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他拒絕做任何讓步。他說，他的對手受本能的驅使，「他們將成為歷史上最可鄙的陰謀家」。他決定求助於人民。1919 年9 月2 日，他離開了華盛頓，開始全國巡遊。

他最親密的顧問都勸他不要去。自從巴黎的事情開始後，威爾遜就一直沒休息過，而且那年的夏天既漫長又難熬，參議院關於條約的聽證會開得拖拖拉拉，全國上下還有工人鬧事。威爾遜橫下了心，哪怕是搭上性命，也必須拯救條約。他對顧問們說：「這個世界現在面臨如此之大的災難，正派人在危急之時是不會計較自身得失的。」在登上專列時，他抱怨自己的頭一直疼得厲害。

在西行的近一個月時間裡，威爾遜不停地發表演講。來聽演講的人越來越多，越來越熱情，但他的頭也疼得越來越厲害。華盛頓方面傳來了壞消息。還在為自己的訪俄之行遭否定而痛心的布列特現在找到了復仇的機會，他參加了參議院的聽證會，說在巴黎的時候人們不停地犯下大錯。當他說藍辛和自己看法一樣時，這位國務卿發表了一份沒有說服力的否定聲明。威爾遜大喊：「我的上帝！我從未想過藍辛會做這種事。」9 月26 日早晨，威爾遜癱倒了，餘下的安排全部取消。一周後，一次大中風導致他半身不遂。他再也沒能真正地行使總統的職權。這趟行程白費力氣。參議院沒有通過對德條約。美國後來單獨與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簽約，但一直未加入國聯。

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國第28任總統

威爾遜於1924 年去世。他的努力，以及和他志同道合的許多其他和平締造者的努力，並沒有全部報廢。《凡爾賽和約》以及參照它與戰敗國簽訂的其他條約，當然也包括關於領土和賠償的條款，可能和好幾個世紀前的東西沒什麼兩樣，但它們包含了一種新的精神。國聯公約是一開始就想到的，而不是後來添加的東西，而且國聯本身也和後來的條款有關：監督公決，管理薩爾區和但澤，監督託管地。國際勞工組織的條款，保護少數民族的條款，建立常設法院，或者以侵犯國際道德準則為由審判德皇這樣的人，這些都強調了一個理念，那就是有些東西是全人類都具備的，而且可以有超越國家利益的國際標準存在。當這些條約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被抨擊時，基本上都是因為它們沒能符合這些標準。

把20 世紀20 年代和30 年代所有搞糟的事情都怪在和平締造者們身上，怪在他們1919 年在巴黎拿出的和解方案身上，這在後來變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這就和人很容易對民主失望是一個道理。公開指責和無助地聳聳肩是避免承擔責任的最好方法。80 年後，對巴黎和會那些老掉牙的指控依然廣為流傳。《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新千年特刊中宣稱：「終極罪過就是《凡爾賽和約》，它那苛刻的條款必然導致戰爭再次爆發。」這種說法等於忽略了從1919 年到1939 年這20 年間所有人的行動—政治領袖、外交官、戰士、普通選民，都被忽略了。

希特勒不是因為《凡爾賽和約》才發動戰爭的，雖然他發現這個條約是天賜的宣傳素材。即便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邊界不動，即便它無須裁軍，即便允許它與奧地利合併，希特勒還是會想要更多：摧毀波蘭，控制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是征服蘇聯。他會要求擴大德國人的生存空間，要求毀滅德國人的敵人，不管是猶太人還是布爾什維克。這些和《凡爾賽和約》都沒有絲毫關係。

1919 年的和平締造者們當然犯過錯誤。他們對待歐洲以外世界的草率方式，挑起了怨恨的大火，直到今天西方世界還在為此付出代價。即便沒能讓人人都滿意，但他們在歐洲各國的邊界問題上還是煞費苦心，但在非洲他們還是沿用過去分配領土的方式去滿足帝國主義勢力的要求。在中東，他們拋棄了所有的民族，尤其是在伊拉克，那裡現在還未團結成一個公民社會。世人非要強調他們可以做得更好，那為什麼要忽略做得更差的可能呢？他們嘗試建立一種更好的秩序，包括老犬儒派克列孟梭也努力了。但他們預測不到未來，當然更不能控制未來，未來的事情都取決於他們的繼任者。當戰爭在1939 年爆發的時候，那是20 年間決策或未決策產生的後果，而不是1919 年的安排造成的。

的確，如果德國被徹底打敗，事情或許會變得不一樣；或者，如果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那樣強大——而且願意使用這種實力；如果英法沒有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削弱——或者說它們被戰爭削弱得很厲害，以至於美國覺得有義務伸出援手；如果奧匈帝國沒有消失；如果奧匈帝國分裂出來的國家沒有彼此爭鬥；如果中國不那麼孱弱；如果日本一直都能更相信自己；如果各國承認的國際聯盟有真正的實力；如果世界被毀壞得非常徹底，以至於人們願意思考一種管理國際關係的新方式。然而，和平締造者們必須應對的是現實，而不是如果。他們與巨大的難題進行過周旋。

如何才能在狂熱的民族主義或宗教主義釀成更大禍端前遏制它們？我們怎麼能禁止戰爭？我們至今依然在追問這些問題。

本文摘自《締造和平：1919巴黎和會及其開啟的戰後世界》

作者：[加拿大]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

譯者：鄧峰

出版時間：2018年3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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