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寒鳴：當代儒學復興的必由之路
儒學大眾化：當代儒學復興的必由之路
---蔣國保先生儒學研究的「內在理路」
陳寒鳴
（天津市工 會管理干 部學院 天津市 300380）
【內容摘要】儒學在當代中國社會如何才能復興？學者們對之提出了各自的主張，而蔣國保先生秉承「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學術傳統，從哲學角度提出經世俗化而普世化，「化士學為民學」，從而實現儒學大眾化的思想主張。這是當代儒學復興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儒學；當代中國；復興之路；大眾化；民學
「傳統是圍繞人類的不同活動領域而形成的代代相傳的行事方式，是一種對社會行為具有規範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時也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的創造性想像的沉澱。因而一個社會不可能完全破除其傳統，一切從頭開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傳統，而只能在舊傳統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創造性的改造」（愛德華·希爾斯：《論傳統》，中譯本第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丟掉了思想文化這個靈魂，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不起來的。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儒學、尤其是儒家形成發展起來的價值觀體系是中華民族的「魂」。2014年9月24日，xi主席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文以載道，文以化人。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當代中國思想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和升華，要認識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血脈，準確把握滋養中國人的文化土壤。」而「研究孔子、研究儒學，是認識中國人的民族特性、認識當今中國人精神世界歷史來由的一個重要途徑。」因此，在中國人民已經歷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進程，如今又正為強起來而奮鬥的過程中，謀求儒學復興，正漸成當代中國人的共識。這是中國人民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現，同時也是為當下國人立根塑魂的現實需要。
但儒學在當代中國社會如何才能復興？學者們對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蔣國保先生秉承「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學術傳統，從哲學角度對儒學進行批判地繼承和現代詮釋，取得了一系列的豐碩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儒學大眾化」的理論架構，它在當前學術界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一方面，蔣國保先生的儒學研究，不是把儒學僅僅作為一種知識對像來進行所謂客觀的純學術研究，而是堅信「儒學不僅是古往今來的中國文化的命脈所在，也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實現現代復興的價值所在」（《儒學縱橫論·自序》），這是其儒學研究的重要特色。乍看起來，這與現代新儒家似無區別，但略作比較，則不難看出蔣國保先生與他們是有重大差異的。譬如，「現代新儒家始終強調闡發儒學的現代意義對於當今振興儒學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只要證明了儒學的現代意義，也就不難把握儒學的現代使命，儒學就不難被民眾接受」，故其「忽視培養現代民眾對儒學的特殊情感」，而這使得「現代新儒家為促進儒學現代化所做的種種努力，只是在知識分子階層產生了積極的效果，而對普通民眾似乎影響甚微」。