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開國元勛蔣翊武軍事思想述論（二）

原標題：中華民國開國元勛蔣翊武軍事思想述論（二）

蔣翊武(1885-1913)

二、蔣翊武軍事思想的內容

通過蔣翊武的軍事實踐和軍事著作，我們可歸納其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有：

1.鐵血救國的反清革命思想。萍瀏醴起義失敗後，蔣翊武並沒有被清政府的殘酷鎮壓所嚇倒，而是更加堅定了鐵血反清的決心。他認為，「吾國沉淪異族二百餘年，政治之腐敗，社會之污濁達於極點，而我國士夫鼾睡如故，雖以克虜伯之巨炮不能驚醒其幻夢。彼滿人者，方抱定一寧贈朋友之主旨，利用我漢人之愚，以實肆其專制之蠻毒，奴隸我，牛馬我，以致國勢日弱，瓜分之說喧騰於各國朝野上下，彼則裒如充耳，莫之或顧。故今日而言改革，非以種族革命之手段，達政治革命之目的，雖灑盡國民之血，擲盡志士之頭，詎有絲毫之裨益乎?」經過總結長沙起義和萍瀏醴起義的經驗教訓，蔣翊武逐步形成了反清起義的軍事計劃和策略。

　　一是起義的發難地是湖北。蔣翊武決志投筆從戎、鐵血救國後，即「赴鄂實行」。這就意味著他把湖北作為自己策劃發難的活動地點。他選擇湖北作為發難地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湖南反清革命活動處於低潮。萍瀏醴起義失敗後，清政府通過清鄉和圍剿捕殺了一大批革命黨人和革命群眾，湖南處於白色恐怖之中，反清革命活動也暫時處於低潮。二、「鄂中新軍多志士」。與湖南反清活動主要以黃興、宋教仁等知識分子為主，又以聯絡會黨為主不同，湖北的反清革命活動則是以吳祿貞、藍天蔚等新軍軍官為主，並奉行「從運動軍隊入手」的策略。吳祿貞、藍天蔚等先後離開湖北後，無論是科學講習所還是日知會始終堅持這一策略。1906年春，為聯絡湖北響應萍瀏醴起義，蔣翊武曾與劉復基前往武漢考察，在武昌候補街高家巷聖公會，他們拜訪了日知會的總幹事劉靜庵，並在他的介紹下加入了日知會。劉靜庵就是由吳祿貞推薦到黎元洪馬隊當文書的。從劉靜庵那裡，蔣翊武了解到湖北革命黨人不斷輸送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識青年打入新軍，再發動新軍反清起義的策略。此外，蔣翊武還有黃貞元、楊載雄兩位好友當時正在湖北新軍，通過與他們的書信往來，蔣翊武得知湖北新軍中有不少革命志士，認為這是開展革命活動，謀划起義的有利基礎和條件。三、湖北地理位置適中。湖北地處中國中部、長江中游，東鄰安徽，南界湘、贛，西連四川，北接陝、豫。蔣翊武投身反清革命之後，曾奔走於湘、鄂、寧、滬、贛之間，深感湖北位置的重要，他認為，一旦起義爆發容易得到湖南、上海、江蘇、安徽、江西等地革命黨人的響應和支援，促使革命取得最後的勝利。蔣翊武的選擇後來得到宋教仁和黃興的肯定。宋教仁為中部同盟會制定的起義計劃明確提出，「以湖北居中國之中，宜首倡義」。廣州起義失敗後，正在為起義地點而焦慮的黃興得知湖北革命的情況時，喜出望外，認為「以武漢之形勢論，雖為四戰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視其治兵之人何如。賊吏胡林翼於破敗之秋，收合餘燼，猶能卓然自立者，亦有道以處之。今漢陽之兵器廠既歸我有，則彈藥不憂缺乏，武力自足與北部之兵力敵，長江下游亦馳檄可定。沿京漢鐵路以北伐，勢極利便。以言地利，亦足優為。前吾人之純然注重於兩粵而不注意於此者，以長江一帶，吾人不易飛入，後來輸運亦不便，且無確有可靠之軍隊，故不欲令為主動耳。今既有如此之實力，則以武昌為中樞，湘、粵為後勁，寧、皖、陝、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急宜趁此機會，猛勇精進，較之徒在粵謀發起者，事半功倍。」武昌首義的成功也證明，蔣翊武選擇湖北作為發難地的決策是非常正確的。

