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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明末清初徽州古董商人的書畫收藏和藝術經營

自明嘉萬曆年間——清乾隆晚期的兩百年里,藝術品商品化的高速發展,方用彬、吳其貞等古董商收藏、交換、購買藝術品等藝術交易,大大加快了書畫創作和藝術品的流通速度,使得藝術市場極為紅火。《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和《書畫記》,也是研究徽商和藝術兩者聯繫的重要資料。

【關鍵詞】:《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書畫記》;徽州;藝術贊助;書畫收藏;藝術經營

一、研究現狀分析

20世紀80年代以來,徽學研究——尤其是徽商研究,成為海內外熱門學問之一。在當前的徽商研究中,徽商資本及商品經濟問題相關研究佔主導地位,成果也頗豐碩。雖說注意到徽商「賈而好儒」的特點,而在於徽商所重視的文化藝術事業上的投資與消費的研究而稍顯不足。如果從美術史的角度考察,可以看到由於徽商收藏群體的廣泛介入,明代中期以後的審美風尚客觀上發生了轉移,由 「崇宋」轉向「崇元」,明清藝術史的發展由此受到深遠的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不同以往的新面目。本人學識尚淺,還沒有廣泛看到學術界對於明清徽商在藝術品領域的投資研究的相關論述。

1947年,我國研究徽商奠基者傅衣凌發表《明代徽商考》一文,應該是首次提出「徽商」的概念,對於徽學的研究至今已有70多年的歷史。到20世紀80年代,學界對於「徽學」(早在1932年,著名畫家黃賓虹在致許承堯的信中就提出了「徽學」的概念)的研究更是前仆後繼,源源不斷的學者投入其中,所以本文對於徽商的起源和發展問題並不多作介紹,詳細內容可參考王世華的《徽商研究:回眸與前瞻》1一文,便對徽商的起源、資本累積、徽商的特色和性質等基本情況作了清晰的說明。

就目前的材料看,黃賓虹開始就注意書畫鑒藏家對於新安畫家的推動作用,此後,汪世清對徽商收藏家和贊助人也作了分析考證。中國關於徽商藝術贊助問題的研究論文最早可能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1984年陳傳席《論浙江及新安畫家的形成》2,開始接觸徽商藝術贊助問題。差不多同一時期,《論黃山諸畫派文集》中收入台灣李大空(郭繼生)的《明清之際贊助藝術的徽州商人》(陳履生譯),對於徽商和「安徽畫派」的關係,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以上兩文所用的材料大半相同,說明兩岸差不多同時意識到明清之際徽商藝術贊助的問題。

繼《論浙江及新安畫家的形成》之後,陳傳席又先後發表了幾篇探討徽商贊助的文章。在1988年的《清代中國畫壇三大重鎮及其形成》中,他著重探討了新安畫派、揚州畫派和徽商之間的關係。《徽商與新安畫派》基本就是上文中論徽州部分的擴充,論述層次也很接近。該文認為,新安畫派的形成以及畫風成就等等,正是徽州商業經濟興起和發展的結果。2004年,陳琳在《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發表《明清之際徽商資助新安畫家的方式及其動因》,在徽商贊助動因方面,提出了朱熹理學影響和商業兩個方面的影響。2005年,王世華、李錦勝《明清徽商與新安畫派》,指出;「在新安畫派的形成、發展過程中,徽商起到了『酵母』的作用。」

2001年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陳智超所著《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一書,根據方用彬平生收集的信件作相關考釋,詳細介紹了方用彬生平事迹和少數收件人的情況,精裝三厚冊,內容豐富,是對徽州學研究的重大貢獻。「編者(陳智超)搜集徽州相關文獻史料,對原藏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這批徽州書信,作了相當全面的考釋,甚至可以說,由於他的悉心勾勒和詳盡的考釋,極大地提高了這些書信的學術價值。」3有學者就《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一書進行了讀後歸納,如汪世清的《徽州學研究的重大貢獻〈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讀後記》對此書讚譽道:「這731通手札,既是一部明人書信集,又是一件明人書法集錦冊,又是一件明人印譜,內容豐富,極富史料價值。特別是經著者多方搜集『資料』,據以對這批手札一一作出『考釋』,使這一巨制的內容更加充實,足以啟發和促進對這批手札進行更廣泛而深入的探究,並不斷取得豐碩成果。可以肯定,這一巨制的出版,對促進徽州學研究所具有的深遠意義,是難以估量的。因而著者對這批手札的『考釋』,堪稱開創性的研究,是徽州學研究的進一步開展,無疑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偉大貢獻。」4就筆者所看到關於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一書的研究,大多集中於此與徽商文化上的研究,和藝術相關的研究也是在於宏觀研究,而微觀細緻的研究與本論文論題有相關研究的出現在「2005年,張長虹完成《明末清初徽州商人的藝術贊助與收藏》的博士學位論文,並先後發表數篇論文,探討徽州書畫鑒賞及其藝術市場的基本面貌。他的《晚明徽商對藝術品的贊助和經營》,利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及其考釋》提供的材料,從贊助方式、藝術品經營形態、收藏狀況等方面作了細緻論述,較大地豐富了徽商與書畫鑒賞關係的研究。」5《書畫記》六卷,是明末清初徽州古玩(書畫、古玩)商人吳其貞所撰的一部書畫著錄書,記錄作者三十多年間過手和過眼的晉、唐、宋、元法書名畫及部分古玩,共1256條,一般每條記一件(套)作品,有些條目兼記其他作品。大部分條目都有作者的評語和分析,指明其真偽、優劣,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6以上兩本書為本論文的研究對象,在此基礎上展開探討。關於《書畫記》的研究相對較多。與《書畫記》的內容相關,研究方向大多在吳其貞藝術交往的對象、鑒賞方式方法、及當時作偽手段等等。可參考李福順:《〈書畫記〉與明清之際徽州書畫交易》7,關於《書畫記》中的藝術品收藏和交易的研究也有廣泛的研究。本人所看到的相關研究資料,大多集中於以上幾種方向,並沒有新穎的研究方向出現。

