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金錢和科技戰勝了嬉皮士 | 紙城PICK

天下 05-30

本

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編輯／日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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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變成了流浪漢。這個年輕人（1968年時他還沒出生呢），他有時會停下腳步，在街角坐下，從墊著磨損天鵝絨的盒子里取出吉他，輕輕撥動幾個音符。人們快步從他身邊走過。停下的人很少，解囊的人更少。

我們的幻夢就坐在那裡，坐在街角。它伸出手來。他並不知道，他身上帶著一部分我們所有人的夢想，就在他眼睛裡、聲音里，在他指甲污黑的手中。這個夢想被我們錯待，如今已經遺失，然而儘管它早就疲憊不堪，卻仍下不了決心棄我們而去。

年輕人只為自己彈奏，或者為了陪伴自己的那個女孩、那條狗。他不知道今晚有沒有東西可吃。他有點咳嗽，他脖子上掛著一兩串不知來自何處的護身符。

街道如此喧囂，我們幾乎聽不見他的吉他聲。

——讓-克勞德·卡里耶爾

1969

年美國登月成功

1969

年

月，美國宇航員終於踏上月球，除了那些還沒得知消息的人，全世界都為之驚嘆。技術專制的文明正是花兒反對的，似乎整整一代青年都想打敗它，然而它勝利了。登月之舉其實並沒什麼特別，它帶來的技術進步也沒什麼了不起，但那場面確實是又宏大又新奇。

形象壓倒了內涵，對此我們早就習以為常。

同一年，「巴德-

邁恩霍夫集團

」開始在德國四處出擊，而義大利的「紅色旅」發動多達四百一十五次暗

殺，還有一萬五千多次破壞行動。在兩個曾經的法西斯國家，烏托邦走向瘋狂。花兒的理念被扭曲，人們發現不可能以溫和的方式改變世界，於是仇恨、挫敗的情緒和最嚴酷的暴力隨之而來。

這是

1968

年造成的後果嗎？誰也無法確定，因為不消說，誰也無法想像若沒有發生已經發生的那些事，世界會是什麼模樣。歷史可以被書寫為若干種不同的面目，但只會呈現一次。縱然在當時、在現在，各種評論都如雨點般落下，各種意見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然而聯繫總是存在的：一方面激進的夢想自我毀滅，一方面名流顯貴也流了血。

電影《敬畏》中，融入運動人群中的「戈達爾」

在某些人嘴裡，

「

五月風暴

」

這個詞已經帶上徹底的貶義，甚至成了罵人的話。很長一段時間，尤其是在法國，它指的是那些

「

窩囊廢嬉皮士

」

（

baba cool

），被年復一年的大麻煙軟化，每晚都夢想著街壘和永恆的索邦，夢想一個所有人都只動嘴皮子而從來不行動的世界。

對於

1968

年

月的遺民和過去的嬉皮士、對於所有曾經夢想通過改變自己來溫和地改變世界的人，這種看法或許是成立的。在許多年裡，其中一部分人努力保持著嬉皮士的穿衣風格，他們就彷彿一點點變得花白的頭髮，人們談起他們時帶著一種尖酸的憐憫，好像在談論原始部落仍在遵循愚蠢的儀式。

金錢的地位越來越至高無上，它很快就認出1968年的抗議者是自己真正的

敵人，甚至很可能是唯一的敵人。於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它就把這些人當成了自己最主要的靶子。它不遺餘力地嘲弄他們，甚至帶著滿心的仇恨。它充分利用了新生的一代人，因為每一代人照例是要反對自己父母的，而且它呈現給這新一代人的模樣不僅是至高無上的誘惑（它從來都是），同時它還將自己偽裝成對抗混沌與污穢的終極手段。

它展現了自己的權力，又不斷藉助「六八重來」的威脅，將這權力合理化。於是我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看到大隊大隊的年輕人，他們剪短頭髮，磨尖牙齒，將一切對生態的憂

慮都斥為無稽之談；他們大肆掠奪我們星球剩餘的資源，而其中的狂熱分子乾脆把艾滋病說成上天對放縱的花兒的懲罰。這些新生的小狼崽並未意識到，其實他們自己也攀附著一個虛無縹緲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相信我們星球的資源取之不竭，而人類是理所當然的君主，有能力應對一切危機。

這個反烏托邦並不比原先的烏托邦更腳踏實地。這些不斷向大地索取的新人直到現在都認為六八年是個錯誤。這是真的：一切烏托邦都是錯誤。然而，相信我們本可以避免六八年的發生，這本身也是烏托邦式的天方夜譚，也是錯誤。

被詛咒的花兒

如今我們用牆上的相片，重新觀看「五月風暴」

隨著時間流逝，那個時代的形象越來越黑暗。總是這樣的，當人們處於普遍的焦

慮中——

比如兩次大戰之前

——

或者僅僅是像今天這樣缺乏信心，人們就需要為自己找到替罪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思維會枯竭萎縮，會變得僵化。也許說