湖北軍政府

　　二是起義的策略是一省舉義，他省響應。確定發難湖北的同時，蔣翊武也認識到，若湖北單獨發動，極易被清政府調集其他地方的反動武裝進行圍剿，將革命之火撲滅。萍瀏醴起義爆發後，清政府令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端方、湖南巡撫岑春蓂調集湘、鄂、贛、蘇四省軍隊及地方駐軍、「義勇」5萬多人進行圍剿，使起義最終被絞殺，就是慘痛的教訓。只有一省舉義，他省響應，才能使清政府顧此失彼，難以應對，從而促使革命成功。因此，在積極籌備武昌起義的同時，蔣翊武還積極謀求外省和省內其他地方的響應。文學社成立後，蔣翊武就設立通訊部，派員分赴上海、江蘇、安徽、湖南、山東、直隸、雲南、廣東、廣西、四川、東三省等地的革命黨人聯絡。《文學社舉義之計劃》中也將「未舉義前亦應派人前往各省聯合，使能同時舉義」和「攻擊奏效時，派妥當人員(指熟知南北各省情形及有關聯絡者而言)前往各省聯合、煽動，以便早日響應」作為起義前後要進行的重要任務。除謀求外省響應之外，蔣翊武還注重省內其他地方的響應。9月上旬，為了鎮壓四川保路運動，清政府派端方率部分湖北新軍入川並調41標第1營開往宜昌、沙市，第3營開往岳州，馬隊第8標第3營開往襄陽。為了不影響起義計劃的進行，在隨營赴岳州的前夕，蔣翊武將社務委託王憲章代理，劉復基協理，並商定了策動湖北各地響應武昌起義的措施：「除三十一標入川外，其餘調駐宜昌之四十二標一營，駐襄陽之馬隊第八標，駐鄖陽之二十九標三營，駐岳州之四十一標三營俱請各標營代表準備至武昌發難時，各就原地響應，並請駐宜之唐犧支，負責與入川同志曹子青、林兆棟、葉正中、田智亮、胡冠六等取聯絡，章裕昆、劉建一、黃維漢、謝遠達等負責聯絡襄、鄖各軍。」在駐防岳州期間，蔣翊武積極運動革命黨人，布置駐軍屆時響應武昌起義，又親赴宜昌與駐防該地的第41標第1營文學社社員唐犧支等籌商鄂西反正的具體事宜。武昌首義成功後，蔣翊武又立即派藍琮、龐光志二人去長沙通知焦達峰加緊響應武昌起義，促成長沙在22日反正並派兵援鄂。正是由於省內外聯絡工作的開展，武昌首義後，省內的宜昌、鄖陽、襄陽等地相繼反正，鞏固了湖北的革命政權。同時，湖南、陝西、山西、雲南、江西、貴州、上海、浙江、廣西、安徽、福建、廣東、江蘇等省紛紛響應，最終導致清政府的垮台。實踐證明，蔣翊武「一省舉義，他省響應」的策略對於反清革命的成功至關重要。