中國的美術史里沒有明確「藝術贊助」一詞,用新的視角來研究中國的美術史,是對西方美術學科研究藝術方法的學習。對於中國的繪畫史,學者們通過各種方面和方法進行研究和探討,不斷有新的嘗試,但是對於中國繪畫的贊助卻少有關注。可幸的是,近年來已有年青學者對這方面進行探討。201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張長虹著的《品鑒與經營——明末清楚徽商藝術贊助研究》一書,在徽商贊助與明清藝術史發展這一問題上,梳理出一條明顯的線索,該書對徽商藝術贊助的動因、方式、影響等做了較為詳細和全面的探究,所用素材和以往關於徽商贊助的材料也有所突破和創新。研究本課題的國外學者中較著名的有李鑄晉,有他主編的《藝術家與贊助人——中國繪畫中的社會與經濟因素》為中國古代藝術贊助課題主要的著作之一,其中高居翰(James Cahill)的《中國繪畫中的藝術贊助方式》等文章有涉及到徽州藝術贊助,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明清時期的書畫藝術與社會經濟之間的關係。

關於中國古代「藝術贊助」這個範疇,學者對此有各種看法,比如北京師範大學的博士李萬康就這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在他的論文《質疑「中國畫家與贊助人」之系列論文》8中,他認為十八世紀的中國藝術贊助和西方重利的藝術贊助二者不可同日而語,核心理由是當時的畫家與徽州鹽商「不存在領取固定薪酬和憑勞務質量獲得額外賞金的契約,更不存在僱傭關係。」就筆者來看,中國明清時期的藝術贊助雖然與西方成系統的藝術贊助有所不同,但明清時期中國的藝術贊助是客觀存在的,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該論點難免有片面定義的嫌疑。無論如何,以上這些的課題和論著成果都為本課題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基礎,對本課題的形成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二、課題意義

我國古代繪畫藝術大規模市場化的真正出現是在明清時期,期間先後產生兩次繪畫大規模市場化現象,這與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徽商群體,以及他們「賈而好儒」、「咸近士風」等文化共性的關係極為密切。《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和《書畫記》是難得的研究明清書畫收藏和交易的一手資料,但是學界對其的研究和利用價值已有較高的關注,但對於本文的研究方向則稍顯不足。本文嘗試對兩者進行梳理。關於上述現象的探究,為我們了解明清時期的美術現象提供了一個較為嶄新的視角,並且到目前為止,關於該選題有深度的論著並不多見。因而,對這一選題的探索還具有一定的理論研究和現實意義。

三、研究主要內容和方法

本文借鑒張長虹《品鑒與經營——明末清初徽商藝術贊助研究》的研究視角,從日常生活、業務交往中分析方用彬和吳其貞的藝術收藏和鑒賞之路。

首先對徽商的起源發展,徽商的特點,徽商與畫家來往情況進行了相關文獻查閱與資料收集,並結合運用歸納的研究方法,結合前輩學者已研究的內容及自己收集到的文獻資料等進行邏輯性的歸納和總結,進而研究徽商贊助畫家的情況。

最後針對徽商贊助畫家的行為採用了個案研究的方法,通過對方用彬贊助畫家以及吳其貞藝術經營的典型案例進行分析,藉此對徽商藝術贊助的動因、方式等問題進行探究。

徽商藝術贊助

一、贊助動因

上文有所提及藝術史上鮮有商人購藏藝術品的記載,而大量的商人加入到此行列當中形成一定的規模並長期堅持實屬罕見,其中徽商對於藝術品高漲熱情的動因,則參考陳林《明清之際徽商資助新安畫家的方式及其動因》所提出的三點:

1.朱熹理學的影響。

2.藉以改變商人低下的社會地位。

3.徽商支持繪畫等文化事業,也有商業上的考慮。9

在徽學研究中,有個不全面的觀點:認為徽商是因為其奢華至極造成他們衰敗的原因。而一些研究者僅靠吳其貞「雅俗之分,在於古玩之有無」10的言論,就認為徽商對書畫的喜好是盲目跟風下形成的,我們不可否定有些徽商的生活奢華,也不可否認一些徽商不懂書畫,便一頭栽進書畫圈裡盲目跟進,但並不能以此便概括了其整體的形象品質。很多徽商在成功之後依然保持「家居務儉吝,與貧瘠者等」11的良好持家之道。而「賈而好儒」的品質,也使他們從小便接受文化教育,筆者相信這使其有一定的文化素養來形成自己對於藝術品的喜好和理解。而除了以上的三個原因,還有一個被長期忽視的重要原因——放鬆心情。收購欣賞藝術品和文人志士飲酒對詩的過程中,能讓他們從激烈緊張的商場搏擊場中暫時抽離出來,放鬆自我,排遣自我。徽商在商界上猶如在戰場上,即使到了清朝壟斷了鹽業生意,但是陝商的實力仍不容忽視,並且還有自然危害、強盜,加之鹽政官員的層層關卡的魚肉盤剝等等的風險陷阱。徽商在我們看來風光的背後,有許多艱辛壓力。正所謂;「經風濤之險,受辱於官吏,忍垢於市易,辛苦萬狀」12出外打拚的徽商在他鄉看見自家新安畫派的山水作品,能幫助他們消解思鄉之愁,得到精神上的慰藉。鄭氏商人所形容的「雖游於賈,然峨冠長劍,褎然儒服,所至挾詩囊,從賓客登臨嘯詠,然修然若忘世慮者」13等情況便是徽商暫時忘卻商業煩惱,獲得身心逍遙放鬆的調節手段。

