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女作家林海音：北京城南的女兒，一生寫不盡的是鄉愁

文｜邱田、

《城南舊事》電影海報，北京小姑娘英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原著和作者林海音也由此變得家喻戶曉

「駱駝隊來了，停在我家的門前。」

「他們排列成一長串，沉默地站著，等候人們的安排。天氣又干又冷，拉駱駝的摘下了他的氈帽，禿瓢兒上冒著熱氣，是一股白色的煙，融入乾冷的大氣中。」

這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南冬日暖陽下的駱駝隊，但它卻不屬於老舍筆下的祥子，這是屬於小英子的童年記憶。惠安館裡靠著門玩辮梢兒的瘋姑娘，衚衕里砰砰踢球的小夥伴，整天拿著雞毛撣子到處撣灰、念叨小孩兒的宋媽，這一切都被攝入了小英子那雙清澈純真的眼睛，之後又透過20世紀50年代末台北城南一個中年婦人的筆端像流水一樣汩汩地傾瀉出來，浸染著一股「淡淡的哀愁」，傳遞出一種「濃濃的相思」。1983年上海的吳貽弓導演將《城南舊事》改編成電影，北京小姑娘英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原著和作者林海音也由此變得家喻戶曉。這時候人們才發現寫出這部京味十足的小說作者遠在海峽對岸，竟是一個台灣人。

1930年英子的叔叔林炳文在從事抗日活動時被捕，在大連日本人的監獄中被折磨而死。英子的爸爸去大連收屍回京之後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總是吐血不止，1931年6月就去世了。春夏之交院子里爸爸種的花兒都落了，英子的童年也隨之結束。年僅13歲的林海音從此擔負起了作為長女、長姐的責任。她大膽地拒絕了祖父讓他們回台灣依親度日的建議，不願自己和弟妹回台灣接受日本教育，也不想媽媽再回到大家族過辛苦的客家媳婦生活。

父親去世後他們搬到了南柳巷的晉江會館，這裡是福建同鄉聚居的地方，同鄉居住不收取租金。會館是康熙年間的泉州籍武將萬正色捐建的。在這裡英子一住就是十年，經歷了求學、求職、結婚等一系列人生大事。後來林海音的女兒夏祖麗回北京探訪媽媽的故居還偶遇了當年門房老王的女兒，她從床底下抽出一塊門匾，正是「晉江會館」四個字，是她母親20世紀50年代拆除大門時特意保留下來的。現在這塊匾收藏在前門外的台灣會館裡。

英子中學上了福建同鄉開辦的春明女中，學費有一些優惠。南城是演藝界人士聚居的地方，因此英子的同學中也不乏未來的明星和星二代。電影明星白楊比英子低一級，兩個人當年還一起代表學校演出了著名話劇《茶花女》。反而是京劇世家的家風更為保守，余叔岩的兩個女兒是英子的同班好友，可是她們不但不會唱京劇，連聽戲也被父親明令禁止。

1990 年5 月，林海音在北京舊居晉江會館門前留影

中學畢業後林海音沒有進入大學深造，她選擇了成舍我創辦的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後在《世界日報》擔任記者。同一張辦公桌，白天是編輯夏承楹的，晚上是記者林海音的。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讀書期間，林海音就曾見過來球場打球的夏承楹，她自己也是排球愛好者。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報社的這張辦公桌成了兩人傳遞情書的紅娘，無意間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緣。

夏承楹出身官宦世家，是夏仁虎的第六子，人稱「夏六」。夏仁虎是南京人，清朝中舉入仕，在民國時期官至國務院秘書長，退隱後先後在北大與北師大任教。這是一個擁有八子一女的龐大家族。1939年林海音和夏承楹在北京協和醫院禮堂舉行了盛大的新式婚禮。女方的證婚人是與林家有親戚關係的台灣文學家張我軍，男方的證婚人是夏仁虎的老部下，王光英、王光美的父親王槐青。很多年後，當夏祖麗坐在協和禮堂的長椅上，拿著父母的結婚照片，對著空蕩蕩的禮堂中央時她的眼睛濕潤了，北京還是北京，但父母再也不能回來看看了。

