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視的傳染病：瘟疫如何塑造了中國古代的政治與經濟？

原標題：被忽視的傳染病：瘟疫如何塑造了中國古代的政治與經濟？

如今，許多人早已從書中或電視紀錄片中了解到，在歐洲人征服美洲的過程中，一個小部落可能因為一個外來人帶來的流行病而全軍覆沒，因此，死於來自歐亞大陸的病菌的印第安人，實際上要遠多於戰場上死於歐洲人刀劍與槍炮的人數。美國演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Jared Mason Diamond）也曾在他的知名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提到這一段歷史。實際上，戴蒙德的思考與結論深受一位歷史學家的影響。這位歷史學家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在討論傳染病在整體上對人類歷史的影響了。疾病，尤其是傳染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這是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2016年去世的著名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觀點。

麥克尼爾看到，在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歷史當中，西班牙人以不足六百人的兵力征服了人口數百萬的阿茲特克帝國，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阿茲特克人遭遇到了西班牙人習以為常的疫病——天花。在公元前430年左右的雅典與斯巴達爭霸當中，人們常常將雅典的失敗歸結於政治體制等因素，麥克尼爾則指出，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一場瘟疫改寫了這段歷史及其後續的歷史……

可是，長期以來，瘟疫其實一直都是史學家忽略的對象。麥克尼爾認為，這是由於史學研究者對歷史問題的探討常常來源於自身在現實生活中的體驗，以至於容易忽略這樣的事實：同樣的疾病在熟悉它並且具有抵抗力的人群當中流行和當年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爆發，會產生天差地別的效果或影響。而且，歷史學家低調處理疫病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他們常常刻意突出那些可以預計和可以控制的因素——如果把疫病看作一個時代戰爭或和平的決定性因素，過去的歷史解釋力就會變弱。

在麥克尼爾1976年首次出版、至今影響依然廣泛的學術著作《瘟疫與人》一書中，他所做的嘗試正是把疫病納入歷史詮釋的範圍，「把傳染病在人類歷史中的角色還置於更為合理的地位上」。在他以後，疾病、細菌、氣候、動植物以及整個環境，都逐漸從歷史的布景成為了歷史研究的重要對象。無論是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還是艾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哥倫布大交換》，無不受到了威廉·麥克尼爾的啟示。

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

威廉·麥克尼爾是「第一位把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起來，重新解釋人類行為的學者」，也是第一位「把傳染病列入歷史重心，給它應有地位的史學工作者」（牛津大學教授基思·托馬斯Keith Thomas語）。在論述羅馬帝國的奔潰、歐洲的擴展、大英帝國崛起等歷史現象時，麥克尼爾都能夠指出疫病在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時，《瘟疫與人》並不是一本歐洲中心主義的著作，作者在其中也講述了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與瘟疫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國人對疫病的適應反過來又如何促進了人口的增長。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為何遲遲南移？

黃河流域是中國開發最早的地區，一直以來也是中國經濟的重心。秦漢時期，關中地區既是全國的經濟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地位十分顯赫。而同一時期的南方，雖然擁有溫暖氣候、充沛雨量、肥沃土地等優越的條件，但是直到東漢末年，江南地區依然地廣人稀，經濟停留在原始狀態。從東漢末年開始，軍閥混戰，導致黃河中下游地區「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後漢書》），在北方經濟遭到破壞的同時，大批農民為了逃避戰亂南遷到江南流域。從東晉到隋唐，特別是安史之亂以後，北方戰亂頻繁，生產遭到破壞，北方人口大量南遷，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逐漸趕上。到了兩宋時期，北方少數族群掠奪中原，而相較之下，南方卻有著相對比較穩定的環境，造成北方人口大量南遷，甚至形成了「國家根本，仰給東南」（《宋史》）的局面。南宋的建立更是被視為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在時間上的分野。從此以後，經濟重心不可逆轉地遠離了北方。

一直以來，尋求穩定的政治和生產環境都被看作是經濟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不過，威廉·麥克尼爾給出了另外一個答案。這個答案的前提是一個新視角上的新問題：既然南方適宜農業生產，為什麼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直到兩宋時期才實現了黃河流域古來有之的人口密度？

在威廉·麥克尼爾看來，大多數時候，人的生命處在一種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敵的「巨型寄生」構成的平衡體系之中。「微寄生」指的是病毒、細菌或多細胞生物這些微小寄生物能夠在人體組織中尋找到可以為生的食物源。從「微寄生」的層面來看，古代中國人在南下潮濕地區時，越往南行進，越受到瘧疾、血吸蟲病和登革熱等疾病帶來的威脅。雖然長江流域溫熱的氣候、豐沛的雨水都對農作物生長有利，長江也沒有黃河那樣有沉積物淤塞在下遊河道的問題，但是南方濕熱的環境卻可以滋生出更多的寄生物。因此，長期以來，中國人在移居南方這一問題上進展非常遲緩。

