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分析框架推動產融結合，紅色資本市場促進經濟轉型
2018年5月，作者參加MBA答辯，現將答辯內容進行復盤，並完善了一些基礎級思路（因為答辯時間有限,不能充分解釋），與讀者分享。文章並沒有按答辯現場回答進行組織，而是按照自己覺得思路的形成過程，本著有益於讀者的角度重新構建。
本文主要是哈佛分析框架的應用研究，並舉出了一個新能源汽車的案例進行應用分析。
一、資本家掌握的會計準則及會計分析方法抑制創新和生產活動
本文主要從事財務投資、戰略投資，導師是一位治學嚴謹的管理會計學教授。會計是商學院專業性最強的細分學科,沒有之一。選擇會計這個方向，既有希望「實質性提高自己」的願望，但客觀地講，因為自己本科和工作都不是會計專業，寫作中遭遇了很多困難。
上學期間，有幸聽取了財務會計系副教授周老師的課，感到十分有興趣，有兩個方面對我產生了極大的啟發：
（1）會計的研究可以從歷史的方法著手。
（2）會計規則，廣義的講，也區分為正義的和非正義的（我這個表達並不精準，先往下看）。
關於會計準則正義、非正義性，給我開啟了一扇的新的窗口。筆者作為軍民融合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融資工作者，聽課的過程中，深深感到，中國的經濟學、會計學、商學的教學、實踐、研究工作中，實施主體的立場的問題，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這個主體的立場，與是否能夠發展先進生產力有關，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本色有關，與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長期利益、根本利益有關。與我相近的意思，周老師在其出版的書籍《法律制度與會計準則》中如此表達：
近些年來，域外經驗受到我國會計理論與實務屆的廣泛推崇，不少未經甄別的國際會計慣例在經濟管理類教科書中流傳。我國流行的會計學教材和會計理論著作對中國法律等特殊國情關注不夠，較少體現中國本土特色。
這種情況引起了我們的警覺。我們隱隱約約感覺到，有一些在我國流行的西方會計理論和國際會計準則很可能是失當的。（彼時我正在備考CFA考試，感受尤為明顯）
……
本書發現，有一些所謂的「國際會計慣例」在理論和方法上，存在著以訛傳訛的問題。現值、公允價值、資產減值、遞延所得稅、權益法、合併報表、匯兌損益、租賃會計、資本化等時髦的會計規則大多缺乏合理依據，不符合會計原理，不適合作為會計工作的行動指南，因為它們統統被本書定義為「偽會計理論」。
……
自20世紀90年代流行於我國的期刊分級和數量化的考核制度對社會科學研究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學術期刊的同質化使得創新觀點越來越難以發表。制度經濟學、實證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輪番登場，讓部分會計研究者清濁難辨，而真正的會計理論研究卻變成了冷門。承蒙《財貿經濟》、《經濟管理》、《社會科學戰線》、《XX大學學報》等優秀刊物的抬愛，筆者的一孔之見「國際會計準則是一套缺乏合理邏輯的金融分析規則」、「根據法律事實記賬是會計保持其行業價值的底線」得以在次貸危機到達頂峰前與廣大讀者見面。
文章正文中，質疑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先進性，以及公允價值、資產減值會計等概念的合理性，並進一步用「歷史的觀點」論述了為什麼國際會計準則不合理：
目前國內流行的會計理論基本上是國際會計準則的概念框架和美國證券市場公認會計原則的概念報告的翻版，其理論體系欠妥、實踐效果不佳。……究其實質，它們只是適當的金融分析理念，而非會計理論。
……
公認會計原則方面，1978年11月發布的第一號概念公告，先是羅列了眾多的會計信息的潛在使用者，認為他們主要目的是通過會計信息評價其從目標企業賺錢的前景，然後在第30段將財務報告的目標鎖定為滿足於投資人和債權人的需求。這就是會計理論教材中的「決策有用觀」。……自1973年以來，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邏輯，構造了一套又一套其妙規則：為了對投資人的決策「有用」，設計出複雜的資產減值會計規則、制訂了公允價值會計規則，推出了「管理層意圖」導向的會計規則，要求公司會計師進行「職業判斷」……目標方向的導向型偏差，把國際會計準則和公認會計原則帶上了金融分析的道路。
周老師進一步闡述其本人認為合理的會計原則，並且精妙的運用了筆者很喜歡的歷史分析法（就是前文提到的）：
世界文明史先後誕生了兩類會計準則：一是遵循民商經濟法的、追求公共利益的會計制度；二是面向證券市場、謀求私人利益的會計準則。我國自2007年開始實施的企業會計準則本質上屬於後者，它嚴重的削弱了稅法、公司法的微觀運行基礎。
……
