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紗之下 | 伊朗迷你裙消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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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伊朗女性這輩子最後悔的事，就是親手斷送了自己和女兒穿迷你裙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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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抵達伊朗的飛機上都舉行著日復一日的「頭巾儀式」。當飛機降落，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旅客會根據廣播提示，紛紛用頭巾遮住秀髮，懷著新奇或無奈完成步入伊朗的必修課。
沒人想找麻煩。畢竟在今天，伊朗仍然被描繪為女性權利最受限制的國度之一。僅在2018年年初，就有至少29個女孩因為在街頭摘下頭巾被宗教警察逮捕。
人們很難想像，就在40年前，伊朗還是個洋溢著自由之風的世俗化國家。
回到那時，隨便在號稱「中東小巴黎」的德黑蘭走一圈兒就會發現，頂著燙過的時髦髮型、穿迷你裙才是酷女孩兒的標配，酒精派對、搖滾樂、學托福才是城市新青年的常態。
上世紀70年代的德黑蘭街道，看上去跟美國無異。
在伊朗女作家阿扎爾·納菲西的回憶中：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我們把上學、開派對、讀書、看電影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我們見證了女性在各個領域發揮作用。」
隨後開放的氣象戛然而止。當納菲西的女兒在伊斯蘭革命五年後出生，祖母和母親那個年代被廢除的法律，重新進入了人們的生活。小女孩在一年級就被迫戴面紗。如果頭髮在公共場合露出來，就要受到懲罰。
從上世紀30年代強制不戴頭巾，到伊斯蘭革命後強制遮住頭髮，伊朗女性的頭巾摘了又戴，戴了又摘，成了國家每一次跌宕的最佳見證。
伊斯蘭革命後，姑娘們穿著希賈布（包裹頭髮的頭巾）和查爾德（從頭裹到腳的黑袍），俯瞰大城市的燈火。
請叫我波斯 「瑪麗蓮·夢露」
1925年，巴列維王朝靠軍事政變建立了君主制國家。為了鞏固政權，兩代國王都實行去伊斯蘭化政策，學習西方建立現代化國家。反映在服裝上，迷你裙成為正義，罩袍才是弊病。
本來，伊朗的宗教法律支持一夫多妻制，規定女孩子9歲就能結婚，女人幾乎不被允許出門，如果要出門，就得穿從頭裹到腳的罩袍，還要有長輩同行。
一夜之間，國王禁止女性佩戴頭巾，並禁止男性穿傳統服飾，改穿西裝。當時的法令規定，政府僱員如果讓妻子蒙面紗上街就會被解僱，最極端的時候，老國王甚至讓警察當街扯掉女子的罩袍。
伊朗夫妻和12個孩子的全家福里，只有母親戴著頭巾，女兒則梳著高高盤起的髮型，家族的裝扮已經與西方差別很小。Ramin Rouhi/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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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飾改革的背後，是源源不斷湧入的石油美元，和國王不斷膨脹的雄心。
經濟學有個「裙邊理論」，指出女性裙子長短和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經濟增速快時，女性買得起漂亮絲襪，所以更願意穿短裙。
在伊朗，脫掉頭巾、穿西方服飾則成為了上流階層的符號，彷彿成為「波斯瑪麗蓮·夢露」才能彰顯女性解放和經濟增長的自豪。
70年代的雜誌封面女郎
1971年德黑蘭大學，女學生穿著迷你裙看書。
到上世紀50年代，小巴列維掌權時期，伊朗石油產量大增。世界許多地區還掙扎在溫飽線上的時候，伊朗就一躍成為世界第九大富國。
在美國支持下，這位留洋歸來的公子哥在60年代初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白色革命，用石油美元堆出了最繁華的城市文明，建起了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修築了鳥巢一般大小的體育場，插頭也按照歐洲標準嚴格打造。