　　三是起義的依靠力量是新軍。清末，革命黨人發動起義主要依靠青年學生、會黨和新軍三部分力量。在這三部分力量中，青年學生雖然長於以文字鼓吹革命，但對於行軍打仗卻並不在行。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會黨雖然是一支現成的反清力量，但其本身山堂林立，成份複雜，紀律鬆弛，武器裝備低劣，特別是缺乏明確的政治宗旨，並不能完全適合軍事鬥爭的需要。新軍是清末崛起的一支武裝力量，相對於清政府的八旗、綠營、湘軍、淮軍等舊式軍隊，它仿照外國的軍事建制，以新式武器裝備，擁有步、騎、炮、工程、輜重等多兵種，其各級軍官大多由本國武備學堂或外國軍事學校的畢業生擔任，其士兵主要來自於城鄉家庭出身貧寒、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青年，具有兵精械良，訓練有素，戰鬥力強，能夠持久作戰的特徵。它雖然是清政府用以鎮壓人民反抗、維護其專制統治的暴力工具，但這些新軍官兵多數是沒有機會上新式學校的貧寒家庭的子弟，在失學又失業的情況下被迫投軍的，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的受害者，因此，他們「對於清政府的專橫腐敗的統治和地主階級的苟重的剝削，以及舊軍隊的打罵制度和舊軍官剋扣軍餉的行為，本來就存在著激烈的不滿情緒」，加之他們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識，能讀書看報，思想較敏銳，易於接受革命的宣傳，具備成為潛在革命勢力的可能性，從而為革命黨人從事運動策反工作，爭取他們由反革命武裝變為革命武裝創造了有利條件。對於以上這三部分力量，蔣翊武都曾有過接觸。華興會密謀長沙起義時，蔣翊武曾擔任過聯絡學生的任務。長沙起義失敗後，蔣翊武曾奔走於沅、湘之間，招納會黨。萍瀏醴起義，蔣翊武曾負責策動新軍響應起義。經過比較，蔣翊武深刻認識到，青年學生「只能以文字鼓吹革命」，會黨「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欲實行革命，當以聯絡軍隊」。基於上述認識，蔣翊武最終決定「側身行伍」，策反新軍作為起義的主要力量。《孫子兵法·謀攻篇》說：「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也指出：「我們還要指出一種不必打垮敵人，就能增大獲勝性的特殊方法，這就是同政治有直接關係的措施。既然有些措施特別適於破壞敵人的同盟或使同盟不起作用，適於為自己爭取新的盟國，或適於展開有利的政治活動等等，那麼不難理解，這些措施會大大增加獲勝的可能性，它們也是比打垮敵人軍隊更為捷便的達到目標的途徑。」運用政治手段對敵人的軍隊展開工作，促使其為我所用，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另一種闡釋。因此，蔣翊武「側身行伍」、「聯絡軍隊」，從而運動新軍反正的策略是符合這一普遍的戰爭規律的，也為武昌首義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所以，辛亥革命後，蔣翊武深有體會地說：「武漢首義，各省風從，不數月而躋數千年專制國家於共和之域，其成功之速，匪特古今中外所罕見，即吾人倡言改革之始願亦不及此。飲水思源，誠不得不歸功於我可敬可愛之軍界矣。」

　　四是起義的戰術是靈活機動和避實就虛。起義要成功，除了有合適的地點、正確的策略、和可靠的力量之外，還需有高超的戰術，用技巧、智慧戰勝強敵。在長期的對敵鬥爭中，蔣翊武深諳此理。在敵強我弱、敵守我攻的情況下，為了確保起義成功，蔣翊武在《文學社舉義之計劃》中，根據敵我力量的對比和武漢城內的街道情況以及城市周邊的地形，提出了一系列靈活機動和避實就虛的戰術要點，主要有：舉義之時，「宜乘盛，不宜乘衰(因是時各社員之憤恨填胸，故云)」；「宜乘暗，不宜乘明(明者，指白晝而言，暗者，指黑夜而言)」；「隊伍宜小不宜大(城內街巷，均寬不過五尺外、八尺之內。若蜂擁而入，一遇機關槍，則全數被擊，毫無隱蔽之法，故云)」；「宜散不宜整(市街之戰，一處不能容多人)」；「隊伍宜四齣，不宜單獨進攻或由一、二路進攻，使賊不知我軍主力之所在」；「宜出沒無常，使賊莫知其數」；「各隊宜放空炮，以振士氣」；「炮宜多發，以壯軍威，而喪賊膽」；「舉義時刻宜無形，不宜有形」；「武漢三鎮必須同日舉事」；「攻藩署必須派最可靠之數整隊，以便奏功時，竭力保護，不令耗散毫釐為妙」；攻擊奏效時，「宜派重兵迅速前往武勝關把守，及毀壞黃河之鐵橋，免賊兵長驅直進」，「宜派重兵前往金口、田家鎮等處把守，使賊水陸交困」，等等。實踐證明，這些戰術要點對於起義的發動和成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後來的陽夏戰爭中，由於未能執行蔣翊武提出的派重兵迅速把守武勝關、毀壞黃河鐵橋和派重兵前往金口、田家鎮等處把守的戰術要點，結果導致敵陸軍南下、敵海軍西上，漢口在敵陸海軍的夾擊下陷落的局面。這也反證了蔣翊武戰術思想的高明。

