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記》與清末民初旌德旅揚紳商的活動（二）
原標題：揚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記》與清末民初旌德旅揚紳商的活動（二）
李 甜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三、汪時鴻家族與揚州
汪時鴻所屬的汪三暉堂，出自寧國府旌德縣板橋汪氏一族。據《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記載，其祖上在唐末五代時期由徽州歙縣的黃墩遷往旌德，最終定居新建村。第70世汪璿入贅江村，是為遷江村始祖。在明代後期，江村汪氏第76世汪伯瑛、汪伯珍兩兄弟遷往板橋，是為板橋汪氏之始。汪伯瑛之父汪永通隨葬新水亭，汪伯瑛的兄弟汪伯琦也葬蓮塘墜，汪伯瑛、汪伯珍兩人及其後代的葬址大都位於上述地點。新水亭、蓮塘墜皆附近小地名。發展至清代中期，汪氏已經成為旌德西鄉的大族，獲得了地方大族的認可，「吾旌西鄉各村率多聚族居一村，恆無二姓，以汪、呂、江、王、譚數姓為最著世，世聯婚姻」，結成了穩定的地緣婚姻圈。其簡略世系見下表：
汪時鴻的父親汪承翰，生於乾隆四十年（1775），死於咸豐四年（1854），年輕時在揚州府屬的泰州某布莊當學徒，後開張承茂布號所，在通倉橋北置廒房屯積穀，以至於被人稱為「八房三省堂擁貲有數十萬之厚」。汪承翰的長兄汪承澤，乾嘉年間在揚州的泰州、東台等地開設布號，獲利亦很豐厚。汪時鴻之祖籍雖系皖南旌德，但一生多半在揚州活動，按照碑記中的說法：「而吾家桃花潭水間，亦先後具有微緣若此。」
太平天國戰亂以降，旌德汪氏族人多從家鄉出逃至揚州府避難。咸豐十一年（1861）的夏秋之際，汪時鴻全家一時四散，其長兄汪時培奉其大伯母「竄入寧國山裡，繞建平、東壩、溧陽，由江南偷渡江北，適乾淨土之泰州，長、次兩嫂各挈一嬰孩與俱來，幸無恙」。在烽火連天的動蕩歲月，創造了一個逃難奇蹟。徽州商編路程《摽船規戒》中有「徽州府至揚州陸路圖」：
徽州府 六十里至 績溪縣 七十里至
主嶺 九十里至 寧國縣 四十里至
塘泥嶺 五十里至 張沖嶺 六十里至
建平縣 三十里至 梅渚鎮 用艮[銀]二錢五分，雇舡至鎮江府。九十里至
溧陽縣 九十里至 金澶[壇]縣 九十里至
七里橋 此橋下出，七里至 丹陽縣 三十五里至
新豐鎮 三十五里至 丹徒鎮 十五里至
鎮江府 用元錢卄文，雇船過江，勿答［搭］船。十八里至 瓜洲鎮 用元錢卅文，雇小船進揚州。四十里至
揚州府 出曬白布、暑襪、手巾、履鞋、麻窩，東水關買。
由此可知，汪時培一行人所走的路線大致如斯。這段路程偏離水道和陸路交通幹道，走向系沿著山脈和分水嶺，行程雖然辛苦，卻是一條逃亡的捷徑。此後大量族人相繼赴揚州府投奔，給汪時鴻一家帶來很大的經濟壓力，「群萃於斯，年深月累，遂不支」，布號先後易主，只有承茂號店還在勉強維持。後來布業衰歇，全家搬至揚州，「專以館穀為家計」，生活上陷入困境。汪氏族人多經營布業，其中也有參與經營典當業的。 汪時鴻的兒子汪爾玲即是如此，先是「習賈於高郵之臨澤鎮為典業」，之後又調江都縣仙女鎮「改業揚州城市之衣庄」，此後到南陵縣學習典業。由於汪時鴻「以客為家，久僑寓揚州」，為方便照應，遂謀調回揚州左衛街的典當鋪。
此外，汪氏族人亦有專攻學問者。汪時琛（原名汪時深）「在揚州處館」，光緒元年（1875）中舉，光緒九年（1883）進士。族裔汪聲玲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據《安徽白話報》1908年9月報道：「有一位旌德人汪勛，寄寓揚州幾十年了，前年他同一位丹徒人華君朗三，開辦了一所求是兩等小學堂，規模美備，聽說明明年還要大加擴充呢。」根據其信息推測，汪勛很可能也是汪時鴻家族人士。
