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得意門生被林彪復活後如何逃脫

本文選自《台灣老兵口述歷史》 趙川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原題《「老軍統」洪淦棠：我今年104歲，黃埔分校十七期、戴笠門生》

老軍統洪淦棠在寓所內

「高雄市有個104歲的老先生，是由大陸來台的國民黨老兵，至今頭腦清醒，精神好得很，這樣的老人全台灣都已很難找到了。他還是廣東深圳人，您要是過來採訪，一定會不虛此行。」高雄市廣東同鄉會理事長魏國偉先生在電話里多次這樣「動員」我。

2010年10月下旬的一天，終於抽空專程到高雄走了一趟。乘坐台灣高鐵，從台北車站直達高雄左營，恰是台灣高鐵的起點至終點，全程321公里，直達車不足兩個小時就順利抵達。

當天下午，魏先生帶我來到洪淦棠老先生的寓所。洪老先生的小兒子洪金龍也特地放下公司的事務，趕了過來。洪老先生正是魏理事長所稱的104歲老人，據老人自己介紹，他出生於民國元年之前3年，因此，104歲應指虛歲。

考慮到老先生年事已高，他又講鄉音很重的廣東白話，我未必能聽得懂，細心的魏先生特地請來一名從事廣東話研究的粵籍「翻譯」，讓他協助我們之間的溝通。

抗戰初年，他任隨軍服務團副團長，洪老先生的寓所在一棟臨街建築的二樓。

走進客廳，正面是一幅孫中山先生的肖像。進入老先生的卧室兼辦公室內，有一張書桌，一張簡易床，這就是老人工作兼休息的地方。案頭一盞檯燈下，堆滿了各種剪報資料。「老先生喜歡舞文弄墨，算是你的同行——他是台灣雜誌協會的會員，還是《工商勞務畫刊》的發行人兼社長，因此，他也是一名新聞工作者。」魏先生介紹說。

「我是廣東省寶安縣洪橋頭村人，也就是現在的深圳市寶安區松崗街道洪橋頭村人，我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十七期。」雖然年逾百歲，可老先生的思路非常清晰，記憶力超好，健康狀況之佳，完全超乎我的預料。得知記者來自深圳，他首先自我介紹一番。為了讓我能正確理解他的意思，老先生手握一支毛筆，遇到拗口的人名地名，他就一邊說，一邊用筆寫在紙上。自知聽力不佳，老人說，你有什麼問題也請寫出來，我來回答。

由於有「翻譯」在一旁解釋，採訪進行得十分順利。老先生所講的年代都是民國紀年，因此，涉及年代時，必須加上11年，將其轉換成公元紀年。

「民國二十六年（即1937年，以下均按公元紀年），七七事變後，我開始參加抗戰。不過，我參加的不是正規軍隊，而是『戰地隨軍服務團』，我任副團長，服務於第九集團軍吳奇偉上將的部隊。」

所謂隨軍服務團，是抗戰開始後，由東南亞等地的一批年輕華僑自發組成的愛國救亡團體，他們多半是學生，其中不少人是各地華僑富商的子女。這支在國難當頭之際組成的特殊抗日救亡隊伍，成分較為複雜。他們以原寶安縣、東莞縣，加上來自香港、廣州青年會的年輕人為骨幹，還有從越南、菲律賓、泰國、美國等回國的華僑青年共同組成。他們聚集在一起，就是為了一個目標——抗日。隨軍服務團團長是僑領鄧錦輝，洪淦棠為副團長。這支特殊的隊伍，通過廣東同鄉會、教會等民間組織聯繫形成。

根據相關資料，並據當事人的回憶錄記載，洪淦棠先生所稱的隨軍團，全名為「粵港青年會隨軍服務團」，最初是由廣州男青年會及香港男青年會聯合組成。青年會屬於教會組織，在抗日隨軍服務期間，他們並不從事宗教活動，而是完全服務於抗日。隨軍服務團，成為一個鮮為人知，並即將被歷史所湮沒的歷史名詞。

為了印證這段歷史，筆者曾查找相關資料。史料表明，隨軍服務團於1937年底成立，至1940年解散。隨軍服務團主要由粵港澳熱血青年學生組成，他們很多人是愛國華僑。大陸方面曾有人撰文回憶，作為當事人之一的何家葵先生，在一篇題為《愛我中華》的回憶文章中，有過這樣的記述：「歲月流逝，人生易老，往事多已模糊，能憶及的學生、青年計100人，他們來自各方，為了保衛中華把青春獻給祖國，他們走在一起……激流過後，海河平靜，願這濟濟之眾，尚存者自強，先逝者安息！」