二、贊助方式

徽州商人有雙重身份:作為收藏人和贊助人,但他們經常是兩者兼之。作為收藏人時,他們經常將自己的藏品提供給那些想研究前輩名家的人,因此成為傳統風格的保護者。一些商人利用他們的財產繼續在諸如蘇州、杭州、揚州、南京和北京這樣的城市搜羅繪畫作品。14徽州商人願意提供機會給畫家學習和交流。可以說新安畫派的出現和形成是離不開徽商的支持,王世華和李錦勝則認為「徽商起到了『酵母』的作用」。一個商派可以影響一個畫派的形成,這在藝術史上是罕見的,不過這部分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只是可以想像徽商對於徽州甚至清朝的文化影響力非同一般。而徽商對於畫家的贊助方式在王世華和李錦勝發表的《明清徽商與新安畫派》中已作介紹,這裡本人對於上文所提出的幾點贊助方式進行簡單的概括:

1)提供大量的藝術收藏品供畫家參觀和臨摹。

2)提供場地供畫家間切磋和交流並聘請名師師範講解。

3) 提供旅遊寫生機會,讓畫家們四處遊覽名山大川。15

除了以上幾點外,還有購買,收藏新安畫家作品等贊助方式,下面將結合晚明徽商方用彬16來詳細說明。

4)「如用,發來兌物。」

在《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中收錄了不少方用彬有關藝術贊助的信件,從信件內容可看出,方用彬經常採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以饋送紙、墨類禮物為多來換取對方的藝術品。如水冊〇二三劉爵札:

向辱寄賜箋翰墨,兼以詩萐,藏之秘笈,寶玩良多,至感至感。小兒之印自京返舍不久,即往溧陽,更承我公書儀之貺……偶寫小紙一方,聊博一笑.(第826頁)

木冊四九汪道會:

日昨領教,謝謝。令豎子持上數物相易,惟高裁示□17。張版十二家一付,原價六錢,今折一錢作五錢,奉易彭窯梅花碟三枚,白一枚,梅鍾托一個,杯不用。蘇版《六子書》一付,外貼《楚辭》一付,奉易《六子》。弟書未經一點,所易足下書已舊矣。外《史記》一付,失下二本,今檢上。仍有宋版李、杜詩各一付,舊版《唐文粹》一付,舊版《禮記註疏》一付,如用,發來兌物。元素社兄足下。竹□紅甌付來一觀,千萬千萬。(第776頁)

由上手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這是一書物交換單,而且可知汪道會和方用彬兩人皆為富藏者。

木冊〇六六劉之節

承賜佳傳、妙墨,謹拜登領,尚容面謝。來紙即如所命,先此復……(第798頁)

日冊〇六〇張珪:

向承枉顧,兼錫厚儀,感佩感佩。冗奪不及款留一敘,抱歉殊甚。外具絹竹一幅、新刻掛屏四種,呈上清覽,惟叱留是幸。(第181頁)

此類的手札還有挺多,這種以物易物的形式在當時是比較流行的,因為畫家多不喜賣畫,這樣可以保護當時作為文人畫家重視的面子。因此,大多畫家接受禮物後,多願意創作作品作為回報。方用彬靠著自己的人格魅力而交友廣泛,贈予藝術家所需之物也能拉近與藝術家的距離,使人感受到他的關心和友善,這也增加了往後和藝術家繼續交流、合作的機會。並且以贈之名,或者互相給予對方需要的東西,而贊助者也可以得到畫家相應的回饋——自己創作或收藏的作品,也可是交流的一種手段。但這些畫家在當時均算不上一流畫家,市場價格亦不致過高,想來脫手更為容易,贊助人在資金周轉方面有足夠的迴旋餘地。18另外,方用彬善書及篆刻,也多見他贈送自己的作品和墨於他人,這樣使他區別於一般的商人,能和藝術家更好地建立起合作關係。「以藝術家而兼商人,使得方用彬的商人身份趨於模糊,可以自由地優遊於文人圈子中,並藉機尋找合適的商機。」19

徽州藝術交易市場和古董商人

一、經營方式

明朝社會經濟發展,百姓的生活不斷向多元化發展,經營文化產業的商人,需要掌握涉及藝術品經營的多種多樣的產業才能適應時代的進步,作為藝術品商人,方用彬也採用靈活多變的經營方式來加快商品的流通和資金周轉速度,從而減少經營風險。

(一)「魯墨事,問有售者,令人回報」

如金冊〇〇五汪貫禮:

……朱射陂字二幅乞付來者,容他日酬價如何……(第497頁)