汪聲玲日記
汪時鴻家族仍與祖籍地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雖然從揚州到旌德的路程頗為艱苦，汪氏家人仍堅持將亡人靈柩運回故鄉。汪時鴻的兒子汪爾玲自揚州攜母親和妹妹的棺櫬歸里，詳細記載了行程經過：
計從揚子江而大江，而蕪湖內河，而涇縣灘河、簰河，以達旌德之三溪河，既復水又重山，夫然後抵我板橋故里。筮期在冬月，河流已淺涸，須預籌歸母櫬。母有少女瑢玲，已及笄，在室亡，權葬海陵十餘年。堯孫其奉祀猶子，先於八月遷小姑櫬來揚，遂於九月廿六日同移櫬上宣船。宣船者，我宣州郡平底船，能行長江入內河至灘河，再由灘河前行，則非竹簰不可，俗謂之簰河。行簰河靡定期，或十日八日到三溪。從此登陸，山路崎嶇，雖日行三四十里，不啻百數十里，以見長途不易，又皖南一蜀道之難也……時在初冬十月，於涇鄉簰河中與仆子玉祥，霜天露宿沙灘七八夜。
這段路程耗費近二十天，路途可謂艱險至極，漂江過河，跋山涉水，甚且在初冬十月間露宿灘頭。而在此前，汪時鴻還千里迢迢返鄉數次，花費不少心血，預先將妻子的墓修得頗為壯麗。他在傳記中細微地描繪了欣賞家鄉風景的感受：「從揚州來者，頗似睹隋堤煙景，而木橋，而水碓，而遠近大小村落，望去更如輞川圖畫中。」專門將風景與揚州做了對比，顯得直觀而親切，也折射出汪時鴻對兩地的感情。
四、旌德商人、文士與揚州
與徽州府毗鄰的寧國府，明清以來逐漸形成了寧國商人這一群體，與徽商一同構成皖南地區外出經商的主體。寧國商人出自寧國府南部丘陵山地的涇縣、旌德、太平等三縣，它們靠近徽州北緣，與徽州地理環境相似，人文相近，明清以來亦發展出一定規模的經商風氣。但作為徽州的鄰居，來自寧國府的商人群體也被徽商的輝煌業績所掩蓋，以至於後人在盤點「中國十大商幫」時，並沒有為之單列一個位置。當前學界對寧國商人和「徽寧商幫」的宏觀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相關領域的微觀研究卻寥寥無幾。
明代中後期以降，寧國府南部丘陵山地開始出現一定規模的經商行為，其中旌德受到人口增長、生態壓力和徽商交通線商業文化輻射等因素的疊加，商業化氣息表現得尤為明顯。早在康熙間，寧國知府佟賦偉就稱：「惟旌地狹人多，田土磽确，物產無幾，故富者商而貧者工，往往散在京省市肆間，居積通易，以致富厚。」在他看來，旌德外出經商風氣之所以非常突出，應該與生態壓力密切相關。旌德在寧國府各縣中自然條件最差，人口壓力最大，這是本地經商風氣濃厚的地域背景。
在清前中期，旌德商人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江蘇、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長江中下游地區，其中蘇北主要集中在揚州、泰州兩地。旌德江氏在揚州開有數家葯肆，其一為多子街（即今甘泉路東段及附近）的天瑞堂葯肆，其二為小東門三之棧葯肆。旌德江秋元的堂侄江某，「向習成衣，寄寓揚州，咸豐初為賊擄去，日久得官」，原系在揚州當學徒。西關人汪上珍年少時僑居揚州。呂廷榮繼承父業「理鹺政」，在揚州享有聲譽，其人可能為旌德籍商人後裔。
傳統時期揚州作為蘇北中心城市，在經濟、金融等方面頗具優勢，「揚子江流域，由漢口至上海，南北兩岸各省市之銀錢業，吾揚濱江洲中人占多數，向有「洲幫」之稱，與浙省寧幫，皖省徽幫，足以相埒。」旌德朱氏兄弟二人是金融商人與政客維持利益關係的典範，朱德沛曾在安慶習典業，受到李鴻章之長兄李瀚章的賞識，派他前往揚州左衛街創設濟源公典；其弟朱德澍亦被李鴻章的外甥張士珩委以重任，負責管理淮鹽業和揚州典業，著有又作《典業四箴》一書，對業界形成一定的影響力。此外，朱德澍書法亦佳，獲得揚州文人之認可。