這篇文章寫於1982年，何先生在文中提及有名有姓的即有100人，其中，就有洪淦棠的名字。他就是「尚存者」之一，想必，時至今日，這樣的「尚存者」 活在世上的已極難尋覓了。這從一個側面，佐證了洪淦棠先生所講述的那段歷史屬實。

洪淦棠老先生說，1937年，他們先是在廣州協助抗戰，廣州失守後，他們隨同吳奇偉（廣東人）將軍的隊伍轉戰江西南昌、九江一線。

洪淦棠親歷了1937、1938年，日軍兩次對廣州和南昌的狂轟濫炸。「1938年5月，我們在廣州待了1個月，親眼所見，有3000多人殉國。作為隨軍救護隊，目力所及，到處是殘壁斷垣，滿目瘡痍，好慘啊！」老人顫聲說，這次日軍轟炸中，自己10歲的女兒也被活活炸死了。後來，廣州淪陷，隨軍服務團隨國民黨部隊北上，轉戰南昌一帶。

日本偷襲珍珠港，情報最先為戴笠截獲

「1938年下半年的一天，曾有共70多架日軍飛機轟炸南昌，真是慘絕人寰！」洪淦棠他們這批來自廣東的隨軍團，此時共有200多人，被分成4個小分隊，一部分服務於由商震將軍率領的第二十集團軍，另一部分服務於吳奇偉將軍率領的第九集團軍。

老人說，當時，自己所服務的部隊有一位廣東籍的將軍名叫梁華盛（廣東茂名人，黃埔一期，後為蔣介石所倚重），兩人後來成了莫逆之交，就是這位梁將軍將洪淦棠引上從軍救亡的征途。

1939年，隨軍服務團同部隊轉戰潮汕一帶開展抗日活動。洪老先生說，次年5月，經梁華盛將軍介紹，自己報考黃埔軍校，並一舉考中，成為黃埔（燕塘軍校）第十七期學員。參加隨軍團之前，洪淦棠曾經做了幾年的私塾先生，文字表達功底尚好，在那個時代應屬於文化青年了。

報考軍校那年，洪淦棠實齡已32歲，年齡偏大。

為了順利報考入學，他靈機一動，將年齡虛報為26歲，一下減去6年。「那時沒有身份證之類，年齡隨自己報。」老人說，當時，自己所上的燕塘軍校，屬於黃埔軍校（當時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四分校，校長是蔣中正，分校主任是來自廣東海南的韓漢英。洪淦棠老先生說，當時軍校的生活非常艱苦，經多次轉移，從廣東德慶到廣西宜山，最後在貴州獨山落腳。三年艱苦求學後，洪淦棠順利畢業。

老人迄今清楚記得臨畢業前發生的一幕——

那天，韓漢英主任親自來找洪淦棠。他遠遠就喊：「你是洪大哥吧？」 「報告長官，我不叫洪大哥，我叫洪淦棠！」

「我問你，你留校當教官好不好？」

「報告長官，我才疏學淺，怕難以勝任教職。」 「想當官？」 「不，我只想當軍人。」 「那很好啊，你想到哪個部隊去呢？」 「我軍校畢業，立志報國，希望到一線部隊去抗日殺敵。」 「很好！作為軍校畢業生，理應到前線殺敵。」

就這樣，洪淦棠沒有留下來任教。但是，命運卻因為另一個神秘人物的出現，發生了重大轉折。

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國民黨政權岌岌可危，「黨國正值用人之際」。戴笠（戴雨農）這個「特務總頭子」應運而生，並呼風喚雨，不可一世，其命運跌宕起伏，其人生之多姿多彩，迄今仍為學界和民間所津津樂道。洪淦棠同戴笠這個名字聯繫上純屬偶然。戴笠到學校，是要「伯樂相馬」。他要為「黨國」物色一批可造之材，用以培植個人勢力，為抗戰所需，更為蔣家王朝所用。