汪道貫想購買方用彬收藏的兩幅朱曰藩字,可以看出方用彬有作相關收藏並進行出售。下面手札可看,方用彬想無償贈予汪道貫,汪道貫等認為受其贈品不方便就回信表示願意以雕盤與之換取。(金冊〇〇六):

朱江洲字,定當以雕盤易之。他日歸,檢出奉上。倘就見貽,是使弟他日不得窺兄所藏物矣,弟必不敢受也。(第497頁)

另外方用彬也有託人幫忙打聽買主,以求商品快速轉手。(金冊〇六四):

兄攜來射皮字並姬水字五張,不識其價幾何?望賜示。魯墨事,問有售者,令人回報。(第597頁)

(二)「所懇《淳化貼》,即盡取來一看,然後托轉售。萬乞留意」

方用彬作為藝術品商人對於藝術品收購可以說是家常便飯了,其中舉兩個例子,如金冊〇九三吳良琦:

惟公才擅博雅,金台有《道藏經》目錄,獲致一編,歸日拜酬……外具制茶八封,鑲嵌圖書匣二事,鑲嵌香盒一件,少申鄙情,乞笑納,幸甚。(第632頁)

方用彬經營藝術品多年,本身也是一個藝術家有藝術造詣,形成自己的鑒賞眼光;多年的生意打拚有一定的市場基礎;有自己店鋪經營等,所以也有人找他代售藝術商品。可以得知藝術的商品化發展可以形成獨立的門面進行藝術品交易。如金冊一〇三方大治:

佳扇、扁書俱不成字,幸亮之。所懇《淳化貼》,即盡取來一看,然後托轉售。萬乞留意。(第659頁)

再有金冊一二三汪弘澤:

近一相厚者以畫卷托為仇讎(酬)易,且不欲售敝里諸家,我以公高人,又擅一時賞鑒,故爾奉去。價請尊裁,彼不瑣瑣教也。(第685頁)

以上內容我們可以得知為相厚者向方用彬推銷卷畫,由此知用彬收藏或者收購卷畫,並且精通鑒賞。

(三)「外海雲畫二幅,內一幅抵換綠絹,一幅煩當銀一兩」

方用彬在家鄉經營一家店鋪,經營借貸、典當業務。於是,對於沒有償還借金能力的借貸人,方用彬也會拿借債人收藏或者創作的藝術品作為抵債之物,另外也會有借貸人拿藝術品作為抵押之物。如火冊〇五八汪乾貞:

家兄書至,每以所累公事為急,以不信於相知為憂也,數寄言命弟達於公。每無片日閑以盡衷曲也。昨晚舍侄有貼數部欲賣,敬命其豎持上。如可用者即留,余乞返下。(第937頁)

以上為乾利外出籌款尚未回家,方用彬幾次催債,乾利便想以字帖來抵債。

又如火冊〇五六謝陛:

今檢家藏於魯舊墨,姑付使者報命,乞炤入不悉。(第935頁)

還有便是用作抵押,如火冊〇八九汪道會:

沈石田、周東村畫二種,願質錢三百文為盼,犬子儀婚,費用不足故也。(第985頁)

又火冊〇六三汪道會:

負足下研價五錢,歲暮不能處此,心甚歉然。□以雙□雲履一雙,可值價三錢五,今只作三錢,願足下收入,賒艮二錢,正月奉還不後也。(第951頁)

可知汪道會欠研價五錢,準備以雲履一雙摺償部分債務。

再有火冊〇八〇方大汶:

外海雲畫二幅,內一幅抵換綠絹,一幅煩當銀一兩,外惟勿吝,幸感何可言。(第968頁)

(四)「如可愛重,續有以致左右也」

水冊〇四五方尚贇

外具尊號大書二幅,並揮入。汝南王者甚愛重,及老陵中尉,皆贇至相契也。二書入目,當辨妍媸。如可愛重,續有以致左右也。(第849頁)

方用彬事務繁多,精力和時間有限,也需要眼目幫他尋找合適的藝術品來收藏。

(五)「近得一研[硯],大是世間希[稀]有之物,何日來一鑒賞也?」

可了解到方尚贇在這裡作為是作為藝術交易人的作用,為藝術收藏者尋找貨源。在明代稱此類角色為牙人。將和後面重點討論的藝術交易人吳其貞有所類似。我們了解到方用彬長期經營藝術品,他的鑒賞水平是得到肯定的。如在金冊〇七五汪道會:

二碗持易菱鏡。磁杯如足下欲用,他日當取至。前日之事,就中多少周折,俟相見面盡之。足下瓶內所置孔雀尾數莖願與不佞,即令豎子持下如何?近得一研[硯],大是世間希[稀]有之物,何日來一鑒賞也?(第612頁)

我們可以看到汪道會有一「世間稀有之物」請用彬鑒賞。但是,他的生意繁忙,到處貿易,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出差錯。這樣就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失,為了減少經濟風險,因此他會聘請相關人士幫忙,如上面提及到的方尚贇等為他搜尋藝術品,而方用彬周圍也有幫忙藝術鑒定的專業人員,其中佘祈和方用彬來往較為密切。

水冊〇一三佘祈:

承委青田石,隨有所得,乃常材耳,諒非執事之所欲者,故不以獻。乞示何等質色,容生別尋,或可以塞責耳。統伺命下。昨領佳畫,言謝不盡。(第817頁)

木冊〇四七佘祈:

外承諭求蘇之善書者,未否何人,或卷或冊,大小何似,得詳示為便。(第773頁)

金冊一四三佘祈:

承染,為拙作生光彩矣。謝謝。外扇骨甚佳,但製作頗舊,以五錢上下得之,亦為賤估。扇上畫欠筆力,恐非真者。(第709頁)

除了佘祈,另外還見有汪睿偶爾幫用彬鑒定作品,有水冊〇五八汪睿:

久不望見顏色,令人渴思。蘭花似非真跡,足下以為何如?(第868頁)

透過《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我們可以看到明代後期藝術市場的繁榮興起,使越來越多的書畫中介人活躍於徽州甚至大江南北,此書收集的書信方用彬多為收信者,所以較難體現出方用彬本人的經商理念和謀略,只能嘗試概況他的藝術贊助方式。在本文第3章,將通過吳其貞的《書畫記》和李日華的《味水軒日記》等來探討古玩書畫市場上的交易人。

明代中後期是徽商崛起的時代,藝術市場也在徽商的帶動下活躍起來,徽商的藝術贊助是由徽商帶動下逐漸發展成的社會普遍行為,並且由此形成有一定規模的徽商藝術贊助群體。藝術贊助群體的出現是藝術市場的需求所應運而生的,而徽商的藝術收藏目標,不僅在於古代的藝術名家作品,更擴展到同期的藝術家作品,可見晚明的藝術贊助已是遍及大眾群體。社會各階層都被帶到藝術品收藏的風潮當中,那麼收藏家們收藏作品就需要專業的人員幫忙鑒賞、辨別、給予收藏意見等等,藝術品交易人就應運而生。

二、「將欲北渡」

明末清初,長江中下游地區商業經濟繁榮發展,徽商對於藝術的追逐和喜愛,大力推動了藝術市場的繁榮也催生出一大批書畫交易人活躍於藝術集聚區。藝術交易人憑藉自己的過人眼力,尋找藝術品和文物進行倒賣牟利。上文提到,藝術交易人作為眼目幫收藏家搜尋藝術品,他們作為中間人,也使藝術交流頻繁起來。藝術市場的發展,因為專業的細緻分工,必然會產生出藝術中間人——居間人(牙人)或交易人,加之收藏者和藝術經營者也需要有專業的人員幫助他們購畫等意見和建議,所以藝術中間人在藝術市場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斷提高的。吳其貞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書畫交易人,同時他也是一位收藏家,足跡遍布江南一帶,四處尋找藝術文物,並出售給收藏家。本文將通過吳其貞的《書畫記》,並藉助李日華《味水軒日記》等書籍資料來研究明末清初江南藝術市場的發展情況並重點對徽州藝術交易人作初步探討。

吳其貞(1607——1678),字公一,號寄谷,出身於歙縣的書畫收藏世家——氏族之家,其族內也多從事藝術經營的族人,在《書畫記》中有記載的可以知道吳其貞家族中有三十幾人從事古董經營,堪稱徽州一大古董商家族,其父吳豹韋「篤好古玩書畫,性嗜真跡,尤甚於扇頭,號千扇主人,然不止於千也」。20其家收藏頗豐,吳其貞從小跟著父親到處鑒賞,耳濡目染下練就了過人的書畫鑒定能力:

畫于澄心堂紙上,氣色尚佳,書法工緻。飄逸秀嫩如行雲流水,脫盡近體,蓋得李龍眠傳授,為逸品上。畫逐則副紙宋高宗楷書書其詩文,運筆遒勁,宗於宣示表。用有玉璽。此圖侍家大人觀於師利兄之南樓……自幼持齋,樓上供奉佛像,皆鍍金烏斯藏者,大小不計其數。21

由《書畫記》最晚記事日期康熙十六年(1677),我們可知吳其貞一生有不少於四十五年的書畫經營活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明末清初期間的藝術市場的變化。

吳其貞歷經明清改朝換代之際,見證了明清藝術市場盛衰變化,在他1639年(已卯)四月十四日就黃山谷《行草殘缺詩》一卷的記錄中:

余至溪南借觀吳氏玩物十有二日,應接不暇,如走馬觀花,抑何多也!據三益曰,吳氏藏物十散其六矣。億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於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於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所得甚多。其風始開於汪司馬兄弟,行於溪南吳氏、叢睦坊汪氏,繼之餘鄉商山吳氏、休邑朱氏、居安黃氏、榆村程式、所得皆為海內明器,至今皆漸次散去,計其得失不滿百年。可見物有聚散,理所必然。22

休寧及歙縣多出富商大賈,「而雅俗之分,在於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23,可看出當時徽商對於藝術品收藏的巨大熱情和支持,使得大批藝術人蜂擁而至徽州地區,使得該地藝術氛圍相當活躍,但是此條記錄寫於「己卯四月十四日」已是崇禎十二年(1639),物是人非,「至今皆漸次散去」。經過明清易代的大政治戰亂,徽州地區的經濟所受影響極大,藝術品大量散失,轉而流入其他地區。

徽州地區藝術品流去的地區多為江南富裕一帶如揚州和蘇州:

趙松雪《歸去來圖》,馬和之設色《山莊圖》等五圖,在揚州觀於吳能遠手。能遠,歙之西溪南人,與「五鳳」屬為兄弟。崇禎年間,家於閶門。凡溪南人攜古玩出賣,皆寓能遠家,故所得甚多,盡售於吳下,此是所剩餘物耳。24