1971年，德黑蘭維里阿瑟廣場。
伊朗成了世界上率先購買波音飛機的國家之一，全國建設了14個機場，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直達航線，從紐約飛往德黑蘭只要11小時15分鐘。
這些現代化建設讓伊朗到今天也受用。在伊朗工作的中國企業員工開車進入德黑蘭北部山區時，忍不住驚嘆：「沒想到伊朗的山路修得這麼好！」
圖為伊朗航空的空姐在飛機前合影。
上世紀60和70年代，伊朗女性的權利進一步提高，女性獲得了跟男人一樣的離婚權，女孩合法結婚年齡提高到18歲，一妻多夫制受到限制。
同時出現的還有伊朗第一位女律師、女法官，甚至女內閣大臣。到1979年，大學畢業生中女性比例已經達到三分之一。
1960年代，德黑蘭大學醫學院課堂上，男生和女生在一個教室聽講。
在市民生活領域，娛樂受到鼓勵，人們擁有了縱情聲色的自由，隨之而來的是蓬勃發展的派對、酒吧、賭場、夜總會和色情電影業。
此時的德黑蘭街景常令美國遊客有些恍惚，因為眼前的景象和美國加州看起來太過相似。1972年，一個洛杉磯人到伊朗自駕游，看著路邊的大草坪和無暇的路面，不禁感嘆像是行駛在好萊塢比利佛山莊。
1970年代， 德黑蘭的繁華路口。
德黑蘭大街上，人們穿著體面的西裝。
高檔酒店成為思想開放的上流青年的遊樂場。曾在德黑蘭的洲際酒店當泳池救生員的老人回憶：
「那時金髮碧眼的姑娘們圍著我們，夜裡也不回房間，讓我帶她們到城裡去逛。通宵達旦，快活得很。」
1976年，安迪·沃霍爾受伊朗大使邀請去伊朗訪問，下榻在希爾頓酒店，整日享受客房服務送來的魚子醬，很快愛上了伊朗的生活。
伊朗國家石油賓館的大型游泳池。
青年男女在一起曬太陽。
1963年，伊朗，義大利女演員夫妻與伊朗運動員合影。
1978年，伊斯蘭革命前的最後一場伊朗小姐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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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普通人生活更奢華的是皇室的生活方式，國王一家始終是世俗化改革的標杆。
小巴列維國王的第三任妻子法拉赫曾在巴黎學習建築，在伊朗大使館與國王一見鍾情，幾個月後就舉辦了堪稱當時最豪華的皇室婚禮。
在加冕典禮上，她穿著一件貂皮長袍，皇冠比在童話書中看到的任何一個都大，重達1600克，上面有1469顆鑽石，36塊純綠寶石，36粒美玉和105串珍珠。
圖為巴列維國王和法拉赫皇后
1971年10月，國王為慶祝波斯帝國建國2500周年整了個大排場，希望以此傳達出「我們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削弱伊斯蘭教的影響力。
「慶典的膳食是由巴黎馬克西姆餐廳供應。菜肴食品的烹制和遞送全由巴黎來的165位廚師、麵包師和侍者來承擔，所用的松露、鵝肝醬、江鱈、小牛肉等佳肴全從法國運來。」
壯麗的表演和慶祝會的花費估計約為兩億美元。《時代》雜誌稱之為
「整個歷史上最盛大的狂歡會之一」。
1971年10月，慶祝波斯帝國建國2500周年盛會
被黑紗籠罩的王國
出乎國王的意料，極樂盛宴的八年後，表象穩固的巴列維政權就像「雪堆一樣開始融化」。而他自己，則帶著破碎的現代化夢想黯然踏上了流亡之路。
由於政治腐敗和財富分配不均，城市享樂只是少數人的特權，占國家人口70%的農村人口並沒有跟上改革步伐。白色革命中，大量農民工進城討活路，看見了「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享樂生活，卻只能蝸居在大片貧民窟中，向真主訴說自己的悲哀。
兩個穿罩袍的女子和兩個穿連衣裙姑娘走在一起。
為了消滅文盲，國王也曾讓軍人組成掃盲隊，到農村教大家認字。然而在宗教勢力頑固的鄉村，下層女子受教育程度反而降低，因為保守的父親覺得讓女兒和男生一起上課難以接受。他們說：
「一個男的來教我們的女孩，休想！」
1978年，當一名記者問一個戴著面紗的商人妻子，是否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她答道：
「像美國婦女一樣嗎？別人告訴我，她們有各種自由，但她們並不快樂，她們都要看心理醫生。」