有見於此，蔣國保先生指出：「儒學縱然具有現代意義，要真正擔當起現代使命，也必須適應現代民眾的要求，而絕不能背離他們的意願。」所謂儒學的「現代使命，說到底就是對現代民眾所面臨的任務盡責任。儒學對現代社會盡責任，固然要具有現代意義，但現代民眾不從價值上肯定它，它就無從發揮作用，只好空嘆生不逢時。」（《儒學的現代困境與未來發展》，收入《儒學縱橫論》）另一方面，蔣國保先生在儒學研究上堅持理性原則，這如其自述，主要體現在這些方面：「我固然認為儒學是中國文化的正統、主幹，但我並不贊成『獨尊儒術』，將中國文化的現代復興與未來發展僅僅視為儒學的現代復興與未來發展，而是強調中國文化能否在現代復興並走向未來，當取決於儒釋道三家之學在更高層次上（既超越古代又超越現代）的精神會通；我固然認為儒學有現代價值、能在當代社會發揮巨大作用，但我不贊成以拒絕西學的方式，全盤復古，將儒學視為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而是主張應正視儒學與當代社會主流價值取向有不一致之處，以便通過儒學自身的世俗化來消解那些不一致之處，從而將儒學的現代作用落在實處，避免空談儒學的現代價值與作用；我固然認為儒學與封建專制沒有必然的聯繫，不贊成要啟蒙必徹底地反儒學的極端觀點，但我也不認為儒學自身可以直接或間接地開出科學與民主，進而實現其現代價值，而是認為儒學現代價值的實現，取決於當代民眾從情感上對它的真誠認同，因而儒學要獲得現代發展，其現實可能性不在於它能從實踐理性中開出知識理性，卻在於它能否徹底拋棄貴族精神，真正從情感上同情與認同普通民眾的價值取向與價值理想；我固然認為儒家倫理具有普世價值，反對以各種理由否定儒家倫理的普世作用，亦不贊成以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自由與民主）標準來否定儒家倫理實踐理性意義上的普世性，但我決不擁護以儒學代表全人類文化未來的極端觀點，更願意相信這樣一個樸實的觀點：就如同全人類文化從古到今即意味著各民族文化一定要走向交流與融會一樣的道理，未來的世界新文化，只能產生於全球各種文化之融會貫通的基礎上，而決非意味著儒學的一統天下；我固然提倡發揮儒學活生生的生命力，不贊成『博物館』說（即認為儒學已失去了生命力，其在當代社會的價值就如同博物館所陳列的文物只能供人欣賞似的），也不贊成『遊魂』說（即認為儒學在失去封建制度保護以後，已變成如『遊魂』一般，無處安身），但我對『華人天然地認同儒學』的觀點也不認同，更不認同『政治儒學』關於儒學復興的主張，而是始終強調這樣的觀點：只要以切實可行的辦法贏得普通民眾對儒學基本道理的真誠認同，那麼儒學的現代作用就可以自然得以體現，儒學就會自然實現現代生命力，不必靠建立一個什麼政治制度來保證儒學現代作用的落實。」（《自序·我的儒學研究與儒學觀》，《化士學為民學》，第5---6頁，孔學堂書局2015年版）
在近些年的學術界，蔣國保先生以著力強調「儒學的世俗化」而著稱。本來，「世俗化」是一個西方世界的宗教問題，與儒學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即便在原始儒家那裡，「世俗」不是什麼值得贊同的東西。例如，荀子曾經列舉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將自己的論敵稱為「世俗之論者」，將自己鄙棄的統治者稱為「世俗之亂君」，這樣的字眼見於《正論》、《非相》等篇。當然，蔣國保先生主張的「世俗化」，並不是原始儒家抨擊的「世俗」，卻正是原始儒家固有的精神特質。他指出：
孔子……從不談人性與天道的聯繫，決不將「人性」歸根於「天道」，以便基於「天命」來為人立範。在孔子看來，現實的人畢竟不是一個神聖的存在，而是一個世俗的可在，所以成賢成聖只有作為不懈努力的理想對人才有意義，如果將它變為對人的一般要求，就失去了意義。（《化士學為民學》，第28頁，孔學堂書局2015年版）孔子之所以將「神」置之度外，即便不是為了排斥「神」、拒斥生命的外在超越，也顯然是為了反對將人之存在的根據歸於天命，反對從「神」求得人之問題的根本解決，以便始終以「人」為本，在思考「人」的問題時，關注的是人之人間性、世俗性，而不是所謂人所具有的神聖性、超越性。（《化士學為民學》，第29頁，孔學堂書局2015年版）既然必須立足於人的人間性、世俗性來為人立範，則將其立足點放在成賢成聖就是不恰當的選擇，因為成賢成聖可以作為理想來倡導，但不能將它作為確保人之所以為人的規範來強調。一旦從有利於成賢成聖角度來為人立範，其所立的范必定不具有普世價值，從而對廣大的人群失去規範意義。（同上）
