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朝天》讀後感｜高殿傑：正名與感恩——中國從革命到改革

原標題：《大路朝天》讀後感｜高殿傑：正名與感恩——中國從革命到改革

在小時依稀的記憶里，「革命」是一個無比崇高而偉大的辭彙。讀書若看到哪個名人的簡歷上赫然寫著「革命家」三個字，一種敬意便油然而生，久久都不散去。那是80年代，其實那時在學術界、思想界和文化界，乃至在普通百姓那裡，對革命的批判、反思和否定已經開始了，只是自己小還不知道而已。李澤厚的「告別革命」論風靡一時，他是那個時代青年人的偶像，宛如今天的影視圈大明星。經歷90年代到21世紀初，對革命和革命家身份的誣衊、謾罵和否定甚囂塵上，達到高潮。其高大上的形象就像9.11事件中的雙子塔大樓一樣，轟然倒塌徹底崩塌。「革命」成了一個不好的詞，革命，革命，誰革命?革誰的命?一時間，聞「革命」色變，都不談風雲改談風月去了。

但是，還是無法繞過「革命」，那已成為不容篡改的歷史，即使否定也罷。正如一個人想揪住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不過是痴心妄想，在做不可能的事。爭相談改革拒談不談革命，豈不知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了：改革也是一場革命，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樣的表述，實際上是在接續正統。共產黨還在台上，革命就不能否定，這是合法性來源。改革是由還在台上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不能割裂，而是要統一起來，保持連續性。2013年習近平的前後兩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講話，以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對持續幾十年來的爭論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而事實上，新國家領導人第一站去哪，更是行動的話語，極具象徵意義。去深圳還是井岡山、延安?雖有先後，但還是都要去，去紅色革命聖地就意味著對革命道統的繼承。

其實，甘陽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一個著名的「通三統」觀點，意即打通中國古代、毛時代和改開以來形成的傳統。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在做這方面的努力，比如去年出版的鄢一龍的《中國道路辯證法：社會主義探索四個三十年》，還有剛剛出版的蕭武的《大路朝天：中國革命與中國道路》。

蕭武的新書實際上是他重新修訂十多年來所寫的四篇長文的結集，統一在副題所指的「中國革命與中國道路」的框架內。他要做的，就是針對幾十年來對革命的否定，為革命說話，為革命正名。蘇力在序《不只是正名》中說：「蕭武在很大程度上是為革命正名」「為革命正名，不是指出當年為何必須砸爛舊世界，而是展示更具建設性、創造性，意義也更深遠的『革命』：探索和開拓中國道路，為其逐步展開和不斷延伸創造最重要最基礎的條件。」「還不僅僅是為革命正名，還了革命一個公道，讓後來者懂得感恩。」

新自由主義者把後30多年的經濟成就歸功於市場化的改革開放，而無視前30年的奠基、積累，蕭武在書中，從國家的統一、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的治理體系、現代社會秩序、獨立自主的主權性格、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協調、相對比較穩定的政治環境、相對比較健全完整的工業體系、相對高素質的勞動力、基本完備的基礎設施、相對比較穩定的金融體系、比較完整的現代高等教育體系和科技研發體系、相對比較成熟且完整的技術官僚體系、國家對經濟事務進行有效干預的能力、尖端國防科技工業、基本完整的覆蓋全體國民的衛生醫療體系、社會治安狀況天翻地覆的改善等16方面加以分析和說明。蘇力又從「兩彈一星」、國際關係的及時調整和布局以及創建科學技術導向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三個方面予以佐證和強調。最後的結論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道路的展開和形成無法同中國革命切斷聯繫。革命和建設是一個前赴後繼的事業。」

為革命正名，不從破壞舊世界砸爛舊世界入手，也有一個危險性，要防止陷入似乎是用改革來為革命正名的因果倒置的泥淖中。蕭武巧妙地避開了這一點，他沒有大書特書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為改革開放樹碑立傳，當然這也不是他的想要做的。反之，他對改革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都有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比如土地制度、國企改革、司法改革、基層治理等等。對文化保守主義和新儒家，也都保持著審慎的態度和高度的警惕。他強調的是革命為改革所起的基礎性作用，關注的是未來中國道路的發展方向。他認為，社會主義遺產正在逐步削弱，過於強調向市場經濟轉型與歐美接軌，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向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在後記中，他寫道：「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或許是，如何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落到實處，尤其是讓社會主義能夠更多的體現在具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領域，而不是全面的市場化、美國化。這是需要今天的中國人認真思考的問題。」