而「巨型寄生」主要是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統治者從生產者那裡攫取並且消費食物，因此成為了依靠生產者為生的巨型寄生者。在人類社會的早期，皇帝、官僚等統治階層就是依靠壓榨農民維生的巨型寄生者。從「巨型寄生」這一層次來看的話，過去，從在黃土地上進行旱作，到發展出與黃河流域沖積平原灌溉農業相適應的水利技術，耗費了古代中國人數世紀的努力。在約公元前600年以後，中國人在物質技術上、政治上以及傳染病的適應方面，都獲得了在黃河流域衝擊平原生存的能力。而在公元前200年以後，又實現了政治統一以及建立在農民身上的穩定的「巨型寄生」關係。收租的地主和收稅的皇室官僚這兩大「巨型寄生」與農民之間實現了長期穩定的平衡關係，他們雖然對農民進行了剝削和壓迫，但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他們也會控制權力的濫用，讓農民依然能夠實現基本的生活需求。

《瘟疫與人》

(美) 威廉·麥克尼爾 著 余新忠 畢會成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18-05

疫情如何影響了古代政治？

從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古今圖書集成》、葛洪《肘後備急方》等文本中，威廉·麥克尼爾梳理出了中國的幾次重大的疫情。在公元161年、公元312年、公元322年前後，三場瘟疫曾經引發了特別突出的大規模死亡。在公元37年至公元653年之間的某個時刻，天花和麻疹這種人們過去未曾接觸過的新疫病也從西北跨越大陸，來到了中國。在公元542年入侵地中海的鼠疫，則在兩代人的時間之後，於7世紀初經由海路來到了中國，在沿海省份引發了大規模疫情。762年「山東省死者過半」，到806年浙江省也出現了類似的死亡率。

威廉·麥克尼爾認為，由於這些疾病，中國人口在公元2年統計的大約5850萬的基礎上急劇下降。而瘟疫也無可避免地影響到了政局：安史之亂（公元755年）之後的中央集權的奔潰，時間點上與鼠疫疫情爆發極為相近，因此威廉·麥克尼爾推測，鼠疫很可能使得政府無法從未受動亂影響、卻遭到疫情蹂躪的沿海省份徵集資源、鎮壓動亂。因此，皇帝只好請求回鶻軍隊提供幫助，導致回鶻人迅速把帝國財富轉為了己有。

同傳染病接觸的增加使得死亡人數開始降低，早先疾病的侵襲增加了具有免疫力的人口比例。由於傳染病發作的間歇期縮短，假定某種疾病時隔10年複發一次，只有經受過上次疫情並存活下來的人，才會有孩子。就這樣，一種傳染病讓倖存者獲得免疫力，又以5-10年的間隔複發，這樣的傳染病便會成為「兒童病」；相較於襲擊整個社會的疫病來說，「兒童病」給人口造成的損失要小得多。這一變化的結果就是，宿主和寄生物迅速地進化到了一種相對穩定的共存模式。到十世紀下半葉，中國人口同困擾祖輩的疫病已達成了生物意義上的成功調適，人口開始迅速增長。

在過去，瘧疾、血吸蟲和登革熱很可能阻礙了人口的南移。雖然今天，我們無法復原中國農民如何適應南方生活環境的過程，但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指出，直到8世紀，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人口的稠密現象尚不明顯，到12世紀，成千上萬的稻農才充實了華中和華南相對廣大的區域。

在1200年，中國的人口達到了約1億。要實現這樣的規模，他認為必須要具備兩點條件：一是在「微寄生」的層面上與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的生態環境達到互相適應，二是「巨寄生」的關係得到規範，能夠讓農民留下足夠的產品，維持很高的自然增長率，因為只有這樣華中和華南的廣大地區才能夠實現這樣的人口稠密程度。

「巨型寄生」的層面的調整與「微寄生」層面的發展齊頭並進。隨著宋朝的建立，雖然北方依然處於少數民族的統治之下，但相對有效的官僚制度已擴展到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科舉製作為一種相對合理的培訓和選拔高級官員的方式也已經定型。雖然官僚壓迫並沒有結束，但是，對官僚階層的制度性監督可以限制明目張胆的腐敗。當南方農田得到開墾，迅速增長的人口依然可以吃飽飯，這樣一來，傳統的租稅依然可以讓農民生活下去。而另一方面，正如同外來的疾病在中國人的血液之中引發並維持了某些抗體一般，佛教在傳入中國以後融入了官方儒教當中，構成了道德和智力上的「抗體」，抵禦著其它外來宗教的拯救之路對農民和其它無教養階層產生的誘惑。就這樣，中國在適應巨型寄生的關係上也取得了成功。

本文寫作參考了《槍炮、病菌與鋼鐵》（賈雷德·戴蒙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以及《瘟疫與人》（威廉·麥克尼爾，中信出版集團，2018）。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潘文捷，編輯：黃月、潘文捷，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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