1979年，保守派女性穿著查爾德罩袍上街抗議
伊斯蘭革命前，在伊朗工作的美國人已經達到4萬名，還建起了當時美國本土外人數最多的美國學校，引來保守派對「殖民主義」和「全盤西化」的擔憂。
對外國人的優待同樣惹惱了城市工人。美國人的薪水要高於為同一家公司做同樣工作的伊朗人。在阿巴丹的石油項目中，只有美國人宿舍有空調，伊朗技術人員卻要單獨住在炎熱的小屋。
1963年，兩個美國孩子在伊斯法罕合影，受到民眾圍觀。
1965年，德黑蘭美國學校，學生們春遊後回到學校。在1977年關停前，這裡已經成為了美國本土以外最大的美國學校。William S Boom 攝
此外，秘密警察組織對左翼分子的打壓讓知識分子慢慢感到，娛樂盛行的目的就是
「為那些對政治和社會極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種醉生夢死的辦法，獨裁者希望這類西方文化商品能培養愚民，讓人不問政治。」
幾乎每個人都有理由對國王不滿。按照學者的描述，
「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象一群餓鼠吞噬一塊肥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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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各種變革訴求以一種混亂的方式，被宗教的外衣縫合起來，一個近乎被遺忘的宗教領袖霍梅尼，在千里之外指揮了反抗運動，讓一個三千萬人口的國家戲劇性地突然返回了中世紀傳統。
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巴列維國王聽從美國大使的建議逃到海外。連伊朗報紙頭條都用大字標題歡呼：
「國王逃走了！」
1978年，焚燒國王畫像的抗議者隨處可見。
令人吃驚的是，霍梅尼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女性。除了來自傳統家庭的女性，也有一部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比如伊朗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
對她們來說，參與革命與宗教無關，只是為了呼籲民主改革。一些中產階級女性甚至把自己從頭到腳裹起來，以表達與下層女性的團結，共同對抗國王。
1979年12月，美國駐伊朗大使館門口，小女孩身上掛著霍梅尼照片，手裡拿著玩具槍。
女性革命者持槍站在德黑蘭街頭。
就連在國外留學的女性也不例外。納菲斯革命前在美國大學學習英國文學。就像上世紀70年代的許多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她參加了越戰之後校園裡的反美示威遊行，並支持推翻「西方傀儡」巴列維的統治。
薩妮娜的父母也是反對國王的一員，據她回憶：
「霍梅尼回到德黑蘭，我的父母高興地回到伊朗。在加州，紐約和歐洲的飛機上，充滿了伊朗學生、左翼革命者，和伊斯蘭教徒，他們都唱著革命歌曲，欣喜若狂，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
「當他們降落在伊朗的土地上時，我的母親說，左派分子跪下並親吻了停機坪，而伊斯蘭教徒則歡呼安拉和霍梅尼。」
1979年，被認定是伊朗王支持者的女子遭到革命人群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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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成功後的短暫時間裡，整個國家陷入勝利的狂喜。一時間，人人都說自己參與過革命，人人都曾對抗過國王。人們在接頭焚燒國王畫像，學生們撕掉教科書上的皇家照片，等待迎接一個民主國家的到來。
期待很快變成幻滅。隨著神權國家的建立，強制戴頭巾命令來了。就在三八婦女節的前一天。
女性組織正準備要好好慶祝一下婦女節，而慶祝活動很快變成了大規模抗議。年老的和年輕的，窮人和富人、戴頭巾和不戴頭巾的人都來了。正如各階層女性曾遊行支持霍梅尼的革命，如今她們走上街頭爭取女性權利，反對他的政策。
1979年3月8日，德黑蘭，伊朗女人上街抗議帶頭巾的法令。