歷史上，明代中後葉，承陽明心學思潮而起的泰州學派，直承孔門優良傳統，復活了原始儒學關注「人之人間性、世俗性」的精神：「在泰州學派看來，以『天理』的神聖性否定『人慾』的合法性，不利於儒學的民間化；而沒有儒學的民間化，其所謂儒學發展，充其量也就只能是幾個士人借空談以搏聰明，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儒學發展。為了推動儒學的新發展，就必須謀求儒學的民間化；為了謀求儒學的民間化，就必須化解『天理』與『人慾』的緊張，承認『人慾』的合法性。」（《化士學為民學》，第159---160頁，孔學堂書局2015年版）「世俗化就本質講，乃是將人由神聖之奴僕變為自由主體的同時，完全承認人的世俗願望與世俗追求的合法性。所以，無論從對『天理』的『去魅』還是從對『人慾』之合法性的張揚來看，泰州學派謀求的儒學民間化在精神上所體現的就是儒學世俗化的訴求。對於泰州學派來說，儒學民間化只是他們為實現儒學世俗化所特意推行的外在運動。運動必須有行動綱領。泰州學派用以推行其儒學民間化的行動綱領就是『百姓日用即是道』。」（《化士學為民學》，第161頁，孔學堂書局2015年版）而在當今，我們「想復興的儒學，不是指歷史上一切儒者所創立的學問，而是特指由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的系統學問（學術）」（《化士學為民學》，第7頁，孔學堂書局2015年版），這樣的儒學固然應具有以孔子為祖師，尊孔子為聖人；以「四書五經」為思想依據，尊之為聖經；以「仁」為根本思想，堅信「仁」乃核心價值與普遍價值；以人生為「樂」，提倡以積極的生活態度與生活方式實現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五以入世的情懷，憂患人世，樹立擔當意識；在價值取向上堅持道德優先與群體優先這樣一些基本思想原則（參閱蔣國保《儒學要義》，《化士學為民學》，第19---26頁，孔學堂書局2015年版），但更應具有關注「人之人間性、世俗性」的精神特質，而這兩者又是有機貫聯著的。
毋庸諱言，「世俗化」是個宗教學的概念，帶有強烈的二元對立的色彩，它將世界劃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塊，一塊是神聖世界，一塊是世俗世界。當後者接受前者的指引，並服從宗教誡命時，才能體現自身的價值；當後者侵蝕前者的領地，以自身的欲求干涉前者的活動時，神聖性就逐漸淡去，世俗力量日漸壯大。這一點集中體現在基督宗教統治過的區域。如果非要討論「儒學世俗化」這一「不中不西」的問題，就要認真考量一下：儒學是不是宗教？如果是宗教，它是否存在著「世俗化」的潛質？如果儒學不是宗教，那麼援引宗教學中的「世俗化」來討論它的理論轉換，能否站得住腳？蔣國保先生從剖析現代新儒家的理論癥結入手，條分縷析，逐次回答這些令人困惑的問題，指出：「現代新儒家關於抉發儒學現代價值、現代意義的基本路向，即淡化儒家思想的世俗性而突出其超越性（宗教性）」提出質疑：「所謂儒學的宗教性，不是一個從儒學自身引發的問題，而是儒學從業者為駁斥西方學者的偏見——中國文化無宗教——所特意強調的話題。姑且不論這種實用取向下的儒學精神貞定會不會為證明所謂的宗教性而曲解儒學，即使他們的證明是正確的，使人相信儒學確有宗教性，我們仍然主張不應將抉發儒學的宗教性作為復興儒學、推動儒學現代發展的首要事情來做，因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儒學所能打動民眾情感的，並不是它的宗教性，而是它濃濃的人文情懷，是它的世俗性。……照現代新儒家的解釋，儒學的宗教性，就是指儒家的終極關懷、超越的理想。可儒家的終極關懷、超越的理想是什麼？照他們說，『終極關懷在體道』，體悟『仁心與生生天道』的超越意義。這是一種超常識，甚至超思辨的『智之直觀』的體悟，似只有世外高人才能做到，不是日日為世俗生活費神操勞的民眾所能企及。民眾根本做不到的事，你卻不顧他們的情感，硬要他們照你說的去做，豈不是一廂情願，徒勞無益。」（《儒學普世化的基本路向》，收入上書）