自查理大帝於公元800年接受教皇加冕以來，歐洲受教會勢力控制，借貸牟利被基督教教法不容，因此商人難以通過借貸方式籌集資金，擴大生產和貿易規模。大約1150年左右，義大利北部發現《查士丁尼學說彙纂》原稿，推動了羅馬法的復興（筆者註：以此為基礎，拿破崙法典為代表的大陸法系才得以發展）。羅馬法作為「以私有製為基礎的法律的最完備的形式」，受到城市和新興工商階層的熱烈歡迎。羅馬法復興後，義大利商法承認了高利貸的合理性，確保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和財產權利，規定了製作和保存賬簿的義務，強化了契約的執行保障。銀行業因此快速發展，借貸記賬法於13世紀誕生在義大利銀行業。15世紀末，經數學家帕喬利進行科學總結以後，借貸記賬法乃至會計學得以作為一門科學棲身歐洲科學之林。
作者進一步闡述了「金融預期性會計分析」逐漸掌握以公共會計師行業為代表的經濟活動計量主導權力的過程：
代理記賬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已經發展到可觀的規模，而真正形成獨立的行業是在1830年左右。英國1831年《破產法》授權會計師擔任官方清算人，這是歷史上法律對公共會計師行業首次認可。1854年，英國該行業先驅成立了英國也是全世界第一個會計師行業組織——愛丁堡會計師協會。該學會試圖為證券市場規定會計規則。
十九世紀末，英國一批公共會計師陸續奔赴美國開拓業務並發展自己的職業組織。1887年美國公共會計師協會成立，但是因為當時司法獨立，該行業一直沒有找到庇佑該行業的聯邦法律和聯邦政府機構。幾經奔波，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終於以與紐約證券交易所合作為突破口，得到了美國證監會的支持，從而投奔了證券行業。1929年，證券市場崩潰引發經濟危機，羅斯福整頓證券市場。當時認為，缺乏統一的會計準則被認為是股市崩盤的罪魁禍首之一。於是1934年《證券交易法》決定專門成立機構實施證券監管。美國證監會依法享有證券市場信息披露規則之制定權。公共會計師協會有機可乘，開展了猛烈的遊說活動。1938年4月，美國證監會在一份文件中決定，由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負責制定證券市場的會計規則。
文章中還就「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就會計準則的激烈交鋒進行了闡述和材料節選，十分精彩。受篇幅限制，本文並不展開，有興趣的可以去買《法律制度與會計準則》這本書。
周老師的課程，以及《法律制度與會計準則》讓筆者觸動很深。我們的資本市場是服務於實體經濟的，而不是讓資本家獲得不合理利益的。2017年年底，劉士余主席在證監會內部開會時提到，我們資本市場要服務軍民融合等國家戰略，並且專門提出了「資本市場強國」的重要思想。這些內容不能只作為口號，而是要在我們的經濟系統中，推動宏觀經濟管理規則與微觀經營管理規則有效銜接，和諧發展。
上述這一立場，影響著本人的論文選題。筆者認識到，商科教育作為舶來品，一方面大大的提高了我國的商業管理、經營實踐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裡面摻雜了很多西方經濟學均衡原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金融交易、虛擬資產增值為主要目的對創新性、生產性活動並不有益的觀念、理論，如何去偽存真、去蕪存菁，做到「以我為主、博採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派」，這是中國本土商學發展的重大命題。
最終，因為財務會計的專業門檻高、自己學術基礎不牢，以及導師本身的專業傾向，讓我選擇了對管理會計做應用研究，並確定了管理會計學科領域的哈佛分析框架的應用作為研究對象。
二、哈佛分析框架：一種促進產融結合分析方法
哈佛分析框架是由哈佛大學的三位學者Krishna G. Palepu、Paul M. Hesly、Victor L. Bernard在《運用財務報表進行企業分析與評估》一書中首次提出的財務報表分析思路。
在此框架下研究人員從經營戰略分析、會計分析、財務分析和前景分析四個維度對企業的財務情況加以分析。分析的具體對象就是按照法定的會計系統編製財務報表。
資料來源：《運用財務報表進行企業分析和評估》，中信出版社，2002年
哈佛分析法這種多維度、立足戰略的財務分析模式使得使用者能夠更客觀、更全面的了解企業的真實財務狀況，也更有利於使用者更好的把握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因為本文並不是學術論文，因此僅以最扼要的概括介紹哈佛分析體系的各個部分。
資料來源：《運用財務報表進行企業分析和評估》，中信出版社，2002年
問題：你的研究有什麼創新、有什麼特點？
回答：本文是應用創新，不是理論創新。我們普遍重視理論創新，但是其實好的理論的應用創新也很重要，能夠應用說明你掌握了這個工具、方法的精髓。為什麼哈佛分析法出來了30多年，中國沒有好好推廣下去？我查閱了國內絕大部分教授、學生的有關文獻，關於如何應用，沒有一個人說的比較清晰，主要是我們的社會學科的研究也脫離了實際。可以這麼理解，我們自己對這個方法的認識還是比較膚淺的。如果僅僅是對現有的財務分析進行機械性完善，那確實沒有必要推廣應用。我認為，哈佛分析框架能夠解決中國商業實踐的兩個問題：
