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宋慶齡和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如何為抗日救國提供援助？

在中國沿海遭到日軍封鎖以後，香港溝通中外的橋樑作用更為重要。為加強與國際社會的聯繫聯繫，援助國內抗戰抗戰，宋慶齡於1937年11月2日從上海移居香港香港。1938年6月，宋慶齡聯合中外人士在香港組織成立了保衛中國同盟，呼籲世界上所有嚮往和平的人們支援中國的正義戰爭。宋慶齡和宋子文分別擔任「保盟」中央委員會主席和會長。不少在香港的國際友人參與了「保盟」的工作，如香港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夫人克拉克女士為名譽書記，香港大學教授諾曼·法朗士為名譽司庫。在港的鄒韜奮、史沫特萊等知名人士也都是「保盟」成員。「保盟」總部設在香港西摩道21號。

宋慶齡

宋子文

保衛中國同盟從成立到香港淪陷前，在香港的抗日救亡活動集中於兩個方面：一是使香港成為國際援華物資中轉中轉站，二是動員香港各界資助身陷戰火之中的內地民眾。由於交通信息的封閉和阻隔，國際社會對於艱苦卓絕的中國抗戰所知無多，因而對華物資援助有限。「保盟」利用香港的有利條件，以多種方式把中國大眾的深重災難和中國戰場的緊迫需要傳達給國際社會，從而為中國抗戰，尤其是為八路軍、新四軍募集了許多資金和物資。「保盟」成立後的第一年，就募集到來自各國朋友和海外華僑的捐款25萬港元，以及衣服、日用品、醫療器械、藥品、罐頭食品等物資。

保衛中國同盟

隨著國際社會對華援助的逐漸增多，捐款和救援物資源源不斷運抵香港香港，並經宋慶齡宋慶齡和「保盟」努力陸續運往中國內地。香港遂成為國際援華物資中轉中轉站。宋慶齡宋慶齡和「保盟」在香港的另一項活動是呼籲香港各界資助抗戰抗戰，「保盟」為此發起並主持了多次電影、戲劇和音樂會的義演，這些義舉因香港人士的積極響應和熱心參與而卓有成效。

宋慶齡和「保盟」在香港工作期間，港英當局在不激怒日本人的前提之下，對於「保盟」以人道主義名義進行的爭取國際援助活動，一般還是允許的。香港總督和香港各界名流士紳也曾多次參與「保盟」主持的善舉。不過，當港英當局認為宋慶齡和「保盟」的活動有悖於不開罪日本的「原則」時，它便會加以阻撓。1938年8月，宋慶齡請求在香港廣播一封致美國青年代表大會的信函，抨擊日本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推動英美兩國聯合抵制供給日本軍火和原材料。港督以這種行為不符合中立原則為由堅決拒絕了宋慶齡的要求。

宋慶齡和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進行的各種救援活動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有力地支援了浴血抗戰中的中國軍民。

（ 張憲文、張玉法主編：《中華民國專題史 第17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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