當年，戴笠被公認是蔣介石的左右手，掌管軍統局，名聲極響，提起他的名字人人都敬畏三分。他來軍校物色人才，希望相中一批精英分子進行「深造」，組成高級參謀團，為戰局服務——說白了就是從事軍事情報搜集工作，直接服務於戰場，以維護國民黨的江山社稷。為了網羅「黨國精英」，戴笠特設了一個高門檻，要求必須是上校以上官銜者才有資格入圍。

許多學員懾於戴笠的淫威，又害怕到前線賣命，因此畏縮不敢報名。當時，洪淦棠僅是中尉軍銜，不符合「深造」條件，就因拒絕留在後方當教官，而願意上前線殺敵，被認為具有不怕死的革命犧牲精神，受到軍校長官的好評。這一點恰好合乎戴笠的需要，於是，他一眼相中體格出眾、血氣方剛的廣東仔洪淦棠，極力拉他入伙。就這樣，本想到前線領軍抗日的洪淦棠，陰差陽錯成為戴笠一手培植的「軍委會參謀班」特七期學員；未能如願到前線殺敵為女兒報仇雪恨，卻被送到陪都重慶受訓。他的個人命運，也因此同戴笠發生了牽連。

「戴雨農少將是我們的班主任，他是軍統局掌門人，我們都習慣性稱他為戴先生。」在當時，因其行事極其詭詐神秘，又深得蔣介石的寵信，被視為一代奇人，為軍情人員所仰視。在洪淦棠心目中，「戴先生」永遠是一個偶像級人物。

經過嚴格訓練，洪淦棠順利結業，隨後，繼續被選送到陸軍大學戰教班（一期）深造。集訓1年後，洪淦棠成為一名文武兼備的高級特工，正式成為戴笠手下的一員幹將。他被分派到「軍委會國際科」工作，專門搜集國際情報。基於戰事需要，此階段專門收集日本軍情。與此同時，洪淦棠還兼任參謀班的教官。迄今，他只記得一個曾與自己一起共事的同僚，他是山東籍科長王汝桐。

儘管年代較遠了，可洪老先生提起戴笠，依然眼睛發亮，聲音也立刻大起來：「戴先生真是一代奇人，提起他許多人都會敬畏，能在他手下工作，之前想都不敢想。」他回憶說，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風雲變幻，勝負之間誰也無法逆料，戰局發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情報工作尤為重要，一個關鍵的情報甚至會扭轉整個戰局。

洪淦棠說，戴笠一生搜集到的最有價值的情報是「日本計劃偷襲珍珠港」。當年，戴笠的情報網路遍布全球，可謂無孔不入。他一生最大的遺憾也是因為這宗重大的情報未被採信——因美國人疏失，日本成功偷襲了珍珠港。

當時，戴笠手下的諜報人員已經收集到了日軍計劃偷襲珍珠港的重要信息， 拿到這份絕密情報後，戴笠立即上報給蔣中正，蔣中正也在第一時間將這個重要情報報告給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可是，美國人根本看不起老蔣的情報能力，壓根兒沒有予以重視。結果，日本偷襲珍珠港得逞。

不過，美國人由此對戴笠刮目相看。這件事之後，蔣中正和戴笠也更加看重情報在對日作戰中的重要作用。雖然洪淦棠加入軍統時，珍珠港事件已經發生，可「這個『故事』，成為一個經典教案，戴先生在情報人員中經常提及」。

洪老先生說，自己所在的國際科工作人員有100多人，屬於戴笠龐大情報網路中的一個局部。戴先生的隊伍究竟有多少人？誰也不知道。當時在情報人員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即使在日本皇宮內也有他的人。「每天，我們國際科的情報員將收集到的最新信息上報給戴先生，他整理後再報告給蔣中正，這就是我們的工作程序。」洪老先生雙眼直視著我道，「我的這些經歷，從來沒有開口對外講過，包括我的兒子他都不知道。今天，我是第一次告訴家鄉來的記者朋友。」

他說，有些情報到後來才逐漸被披露出來，有些還被人爭執不休，而作為一名軍統情報人員，自己當年早就瞭然於胸，只是因為保密紀律，才咽到了肚子里……

共軍定時炸彈半夜響起，我撿了條命

1945年，日本投降後，政局發生了劇變。

抗戰勝利後，很多軍人回到原籍，一些戰時建制也被取消。洪淦棠身份改變，他被留在重慶訓練青年軍。不久，孫立人將軍所率的入緬甸及印度的遠征軍也勝利返回國內。戴笠隨即將洪淦棠調往孫立人所率的新一軍。洪淦棠因此隨新一軍回到廣州，從日本佔領軍手裡接收戰略物資和軍需品。

