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麻木了，就到了要走的時候

幸運的是

我們只是在紐約短暫的停留

並沒有任何必須留在這裡的負擔

題圖：《安妮 · 霍爾》

在美國紐約生活到底是什麼感覺？

知友：midnight

我們幾乎是逃跑般離開了紐約。

沒有哪次搬家，像這次一樣輕鬆愉快。狹小悶熱的電梯，被擠進了四個旅行箱。電梯里沒有手機信號，置身其中，彷彿是進入了六十年代電影里的老式公寓。

事實上，這棟位於曼哈頓西區 90 街的六層戰前公寓，最近一次裝修，確實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事情。

我們租來的車停在路邊，亮著雙閃。路的對面是中央公園的西大門，向南走幾個街口，是 Dakota 公寓，那裡是列儂和洋子的寓所。一九八零年的一個晚上，列儂在這個路口被人殺害。

曼哈頓島上有全世界最豐富的種族樣本，地鐵車廂里能同時聽到十幾種語言，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我擔心聚積在站台上的濕熱空氣里會摻雜異族攜帶的病菌，卻常常忽視，我也是此地的異族之一。

我把最後一件行李放進 SUV 後面，再裝進一箱嶄新的礦泉水。腳下的地面在顫抖，這是 C 線地鐵從地下經過時發出的轟鳴。地面的通風孔里，湧起了一股熱浪。

如果不是夢露在 Lexington Avenue 被吹起的裙子勉為其難地美化了這種汗臭、狐臭和垃圾臭組合而成的紐約氣味，我恐怕早就吐了一地。

我上樓回到房間，檢查有沒有重要的物品被遺漏在房裡。最後一次環顧這間公寓：這裡除了東側大窗能俯瞰中央公園這一優點，其餘竟是如此一無是處。

樓道里瀰漫著腐爛的味道，廚房裡的老鼠不知死了沒有。鄰居搬家時從門縫裡傳出一陣惡臭，讓人懷疑他屋裡是不是藏匿了屍體。電梯的按鈕依舊接觸不良。

走出這棟公寓樓的大門，我深吸了一口氣。中央公園在我面前，向我敞開懷抱，這裡是紐約人尋求心靈安慰的避難所，大都會博物館是下班後最好的去處，他們離我只有不到五分鐘的距離。我捨不得離開這裡。

但一想到終年要在如此擁擠、嘈雜而又陳舊的城市中生活，我就啐了一口地，上車，關門，頭也不回。一腳踩到 4000 轉，朝新澤西方向駛去。

第一次去紐約之前，我對紐約就已經很熟悉了。八十年代末出生的中國年輕人，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大部分是來自美國；對美國文化的了解，大部分是來自紐約。

這裡有伍迪·艾倫的電影，安迪·沃霍爾的帝國大廈，美國往事里的曼哈頓大橋，教父里的小義大利；有許多你從未到過，卻早已熟知了的地點和景色。

每個不經意的街口，都在某部電影里反覆見過。這種烙印般的成像在腦海里停留多年，等候你親自來臨。

直到有一天，我們覺得拍照留念簡直成了一種俗套，卻還是沒能放下手機，去用雙眼和內心欣賞這座神奇的城市。

我們記不清去了多少次 MoMA、MET 和 Guggenheim，這幾個美術館裡的作品覆蓋了我們對於藝術史的大半認知。我們甚至辦了長期會員，只為了省去在門口排隊買票的時間。