其實，蔣國保先生所以強調「儒學的世俗化」，乃有其現實性的考量，那就是「儒學原本是入世的學問。現在提出儒學世俗化問題，純屬為克服儒學所遭遇的現代困境著想。儒學在現代遭遇困境是不爭的事實。究其原因，固然由於儒學與現代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建設之要求有相當的距離，但更主要是因為儒學自身不能因時而變，以適應現代民眾的精神生活需要。儒學之所以難以適應現代民眾的精神生活需要，又因為儒學的價值蘄向與現代民眾的精神追求相背離。而儒學的價值蘄向與現代民眾的精神追求相背離，根源在於儒學之精神發展在原始儒學之後走上了拒斥『世俗化』、崇尚『貴族化』的道路。」（《儒學世俗化的現代意義》，收入上書）可見其「世俗化」云云乃是針對著「貴族化」或余英時所謂「超越性」而言的。蔣國保先生所謂「貴族化」抑或指代學術價值上的精神貴族，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必須徹底拋棄輕視民眾世俗價值的精神貴族化的傾向，尊重普通民眾的生命慾望和精神追求，同情地理解他們的世俗情感、願望、要求和行動，將儒學徹底化為與現代民眾情感認同的意識形態，使儒學真正成為現代民眾的潛意識。而儒學要在現代實現世俗化，真正變成現代民眾的潛意識，就不能照現代新儒家所主張的去做，『接著宋明講』，走宋明道學家的路子，從超越的層面發展儒學，因為超越的層面發展儒學，比方說將孔孟的『仁者愛人』發展為『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固然在學理上深化了儒家思想，但儒學恰恰因此改變了自己貼近民眾世俗生活的價值取向，將自己同民眾拉開了距離。為了避免走宋明道學家的老路，不使自己同現代民眾的距離越拉越大，儒學的現代復興必須越過宋明道學，回歸原始儒學。只有回歸原始儒學，重新肯定和推崇原始儒學中人文主義情懷，以人為目的，憐憫人的痛苦、理解人的慾望、承認人的權利、尊重人的尊嚴，將原始儒家人文精神真正轉化為現代民眾內在的情感認同和價值取向，儒學才有可能經由世俗化的途徑而實現普世化，變成廣大民眾精神生活的支柱。」（《儒學普世化的基本路向》，收入上書）
在概念組合上，蔣國保先生有著不同於西方宗教學家的路數：將原先的「神聖世界——世俗世界」或「宗教領域——世俗領域」的對立關係改換為「貴族化——世俗化」的對立關係，同時將原始儒學的基本精神界定為「世俗化」，進而為儒學走出現代困境指明方向，那就是恢復原始儒學的精神蘄向。回歸原始儒學，非常必要。蔣國保先生在《儒家精神方向的確立、偏離與貞定——原始儒學精神歷程論綱》中指出，孔子透過對飲食男女、百姓日用的體察，「立足於人的人間性、世俗性來為人立範」時，固然將成仁成聖「作為理想來提倡、倡導，但不能將它作為確保人之所以為人的規範來強調」，孔子「不是從神聖路向為人立範，他希望以世俗的價值取向為人立範，以確保其所確立的道德規範具有普遍的倫理價值與作用」。「孔子所創立的儒學是以關注『人』而不是以關注『神』為根本訴求，而此訴求以『仁』為『一以貫之』的原則。『仁者，愛人』，以『仁』為原則，就是提倡以仁愛精神處理人際關係，維繫人倫秩序。這足以說明孔子確實是以『仁道』立宗，他為儒家所確立的基本精神，泛泛地講，就是仁愛精神；具體地講，就是『忠恕』精神」。而今天「回歸原始儒學」，貞定儒家「仁道」宗旨，既不能走將「仁者愛人」發展為「天地萬物一體之仁」這樣一種「同民眾拉開了距離」的宋明道學老路，則自然必須在「重新肯定和推崇原始儒學中人文主義情懷」基礎上，「以人為目的，憐憫人的痛苦、理解人的慾望、承認人的權利、尊重人的尊嚴，將原始儒家人文精神真正轉化為現代民眾內在的情感認同和價值取向」。這種深刻的論述，其實有著厚重的歷史積澱。明末清初的唐甄在《潛書》中借孟子之口表達了民生觀念，「堯舜之治無他，耕耨是也，桑蠶是也，雞豚狗彘是也。百姓既足，不思犯亂，而後風教可施，賞罰可行。」[1]在儒家的經典文獻中，花鳥蟲魚、蔬果瓜菜、豬馬牛羊都是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日用。以現代人的目光來看，它們確乎洋溢著濃烈的「世俗化」氣息。
仔細思量，與其說蔣國保先生在以「世俗化」為儒學追求的目標，毋寧說其所強調的乃是以「世俗化」為手段，一方面消解乃至根本改變宋明道學家、現代新儒家以及當下學界仍存在著的公然漠視民眾利益的「『貴族化』傾向」，另方面則要在積極意義上透過「回歸原始儒學」，「重新肯定和推崇原始儒學中人文主義情懷」，使儒學不僅「貼近民眾世俗生活」，而且更要「為現代民眾安身立命提供精神支柱」。