（1）提出了具體的應用方法，具體就是三個應用要素：應用場景、應用的價值尺度、應用的典型對象。這是研究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2）提出了該方法對高素質職業經理人的培養的一種新途徑、新方法。這是研究解決的次要問題、附帶問題。
先展開地闡述第一個問題。
（1）應用場景，對管理者、投資人來說需要掌握「泛權益類資本—戰略制定與實施—研發活動」、「泛權益類資本—戰略制定與實施—投資績效」的三段式架構中進行應用。
19大以後明確提出，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就是商業性、應用型研發活動為基礎的新產品、新設計、新工藝、新流程的創造。高技術企業的研發費和研發人員工資是非常重要的指標，大型企業主要是自有資金研發，本質上也屬於現有股東的利潤盈餘，中小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兩種自有資金和社會資本，比較多的形態是就是私募股權投資，以外部股東為主。這兩類資金概括為「泛權益類資本」。
中國大型企業（以軍工集團為代表）有些研發費用來自國家財政經費，既是維持能力必要開支，也承擔重要項目。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程式」投資體制對重大工程有比較好的作用，但是對於ICT領域，就需要轉換思路了。ICT領域的高研發、規模效應極其顯著、技術迭代周期快的模式，與充分佔領市場並通過技術迭代不斷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要求項目的運作和投融資必須充分市場化，這方面我們走了一些彎路。
香港的創新型企業絕大部分以自有資金投資，這樣就形成了小型創新企業的企業結構，難以形成有規模、組織化程度高、有議價能力能的產業鏈。香港的研發費用，一半來自政府，一半來自企業自有資金。香港的研發費，40%來自政府，一半來自私募股權投資基金，5%來自境外，5%來自企業自有資金。而新加坡是唯一一個通過一代人就實現了工業化，並在石化、造船、電子信息技術等領域形成了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的國家。可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對中小企業的研發費用、研發活動對於提高企業競爭力和產業競爭力有明顯作用。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投資決策行為和企業的研發活動之間如何形成關聯？這需要一套方法論。寧高寧在中糧集團的時候曾對公司MBA出身的管理人員講，你們讀了MBA就能從事管理工作嗎？顯然不是。MBA的課程是碎片化的，各個學科之間並沒有打通，但是企業實際上是一個整體。
哈佛分析框架的基本模式包括「戰略分析—會計分析—財務分析—前景分析」，戰略分析更多代表公司管理層意圖，是公司經營思路的凝練，會計分析、財務分析將過程財務可視化，前景分析則給出私募股權投資機構最關心的未來的投資結果，或者給管理人呈現一個可觀測的、動態的研發活動。
（2）應用價值尺度，要站在公共利益和國家能力的形成角度，也就是促商業成功和技術進步的良性迭代。這個價值尺度就是「技術創新能力建設—技術擴散與規模化生產—商業成功與融資的持續性」。高技術產業具有階段性、高成長、高風險、規模效應顯著的特點，公司在成長階段的實際價值的估值體系，用市場規模、收入增速、市場佔有率、（穩定）高價值客戶占訂單比例，比一般意義上的凈利潤、EBIT更好。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高技術產業投資的高風險，如果僅僅觀測市場類指標，技術上、能力上並沒有實質性提高，鑒於高技術需求端很多都是政府、大企業、軍隊等部門，如果摻雜了商業上不規範的行為，這樣基於技術能力提高的價值投資，對投資人、社會都很重要。基於技術能力和技術擴散（或者說技術能力發展）進行投資，比而不是僅僅是的是否實現了並表，要看這個是否通過新技術的產品化、市場化，在實現了預期商業價值的基礎上，實現了技術創新能力的培育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有的人說這是政府關心的，我不關心，華為和聯想的情況，就是前車之鑒，聯想給投資人帶來的傷害很大，員工也附帶受傷了，職業發展和個人福利待遇都有影響。
（3）應用典型對象是高技術工業品企業。排除了技術附加值比較低的傳統行業，因為這類企業要麼是固定資產形成顯著，或者未來某一階段的現金流比較穩定，銀行信貸能夠支持；要麼是研發費用、研發活動並不突出，公司價值不需要對未來預期進行觀測，高技術工業品製造業企業具備高研發、面向未來、現金流不穩定企業階段性特點突出、缺乏固定資產形成的特點。哈佛分析框架融合了戰略分析、前景分析的，對管理層、投資人都有很好的實用性。