2.注重素質的軍隊教育思想。在研讀中國軍事著作過程中，蔣翊武感到：「吾國自古重文輕武，軍事乏專門之學。雖太公、孫子而降，代有著書，要皆偏於戰勝攻取、擢敵陷陣一方面，而于軍人知識、學問、道德、品性各方面概從簡略。蓋術也，非學也。械鬥時代，習其術者未嘗不可睥睨一時，海通以後則土苴芻狗不若矣。」基於以上認識，蔣翊武高度重視軍隊的教育問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對士兵的教育，以提高他們的思想素質和戰鬥能力。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蔣翊武認識到，要把新軍改造成為反清革命的武裝，關鍵要改造新軍官兵的思想，使之由「忠清」轉向「反清」。因此，文學社成立後，蔣翊武把對士兵思想的策反工作擺在首位，利用士兵有一定文化的特點，大力加強對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宣傳教育的形式上，具有長期革命宣傳經歷和豐富辦報經驗的蔣翊武決定以辦報為主，接辦《大江白話報》，並更名為《大江報》，作為文學社的機關報，在各標營設立特約通訊員和分銷處，免費發給新軍下級官兵和勞動群眾閱覽。在宣傳教育的內容上，《大江報》以淺近的文字，一方面揭露「滿清政府官吏，腐敗無能，喪權辱國，魚肉人民，竊據漢族山河」的罪行，另一方面揭露「本鎮各標、營旗籍官兵，均系雙糧雙餉，其他一切享受，均在漢人之上，反說我漢人食毛踐土二百餘年……本標第一營旗兵營，他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高人—等」的滿漢不平等現象，從而使士兵認識到「除了實行種族革命，興復漢族，救圖救民外，再沒有其他辦法」。由於《大江報》經常刊登新軍中的消息，對不法軍官攻擊和監督最力，廣大士兵喜愛看。「軍中官長畏報如虎，恨報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堅。《大江報》之聲譽因之與日俱增，銷路大暢，每日到報社之士兵同志，戶限為穿」。經過艱苦的努力，文學社對湖北新軍革命化的改造收到了明顯的效果，武昌首義前夕，湖北新軍有三分之一變成了革命黨、三分之一同情革命，真正願為清政府賣命的則不足三分之一，從而為武昌首義的爆發與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是軍事文化教育。除了加強對新軍士兵思想政治教育外，蔣翊武還十分重視提高他們的軍事、文化程度。文學社成立後，蔣翊武就組織對社員開展軍事文化培訓，由王憲章、彭紀麟負責講授軍事，羅良駿、王文錦講授國文和算術，蔣翊武自己與王憲章則主要講授革命原理，以提高社員們的文化和軍事知識水平。由於文學社注重加強社員的軍事文化教育，社員們的思想素質、軍事素養和文化水平都比較高，因此後來他們之中有的人被隨軍調往他地後，都能象一顆種子，在當地生根發芽，組織開展反清革命活動。這對於其他地方反清革命活動的組織和開展，以及後來各地響應武昌起義，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反映了蔣翊武的遠見卓識。

　　三是組織紀律教育。清政府歷來對新軍控制甚嚴，湖北反清革命組織先後有科學講習所、日知會、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等，但由於事機不嚴，相繼被當局發覺而遭破壞。有鑒於此，蔣翊武深切認識到，在嚴厲歷清廷防範革命的形勢下，革命黨人開展活動必須十分隱秘，否則就會使反動軍官發覺，不僅不能實現革命的目標，還會給革命帶來重大損失。因此，在文學社成立伊始，蔣翊武就認真汲取群治學社、振武學社的教訓，高度重視組織的純潔性與嚴密性，通過採取一系列措施完善組織制度，加強紀律教育。第一、社員發展由數量擴張向質量提高轉變。文學社簡章中除繼續保留群治學社和振武學社簡章中「凡願為本社社員者，須得本社社員三人以上之介紹，經本社派員調查，認為與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為本社社員」的要求外。取消了群治學社和振武學社的簡章中關於社員每人每月介紹新同志二人以上加入本社的義務或職責的規定，並要求各標代表在發展社員時「猶宜善選擇，切恐奸人混入，陽為贊成，陰行破壞，致令全社人員陷於死地」。由於文學社取消了發展新社員的硬性「指標」，加之強調防止「奸人混入」，社員的質量得到了保證，組織的純潔性大大增強。第二、加強對社員的聯絡和糾察。文學社簡章中規定新設糾察員若干人，「專司聯絡本社社員感情及糾正社員錯誤」。這一制度有利於及時發現並糾正社員的錯誤，防微杜漸，避免重大失誤的發生。第三、細化文學社職員及標營代表的職責。文學社成立後，為保證各項工作秘密而有條不紊地開展，蔣翊武主持制定了《文學社職員及標營代表之職務表》，對文學社正、副社長，參議、參謀，交通員，外交員，庶務員，招待員，書記員，會計員以及各標代表的職責作了明確的規定，並在振武學社確定的標營隊代表制度的基礎上，明確規定「標代表管理全標一切進行事宜，營，隊代表亦如之」，從而不僅保證了文學社內部高效的運轉，而且完善了社、標、營、隊的管理制度。第四，規定了社員的編製。為了強化社員管理，蔣翊武還規定了社員的編製：二十人為一支隊，每支隊設支隊長一員；四支隊為一整隊，每整隊設整隊長一員，副整隊長一員，設司書一員。此舉得到了黃興的高度評價，認為「似較粵為善」。第五、設立機關部。隨著社員增多、範圍擴大，蔣翊武及時決定設立機關部，推劉復基等住社辦公，以便加強社本部與各標代表的聯絡、及時處理會務和應對突發事件。通過以上措施，文學社加強了社本部對各標、營、隊的統一領導，保證了組織的純潔性與嚴密性。由於有嚴密的組織制度和紀律，文學社成立後雖然發展很快，但直到武昌首義爆發前，湖北當局及其派往軍中密探對此卻一無所知。後來，武昌首義之所以在文學社、共進會首領或病、或傷、或死、或避，均不在現場的情況下仍能按原計劃爆發，與蔣翊武等革命黨人建立的嚴密組織制度和平時加強對士兵的組織紀律教育有著重要的關係。