為什麼只有以「世俗化」為手段或途徑而使儒學大眾化，儒學才能在現代獲得真正發展呢？必須通過社會調查來維護髮言權。蔣國保先生曾經組織學生參與在社會上進行過一次「現代民眾對儒學了解程度」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現代民眾「對儒學缺乏起碼的了解」、「對儒家基本道德缺乏真誠的認同」。在現代社會中，普通民眾之所以對儒學抱以冷漠的態度，那是因為現代新儒家走上了一條與世俗精神相違背的道路，勢必遭致普通民眾的拒斥，從而無法贏得認同，更不能獲得復興的歷史機遇。蔣國保先生說：
儒學在現代社會之所以遭遇困境，並非如某些現代新儒家所斷言，或因為儒學在現代社會已變成了沒有制度作為載體的「遊魂」，或因為現代民眾錯把儒家思想當作理應拋棄的腐朽、沒落的封建思想，或因為現代民眾將儒家理想與實踐之間的複雜關係簡單化，錯把儒家的理想與現代的功利取向截然對立起來，而是因為現代民眾在情感上拒斥儒學，對儒家思想採取冷漠、淡漠、疏離的態度，使儒學真正變成了與民眾的現代生活不掛搭的「遊魂」。（《化士學為民學》，第170頁，孔學堂書局2015年版）
而「現代新儒家……在設想儒學如何現代化時從來不曾思考一個重要問題，即儒學如何贏得現代民眾真誠的情感認同，換言之，他們不曾思考過，儒學獲得現代內容、形式與儒學贏得現代民眾真誠的情感認同是否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如果兩者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那麼在價值多元的現代社會裡，儒學即便在內容和形式上取得了現代性也不能必然贏得民眾的情感認同。當然也就不能發揮現代作用，因為現代民眾是現代社會的主體，任何現代化的訴求只有真正變成現代民眾自己的訴求才有可能發揮效用。不能發揮現代作用的所謂儒學現代化，只能是一種觀念中的構想，沒有現實意義。為了避免儒學的現代化引向空談，我們應該首先考慮如何使儒學化為現代民眾自己的觀念。儒學化為現代民眾的觀念，首先要爭取現代民眾認同儒學，也就是消除不利於現代民眾認同儒學的因素，使儒學成為現代社會普遍的價值認同，實現儒家道德、理想的普世化。就這個意義上講，儒學的普世化無疑是其走出現代困境、完成現代復興的根本出路」。（《化士學為民學》，第178---179頁，孔學堂書局2015年版）在批評現代新儒家的理論架構方面，蔣國保先生旗幟鮮明，堅持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道路：「要使民眾毫不猶豫地認同儒學，儒學就必須徹底拋棄經視民眾世俗價值的精神貴族化傾向，尊重普通民眾的生命慾望和精神追求，理解他們的世俗情感、願望、要求和行動，將儒學徹底化為與現代民眾情感認同合拍的意識形態，使儒學真正成為現代民眾的潛意識。」（《化士學為民學》，第171頁，孔學堂書局2015年版）
這是極富時代價值和現代意義的觀點。以現代平民為主體的普通民眾多是普通的勞動者，在各自的工作場地奮發努力，基本上沒有機會進行全面系統的理論研究，更不必說翻閱卷帙浩繁的經典著作。他們將大多數時間投入到創造物質財富的活動中，辛勤勞作，樂於奉獻，是一支優秀的建設大軍。現代平民的勞動被量化為具體的勞動產品。只有將這些勞動產品投向市場，變化為貨幣，才能實現具體的勞動產品與抽象的「活勞動」之間的互動。而對於生活在現實生活底層的這些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利益願望、權利訴求等等，每每為自以為「社會良心」而具「超越性」情懷的知識分子——-包括現代新儒家和「大陸新儒家」輕忽乃至鄙視。
針對這種狀況，蔣國保先生鄭重指出：
儒家欲培養現代民眾對儒學的特殊情感，除了必須拋棄儒學中那些與現代民眾情感格格不入的內容，諸如「君子喻於義，小義喻於利」、「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為仁不富，為富不仁」，必須在價值傾向上真正實現以下轉變：
（一）改變立場，由重「士」轉向重「民」。以「民」為重，則不可以「民」之教主身份訓人，必須外斂強人之勢、內顯淑世之態，予現代民眾的生活方式與價值取向以同情的理解。……
（二）改變觀念，由不能容忍世俗價值轉向重視現代民眾的世俗要
求。……欲關切現代民眾的世俗要求，從積極方面講，儒家應當力求精神上的世俗化。這裡所謂精神上的世俗化，是指將生命精神蘄向由追求超越世界轉向世俗世界。……
（三）改變導向，由專註正面指導人生轉向積極關注人生的負面。……
在現代的文化背景下，儒學假如不重視現代人消極的人生要求、不認真解決現代人的種種人生困惑，則不足以與專以擺脫人生困惑為宗旨的佛教或基督教抗衡，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指導現代人精神生活的作用。儒學若不能全面地指導現代人的精神生活，則儒學走向未來便失去了現實的可能性。