推廣與實際經營狀況和發展戰略相適應的哈佛分析框架，是實現國家財務金融體系和生產經營活動互動互興的體系工程，是實現「資本市場強國」的重要的微觀層面的方法論，有利於實現財務人員業務化和業務人員通過財務工具進行戰略制定、戰略管控和戰略實施。
宏觀經濟是由各個微觀經濟主體構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每一個傳統企業來說都是一次「能力再造」的過程。微觀經濟主體在實施轉型的過程中，如何實現從財務視角的對戰略落地的過程進行數據化審視和財務管控，需要財務理論和財務分析實務具備推動企業戰略發展的能力，實現「財務人員業務化」，業務人員開展研發、生產活動規劃時，也能夠更好的適應社會資本的要求，實現「業務人員投資化」，從一線經營管理實踐實現產融高效銜接。
哈佛分析體系從與環境、稟賦、企業長期願景相關的企業發展戰略入手，用會計分析的方法分析商業模式的關鍵特徵，在用財務分析落腳到公司商業能力這一重要問題，最後通過前景分析對公司未來價值形成判斷，該判斷既可以對投資人提供參考，更重要的是，能夠對與企業發展戰略相互印證，使經營者形成認知閉環。這一點，對企業、行業和國家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中國工商管理實踐的重大突破。
哈佛分析框架綜合了過去、立足於現在、放眼於未來，從戰略、會計、財務和前景四個方面對企業歷史財務狀況進行了科學分析的同時也對企業未來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價值性進行了理性預測。哈佛分析框架消除了部分傳統分析方法中可能存在的 「水分」 增強了分析的真實性，也讓投資人對整個企業甚至整個行業的基本情況有了系統的了解，增強了分析的完整性。
（4）低成本、規模化培養複合背景職業經理人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還逐漸有了一個新啟發，就是我們國家的職業經理人的培養問題。中國的管理水平不高，受過良好商科教育的職業經理人數量缺口很大，我們的商科教育質量也不高，很多好的管理方法都不掌握。企業家精神、職業精神、工匠精神，本質上都是不同階層、不同對象的專業主義，管理上缺乏專業主義，這是現狀。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伴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會越來越好。
現實的情況是，我們不能讓每個職業經理人都接受MBA教育吧？MBA教育裡面，特別是比較好的學校的商科教育的學生，至少有40%以上是希望出來以後從事金融工作，其他行業很難覆蓋其學費和時間投入成本，金融是一個寄生性行業，那麼也就是說我們的商科教育培養的那麼一點點人才，都給寄生性行業做貢獻了。插一個題外話，為什麼金融行業，信貸部、投行部、投資部、研究部這樣的核心業務部門，都喜歡要理工科和金融、投資、財務複合背景的學生？而金融行業核心崗位培養出來的人，除了能夠適應投資崗位外，還能夠迅速轉型企業管理人才。我的理解，產融結合離不開微觀經營活動的複合型人才，而複合型人才的培養機制一定要規模化、低成本化，否則由被資本家佔據優勢的金融行業把複合型人才吸納走了。
哈佛分析框架的推廣、應用，既是一種產融結合的方法論，也是商業和專業背景的複合型人才mini版培養體系。如果他們不用通過商學院教育獲得產融結合的方法論，學生的學習成本下來了，也就不用有很多人非要進入到金融行業了。
問題：新能源汽車的財政補貼怎麼看？對股價造成什麼影響？
回答：一個工業產業鏈，不僅僅是一個企業自身的問題，跟政策有很大的關係。日本的汽車行業當時就是和日本的產業經濟學理論有關的。這個大前提，我們不能忽略，同樣的中車、大飛機，我們都要看到政府的影子。因此，有人提出「深化改革是新舊動能轉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動力」。
新能源汽車的兩大技術路徑：鋰電池、燃料電池的博弈。廢料怎麼處理？不能說沒有人認識到鋰電池的問題，但是過去的汽車產業組織也有利益上的考慮。就拿最近中國對特朗普政府的石油利益集團妥協來看，按照我們理解，新能源汽車肯定是趨勢，為什麼要給傳統能源汽車機會，只能說中國政府有更高維度的考慮。新能源汽車的技術路徑，德國、日本、美國內部也在博弈。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新的東西，新舊利益集團都能沾邊，才有可能平穩過渡。
新能源汽車這種拉動效應明顯、規模巨大的產業，產業政策的推出是多方博弈的結果，在中國體制下企業發揮的空間並不大。只能是認清大的趨勢，然後儘可能活下去，怎麼活下去？那就是要在技術產品化以後的商業可行性、自身技術儲備與能力優勢、順應和利用政策趨勢之間形成良性迭代。關注這三者之間的迭代關係，比單純的關注政府補貼更有實際意義。
比亞迪做的手機電池那會兒是手機電池（鋰電池），轉化為鋰電池比較快速。技術可行性方面，一段時期內，是有比較好的商業價值的，長期來看，可能還需要轉型，但是這個周期比較長。但是現在這個時間越來越逼近了，德國有些傳統汽車公司已經推出了燃料汽車概念車。對國內廠商來說，關鍵在於轉型的時機和方式，這就是要跟著政策走。