此條標註的時間為「丙午三月朔日」,為康熙五年(1666),從上條我們可知在1639年,藝術品已大量流入蘇州等繁榮地區。《味水軒日記》中李日華多次去往蘇州,也是在「泊閶門」一帶進行藝術交流,可以得知當時閶門應是當時蘇州經濟藝術較為發達的地區。清朝政治中心轉移到北京,使得北方收藏家崛起,也使得大量藝術品逐漸往北方流入,不僅僅流入江南地區。

宋人書畫六種,觀於王際之寓舍,此第二次得於嘉興者,將欲北渡。時庚子五月二十九日。25

面對藝術品大量從江南地區流往北方,「將欲北渡」,吳其貞也感慨「夫四家收藏,前後已及百年,今一旦隨際之北去,乞地運使然耶?」26政治、經濟等原因的使然,地區的不斷興衰更替,這是正常的,這也造成北方收藏家的崛起以及南方收藏家的衰落,傅申認為:「北方鑒賞家興起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十七世紀的皇朝更替。」可以理解吳其貞,徽州的藝術雄霸百年,面對如今的「大勢已去」,難免使得人為之感慨。

三、「牙人」

明末清初大多數的藝術交易人都出自徽州地區,徽州地區為當時的藝術集中地,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中提及徽人前往嘉興做書畫交易者就有50多處。憑藉家族優勢和自身努力,幾十年間活躍於徽州、江南和淮揚——藏品最為豐富和集中的富裕一帶。《書畫記》提及他所涉足的地方涵蓋了江、浙、皖大部分地區。吳其貞收藏書畫經驗豐富、學識淵博、待人謙和,使之交友廣泛,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他都可以與之進行藝術交流。

(一)「裱褙」

其中交往對象中有種職業人員值得我們注意——裱褙工,在美術史上這類藝術從業者尚未得到學者廣泛重視。裱褙在《書畫記》中多有提及,吳其貞和他們的接觸和交往應該不少。在藝術市場繁榮的情況下也催生出很多裱褙的相關從業人員,書法名畫等經過裱褙才更便於觀賞,增加了畫面的美觀,還能對書畫起著保護作用,甚至有經驗的裱褙工還能對破損的書畫起到起死回生的挽救作用,所以有稱裱褙工為「畫郎中」的說法。《長物志》中對書畫裝裱,也有所描述「裝潢書畫,秋為上時,春為中時,夏為下時,暑濕及沍寒俱不可裝裱……又凡書畫法帖,不脫落,不宜數裝背(褙),一裝背,則一損精神。」27得益於平常工作的環境,使他們能夠經常接觸真品原作,和藝術人員各種打交道,使他們耳濡目染,長時間下他們也對作品的真偽鑒別,有自己的理解和領悟。能力充足並有一定機遇的,甚至可以成為收藏家。

在《書畫記》中,著名裱褙工張黃美便多次出現,「黃美善於裱褙,幼為通判王公裝潢書畫,目力日隆。近日遊藝都門,得遇大司農梁公見愛,便為佳士。」28幼時以裱褙為生,多年的鍛煉,後得王公賞識,成為王公的採買。張黃美經營有裱褙室,吳其貞與之多有來往,甚至設立「觀張黃美畫日」29,在張黃美處欣賞和購買書畫,可見張黃美通過裱褙室來往的作品數量之多。張黃美作為王公的採買,不斷為王公購買合適的畫作,王右丞《林亭對弈圖》、王叔明《雲林圖》、劉松年《秋江掛帆圖》,「三圖觀於揚州通判王公齋頭,系近日使張黃美買於京口張即之手。」30張黃美也成為大司農梁公的採買,「以上八種,觀於揚州張黃美家,系近日為大司農梁公所得者。」張黃美因其專業素養強,所以能成為藝術收藏者,吳其貞在「乙卯(1675)七月廿八日」便在張黃美家看了十幅畫。

《書畫記》中除了張黃美還記載了另外幾個裱褙工兼并收藏藝術品的參與者,如汪子慎,「庚戌(1670)十月廿十八日」吳其貞在「蘇城汪子慎家」欣賞了劉宷《魚圖》、郭天錫《京規山圖》和蘇漢臣《擊樂圖》三幅畫,「子慎為名裱褙,又能仿宣、成窯器。」31又有顧千一,「辛亥(1671)十一月二十日」,欣賞了胡瓖《番人盜馬圖》、錢舜舉《凌波仙子圖》以及李伯時的《三賢圖》,「以上三圖,觀於蘇人顧千一手。千一,顧子東之子,父子皆能裱褙。」32還記載了一位蘇城陳裱褙,並不知其名,吳其貞幾次在其家欣賞收藏作品,「岳子宜老裱褙,為嘉興看書畫得數者。」33

還有一著名裱褙——王際之,「際之善裱褙,為京師名手,又能鑒辨書畫真偽,蓋善裱者由其能知紙紈丹墨新舊,而物之真贗已過半矣。若夫究心書畫,能知個人筆性,各代風氣,參合推察,百不差一,此惟際之為能也。然只善看宋人,不善看元人;善看紈素,不善看紙上,此又其短耳。」34可以知道王際之是裱褙能手並善於鑒別書畫的真假,作為裱褙能手更容易知道畫作的作偽手法,鑒別偽造作品便容易些,但是王際之善看出偽作,也有其不擅長的地方,「不善看元人」和「不善看紙上」,裱褙工的素養也是參差不齊的。