參加起義的官兵

3.以戰止戰的國防戰略思想。對於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蔣翊武早就有痛苦的感受，他曾沉重地指出：「我國自甲午一役，外人漸肆野心，撒[撤]我屬土，侵我邊地，租借我商埠，佔據我軍港，財源外溢，民不聊生，此皆滿虜專制之所致也。噫!我國危矣。不於此際設法挽救，瓜分之禍近在眉睫，我族無遺類矣。」為了救國救民，他堅定地走上了以武力推翻對外屈膝投降列強、對內瘋狂鎮壓人民的清政府封建專制統治之路。民國成立後，作為一個政治家、軍事家，蔣翊武富有正義感，愛好和平，他認為，「戰爭者，平和之破壞也。生為廿世紀之一分子，未有不以一身、一家、一國、一世界之平和為理想者也。」但他「環顧鄰封，其有土地之大不如我，人氏之眾不如我，政體之良不如我，徒挾其雄厚之武力，利用我於國際上尚未取得國家資格之機會，野心勃勃，群思染指，爭嘗一臠，以償其瓜分之積謀」，深感「我以新造之邦，孤立四面楚歌之中，跋前疐後，應付無方，所謂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猶是鏡花水月，虛無飄渺之一口頭名詞」。嚴酷的現實使他痛切認識到：「理想自是理想，戰爭自是戰爭，二者所以不能合二為一者，實進化之程度尚未達於理想之境。雖欲世界永無戰爭而長沐平和之光浴，豈可得乎？蓋世界之趨勢，既易於利害上衝突，則戰爭不能不一變而為平和之前提，國是之保障也，宜矣。戰爭既為不可避之事，則戰則必勝乃吾人之希望。」 因此，為了「內以鞏固邦基，外以發揚國威，俾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雄視亞東，執全球之牛耳」，他主張大力加強國防，堅決抵禦外侵，「以鐵血主義希望於我可敬可愛之軍界」，並大聲疾呼：「今世界之現象，武裝者即所以維持平和者也。然吾中國無如戰爭之準備，非獨不能逐角於列強之間，吾恐雖欲求一立足之地不可得也。然欲求全完之武力，非平時經營準備不可！」。

《司馬法》說：「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意思是用戰爭去制止戰爭，縱然進行戰爭，也是可以的。因此，民國初年，面對磨刀霍霍、慾壑難填、窮凶極惡的列強，蔣翊武主張和呼籲採取強硬的態度，針鋒相對，積極備戰，以鐵血主義迎頭痛擊入侵之敵，對於喚醒當局與國人丟掉幻想，全力加強國防建設，抵禦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具有積極而現實的意義。