因此，我有兩個基本觀點：
（1）哈佛分析法適用於（基於技術創新能力建設和技術擴散為價值尺度的）價值投資。所以，關於上市公司估值與哈佛分析之間的關係，我認為哈佛分析法可以作為價值投資策略的一個參照系，但是並不足以直接指導證券投資與上市公司估值，這個超出了這個模型的能力範圍。我們要分清管理會計體系下的分析和金融分析。
（2）政府補貼這個問題，我認為能夠使用好政府政策，參與政策制定本身，是管理層要考慮的問題，但是不是投資人要考慮的問題，因為這個不確定性你很難知道，也很難把握。而公司的管理能力，本身就是公司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你在做投資的時候把政府補貼作為重要因素，忽略管理層經營能力，這個投資就別做了；如果你作為管理者在上一個項目政府態度很重要的時候，那你就跟政府談，企業跟政府主管部門的溝通這個肯定是有的，情況熟悉了，相應的職業判斷也是有的，不過這個在外界看來是一個黑匣子。我認為，在企業管理者眼中，特別是強政府管制市場，政府關係總體來說是一個可以被管理的工作。
三、推動產融結合是社會主義金融工作者的強國擔當
作者的本科背景是國防類理工科專業，一方面較多地接觸國防科技工業的需求與供給側，能夠比較充分認識到這個行業的規律與困難（如訂單的波動性、軍品訂單的虧款周期較長、市場門檻高與需求不透明、政治周期影響、訂單小批量多品種、高研發費難以資本化及融資困難等）；另一方面，本人從事的是以私募股權投資為代表的財務性投融資工作（含一些與二級市場銜接的戰略投資），站在投資人的立場，我開展具體工作的立場、方法論、認識體系（如我對估值、退出條件、安全性條款、財務指標等內容的關注）與作為個體的感情、宏觀的認知體系（創新驅動發展、情懷、國家總體安全觀、生產力發展）產生了比較嚴重的衝突，難以調和。
幸運的是，前幾年，我有幸閱讀了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韓毓海老師和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路風老師的著作，有些衝突才得以逐漸緩解。這個過程，也是筆者逐漸堅定自己對這份工作熱愛的過程。不過，更多理論、經驗的探索，我還希望和同事們在實踐中進一步發掘。
調和這個矛盾的基本觀點，來源於韓毓海老師《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五百年來誰著史》、《人間正道》等著作，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老師的部分觀點。
韓老師提出，中國共產黨成功地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政治與民眾相結合,國家財政金融與生產和民生相結合」，使舊中國擺脫了積弱的命運。其中的「國家財政金融與生產、民生相結合」，也就是本文闡述的重要內容，也自然而然使作者本人有一種由內而外的崗位榮譽感、責任感。
韓老師闡述馬克思的思想，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就是把各種不同的勞動、要素分開，城市與農村、勞動與資本、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統統被分離，最終的結果就是勞動者被束縛在物質生產領域，被驅逐出社會再生產領域。再有社會再生產領域支配生產領域，實現資本對社會的全面剝削。
人類的勞動，由生產領域和社會再生產領域組成，社會再生產領域不但為我們提供精神依託和社會價值觀，也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領域制定標準與法則（筆者註：如會計準則、美元為形態的信用體系、通信技術標準、奢侈品品牌及其生活方式）。人類的勞動活動，始終受到同時代的社會再生產領域支配。社會的價值尺度和法則支配著包括經濟活動在內的一切生產領域，而發達國家的極少數資產階級正是通過佔領人類社會再生產領域、壟斷社會法則和價值尺度，方才實現了對於人類勞動的掠奪完成了對於世界的統治。
用微觀的經營視角，資本主義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一個是早期的業主制無限責任制企業向有限責任公司制企業轉變，標誌著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職業經理人群體的壯大，使得管理工作抽象化複雜化；第二個階段是資本投資的形態從個人投資向社會募集資金轉化，使得企業從個人所有、經理人代理經營的模式，轉變為以股民為代表的「社會所有」、企業有限責任向「社會有限責任」轉化。
但是，實際上以機構投資人為代表的「社會資本」同樣是不負責任的。金融危機中華爾街高管依然能夠拿高薪就是最好的說明，並且這類機構投資人對社會的剝奪已經不局限於某個行業、某個公司了，而是大規模的、全行業、多領域的。
