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化和教養談于丹如何「做」壞了《論語》
文化，是一個很寬泛的詞，通常指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之和。而本文所說的文化，是指個人接受文化教育的高低、擁有的文化知識的多少，也就是指一個人的文化素養，是在實踐中獲得的。而教養是一個人在行為方式中表現出的道德修養狀況。人的傳統意識里，習慣於將一個人接受文化教育的高地、擁有文化知識的多少與一個人的文化和教養結合起來，慣性使然地認為「有文化的人就有教養」。
當然，之前在我的潛意識裡也是這樣的認知，一個有文化的人應該有教養，一個有教養的人是這樣的：知書達理、恭寬謙讓、仁愛有禮、與人為善。」文化和教養應該是成正比的。但是，9年前在蘭州金城大劇院發生的一件事，頓時讓我對這種想法有了改變，從而也深信了那句俚語，「一個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教養」。所以，此文是說于丹「做壞」《論語》，並非說「講壞」《論語》。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那是2008年的年中，蘭州某單位邀請了當時因百家講壇走紅、被譽為中國當代知名女學者的北師大教授于丹來講《論語》。當時我在一家傳媒公司供職，與主辦方相約做一期于丹教授的訪談。
因為對於國學的尊重和對教授的崇敬，我也特意做了些採訪前的準備。但是，中途主辦方對我說，採訪取消，於教授不接受採訪，並不讓拍照，我愕然，不是說事前都溝通好的嗎？為什麼臨時取消？主辦方一位跟媒體對接的人三緘其口，不願多說。後來得知一些大概，說是因為費用的問題，也就是所說的「出場費」吧。知道就裡，我對這位所謂的「於大教授」少了一些崇敬，多了幾分不解。
《論語》不是說「仁愛平和、恭謙禮讓」嗎？怎麼講《論語》的教授還為卻與論語的主導思想有些不符呢？不過，那次的採訪雖然爽約，課還是聽了，說實話，站在台上的於大教授到幹練優雅，不乏教授的氣質，講的也是頭頭是道，「溫良恭謙讓、仁義禮智信」都闡述的很到位，但給人總有一種「人前背後」兩面的感覺呢？
要不是2009年5月有媒體報道，於大教授在英國倫敦一酒店因為不合自己的意願，而再次發飆，大聲呵斥酒店服務人員，或許我也就只是對於教授有一個不大好的印象而已，可是，倫敦酒店事件，又讓我想起2008年於教授在蘭州金城大劇院之事，台下因為「出台費」滿臉怒容，台上一臉謙和微笑地用獨有的鏗鏘語言、打著簡潔手勢大講特講「恭則不侮」、「寬則得眾」。
當時他講到：將心比心，在內心深處要尊重他人，不喜歡的事彆強加於人，這樣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即就是說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對什麼樣的人都要尊重。心「信則人任焉」，信是基石，是生命的基礎，要用自己名字守住信用。
我是農村長大的，小時候常聽鄉親們說，凡事有「再一再二，不要有再三再四」。即就是說人不要總是失信於人，如果一味地「言行不一」，那麼時間長了，沒有人再信任你、尊重你了。可是，就在2010年6月3日，於教授又在蘭州金城大劇院的舞台上正講《感悟中國智慧》，陝西的《華商報》卻不合時宜地爆出了于丹與孔健就《論語力》一書的版權糾紛。
當時，《華商報》爆出，孔子75代孫孔健與于丹這對曾經的老熟人，因為《論語力》等四部書的版權問題致使以「大哥與小妹」（據報道，孔健出示了一本《論語力》，扉頁的文字「孔健大哥，這是我們用心的所得」為于丹所寫）相稱的兩人翻臉相向。誰是誰非，不得而知，但又是《論語》「惹的禍」，這再一次刷新了對於大教授的觀感。
原來，在這位既是文化學者，又是大學教授的于丹看來，《論語》是拿來講的，不是用來學和做的。因為，於教授曾講到「仁者，兩人才能成仁」，兩個人在一起就是仁愛，也就是人與人的關係，我認為這種關係就是人與人之間要和平相處，無貪慾、無私利，互相團結，融洽和睦。可是於教授做到了嗎？顯然沒有，而把一部《論語》給「做」壞了。
我們常說傳承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而《論語》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不僅是語言上的，也是行為上的。可是看看我們這位四處講《論語》的文化學者、教授，言語方面堪稱「無人能敵」，而行為方面實在是「不敢恭維」，何止是「不敢恭維」，還叫人大跌眼鏡。
「言行不一」也就罷了，還把一部《論語》給「做」壞了。在電視和公眾面前開朗、隨和、謙恭、能把《論語》講的淋漓盡致的於教授，走出舞台後卻借《論語》恃才傲物，獵取功利、藐視他人，在國內現眼也就罷了，還跑到國外現眼，真是不知道拿什麼說你好了，
文化本是教人做人、陶冶一個人情操的精神食糧，按說文化越高，教養越好，社會的文明程度就越高。可適得其反，一個整天言辭鑿鑿講「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學者教授，不說語言上的夸夸其談，就說不能約束自己、動不動發飆爆粗口的教養，何以傳承文化？更何以為人師表？
最後，引用《論語》兩句話以作結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其中之意，明者自明。
（註：本文觀點參照本人親身經歷和媒體報道來寫，並非臆想杜撰，歡迎留言討論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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