經過8年抗戰，洪淦棠再次回到祖籍地廣東寶安縣（現深圳市寶安區）。他說，抗戰期間，自己一心一意為了抗日救亡，並由於情報工作的特殊性，加上戰事緊迫，長期不能回家探親。「我太太在家裡守了8年活寡啊！」憶述當年，洪老先生無限感慨，「那時她還很年輕，嫁給我沒有過上什麼好日子……我的好太太，雖過世多年，我現在還一直在懷念她！」說到這裡，洪淦棠老人眼裡盈滿了淚花。

部隊奉命在廣州休整，洪淦棠這才有機會將太太和68歲的老父親一併接到了廣州。「我本來還有一個10歲的女兒，可她被日本人炸死了，想起這些往事我就會流淚。日本人！最可恨的就是日本人！」時至今日，說起這段歷史，老人依然充滿了刻骨銘心的恨意。

洪淦棠本以為從此可以過上安穩的日子，可剛剛安置好家人，部隊發來一份電報，命令他立即歸隊。原來，曾遠征緬、印，屢立戰功的遠征軍，又要開始新的「遠征」。只不過這回槍口對準的是自己的同胞--共產黨林彪所率領的部隊。隨著第二次國共內戰開始，洪淦棠受命隨同孫立人所率新一軍遠赴東北，目的有兩個：其一，接收日軍的戰略物資；其二，排擠共產黨在東北的勢力。

洪老先生清楚地記得當時的北上路徑：「先是在香港待了兩周，然後乘船北上，在海上顛簸了8天8夜才到達營口。1946年3月下旬，新一軍乘美艦在秦皇島登陸。」

「剛抵達時極不適應，秦皇島的氣溫是零下20多度。」洪淦棠的新職務是新一軍新三十師二科上尉參謀，依然是主管軍事情報。

老人說，當時東北戰事混亂，很多現象簡直是匪夷所思：那裡有共產黨、國民黨、蘇聯的軍隊，還有日本殘軍，都混雜在一起。「蘇聯軍隊當然是偏向共軍的，並『別有用心』。他們將從日軍手中接收的軍械物資等慢慢地一點一點交給國軍，目的是拖延時間，等待共軍到來，他們是希望將武器物資交到共產黨手裡，壯大其力量，並由此慫恿國共開戰……」

洪淦棠所屬部隊為新一軍下屬新三十師，在錦州一帶同林彪部隊周旋。開始時，國軍進展順利，可謂「勢如破竹」，連克錦州、四平等地，直搗長春，陳兵松花江畔，目標直指共軍勢力佔據的東北大都會哈爾濱。洪淦棠說，戰局開始時，國民黨部隊確實佔據了很大的優勢，共軍完全處於劣勢。老蔣盤算，將共軍逐出東北只是時間問題。

未曾料到，戰局隨時間推移開始發生變化。在昌圖、鐵嶺一帶的夜戰中，洪淦棠身負重傷。而在此前的抗戰時期，洪淦棠已經負過一次傷。這次受傷，給洪淦棠留下了終身印記。他捋起褲管，腳腕處的傷疤依然清晰可見。

這次大難不死的經歷，老人終身不忘。當時，作為先遣隊隊長的洪淦棠率領300人急行軍穿插，「林彪的部隊十分狡猾，給我們設了一個陷阱」。洪淦棠率部順利從共軍手裡奪佔了一個據點，晚上，他們就在據點裡的一座紅樓內休息。睡到半夜，突然「轟」的一聲巨響，樓塌屋倒，硝煙瀰漫……洪淦棠所率部隊死傷慘重。住在三樓的洪淦棠，被拋到數十米之外，雖幸免於難，但是腿部受了重傷。他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才慢慢恢復元氣。