「

我們的思維

」

還不太準確，確切地說是某些人的思維，那些將此事作為職業的人。他們慣常通過文章、書籍和各種媒體告訴大家該想些什麼、該怎樣想，然而只要大眾在心理上出現少許滑坡，就能看出這些炮製意見的人、這些會說漂亮話的人，他們以為自己在領導人民，其實卻是在無知無覺地跟隨著十分隱秘的群眾運動。

他們總是順著潮流思考，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如此，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向

1968

年宣戰。所有在僅僅十年前宣布支持寬容、慷慨、智慧、公正、對他人同情的人，全都陷入他們的火力網中。女權主義者受到他們的侮辱，甚至普通女性也未能倖免，被當作靶子的還有穆斯林、窮人、色情作家、第三世界、遊手好閒的人、人道主義者

——

很快還會加進黑人、猶太人。明天還會有誰？

馬丁·路德·金（1929年1月15日—1968年4月4日）

一切的放縱和混亂，蜂擁的移民潮，城市裡的騙子，甚至於股市的下跌，總之我們遭遇的所有壞事（經常都是幻想出來的壞事），其罪魁禍首都是東村那些戴著鮮花項鏈的姑娘，是在蓋

呂薩克街掀起鋪路石擲向警察的學生。

無須再往深處探尋，罪惡的源頭已經找到了。它就存在於盲目的夢想中，存在於這個用渴望和革命點亮五月夜晚的烏托邦。

很顯然，這樣的指控與當年學生們的指控一樣荒謬：當年的學生也曾把一切怪在政府部長們頭上，或者歸咎於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和無度的消費。

現實極端復

雜，永恆變化，我們卻總以為可以把它簡化為幾個簡單的理念。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其實都是烏托邦主義者。

我們覺察、講述歷史時，彷彿把歷史當成了一系列快照，只需一眼就能看清一切，只需幾個詞就足以定義某個

「歷史時刻」。然而事實上，這個時刻里早已包含了所有即將出現、即將緊隨而至的時刻，只不過它們都像細菌般不為肉眼所見。這就有點像本來是要看電影，我們卻把膠片拿在手裡，一格一格地分開來看。

電影《戲夢巴黎》

是不是因為法國的五月運動產生於學生中間呢？總之教育系統是最受震動的，而且至今仍被討論得最多。

儘管右派在這個六八年獲得選舉勝利，然而傳統的教育模式很快就被炸上了天。對歷史和文學的教授方式，甚至對科學的教授方式，全都遭到了所謂的

「

解構

」

。古老的編年式劃分被取消，思維方式的歷史替代了戰役的歷史（這還會有誰不願意呢？）。

學生家長几乎是清一色地持反對意見，因為代際之間突然出現了一道鴻溝，自幼年起就把孩子們與家長分隔開。晚上回到家，家長會覺得自己被時代甩在了身後，因為他們發現除非自己也重新學習，否則根本無法幫孩子完成作業。

「五月風暴」時期，貼在教室里的標語：歷史、卡爾·馬克思

就這樣，家庭與學校間產生了危險的裂痕。

新舊之間產生了可見的撕裂，其中最持久的改變出現在我們與孩子的關係之中。我們既覺得他們比之前的多少代人更嬌慣，同時又說他們與自己的父母更疏

遠；我們指責他們冷漠、自私，甚至在面對年長的人（包括他們的父母）時不服管教，倨傲暴躁。我們說起「

孩子暴君

」

，並為之擔驚受。

不守紀律，缺乏溝通，拒絕服從，狂熱地追求物質享受，無止境的個人主義：所有這些癥狀都被直接或者間接地歸咎於

「

五月風暴人

」

的放任，和他們對下一代的縱容，甚至被歸咎於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受到承認的那些權利。

1968年的戛納電影節遭遇五月風暴，左起依次是勒魯什、戈達爾、特呂弗、馬勒、波蘭斯基。

確實，在那年五月，十五到十八歲的學生宣布成為自己的主人，什麼都要自己做主，而且他們也不要學習

——

連

「

學習

」

的概念都不存在了。在教師與學生之間曾經有片領域，代表著可傳授的

「

知識

」

，現在這片領域也神奇地消失了蹤影。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瑪格麗特

米德和她的

「

代溝

」

。世界不斷變化，年輕人認為上一代過時而無用，早已從各個方面被超越，再也不願從他們那裡接受任何東西。

電視、互聯網，這些途徑一點點取代了老師。只需點擊恰當的地方就能接收到全世界的知識，還要老師來做什麼？然而同樣的話柏拉圖早就在《斐多篇》里說過，他當時指的是書。如果一切都能在書中找到，學習又有什麼用？師長和記憶有什麼用？書難道不是大腦衰退的開始嗎？