不錯，革命為改革創造了前提條件，這是反對革命誣衊革命的新自由主義者需要正視的。但革命的正當性合法性無需從改革中來尋找，亦無需要改革來正名。恰恰相反，部分改革背離了革命的初衷，走到了革命的反面、對立面，退回到了革命前的原初狀態、舊體制上。還需要改革正名什麼呢?也正如父親和兒子的關係，沒有父親就沒有兒子，兒子血管里流淌著的是父親的血液，遺傳了父親的基因。但兒子在成長過程中，努力做的不是繼承和發揚，而是想方設法去變異。所以，當我們看到兒子在外形象上的高大威猛，要知道那是多種因素的混合體。儘管這高大威猛僅僅只是一種表象、假象，父親的矮小羸弱還是支撐不起的證據。父親的內在陽剛之氣早被兒子給遺棄了，暴屍荒野，只是在清明時節做點無謂的祭掃，光打雷不下雨地乾嚎幾聲，顯示嫡出，以遮世人耳目。兒子需要感恩父親，但父親的名不需要兒子來正，兒子背棄父親，完成了精神上的弒父，已經為父親正名不了了。與之恰恰相反，倒有損父親的一世英名。這樣來看，這麼多年來誣衊革命誣衊英雄而美化民國美化漢奸，也就不奇怪了。表現在影視屏幕上，讓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形象猥瑣，而讓反面人物漢奸特務高大英俊，這就是30多年來解構的結果。

中國向何處去?這是百多年來多少仁人志士不斷追尋的命題。從19世紀的1840年起，帝國主義用炮艦和廉價商品撞開中國大門的同時，也喚醒了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革命還是改良?每到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有爭論也是件好事。向英國學、向日本學、向美國學，該試的都試過了，都不成功，都失敗了。血的沉痛教訓，改向俄國學，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終革命勝利了，新中國成立了。但也正如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所指出的：「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就到了新中國的前30年的革命和建設。

德國學者海因里希·伯爾在《假如沒有馬克思》中說：「一部進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負義史。後生者只是一味地撈取和享用好處，至於曾為好處所付出的代價連想也沒去想。攙和在這種忘恩負義之中的還有愚矗、無知以及理論家、知識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視。」這句話用在不但不感恩還誣衊中國革命的那些人身上，也同樣恰如其分。沒人去想革命是怎麼起的，新中國是怎麼成立的，共產黨是怎麼掌權的，新中國前30年都做了什麼。就像一座高樓大廈，人們只看到了頂部的輝煌，深埋在泥土之下的地基卻無人問津。相反，還要投去極度的蔑視的目光，以顯示自己的高明。打個比方，譬如一大戶人家，祖孫幾代。祖上有過榮光，後一直遭受屈辱，爺爺這輩終於站起來了，但不忘艱苦奮鬥，並不把所有的錢財積蓄分給大家，人人平等。爺爺去世了，兒子說的算，於是瓜分財產，大家哄搶，誰有力量誰搶的多，弱小的只有哭的餓死的份了。但弱小的聲音也弱小，沒人去聽也懶得去聽或裝不見。充斥在燦爛陽光下的是一片歡呼聲叫好聲和咒罵爺爺這老頭子這老不死的憤怒聲。天地良心!稍稍有一點良心的人就不會忘記歷史。魯迅《野草》中有篇《頹敗線的顫動》，文中的「老女人」帶著極大的屈辱，竭誠奉獻了一切，卻被為之犧牲的年輕一代以至整個社會無情地拋棄和放逐。這是何等的悲哀啊!

李零說：「革命是民主它爹」，「革命的追求是民主自由，沒有革命，就沒有民主自由。這事本來很清楚，誰都清楚。現在不同，大家革了一百年的命，革命革傷了，革命革怕了，有人說，革命就是不民主，不自由，不合法，反人權，等於專制，這不是滿擰?」是呢，怕革命啥呢?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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