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前僱員被懷疑泄密，唯一「證據」是他使用了Tor瀏覽器

「能將約書亞·舒爾特和維基解密的 Vault 7 發行聯繫起來的唯一證據是他使用了 Tor 瀏覽器」

當權者阻止不了 Tor, 就想被它變成輿論武器嗎？ 此案將引發多方面副作用，不僅包括會對體制內異議產生寒蟬效應，還包括那些使用 Tor 作為安全措施逃避審查監控的記者和異議人士。

舒爾特是 CIA 的前僱員，在Vault 7 的第一批文件在去年3月發布後一周，當局就突襲了舒爾特的曼哈頓公寓。

Vault 7 一直都是美國情報界的痛處，主要是因為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文件有史以來最大的泄漏」，這些文件詳細揭示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全球性秘密黑客程序以及網路攻擊工具和漏洞。

正如 MintPress 當時所報道的，Vault 7 所揭示的該機構能力之一就是 CIA 能夠將外國政府的「指紋」留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本身控制的黑客手中。這種能力的暴露使人們立即對俄羅斯政府入侵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的證據產生了懷疑。

此外，該泄密事件代表了 CIA 無與倫比的尷尬局面，特別是在 NSA 舉報人愛德華·斯諾登泄密後以及政府為防止重複發生泄密而採取了諸多措施之後。該案的敏感性就是為什麼舒爾特被捕，儘管缺乏證據。

事實上，在他第一次被捕後一年多的時間裡，舒爾特仍然沒有被控告與 Vault 7 泄漏有關，儘管調查人員可以訪問 CIA 的電子審計記錄，這些記錄可能表明誰盜取了這些文件以及舒爾特的個人資料，但是到目前為止，能將舒爾特與 Vault 7 發行關聯在一起的唯一「證據」是：他在某些時候使用過加密的 Tor 瀏覽器，並且在維基解密發布之前的幾年，他通過適當渠道投訴了 CIA 的安全漏洞。

舒爾特因違反法官的規定，目前被拘留，原因是被指涉嫌「擁有兒童色情資料」，當局對他提出了無關的指控。該指控聲稱，2009年舒爾特在文件共享伺服器上存儲了10,000個非法圖像。然而，除了舒爾特之外，還有多達 100 人可以訪問該伺服器。

還有證據表明舒爾特不太可能向維基解密泄露 CIA 信息。例如，當局與 舒爾特有關聯的Twitter 賬號呼籲在 2010 年殺害 Wikileaks 的信息來源切爾西·曼寧。「她應該被處決」，舒爾特說。

舒爾特還在另一個單獨的場合發布了一則消息，呼籲將維基解密總編朱利安·阿桑奇的出版工作指控為「間諜活動」。鑒於這些評論，舒爾特選擇成為維基解密的信息來源似乎不太可能。（顯然此人是個糊塗蛋）

在 Vault 7 本身的發布中提到了舒爾特可能確實是無辜的另一個可能原因。在第一次發布 Vault 7 後，維基解密指出，中央情報局「失去了對黑客工具和漏洞的控制」，導致它「以未經授權的方式在美國前政府黑客和承包商中流傳，其中一人向維基解密提供了檔案的一部分。「

因此，維基解密獲得的資料可能來自多個不同渠道，不一定是舒爾特。然而，如前所述， 舒爾特被挑出來是因為他之前試圖向上級提出他對該機構安全漏洞的擔憂。

低端構陷的手段

雖然 Vault 7 的指控尚未出現，但似乎他可能會因與兒童色情這種無關的指控而入獄。但是，這些指控實際上是相關的。

據稱在該伺服器上發現的兒童色情圖片可能早就已經在那裡了，特別是考慮到有多達一百人訪問該伺服器的事實。在計算機上「植入」兒童色情物品以損害個人聲譽，然後以此為借口抓捕，基本是潛規則。這叫釣魚執法，比如用兒童色情惡意軟體誘導目標，之後又發現了其他真正的罪犯。

據稱，這些手段已被政府用來遏制異議人士。例如，美國媒體廣泛報道說俄羅斯政府在持不同政見者的電腦上植入兒童色情作品，以詆毀他們，並使他們受到監禁和警方的調查。鑒於 FBI 過去曾經誣陷過嫌犯，而且已經從政府伺服器運行兒童色情網站作為過去調查的一部分，美國政府也可能在政治上有利的情況下使用這種構陷做法。

在舒爾特的案例中，政府在他的電腦上植入兒童色情的可能性還有另外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政府檢察官沒有將足夠的證據集中在一起足以控告 舒爾特因涉嫌將 Vault 7 內容泄露給 WikiLeak 而被間諜罪的數月之後，聯邦政府才發現這些圖像。事實上，舒爾特的公寓和電子設備在去年3月被突擊搜查，直到去年8月，五個月後，他才被起訴「擁有兒童色情製品」。

事實上，中央情報局正在試圖修補 Vault 7 的發布所造成的損失，他們一直渴望著指責泄密者。正如國際計算機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尼古拉斯·韋弗周二告訴紐約時報的那樣，Vault 7 的「真正意義」在於泄漏發生在愛德華·斯諾登泄露國家安全局的機密文件，引發情報機構緊縮的安全措施落實之後（準確說就是惱羞成怒）。韋弗指出，如果泄密者已被確認，「將非常令人放心」——這表明政府，特別是中央情報局可能更有興趣監管某人並責怪泄漏事件，而不一定是抓到真正的泄密者。

此案出現了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負效應

然而，舒爾特案產生的最令人不安的效應是，它可能為未來的舉報人樹立一個糟糕的先例，特別是那些試圖揭露政府不當行為或通過適當渠道揭發的舉報人。

把舒爾特與 Vault 7 綁在一起的唯一證據就是（即使是在他的公寓和他的電子設備遭到襲擊之後）：他以前曾經通過所有適當的渠道向國會抱怨中央情報局的安全漏洞 —— 他的上級、該機構的檢察長、最後是眾議院情報委員會。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先例 —— 任何政府工作人員或承包商都可能發現自己被指控泄露或間諜活動，僅僅是因為他們以前曾試圖令合法問題引起上級的注意。此案提供給政府工作人員或承包商的信息似乎是，他們應該保持沉默，除非他們想成為未來被調查的潛在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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