據攝影師回憶，「當時的氣氛很歡樂，各行各業的女人們都出來了，微笑著，舉起雙手來抗議。足足有上萬人。那時大家很有信心，相信遊行能帶來改變。Hengameh Golestan/攝
女性抗議者，和支持她們的丈夫。
一位女性共產主義者後悔莫及：
「我記得霍梅尼回伊朗那天，我是那麼激動。我從沒把穿罩袍當成是社會運動，而僅僅是表達對體制的不滿。我沉浸於共產主義理想，卻忘了提防伊斯蘭勢力。」
另一位「革命女將」薩拉在革命後逃到歐洲生活，她回憶道：
「革命發生時我還很年輕......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擺脫君主專制，一個新政權就會來，帶來民主，但我們都錯了。」
1979年，四位將軍在被秘密審判後執以死刑。革命後政治反對派被大規模清洗，程度比巴列維王朝時期還要激烈得多。
反抗是無力的，原教旨主義統治者迅速掃除了所有不夠「清真」的元素。1980年以後，任何不戴頭巾上街的女性一經發現，就會面臨最長達一年的刑期。
按學校老師的說法，面紗和自由是同義詞，良家婦女都戴面紗躲避男人的注視，不戴面紗如罪犯死後下地獄。用霍梅尼的話來說，
「伊斯蘭革命最偉大的成就就是恢復了面紗——如果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成就，對革命也就足夠了。」
伊斯蘭革命後，女孩子從9歲起就要戴上頭巾，9歲也是她們的最低結婚年齡。
即使在最炎熱的夏季，武裝男青年也會在街上巡邏，尋找與男性走在一起的婦女，
面紗下露出一縷頭髮的人，
或是手提包中有化妝品的人。
女性遭到鞭打，面臨監禁，嚴重時甚至會被處以石刑。
「感受風」的權利
就像中國90後流行曬爸媽在80年代的寫真，一些伊朗孩子也在家翻出了爸媽年輕時的照片，驚為天人一番，然後翻牆上傳到社交網路顯擺。在這些零星信息中，許多人拼湊出了對革命前生活的美好想像。
圖為伊朗網友分享的媽媽在60年代的生活照
「在全球化浪潮下，經濟裹挾著一切，席捲而來，即使在伊朗，沒有主流的西方經濟參與，那些看不見的流行都會悄然蔓延——越是禁忌，越會成為現實。」
在面紗之下，反抗從未停止。
隨著受教育水平提高，和衛星電視和互聯網的「地下發展」，年輕人眼中強迫戴頭巾的反人類指數也越來越高。結果是頭巾越戴越低，女性按照心意，把指甲、頭髮、鼻子、妝容都當成藝術品來打造。
女性沙龍里，姑娘們正在嘗試最新的妝容
有些年輕姑娘表面上戴著頭巾，一進屋子便脫下黑袍，展露凹凸玲瓏的曲線。
一名女子一針見血地表示
：「不是我們喜歡暴露，而是因為限制太嚴了，心情不免苦悶，所以，借著這種無奈的方式和管道進行消極的發泄。」
女孩脫下罩袍，搖身一變成了私人派對上熱舞辣妹。
2018年，女孩們穿男裝混入體育場看球賽。
在「現代化」和「西方化」糾纏不清的情況下，古老的文明總是難逃傳統和現代間的交融與對抗。
不過不管世界怎麼變革，生活總是要回歸常識的。
在Facebook「我的隱秘自由」頁面，越來越多的女性冒著被逮捕的危險，發布了摘掉頭巾的照片，以捍衛平等權利。
嚮往正常生活從來不需要什麼複雜的理由。
如一個姑娘發布摘頭巾照片後留言：
「我只是想要感受風」。
參考資料
[1]《城市化、城市邊緣群體與伊朗伊斯蘭革命》，王澤壯，車效梅
[2]《我所緘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兒的回憶》，阿扎爾·納菲西
[3]《通向毀滅的改良之路 ──對伊朗「白色革命」失敗的反思》，曹瑞濤
[4]《伊朗巴列維國王的現代化夢想為何破滅》，郭曄旻
[5]《「白」與「黑」：伊朗的兩種「革命」》，雷頤
[6]《Chic and Sexy Pre-Revolution Fashions of Iran》，Yeoman Lowbrow
[7]《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s Daughter》，Neda Semnani
[8]《Iranian Memoir: Human Rights, Women and Islam》，Aletia van As
[9]《Beneath the Veil: A Fashion-Obsessed Girl Comes of Age in Pre-Revolutionary Iran》，Carla power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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