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不足畏」從王安石變法看組織變革管理

公元1067年，大宋這個家族企業傳到了第六代，宋神宗趙頊手上，但是趙董事長並沒有太開心，大宋營業收入超過1.16億兩白銀，但是營業支出是1.23億兩白銀，還有營業外支出1.15億兩，實際上已經破產，趙董事長臉上一定有個大寫的囧字。最要命的是，大宋的核心競爭力軍事，落後競爭對手遼，和西夏，還有南方一大撮少數民族的創業公司不斷打劫，一句話，大宋這家家族企業內憂外患。

在危急時刻，趙董事長請來了職業經理人王安石同學，主持大宋的改革，目標就是富國強兵，結果大家已經知道了，王安石同學兩次罷相，幾十年後徽欽二宗北狩，趙構南渡，我們偉大的岳飛同學出場，可惜末世英雄都是大寫的悲劇，秦末章邯，明末孫傳庭，都是如此。

在王相公之前，商鞅同學雖然身死，但是對秦的改革成功了；王莽同學的改革曇花一現，理念超前，挑戰門閥政治，這事直到我們的政治強人朱元璋同學上台才算真正實現，皇權空前強大，朱棣之後子孫不肖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王同學之後，就是大神張居正，死後60多年明亡，和王同學的命運有點相似。宋神宗死後，大宋改革措施被徹底清算，健康的政治文化瞬間變味，黨爭劇烈，明亡於黨爭，（北）宋又何嘗不是。

萬古清流的王安石同學為什麼失敗了呢？第一，宋神宗這個老闆和王安石這個打工仔之間沒有真正的信任關係，王安石同學的政策首先要說服趙老闆，常常以辭職威脅，趙老闆才勉強拍板。王同學第一次被黑，在改革關鍵時刻下野，趙老闆也沒有力挺，這就引出來第二個問題，政策的延續性問題，趙老闆認為你走幾天，應該沒大事，豈不知損害了王安石同學的權威，王同學第二次回來沒幾天就徹底熄火了。第三是用人問題，這一點是王同學自己的問題，歷代都是引清流對付權貴，但是王安石同學這個黨魁選人的眼光實在不行，偶然賞識的人，不加考察就委以重任，呂惠卿在王安石下馬後，立刻想把老領導徹底搞臭，沒有翻身的機會，所以曾國藩說，干大事首要就是找替手。第四就是處理反對派，拜趙匡胤同學的福，宋朝的文官應該是最猖狂的了，反正不會掉腦袋。司馬光同學為首的反對派其實過的相當舒服，伺機而動，宋神宗死後都快入土的司馬徹底清除了改革一切措施，為了政策的延續性，不應該給反對者任何機會。第五就是變革文化的養成，這一點王安石同學做的還不錯，修改了科舉考試的內容，可惜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第一批新生力量還沒長成，改革就已經歇菜了。

最後，還是說說更宏觀的事情，組織變革必然有目標，為了這個目標必然要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司馬光同學之所以反對，就是因為新法損害了士大夫階層的利益，這個靠什麼都撼動不了，道理上駁不過，並不代表心裡認同，任何變化都是利益再分配，所以趙老闆不能親自操刀，但是要堅決支持王同學。還有一個就是組織「原罪」的問題，這個是任何組織繞不開的問題，趙老闆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太祖大人陳橋兵變，因此對地方軍閥充滿戒心，因此改唐的府兵製為募兵制，這個制度才是導致宋朝軍事不振，入不敷出的原罪，但是不能動，誰提誰死，這個只有老闆自己來了，教訓慘烈莫過崇禎皇帝了，自己不肯承擔領導責任，導致身邊沒有可用之人，替皇帝背鍋代價太大——腦袋只有一顆。

最後的最後，還是要信命，宋神宗短命沒活過四十，他兒子哲宗更短命，只活了24歲，這兩位都還算是英明神武，然後傳給了著名的宋徽宗趙佶，很不幸，這位很長壽（要不是被俘虐待，應該還會更久），相似的萬曆皇帝，乾隆皇帝莫不如此，庸人在位，措施良機。正面的例子就是秦，秦孝公以下5代（短命的兩位不算），直至秦始皇統一中國，莫不勵精圖治，子承父業。不宜讀史，唏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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