被林彪俘獲後，偽裝身份巧妙逃走

在東北期間，洪淦棠參加了著名的「四平街大戰」，而記憶最深刻的當屬「城子街之戰」。他所講述的這段歷史，有史料如此記載：「……新一軍在一下江南中被林彪圍點打援吃掉了近兩個團，二下江南中第一仗在城子街被吃掉一個團，但第二仗在德惠就打了一個翻身仗，守點部隊沒被吃掉，援兵也沒被吃掉，三下江南也沒有吃虧。」城子街成為國共拉鋸戰的一個戰略支撐點，雙方拚死爭奪。洪淦棠記憶中的「城子街保衛戰」，講述的就是這段歷史。「林彪部隊經過一段時間的整訓後，兵力大增，以3個縱隊圍攻城子街。雙方激戰兩晝夜，3萬多國民黨軍隊被徹底擊潰。」洪老先生神情黯淡地說，就在這次戰役中，自己成了林彪部隊的俘虜。

洪淦棠失魂落魄地隨國民黨殘兵敗將被押往哈爾濱。經過甄別、教育兩個星期之後，他竟平安無事地被釋放回家！

這是何故？

「林彪的部隊好笨啊，他們不知道我的真實身份（據最新資料，其應為新一軍三十師89團諜報隊隊長），我謊稱自己是上士文書，他們果真相信了！」回憶這段往事，洪老先生笑道，「我講廣東話，共軍基本都是北方人，沒人能聽得懂，加上要審訊的人太多，工作人員馬虎潦草，我就這樣矇混過關了。」他補充說：「也許，是得益於多年的特工訓練；也許，是他們看我個頭不高、年齡也偏大了，留著也沒什麼用，就放了我一馬。」

作為戴笠手下的老牌軍統特務，洪淦棠幸運逃過一劫。

回憶那段日子，老人迄今心有餘悸。他先是從東北一路南下跑到上海，再轉道前往南京，最後回到了廣州，回到了國共內戰爆發前自己的出發地，同家人再次團聚。

作為3個孩子的父親，這段時間是洪淦棠從軍以來最安逸的一段日子。

史料真實記載了當時的戰況。「孫立人因與國民黨內其他將領如杜聿明等不睦，1947年8月，蔣介石將孫調離東北。」據稱，得知孫立人調離東北這一消息後，遠在陝北的毛澤東長長舒了一口氣。果然，一年之後，孫立人曾指揮的新一軍，在長春圍困戰中被消滅殆盡。

離開東北之後，孫立人就任陸軍副總司令，洪淦棠遂繼續追隨他，再次回到孫立人所統領的部隊服務。1949年5月，洪淦棠離開廣州，並隨國民黨軍隊「撤退」到金門，供職於炮兵部隊，家眷則被安頓到高雄。

「本不想離開大陸，可是，在時代大潮面前，個人力量十分渺小，猶如一粒微塵，飄揚何處早已身不由己了。」回首往昔，洪老先生無限感慨。

在金門的炮兵部隊服役多年後，洪淦棠才有機會「輪調」回到台灣本島。追憶往昔，老人滿含深情地這樣記錄下當時的情形：「1961年春，老蔣開始輪調金門防衛司令部和炮兵指揮部的高級指揮官。直到1963年冬，我才有了輪調回台灣的機會。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對我慰勉甚多，臨別之際贈送金門特產高粱酒多瓶，並囑多多聯繫。」金門防衛司令部指揮官親自設宴，「把酒凌空，互道珍重」。

在洪淦棠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述：「11月1日，中午餐會後，車送我乘機離開金門。是日，晴空無雲，空中俯視海島，只見戰壘連環，海岸四周的軍艦、漁舟點點，揚帆逐浪。碧海無波，風晴浪靜，萬不像炮火連天的戰場……」這是一位久經沙場即將告別前線的國民黨軍官的永恆記憶：「下午1時，航機安抵台北，歸心似箭的我，搭上南下高雄的客車，深夜到家，80歲的老父和妻兒皆大歡喜——征戰多年，飽嘗硝煙與戰火，回家之際已是年近花甲……我很感謝能夠治家、侍奉父親並教育子女成人的患難賢妻，還有寶玲、海龍、莉馨、金龍四個孩子，他們因我而嘗盡別離之苦……」

從金門輪調回台灣後，洪淦棠並沒有立即脫離軍界，而是任職第二軍團司令部炮兵組組長，寄身廖志遠將軍麾下，廖是他的老長官。「同仁也多盡職工作，生活極為安適。」洪淦棠用這句話形容這段時期的生存狀態。可是，安適的日子不會太長久。他本想在軍部多工作幾年，可事與願違，由於台海緊張局勢趨緩，軍隊不會再養閑人了，國民黨部隊開始限制軍人年齡。到了1966年，洪淦棠因「超齡」才不得不告別軍旅生涯。