社會主義革命並不能靠剝奪企業主和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自動取得勝利，因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金融、科技、市場准入標準等社會再生產領域皆被服務於資本擴張的專家階層所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管理者並非政府，而是金融機構、銀行和職業經理人。
毛澤東同志與列寧同志、斯大林同志有著顯著區別的地方（當然，列寧同志、斯大林同志也有他們的歷史功績）。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核心並不是紅色專家、紅色知識分子專政，而是有社會主義有覺悟、有科學文化知識的勞動者，取代士大夫階級和專家集團，成為社會的領導力量。蘇聯的計劃經濟失敗，這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物質生產和社會再生產領域的對立與分化本身，就是資本主義最基本的特徵，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再生產領域是高度政治化的，資產階級的統治並不僅僅表現為政權的統治，其本質在於社會再分配領域對於生產領域的支配這種「現代等級制」。投資、分配、管理這些領域是資產階級的專長，這正如勞動是工人階級的「宿命」，這種「宿命」不過是「現代等級制」的表現。但是，也正是因為投資、分配、管理是高度複雜、抽象的領域，所以，社會主義建設的難題在於：要麼繼續將這些領域委託給資產階級，要麼致力於培養自己的專家。但是，更深刻的問題在於，如果不觸動這些「現代等級制」以及「工業封建主義」，那麼，誰能保證這些「紅色專家」不會成為「新的資產階級」？
……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非由「腦力勞動無產階級」（筆者註：是否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無產階級官僚集團？）代替資本家主導投資、生產、分配活動的社會，恰恰相反，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應該致力於打破資本主義式生產方式的舊分工：即改變知識與勞動相分離的局面。……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和教育相結合，從而保證技術訓練、科學訓練成為生產實踐的基礎。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社會再生產領域與生產領域完全處於對立的狀態，知識是知識者的特權，勞動是勞動者的宿命。這種「現代等級制」造成的結果是：人必然是片面的、異化的人。
資本主義制度就是通過權力壟斷信用的制度。資本的積累有三種方式：一是商品生產，二是利用信用機制，通過維持虛擬資本的價值而獲得剩餘價值，三是通過攫取外部的廉價資源與廉價勞動而獲得剩餘價值，這就需要強行維持一個不平等的世界結構、區域差別結構，依次貶低外部資源和勞動力價格。第一種生產方式如果排除後兩種生產方式的影響，破壞性比較有限，最多只能算「小資本家」。後兩種都表現為掠奪性和破壞性。相比於第二種，第三種方式的特點由列寧同志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指出其特點：
西方民主運動乃至西方的無產階級隊伍也已經「落伍」，因為西方列強使國家成為既為資產階級謀利、也為「民族」謀利的工具，這使發達國家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國家的要求被不斷推遲。而與此同時，帝國主義的壓迫，已經迫使「外圍」的革命者把創造一種新的政治-社會制度的使命，放在了單純爭取經濟利益至上。
於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矛盾，就由發達國家內部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轉化為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了爭奪世界投資市場、產品銷售市場和原材料、勞動力市場的戰爭，即轉變為世界大戰，因此，以中國為代表的後發工業化國家必須警惕西方資產階級綁架該國的無產階級，通過戰爭或者其他更加隱蔽的方式攫取他國資源，緩解國內矛盾。
西方國家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做出這樣的決策，是因為依託軍事力量的強大，能夠以比較合算的方式發動戰爭。西方強大的軍事實力以軍事科技為依託，必須清晰認識到，西方資本家、資產階級充分用歷史的經驗和戰略的眼光看到了科學技術的偉大。在發展獨立自主的科學技術，同時阻攔、減緩其他國家發展現代化高技術工業體系的步伐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我們社會各界普遍性地低估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戰略眼光、敏銳性和意志力。