與商人活動息息相關的旌德會館，主要分布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其中揚州有兩座旌德會館，分別位於彌陀巷南頭和埂子街願生寺，後者一直得以保留至今，並列入《揚州市第四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商人對會館的捐輸也突破了地域限制，如前揭旌德鹽商朱德澍，「捐款修旌德會館於京師，蓋施捨不吝，見義勇為，天性然也」。旌德會館還得以吸納儀征縣樂儀書院的存款，每年利息銀十八兩。此外，在揚州附廓縣甘泉境內，旌德商人置有旌德義冢。以禮村戴氏宗族商人為例，該族在揚州北門和西郊外置買了數處墳塋。其中，商人戴申廷還在當地設立捐櫘公所。
太平天國戰亂對旌德商人的衝擊很大。戰爭初期太平軍直搗南京，很多人從蘇南戰區撤回家鄉。太平軍進佔皖南後，大量居民被迫出逃至江右、江北。旌德商人的應對方式至少有兩種類型，一是躲藏本地或逃到徽州，這是鄉土居民的本能反應，但居民面臨長期頻繁逃亡和被各種勢力敲詐勒索「打秋風」的危險，商人與紳富大多難以生存。一是逃亡外地投靠經商的親族鄉人，於是揚州、六安、漢口、江西和福建等地成了避難地。在這其中，因緣際會，使揚州成為許多旌德逃難者的目的地。如旌德朱德沛一家則由原籍逃往江北，在常州奔牛鎮遇太平軍，夫人遇難身死，隻身一人逃至揚州屬地仙女鎮，後又遷居揚州。
太平天國戰亂一結束，揚州商業立刻又活躍起來。朱則誠同治六年（1867）到揚州貿遷，發跡後於光緒十一年（1885）將商業拓展到廬州府，「筦合肥義和衣典業，兼管安慶、亳州、舒城、全椒、巢縣、五河等分肆十餘所，每歲出入數逾百萬」。由此可見，揚州一直是旌德商人的重要活動地。值得一提的是，旌德商人對揚州商界也有所影響，清末高郵縣的布業非常繁榮，據說該地布商「眼法在旌德幫之上」，可見「旌德幫」儼然成為這裡的行業標準。旅居揚州的旌德商人中，逐漸聚集和衍生出一批士紳文人。在揚州地方志書中，收錄了曾客居揚州五年的旌德名士姚配中，以及涇縣名士包世臣；《續纂揚州府志》所載戰時殉難流寓者中，就有來自旌德縣的江洪作、劉某、劉泮元、任錦祥、呂長祥等五人，以及相鄰的太平縣胡宏才一人。張鴻為揚州庠生。嘉道年間，旌德詩人汪坤交遊廣泛，曾在揚州集詩人為會。汪坤之弟汪圻出生於揚州，工於繪畫，有著作流傳於世。旌德旅揚士紳李根仙與揚州名士郭沅私交甚好。揚州著名文人社團冶春後社創於清末光宣之際，旌德江漢（即江石溪）是其中一員。旌德江漢（即江石溪）是其中一員。旌德秀才朱德頤在揚州開館授徒。
五、小結
清末以降，隨著徽商與鹽業城鎮、文化的衰落，揚州的市景發生了巨大變化。筆者根據文獻資料推測，旌德商人在揚州的活動比較廣泛，但一直沒有找到較為深入的個案。清末旌德商人汪竹銘的產業汪氏小苑雖然保留至今，似未看到與該家族相關的文獻材料。汪時鴻撰《重修平山堂記》的發現，客觀上反映了旌德旅揚士紳對民國初年揚州風貌的認知。作為外地客商的後裔，他在碑記中重點談到揚州一地之興衰，將之放到整個國家歷史的大局勢中予以觀察，體現了對於揚州經濟、文化的認同和關切之情。結合他所編撰的家譜文獻，可以構擬出汪時鴻及其家族在揚州的活動空間。綜而述之，此次考察所見的碑刻資料，有助於細化清末民初旌德旅揚紳商的活動狀況，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文獻材料與田野資料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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