我們看到了最近距離的安迪·沃霍爾、馬修·巴爾尼、巴斯奎亞特、大衛·霍克尼、白南准、里希特、約翰·凱奇、阿布拉莫維奇；

也看到了最全數量的莫奈、梵高、德加、德拉克洛瓦、馬蒂斯、高更、克里姆特、羅丹、賈科梅蒂、畢加索、薩金特、懷斯。

我們坐在莫奈的油畫旁，發獃度日；走過畢加索的原作卻置若罔聞；在賈科梅蒂的雕塑旁喝著冷飲；這才發覺，我們被這宏大的親密接觸沖昏了頭腦。

這裡有在畫冊里才能見到的藝術，有在電影里才能見到的人、事、景，有我們一度認為至高無上的一切。

我訂了一份「紐約時報」。每天早上到了公司，邊看報邊發微信告訴她，哪裡有露天音樂會，哪裡有街頭表演，或是河邊來了大黃鴨，飛機在天上寫圓周率。

諸如這些事情，並無任何用處，它們既不拯救世界，也不劫富濟貧。這些無用的事，像海上的燈塔，失去了這些坐標，人就容易迷失在這高樓林立的曼哈頓島上。

我們走過一條百年前的鐵路，這裡曾經是曼哈頓島的貨運樞紐，廢棄後長滿了雜草。離地四層樓高的鐵路橋，完整保留下來，穿過擁擠的切爾西藝術區。

走在鐵路橋上，轉角處的畫廊有通透的落地玻璃窗，陽光在畫廊乾淨的桃木底板上刻印出一塊塊方形投影。畫廊的牆上是模糊不清的長時間曝光。

從散場的「悲慘世界」走出來，劇場過道的小門打開，煙霧繚繞，視線像照相機適應曝光一樣逐漸看清了外面。原來一牆之隔外，是繁華的時代廣場。戲劇結束後，也不多留片刻回味，直接讓觀眾回到了現實的十字路口。

每天最冷靜的時候，是在上下班的地鐵里。

紐約的地鐵陳舊得讓人擔心。巨大的噪音迫使我們扯大嗓門喊話，直到喉嚨沙啞。逐漸地，我們不再在地鐵站里對話，而是習慣了在進入地下前的最後一刻，發出手機信息，告訴對方我就快到了。

相比沒有手機信號，我更怕遇到沒有空調的車廂。在炎熱的夏季，老舊的通風設計如同虛無。凝滯的熱氣和尿騷味、站台頂上不時跌落的牆皮，只有軌道里的老鼠和夜晚入住的流浪漢們才懂得欣賞這種落魄之美。

早上八點四十五分，我準時到達 Canal Street 地鐵站，跟隨上班人流走向地面。

派發報紙的中年婦女，日復一日重複著吆喝。地鐵的廣告里，新上的百老匯歌劇或是好萊塢電影，在努力模糊著現實和美好之間的距離。

地鐵站里保留著監獄般冰冷的鐵欄旋轉門，每當我被卡在裡面、或是被前一個乘客經過後的高速旋轉門夾到腳時，我竟不由自主懷念起北京那擁擠的地鐵來，畢竟，那好歹也是被擠死在嶄新且熟悉的大望路、呼家樓或是四惠東；

而當我在 42 街時代廣場地鐵站迷路，走了三圈仍找不到反方向的 Local 列車時，我覺得西直門那冗長的隊伍和單一的路線，比起眼前紐約地鐵錯綜複雜的選項，更省大腦，甚至更適合早就缺乏了探險精神的我們。

不過，當我想到紐約的地鐵幾乎 7 × 24 不間斷地運行了一百年，卻又由衷地敬佩起這座城市。

直到我們對這一切麻木了，就到了要走的時候。

至少，也早已萌生了要走的念頭。

這種念頭產生於我在地鐵里不得不將耳機音量推到最大時；產生於當我的信用卡被嚴重透支時；產生於當我從便利店買回一箱三倍售價的礦泉水時；產生於當我被滯留在沒有原因停下的地鐵里，卻聽不清列車員廣播在說什麼時；產生於當半夜修路的工程車在窗外吵得我睡不著時。

每當這種時候，一切美好就顯得很脆弱了。

我們開始懷念在南方村裡的小屋：牆上貼著照片，烤箱里的蛋糕胚子散發出愉快的香氣，蠟燭和香薰燈發出微弱不易察覺的響聲，我們打開電視或音響，用很小的音量聽音樂。

便宜的二手車停在窗外樓下，坐在桌前就能看到，我們可以整天不鎖車，不鎖家門。這小屋並不驚艷，也不刺激，完全談不上 fancy，但我們想回到那裡，正如我們想回到北京。

北京是個熟悉的姑娘；而紐約，則是個風情萬種的女人，奈何她閑事太多，嘮叨不斷，我總不能忍著和她過一輩子吧。

幸運的是，我們只是在紐約短暫的停留，並沒有任何必須留在這裡的負擔。

三個月後，我們租了一輛車，決定離開這裡，來一場公路旅行。旅行的終點，就是南方小村裡我們這幾年的家。手機地圖告訴我，要連續開二十四個小時，才能完成這場由北向南穿越美國東海岸的旅程。

跟隨緩慢的車流穿過新澤西隧道，高樓拋在身後，眼前重新回到了我對於美國的固有印象：平坦寬闊的道路，間距遙遠的房屋，大片的森林，藍天，雲朵。

後來我又去了許多城市，再沒有一個像紐約這樣，讓人又愛又恨了。

本文內容來自「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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