林海音、夏承楹在北京養育了3個孩子，他們曾一起經歷過「盧溝橋事變」後失業的艱難日子，也共同努力成了大家族裡第一個搬出去獨立的小家庭。在守舊的大家族裡生活不是件容易的事，林海音上頭有兩個婆婆（公公有一妻一妾），中間有無數的妯娌親眷，下面還有侄兒侄女。她和老老少少相處得都不錯。後來她將這些寫入了《閑庭寂寂景蕭條》，又以婆婆為原型寫入了《婚姻的故事》。

抗戰勝利，最小的孩子夏祖麗也出生了，林海音在南長街的小家庭生活簡樸而溫馨。但是隨著時局的發展和台灣親友的不斷催促，終於促使他們做出了離開北京、返回台灣的決定。英子小時候的願望「我們看海去」終於在下一輩身上實現了。他們的行李都在「太平輪」上，就是那艘在黃浦江上沉沒的客輪。幸運的是他們乘坐的是另一艘「中星輪」，最終安全地抵達了基隆港。

晚年林海音。

雖然林海音之子夏祖焯強調當年去台灣的決定不是「避秦」而是「返鄉」，但回到故鄉的林海音夫婦像外省人一樣面臨著找房子、找工作的壓力。他們向張我軍打聽台灣的物價和生活，一面安頓一家老幼，一面積極尋找工作機會。夏承楹以何凡為筆名撰寫專欄《玻璃墊上》，擔任了《國語日報》的總編和社長。林海音則開啟了她作為作家、編輯和出版人的職業生涯。

自1953年起主編《聯合報》副刊的十年間，林海音盡心竭力地為副刊網羅人才，發掘好的文學作品。同時這十年也是她重新建立與台灣鄉土的血脈聯繫，為台灣文學續命，培養本土人才的十年。剛剛返鄉時林海音操著一口聲調奇怪的「北京閩南話」，她努力地重建著與從未長期生活過的故鄉的聯繫。在大力推行國語的時代背景下，再加上大量湧入的大陸作家，台灣本土作家既限於寫作水平，也限於語言障礙，一下子就喪失了在文壇發表作品的機會。老一輩作家如楊逵等只能用日語寫作，新生代的作家國語還說不利索，也不敢妄想在刊物上發表作品。林海音主編副刊期間不但幫助老作家重新寫作，也提攜了包括鍾肇政、鍾理和、黃春明、林懷民在內的一批青年作家，黃春明在她過世多年後回憶起往事依然眼泛淚花，林懷民說沒有當初的30塊錢稿費他就沒有錢去學舞蹈。幾乎台灣文壇的每個本土作家都受過林海音的恩惠，她成了名副其實的台灣文學之母。

1963年因為副刊發表的詩歌《故事》被當局懷疑有諷刺「總統」之嫌，林海音當即辭職，作者鳳池則因此入獄三年，被稱為台灣的「船長事件」。有意思的是，出事之後夏承楹第一時間跑到成功大學看望讀書的兒子，寬慰他：「別擔心，媽媽不會入獄，因為她是本省人。」

從副刊辭職之後林海音創辦了《純文學月刊》和純文學出版社，由於她良好的聲譽和廣闊的人脈事業一直很成功。當這位台灣女作家已經找回了「我鄉我土」的時候，她又於1960年發表了《城南舊事》以傾訴她另一份的思鄉之情。在之後的散文集《兩地》中，在那些回憶老北京的文章中，人們看到了她作為北京女兒對故土深深的思念。她說：「台灣是我的故鄉，北平是我成長的地方。希望有一天，噴射機把兩個地方連接起來……」

這還鄉的夢一直做到1990年才實現。在參團訪問北京的四五天里，林海音走遍了那些充滿了舊日回憶的城南衚衕，見到了所有想見的人，包括老同學白楊，老舍之子舒乙，還有小英子的扮演者沈潔。

大家帶她去喝豆汁兒，就鹹菜。她連喝九大碗，邊喝邊批判：「豆汁兒不能喝溫的，要滾燙的，去換來」，「鹹菜要切成絲兒，不能有鹹菜末……」飯館的經理和跑堂都怕了，他們悄悄問陪同人員：「不是說來的是台灣客人嗎？敢情這是北京的姑奶奶上門了！」

是的，這是她的北京，她「像樹生了根兒一樣」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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