從1940年6月考入黃埔軍校起，至1966年退伍，洪淦棠的軍齡長達26年。按出生年齡實算，此時，他已經57歲了。「語謂解甲歸田，可我已無田可歸，只有從事社會服務，安度餘生。」洪淦棠在日記中記述了當時的真實心境。

退伍時，他的軍階為中校炮兵作戰官。

憑洪淦棠的學歷和資歷，本不應該止於這個官階。對此，洪淦棠唯一在台灣出生的小兒子洪金龍先生有自己的看法：「由於家父在東北曾經當過共軍的俘虜，儘管又回到了軍中，其實已被列入另冊，只是當局認為此人尚可利用，沒有多加追究，可他再也沒有進一步提升軍階的機會了。」

國軍退輔會在國民黨建黨90周年紀念日，為洪淦棠發來勉勵狀。

自己人打自己人 我真的很心疼

洪淦棠老先生說：「我這一生最好的時光都給了國民黨軍隊，餘生也都在為國民黨服務。」迄今，和眾多台灣老兵一樣，洪淦棠享受著每月3萬多元新台幣的「終身俸」——蔣介石對早年敗退台灣的退伍軍人，一律給予「榮民」身份，並頒發「榮民證」，按照軍齡和軍階享受不同金額的終身養老金，稱為終身俸。榮民故去後，其配偶依然可享受一半養老金，直至亡故。

在漫長的歲月里，洪淦棠老先生看到了太多的生離死別，並經歷了國共兩黨之間由合作到兵戎相見。「當年，我們是懷抱著抗日救亡的想法參加隨軍團，後來又去報考軍校，從此成為一名軍人。8年抗戰之後，卻身不由己地淪為內戰的犧牲品。回憶過去，除了抗日以外，很長時間內，我們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想想這些歷史，我心裡真的很疼很疼……」

1949年5月，國民黨在大陸大勢已去。本來，洪淦棠不想再離鄉背井遠赴他鄉，可是，一是老長官孫立人的力邀，同時，也是身不由己——「在時代洪流面前，個人的力量其實十分渺小，可以說微不足道。你是被推著走，容不得思考和選擇。」

洪老先生退伍後，一直熱衷公共事業。近些年來，他更是憑藉自己的人脈和威信，積極為國民黨籍人士競選高雄市長、「議員」而奔走呼號。他說：「助選的目的就是要為兩岸和平著想，堅決反對『台獨』。」

洪淦棠退役時，正值蔣介石當選「第四任總統」之際。他被負責退伍軍人事務的「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服務處」聘為監委會委員。洪淦棠為國民黨籍人士參選省、市「議員」而積極助選，由此創辦了《工商勞務雜誌》，並參與籌組台灣雜誌事業協會高雄分會。自1966年至1986年的20年間，洪淦棠藉助刊物平台，以「犧牲、負責、奮鬥、人和」的精神，以「肯吃虧、肯為人服務」的態度，取得了公眾的信任，並為多位國民黨籍參選人當選立下汗馬功勞。

與此同時，洪淦棠還創辦「退伍老兵合創清潔服務公會」，歷任常務監事；隨後，又創辦禮儀用品商業公會，公會由初創時的7家會員，到9年後的第三屆時，會員單位已達到了150餘家，洪淦棠也連續擔任9年理事長。同時，他還擔任油漆塗料商業公會監事。

除了從事公益事業外，他還熱心參與社會活動。曾擔任兩屆高雄市廣東同鄉會理事長，現在依然是高雄廣東同鄉會的榮譽理事長；擔任世界廣東同鄉總會第二屆常務理事，高雄市老人康寧協會理事長，模範老人協會常務理事，並擔任中華黃埔軍校同學會顧問等社會職務。

老人育有兩兒兩女，大女兒寶玲現年已65歲，二女兒莉馨59歲，大兒子海龍61歲，最小的兒子金龍在台灣出生，也有57歲了。

洪老先生說，在大陸深圳，還有自己的兩個侄子，以及侄孫等多人。他們有的進入工商界，有的擔任共產黨的地方幹部，生活得幸福如意。

老人一筆一畫地寫下了深圳親屬的姓名和聯繫方式。「我心裡對大陸深圳的親友十分牽掛。」他告訴筆者，自己祖孫四代嫡親現有20餘人，至親外戚在海峽兩岸共有近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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