在《書畫記》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的裱褙行業的發達,吳其貞還記錄了在其他裱褙室觀畫買畫經歷:貫休的《羅漢圖》,「此圖於杭州裱室中觀之。時辛卯(1651)八月二十日」。35「時庚子(1660)五月一日」,欣賞錢舜舉的《士女吟詩圖》,「觀於顧禹玉裱室。」36趙大年的《溪山秋曉圖》,「此圖得於杭城徐孟長裱室中,時丙午(1666)四月廿六日。」37從裱褙工人參與到書畫收藏和購買的行列中,表明明清藝術市場的繁榮,社會更階層的人員可以廣泛地參與進藝術圈裡,不僅僅是有文化的文人雅士的「特權」。但我們也可以得知裱褙行業存在的混亂情況,如「日如復裱者,朱啟明也。」38吳其貞稱汪貫道的《萬壑千岩圖》為「神品也」,甚喜之,但「有裱手朱啟明者,勸張范我切為兩段,以後段並為提拔為一卷;將前段又切為三小卷。嗚呼!前人幾經歲月,寫成此卷,一旦喪於斯人之手,寧不為之太息耶!於啟明何尤?」39朱啟明勸吳其貞造假之事,令吳其貞相當憤懣。由此可以反映當時有些裱褙工人憑著自己的技術熟練和掌握一手真品的有利環境多對作品進行各種的造價行為,以此牟利,不擇手段。吳其貞在《書畫記》中也對藝術市場的各種混亂情況表示自己的惋惜和痛恨。在上文我們提及到的張黃美,其中一次吳其貞觀看其收藏趙雪松的《太白觀瀑圖》,「是為錢舜舉,非雪松也,『子昂』二字是後人增上者。」40以及趙子固的《蘭蕙圖》,「紙墨如新,殘去前段,今存後段,尚有數尺。用筆松秀,卻非子固,是子昂也。」41類似如此情況《書畫記》記錄不少,可知明清藝術市場的繁榮,藝術品需求量的增長,使得優秀並有價值的藝術品供不應求的情況下也滋生出不少張冠李戴,隨意添款等作偽造假行徑。

(二)「此貼人皆為棄物,予獨愛賞,聞者莫不哂焉。」

人們對於藝術品的熱切追逐,使藝術品銷售巨大盈利的誘惑下,為了牟利,便會出現造假,偽劣的商品。因此,對於藝術品不太精通的商賈想要購買和收藏藝術品,就很是需要好像吳其貞這種經驗豐富,鑒賞能力老道的藝術交易人為其「保駕護航」。

宋徽宗《江雪歸棹圖》,畫面精妙,又有蔡元長題跋,董其昌大膽斷言為真跡,當時業內都對他的斷定深信不疑。但吳其貞不迷信權威,靠其經驗和眼力看出:

右丞《雪霽圖》亦為季白所得,予嘗見之。其畫簡略,山石蓋為解索皴,樹木為蟹爪皴,枝幹與此圖畫法絕不相類,迥隔天淵。若未見此二卷,比以董言為然,不知先生平日議論與夫題跋,專用「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等語,世人聞風附會而宗焉,推為一代獎賞大師。玉牒書云:「聞聲而人喜者,曾結萬人緣;作事而人喜者,曾度千眾劫。」先生得此大名,蓋由其前修然也。42

對於陸機的《平復貼》獨具慧眼辨別其的藝術價值,在眾人認為此為假貼的情況下,堅信其為真,也看出吳其貞鑒定能力的過人之處:

此貼人皆為棄物,予獨愛賞,聞者莫不哂焉。後歸王際之,售於馮涿州,得值三百緡,方為余吐氣也。43

《平復貼》的真正價值雖不只「三百緡」,但也令其得以保存下來,現如今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可見吳其貞的鑒定能力非同一般。吳其貞德藝雙馨,反對造價假偽劣行徑,對收藏的藝術品洒脫愛惜之,一生很少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名字,甚是令人欣賞,鑒賞能力也是得到肯定的。但是吳其貞文學修養不足,所以鑒定作品不能全面進行,這也是他的局限的地方,加之對歷史知識的欠缺也成為吳氏出錯的主要原因,但這也是很多鑒賞家的通病,由於年代久遠,明清的鑒賞家對於晉唐以及更久遠年代的作品的鑒定把握水平遠遠低於宋元作品的鑒賞水平。

本文主要通過陳智超整理的《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以及吳其貞所著的《書畫記》中的內容對明末清初的藝術收藏鑒賞作研究。方用彬留下的與親友間的通信以及吳其貞所記錄的隨記,都為我們了解明清的藝術商業情況留下了非常寶貴的一手資料。通過兩者的記錄,我們可以了解到明末清初期間藝術市場的發展及轉移,參與藝術收藏和交易的主體也逐漸變化,並廣泛起來。上至貴族,下至貧民都可以參與其中,而掌握大量資金財富的徽商通過氏族聯繫進行藝術收藏和贊助成為藝術史上鮮見的商幫藝術贊助群體。徽商對於藝術的收藏和贊助被看作是他們「紳士化」的一個方面,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對於明清藝術發展做出的重大貢獻。