4.知彼知己的軍事統計思想。古今中外，任何一個軍事家都懂得「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所謂「知彼」，就是準確地掌握包括敵國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數量和質量等在內基本統計資料，然後，相應做好各種軍事準備，以求在戰爭中取得最後的勝利。所以，軍事統計是認識軍事實踐的重要途徑，是對軍事活動進行科學管理的重要方法，也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手段。

縱觀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史，軍事統計思想已有萌芽。《孫子·用間篇》說：「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管子·七法》說：「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眾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驅眾、白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黃石公三略·上略》說：「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百戰奇法·計戰》說：「凡用兵之道，以計為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兵之眾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以審，然後出兵，無有不勝。法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進入近代之後，隨著冷兵器向熱兵器的過渡和軍事科技的日趨發達，戰爭的範圍和規模越來越大，戰爭持續的時間越來越長，戰爭所造成的損失及影響也越來越大。軍事統計受到更加重視。被恩格斯稱為「全世界公認的權威人士」的西方近代軍事家約米尼在其1838年出版的《戰爭藝術》一書中指出：「利用統計學這一門科學，我們可以把假想敵國的國力和資源，盡量作徹底的了解。……一般人對軍事統計學，要比對地理更不重視，我們目前對一個國家國力的估計，還只有一種模糊和表面化的看法，用這種資料來作為擬定計劃時的基礎，實在是嫌不夠。克勞塞維茨也在其著名的《戰爭論》中把統計列為戰略的五大要素之一。20世紀初年，統計對於軍事的重要作用開始受到中國思想先進分子的注意。為了反抗列強的入侵，1902年，蔡鍔在《軍國民篇》中，運用軍事統計方法，分別列舉了英、德、美、法、意、日、俄、奧等列強全國人口數、現役陸軍數、戰時參戰人員數、陸軍費、海軍費，從而推導出中國要抵禦列強入侵，應有現役陸軍數四百萬，戰時應在二千萬以上，每年軍費應在一百七十兆元以上的結論。

蔡鍔（1882－1916）

在學習和研究軍事的過程中，蔣翊武也逐步認識到統計在軍事上對於知彼知己從而克敵制勝的重要性。因此，他特撰文論述統計與軍事之間的關係。在文章中，經過重點分析日俄戰爭、普法戰爭、英阿戰爭時雙方在政治、經濟、兵力等方面情況，蔣翊武認為：「日俄之戰，日本之所以得大捷者，實自俄、德、法三國強迫其還付遼東半島以來，彼即於種種方面準備不迨，於教育上則喚起國民對俄國之敵愾心，于軍事上則增加師團，預造彈藥、被服、糧食等物，於經濟上則節減經費，於外交上則鞏固日、英同盟，挑發美國之歡心，以備將來一朝有事，募集公債以及其他無論於有形無形之上，可以得彼兩大國之後援。其用心之苦，經營之慘，有非吾人所能想像者，故一朝國交破裂、戰爭開始之際，則其勝數已有成竹在胸，豈偶然哉？！」而普法之戰，「俾士麥以為欲統一大德帝國，非有所以收攬人心之法不可，於是斷然決心準備開戰之一切，及機會一來敗法國勢如反掌矣。」一番比較和分析之後，他得出結論：戰爭的「勝負利鈍，皆視準備之周到充足與否為標準」。在戰爭中要達到「戰則必勝」的目的，「則不可不因時機而利用之於最有效力之途。然欲因時機而利用之於最有效力之途，則不可以無準備。」為了在未來反對列強侵略的戰爭中，使中國立於不敗之地，他呼籲重視軍事統計：「欲求全完之武力，非平時經營準備不可。欲平時經營準備，非有資料作為根基不可。然欲求資料，非俟之於統計不能收效果。故記者以為統計者乃軍事之一大要素也。有統計，可以知吾國民平時與戰時之負擔能力，即可以知戰時之費用究竟為吾國民負擔能力之所及否，如不及，所差若何；如有餘，所剩若何，皆可以推而知也。知其所差，乃可以計畫戰時募集公債之多寡以及其能否。不寧惟是，統計之法可以應用于軍事上之全般，非其一部分也。軍人素重計畫，然尤莫要於統計一事。」在中國，蔣翊武是較早注意到統計與軍事的關係並明確提出重視和發展軍事統計學的政治家、軍事家之一，其軍事統計思想為促使我國軍界重視軍事統計以及軍事統計學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未完待續）

（原題：《論蔣翊武的軍事思想》；作者：鄧江祁；原載：《武陵學刊》2014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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