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文專家包祥教授 : 八思巴蒙文並不難學 (圖)
原標題：八思巴文專家包祥教授 : 八思巴蒙文並不難學 (圖)
包祥為記者介紹他收藏的雲南王藏經碑拓片
很不容易找到了國內最權威的八思巴文專家之一包祥教授。記者如約來到他位於內蒙古大學的公寓，開門迎接記者的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進了門，還沒等記者站穩，熱騰騰的奶茶已經端上了桌。包祥耐心回答了記者的問題，令記者在很短的時間內對八思巴文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
《中國社會科學報》：包老師，您是如何與八思巴文結緣的？
包祥：1957年我在內蒙古大學蒙語專業任教，當時的蒙語專業設在中文系下，課程設置比較混亂，我們想進行改革，將課程具體分成語音學、語法學和辭彙學。但當時只有兩位老師，於是決定先粗分為古代蒙語和現代蒙語。中世紀蒙語與中原音韻有很多聯繫，漢語中的很多辭彙直接來自蒙語，但另外一位老師不懂漢語，所以只能由我來教授古代蒙語。教授古代蒙語就必須懂八思巴文，就這樣我從1959年開始自學八思巴文，後來又進行了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八思巴文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字？學起來容易嗎？
包祥：八思巴文是一種拼音文字，曾經轉寫了蒙文、漢文、藏文等多種語言，我們稱為「八思巴蒙文」、「八思巴漢文」、「八思巴藏文」等。八思巴文的字母很容易學，八思巴蒙文也相對容易學，因為中世紀蒙語和現代蒙語差別不算太大，但是八思巴漢文非常難辨識，主要是因為漢字同音字很多，又有四音之分，而八思巴文不注音調，也沒有任何標點符號，即使能夠拼讀出來，也很難確定轉寫的是哪個漢字。
為了讓記者更好地理解考釋八思巴蒙文和八思巴漢文的難易之分，包祥取出兩枚刻著自己名字的八思巴文印章，一枚上面有蒙語對照，可以看出八思巴文和蒙語的書寫結構是一致的，據包祥介紹，八思巴文的發音也是以蒙語為標準音的，因此只要讀出八思巴文就可以明確它的含義；而另一枚上面只有八思巴文，拼寫的同樣是「包祥」兩個字的發音，但僅靠讀出八思巴文卻不能知曉具體是哪兩個漢字，效果就如同沒有標註音調的漢語拼音一樣。
《中國社會科學報》：八思巴文是怎樣產生，又是怎樣消亡的呢？
包祥：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後想學秦始皇統一文字，想法很好，但秦朝統一的諸侯各國本來就使用漢語，只是寫法不同，「書同文」是可以實現的；而元朝各民族語言完全不同，統一文字不可能實現，這就註定了八思巴文的失敗。
1260年，忽必烈將創製統一文字的任務交給了國師八思巴，八思巴在西藏苦思冥想了八年，終於帶著八思巴文回到蒙古。忽必烈要求用八思巴文「譯寫一切文字」，包括蒙文、漢文、藏文等。八思巴文書寫與蒙文一致，從左到右，從上到下，按音節劃分。蒙古人當時已使用回鶻文多年，不願學習難以辨認的八思巴文；習慣了使用漢字的漢人更是看不懂也讀不出；藏人習慣橫寫，讀八思巴文覺得非常彆扭，因此八思巴文的推廣遇到了很大困難。八思巴文於1269年開始使用，但兩年過去，還是沒有多少人掌握，於是忽必烈於1271年下詔要求百官百日內學會八思巴文，官小的學會了可以陞官，沒官的學會了給官，不識字的學會了可以終身免除烏拉徭役。即使這樣，被尊為「元國字」的八思巴文也始終沒能在民間推廣。
作為官方文字，八思巴文一共使用了一百多年，元朝滅亡後，中原立即廢止了八思巴文，北元繼續使用了一段時間後，八思巴文正式退出了歷史舞台，只在蒙古族房屋的門框上以變形文字的形式偶然可見，主人也並不知道它的含義，只是起到裝飾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目前全國有多少人能夠識讀八思巴文？有多少學者研究八思巴文？
包祥：能認讀三言五語的人很多，但真正作為專業並有些造詣的全國也不過三五人。剛剛去世的照那斯圖是一位，很有意思，說起來他還是我的學生——我教過他初中數學。我正在幫他出版他沒有來得及出版的著作《元國書官印匯釋》，裡面收集了217方元代官印。
《中國社會科學報》：八思巴文的教學情況如何？現在學習八思巴文的年輕人多嗎？
包祥：在內蒙古大學，八思巴文是蒙古學學院的選修課，30個學時，學生可以學會字母表，可以簡單地拼讀，主要是為以後的研究打基礎。八思巴文畢竟是死文字，我認為不需要很多人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聽說內蒙古大學民族博物館現在收藏的八思巴文金牌是您辨識出來的，當時是什麼情況？
包祥：2001年，內蒙古興安盟科爾沁右翼前旗索倫鎮的一個姓李的農民因為下雨積水在自家院子挖土，挖出了這塊金牌，一直在家裡放著，後來做買賣賠了錢就想把它賣掉，經過鑒定，金牌含金量58%，含銀量42%。他跑遍了長春、瀋陽的鑒定機構，專家們左看右看也識不出上面的文字。後來他帶著金牌來到內蒙古大學，我一看是一塊使臣牌，當時就想從他手裡買下來。我因為不會討價還價，就托現在的副校長齊木德道爾吉幫我買，最後6300美元成交。我愛得不得了，躲在書房裡賞玩了一個禮拜，腿都浮腫了。老伴見狀讓我「趕快把它處理了」，於是我就把金牌捐給了內蒙古大學民族博物館，現在估價好幾千萬了。北京的中華世紀壇展出500件國家級文物的時候還把它借去了。
包祥就這樣詼諧而輕鬆地談論著他與國寶的故事，記者問他是否後悔捐獻了價值幾千萬元的寶貝，他搖搖頭堅定地說：「不後悔！」
《中國社會科學報》：八思巴文文物的整體狀況如何？
包祥：據我所知，目前發現的金牌全世界就只有這一塊；鎦金字銀牌多一些，中國有一塊比較有名，在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俄國於1846年在葉尼塞州米奴辛斯克、1853年在貝加爾湖紐克思克各發現了一塊。碑刻不少，但八思巴蒙文不多，主要是八思巴漢文。山東孔廟的孔子制碑是上八思巴文下漢文；南少林寺的一個碑上刻了四道聖旨，其中三道用八思巴蒙文撰寫，一道用八思巴漢文撰寫，是「愛國衛生運動」時和尚鏟土發現的，因為不懂歷史，和尚將碑正反倒置立了起來，成了漢文在正面、蒙文在反面。日本人松川節在遊歷時發現了這座碑，北京平谷的聖旨碑也是他發現的。現存的碑刻大多是碑額八思巴文，正文蒙文或者漢文。
包祥說著將記者引到書房，一幅精美的碑刻拓片映入眼帘。「這是昆明筇竹寺的雲南王藏經碑，後至元六年（即1340年——記者注）立的，1979年我託人拓下來，這篇碑文我研究了20年」，包祥指著拓片為記者介紹，「碑額是八思巴文，正文是古蒙古文，這說明即使是蒙古貴族也不願意使用八思巴文，但懾於皇帝和帝師（八思巴後被封為帝師——記者注）的威嚴又不敢完全不用，於是就將八思巴字大大地刻在上面作碑額，下面則是我行我素了」。（本報記者 劉瀟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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