然而，最初作為戰爭國債籌措者、戰爭投資人的資產階級開始出現，大規模投資工業，並試圖把科學和技術壟斷在自己手裡。按照韓老師的觀點，勞動者和資本家爭奪知識，這是18世紀的重要的政治主題。1660年成立的英國皇家學會的股東是銀行家，但是英國政府也提供資金；1699年，法國王室贊助下成立了法國科學院，1974年成立了中央公共工程學院，也就是後來的法國工程師搖籃、大名鼎鼎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資本與知識的結合催生了新的科學家、工程師階層，憑藉與這個階級的聯合，資產階級戰勝工匠階級，並使工匠階級淪為現代無產階級。資本家壟斷科學技術，最初就是為了鎮壓罷工、抵制提高工資的要求才積極推進的。資本家加大對專業技術人才、工程師的資助，促進科學研究人才相互競爭，使其最大發揮作用，並同工人、勞動對立。資產階級的勝利秘訣在於，成功的分化了社會各個階級以及社會各個領域。
1550年至1600年左右，高級工匠的方法被有學術素養的學者採納。16世紀末的手工勞動者所使用的方法能夠提升到有學術素養的人接受的程度，對科學形成是決定性的事件。智慧活動方面，上層貢獻邏輯訓練方法，對知識和理論的興起；下層貢獻探究因果關係的精神、試驗方法、測量方法、操作定量原則、對學術權威的漠視以及合作精神。1850年以後，由於世界市場加速形成，要求技術與更大規模的生產相結合，工匠轉化為掌握著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
總書記在某次會議上強調，軍民融合經濟轉型的棋眼。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一方面它能夠加速經濟轉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強大的軍事實力，能夠有效阻止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將內部矛盾轉移給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
按照這個邏輯，列寧同志進一步指出資產階級的投資偏好：（1）虛擬經濟領域，也就是股票、債券、期貨等衍生金融產品，通過信用機制把社會資本集中在自己手裡，然後通過信用縮水，將財富據為己有；（2）軍事科技、工業領域，以此服務於對外擴張、爭奪世界市場的目的；（3）投資快速發展的國家，分享其發展紅利，比如某國因為勞動力、資源便宜，且缺乏資本，國際資本集團向其投資獲得高額利潤。
上述的第一、第二條，導致了我們開展軍民融合兩用高技術產業投融資工作者面臨的一個宏觀性、長期性、根本性的難題：一方面我們的財政和金融體制是社會主義的、是非掠奪性的，特別是相對於美國而言，那麼，融資能力上我們是遠遠不如西方的少數資產階級國家的，原始積累這個基本的資金池也是遠遠少於西方國家的；另一方面，軍事工業的投資在西方國家作為資產階級政權的重點投資方向，我們的社會急速發展，福利性開支很大，取得軍事科技工業與社會福利性開支之間的平衡性非常艱難，軍事投入相對不足的條件下如何抵消西方軍事科技投入？這兩個問題綜合起來，可以轉化軍民融合戰略實施中的金融工作如何開展，如何「以少勝多、以弱對強」，不好做，可以說很不好做。我們的互聯網投資界，很多是美元基金，很大的社會融資支撐了並不算大規模的市場，這個模式本身就是病態的，是一種資本浪費。
2017年年末出台的《資管新規》，使得很多PE公司募集非常困難。巴曙松先生在《資本之王：全球私募之王黑石集團成長史》序言中將私募股權投資機構定義為「創造者與掠奪者的雙重面孔」，這個形象的表達，精確的闡述了私募股權基金既有資本的野蠻性，但是運作得當，也能夠極大的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基本功能。
但是，從過去一兩年市場的情況來看，中央對PE亂象是重拳出手的，《資管新規》、九鼎等機構要求退市、打擊民營金控公司等一系列動作，都在要求金融系統服務實體經濟發展。PE服務實體經濟，基本的原理就是把「金融資本」轉變為「產業資本」。但是，一旦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人的能力不足、消極懈怠，將「金融資本」轉化為「另一種金融資本」的現象就廣泛存在了。
正如筆者在和潛在LP的溝通中遇到的情形一樣，我們PE主要的投資人：政府引導基金（中國特色母基金）、現金流良好卻沒有金融牌照的國有企業，他們絕對不是「註冊金融分析師」（CFA持證人）教材上描述的那樣，一味地追求「投資收益率」或者「收益風險均衡」，對國家戰略、政策的理解、落實力度關注更多。不過，也有少數國有金融機構因為文化、機制等原因，其決策層和經理層出現較多分歧，導致我們的工作難度較大，機構投資決策效率降低。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作用表現在它始終將生產力發展的規模限制在「資本收益最大化」這個束縛上。
大多數的私人資本與我們的目標存在顯著偏差，但是有少數有著「極高政治覺悟」的高凈值個人提出了令人「出乎意料」的觀點：我們的原始積累是在大陸地區完成的，我只是代替人民保管這些財富，你們的投資策略服務國家戰略，有助於生產力發展，我不追求剛性的收益率，只要你們的工作過程是高效、專業的就可以。