（《儒學的現代困境與未來發展》，收入上書）
這樣一種以「世俗化」為手段或途徑而使儒學大眾化，即使儒學「為現代民眾安身立命提供精神支柱」的思想，是對孔子奠定的原始儒學精神的回歸，也是在新的社會生活條件下對原始儒學精神的發展。蔣國保先生的儒學研究，不僅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而且提供了儒學大眾化的理論典範。
可以說，蔣國保先生的「儒學大眾化」的思路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背景下的理論創新，是繼艾思奇「大眾哲學」之後的又一實踐摸索。不僅巧妙地處理了哲學史與哲學之間的關係，堅持了「古為今用」的原則，又積極應對西方文化的挑戰，做到了「洋為中用」，為我們樹立了「守土有責」的榜樣。艾思奇同志在《大眾哲學》中指出：「哲學的主要任務是要能夠真正解決人類生活上事實上的問題，要能真正解決這些問題，才足以證明它是事實上的真理。我們認為哲學是人類對於事物的根本認識和根本態度，其意義也就在此，哲學不能單只是說得好聽的東西，還要能指導我們做事。」[2]蔣國保先生的初衷在於使儒學通過「世俗化」而大眾化，真正變成普通民眾自己的「生命的學問」。
受啟於蔣國保先生上述儒學研究的「內在理路」，我近年亦漸認識到，在傳統社會中，儒學賴以傳承的主體是士大夫，他們從當時社會生產生活實踐方式出發，站在自身立場上對儒學的基本觀念進行詮釋，在天道、禮樂制度、心性和歷史哲學等方面做出了許多探索，對社會生活和民族精神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積極一面講，儒學曾經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民族自信心的培養起到鼓舞和激勵作用，尤其強調獨立人格、天人之際的有機整體觀念、剛健自強的進取精神、愛國主義信念等，為中國人乃至全人類留下了一筆價值不菲的精神財富；從消極一面講，儒學過於重視以「士」為「四民」之首的社會身份，並著力以其倫理道德保持和強化以「四民」之序為主要內容的社會關係，這雖然能夠維繫傳統的農業社會的穩定，但在無形之中阻礙了人民對普遍性的追求，因而只有突破儒家士大夫的傳統之見及其現代知識分子主體意識的限制，將儒學發展成為適應於當下普通百姓生活日用的平民儒學，才能有力推動儒學的現代轉換。這就要求當代儒者必須脫下傳統儒士長衫，深入現實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用自己的身心去真切體認普通民眾的利益意願，並從其心聲出發來提出我們的思想主張並進而創構起基於現實社會生活，以現實的底層普通民眾（尤其是勞工階層）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新型儒學理論體系，這不僅僅是現代平民儒學的必由之路，而且透過對於儒學的這樣一種創新性的理論轉向，更可使儒學經過由傳統而現代的歷史性轉換獲得在當下現實社會生活生存與發展的根，並因之創生出無限的發展空間和前景。
參考文獻：
[1]吳澤民點校：《潛書》，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8頁。
[2]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140頁。
作者簡介：
陳寒鳴，天津市工 會管理干 部學院副教授、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有個人專著《中國企業文化簡論》《中國文化史綱》《中國理想社會探求史略》（上下卷）等，同黃宣民先生一道主編三卷本《中國儒學發展史》，參著劉澤華先生主編三卷本《中國政治思想史》和多卷本《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等，並在《哲學研究》、《中國哲學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孔子研究》等國內外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
感謝陳寒鳴先生授權書屋公眾號推送這篇文章，部分圖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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