方用彬和吳其貞都通過宗族發展藝術事業,以方用彬為代表的藝術商人,對藝術家進行贊助也會有各種靈活多變的經營手段來較少投資風險和增加收益。明清時期,藝術品已經作為商品而廣泛的流通於市場中,藝術品商品化,受眾的廣泛下,必然就會是藝術品的需求量有所增長,商機的出現,就會出現造假作偽的行徑,以此牟利。吳其貞作為古董商人,為了謀利在所難免,但吳其貞秉承「誠信為本」的經商信仰,對藝術品的原貌盡量保持甚至復原,書畫家收藏藝術作品多喜愛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鈐蓋,而吳其貞甚少有這種行為,體現出一位書畫商人少有的美德,並且痛恨作假作偽的行徑,為當代人收藏書畫提供了借鑒方式。

[1]陳傳席《論漸江及新安畫家的形成》載於《美術》,1984年第4期。

[2]王振忠:《徽學研究入門》,復旦大學出版社,P58。

[3]汪世清:《徽州學研究的重大貢獻〈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讀後記》,載《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2月。

[4]王振忠:《徽學研究入門》,復旦大學出版社,p48。

[5]吳其貞:《書畫記》,邵彥校點本,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李福順:《〈書畫記〉與明清之際徽州書畫交易》,載《藝術百家》2010年第4期。

[7]李萬康《質疑「中國畫家與贊助人」之系列論文》,2004年

[8]參考自陳林: 《明清之際徽商資助新安畫家的方式及其動因》,載《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4年。

[9] 吳其貞,《書畫記》,卷1

[10]《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卷192,《徽州府郡》

[11]李贄,《焚書》卷2,《又與焦弱候》,中華書局,1975年第一版

[12]歙縣《雙橋鄭氏墓地圖志?明故徠松鄭松士墓志銘》

[13][美]李鑄晉 編,石莉 譯:《中國畫家與贊助人——中國繪畫中的社會及經濟因素》:Jason Chi-sheng Kuo:《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作為贊助人的徽州商人》,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p155.

[14]參考自王世華、李錦勝:《明清徽商與新安畫派》,載《學術月刊》2005年。

[15]據陳智超的考釋,方用彬生於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八月,卒於萬曆戊申(三十六年)四月(公元1542-1608年),是一商人之子。

[16]因手札歷經歲月,加之種種原因使一些字體無法確認,所以在《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中以「□」代替該字。

[17]張長虹:《品鑒與經營:明末清初徽商藝術贊助研究》p77,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18] 張長虹:《品鑒與經營:明末清初徽商藝術贊助研究》p81,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19] 本章所見與此條相同的引用材料(寫明其在原書中的章節和頁碼),均出自陳智超:《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

[20] 吳其貞《書畫記》,邵彥 校點,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卷1,p2.

[21]吳其貞《書畫記》卷1,p6

[22]吳其貞《書畫記》卷2 ,p62

[23] 吳其貞《書畫記》卷2 p62

[24] 吳其貞《書畫記》卷5 p208

[25] 吳其貞《書畫記》卷4 p172

[26] 吳其貞《書畫記》卷4 p165

[27][明] 文震亨:《長物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版,p42。

[28]吳其貞《書畫記》卷5 p233

[29] 同上

[30] 吳其貞《書畫記》卷5 p239

[31]吳其貞《書畫記》卷6 p244

[32]吳其貞《書畫記》卷6 p285

[33]吳其貞《書畫記》卷4 p165

[34]吳其貞《書畫記》卷3 p90

[35]吳其貞《書畫記》卷4 p168

[36]吳其貞《書畫記》卷5 p214

[37]吳其貞《書畫記》卷2 p43

[38]吳其貞《書畫記》卷4 p147

[39]吳其貞《書畫記》卷6 p253

[40] 同上

[41]吳其貞《書畫記》卷4 p145

[42]吳其貞《書畫記》卷4 p171

一、 文獻

1 陳智超:《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

2 吳其貞:《書畫記》,邵彥校點本,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 [明] 文震亨:《長物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版。

4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校注》,屠友祥校注本,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年版。

5 汪珂玉:《珊瑚記》,《中國書畫全書》 第5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版。

6 詹景鳳:《東圖玄覽編》,《中國書畫全書》 第4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版。

7 張丑:《清河書畫舫》,《中國書畫全書》 第4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版。

二、近人著作

1 陳傳席:《中國繪畫美學史》,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2 陳林: 《明清之際徽商資助新安畫家的方式及其動因》,載《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4年。

3 陳智超:《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

4 [美]李鑄晉·編,石莉·譯:《中國畫家與贊助人——中國繪畫中的社會及經濟因素》,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5 [美]瑪喬麗·嘉伯(Marjorie Garber)著,張志超 譯:《贊助藝術》(),中國青年出版社。

6 範金民:《斌斌風雅——明後期徽州商人的書畫收藏》,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3年第1期。

7 馮劍輝:《走近徽州文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

8 李福順:《〈書畫記〉與明清之際徽州書畫交易》,載《藝術百家》2010年第4期。

9 王世華、李錦勝:《明清徽商與新安畫派》,載《學術月刊》2005年。

10 王世華:《徽商研究:回眸與前瞻》,載《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

11 王振忠:《徽學研究入門》,復旦大學出版社。

12 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

13 姚文輝:《獨具慧眼的古玩商賈——明末清初的書畫鑒賞大家吳其貞》,載《書畫縱橫》2010年第9期。

14 張海鵬,王延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15 張長虹:《品鑒與經營:明末清初徽商藝術贊助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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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思欣

14級藝術管理與策劃

指導老師:付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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