可以看出，在習近平這屆黨中央的強有力的領導下，國家控制的部門對中央的戰略落地總體而言是堅強有力的。但是，讓我們感到為難、苦惱和困惑的是，人們對金融事務的大量的觀念、標準、慣例已經大大的資本主義化了，比如某些國有金融機構的投資經理認為按照上級要求投資，不追求投資收益最大化，是受了很大的委屈；亦或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經理層消極懈怠，不專註於提高能力，不在經營思路、管理方式上下功夫，反而是依託優勢產業地位，對其他願意貫徹國家戰略的外部國有資本投資方蠻橫的要求其參與其並不具備顯著市場競爭力的項目中，這也就是軍工內部集團的「行業化發展」與「專業化發展」的道路之爭（行業化發展是依託行業壁壘獲得利益，專業化發展是依託專業能力提高產品競爭力獲得利益）。
投資機構的「意識形態」始終是非常重要的。意識形態作為再生產最重要的場所，生產者、運行著持有特定的社會價值觀的勞動者，並為經濟和政治不同階段的發展提供目標、方法。毛澤東同志指出：「黨在不同歷史時期面臨不同的主要矛盾，黨的工作重心和重點因之不同，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時，絕不能忽視次要和多元矛盾，不能忽視矛盾的相互轉化。」我們的革命工作，並不是一場工人起義，而是一場漫長、全面的社會革命。經濟的長遠發展，完全依賴於能否形成良好的社會條件、社會關係、依賴於人們形成何種價值追求與價值取向。
現代金融領域就是一套比較健全的信用體系，是典型的社會再生產領域，也是資本主義的核心陣地。我們所投資的軍民兩用高新技術企業，是國家大力提倡的戰略性產業，具有穩固國防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雙重作用，也是非常典型的生產領域。按照這樣的邏輯，產融結合，特別是在軍民兩用高技術領域的產融結合，是推動我國成為社會主義強國，引領人類加速走進新的歷史時期的「關鍵一招」。
我們的軍民融合基金關注國家能力、產業組織能力、科技創新能力、經營管理能力的一系列與「能力發展」有關的財務指標增長，我們用自己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價值觀指導我們的「價值投資」，我們的投資策略建立在對黨中央關於經濟轉型、創新驅動發展、培育戰略新興產業、中國製造2025、軍民融合體制等一系列政策的深度理解之上，我們的投資工作緊密地與軍民兩用高技術產業鏈一線從事經營管理、研發銷售的同志團結在一起。
時來天地皆同力。在當前國際安全環境極其複雜、經濟轉型壓力不斷增大的總形勢下：
我們投資的軍民兩用高技術項目，力求能夠幫助解放軍實質性提升作戰能力，能夠幫助高技術企業進入到高速發展條件下的盈虧平衡點，被投企業的技術能力長期地、高質量地進入到良性迭代狀態，打通中國國內製造業生產力與國產裝備戰鬥力的形態變化；
我們致力於將符合時代潮流的價值觀、經營管理理念和科技創新能力深深的播種在私募股權投資界、相關產業鏈和合作夥伴的每個個體心中，我們堅信國家正義與能力的基礎是每個人的都有正確的價值觀與能力，而這與每個投資項目成敗沒有直接關係——雖然我們希望為投資人獲得良好回報，但並不執著於一城一地的成敗；
我們並不拘泥於某一個單一維度的目標，而是依託深刻的政策、行業理解力和有滲透力的產業組織能力，對不同項目採用不同的投資策略，推動國家高端產能布局合理化，幫助地方政府培育產業基礎較好、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端製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同時，幫助投資人的收益獲得合理增長。這是當前我們面對的複雜環境下實事求是的態度。
出身富二代的馬克思同志（飛利浦公司創始人是馬克思的姨夫姨媽）娶了當時的德國白富美，而他17歲的文章《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寫道：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恆地發揮作用的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希望有越來越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積極投身到這項偉大的事業中。
在紅色力量最為困難的時期，毛主席堅持寫文章給廣大的黨員幹部、革命戰士、人民群眾講解革命的必要性、革命勝利的必然性。雖然我們的生活好了很多，雖然中國的國力和國際地位比幾十年前強了很多，但是社會怠惰、驕傲、自大、放縱的情緒越發的增長；社會各界別、理論界、企業界的認識問題的能力卻更加混亂了。
受毛主席方法的啟發，寫了一篇拙作，希望在各種觀念激烈衝撞的資本市場點燃一點點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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