烏托邦的位置

「五月風暴」走上街頭的法國年輕人

大概烏托邦就該繼續是烏托邦，它無法實現，彷彿某種朝著理想前進的呼喚，但永

遠不可能存在。若是如此它便只是一面無用的旗幟，很快便會褪色，沒有人會再次匯聚到它的感召之下。

烏托邦帶著一種存在的渴望。它不停地在我們耳邊低語，說自己是有可能的，說自己不只是在重溫古老黃金時代的夢想，說我們真的能夠改變，儘管從古至今的一切證據都指向相反的方向。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現象都與烏托邦的小調背道而馳，然而它依然頑固。它大概是不可戰勝、無法摧毀的，是我們自身本質的組成部分。

不承認它、鄙棄它，這就等於抹去我們自身的一部分，等於拒絕承認這部分揮之不去的想像。它彷彿夢境，首要的價值就是逼迫我們承認世界的畸形，或者用宗教的說法，承認造物那顯而易見的匱乏，承認

「

自然的不完美

」

。它的價值還在於即刻驅使我們去想像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有著理想化的形象，能幫我們看清不完美的現實世界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再說了，有時也有成功呢。當然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徹底成功，也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和所有的夢想。

但是，有一隻鈴鐺搖響了，有一類人被喚醒了。

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的街頭

舉個例子，

1968

年的布拉格青年是完全占理的。他們發出的呼聲是公正的，他們想要推翻的世界是借告密和勞改營維持的烏托邦中的烏托邦，他們說這樣的世界不可接受、無法忍受。那一代人很不幸，因為這個世界還要再過二十年才會真正變得更開放，更自由，更好。

捷克青年在堅定而富於

遠見的對抗中找到了準確的辭彙，提出了合理的問題，而那些確實影響了布拉格的美國青年甚至法國青年，他們自己卻似乎在不同的口號間搖擺不定，在行動與漠然、在反抗與放棄之間搖擺不定。

1968年8月20日深夜，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了自1月開始的「布拉格之春」運動。

這是否意味著對手越兇惡我們的事業就越正義？大概吧。佛朗哥垮台過後幾年，有遊行的西班牙人拉出橫幅，

「

反佛朗哥，我們變得更好

」

。因為不言而喻，在反對佛朗哥時，反抗者的行動顯得更有理，更有必要，因此也更有用。

在布努埃爾生命的最後幾年，這句話令他大感興趣。他說這可能也代表另一種含義，

「

反佛朗哥，我們感覺更好

」

，也就是說我們感到自己只能說

「

不

」

，我們的良心也就更安

穩。不過當然了，他並不想讓人走向極端，模仿這位獨裁領袖，重建高壓政府。

所謂的現實

《布拉格之戀》（又名《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

我在各處提到過，自

1968

年起我同別人合作寫了三個電影劇本：《起飛》《五月傻瓜》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寫這些劇本都需要採訪當事人，其中一些人是我的朋友。我吃驚地發現，對於共同經歷過的事件，我們的感受多麼不同。

一開始我便坦言：現在會改變過去，然而這個現在本身也會立刻成為過去，並被另一個現在篡改。

我們的生活是多變的稜鏡，對某個事件的回憶必然要經歷一系列的變形。當我們想重現一九六八，就不得不藉助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進行的對話，藉助在那些年或者接下來的年頭寫下的書。

至於我，很顯然我的回憶是通過這三部電影，通過我們為了布置所謂的現實而發明的場景，通過在拍攝時所必需的重建工作（《起飛》拍攝於

1970

年，但即便在那時花兒也已經開始凋零）來重現的。

《布拉格之戀》（又名《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

有些人認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電影和昆德拉的原著一樣，至今看來仍是真實的畫面與講述，甚至可能布拉格遭遇入侵時保留下來的唯一

「

證言

」

。我再說一遍：小說並不比史料更虛假、更不確定，或者包含更多謊言。它以另一種方式接近事實，它調整事實，將其置於或明顯或隱晦的戲劇線索中；它將事實扭曲，有時甚至需要發揮想像，但這

想像也是現實的一部分，是與現實關係密切的一部分。

這是真的。

大約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在之後的三十多年裡，歐洲的知識分子要經歷一個艱難的學習過程，那就是人們所謂的

「

範式的終結

」

。無論古老或現代的精神結構都無法承受這記撞擊。哲學的構造和神學的超驗性相繼坍塌，隨後意識形態體系也自內部坍塌了，同時還伴隨著偶像倒台的巨大噪音。從這個意義上講，蘇聯坦克進入布拉格，它對征服者蘇聯的打擊可能

遠勝於對被征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打擊。

似乎根本不可能將某個理念運用於世界，它總會被一種平庸的偶然捲走，而我們的計劃里完全沒有這偶然的位置。於是思想家就又開始談論

「

解構

」——

這之前的思想都是以結構的形式表達的。人們甚至呼喚

「

歷史的終結

」

，這一表達很讓人不舒服，而且似乎

把歷史本身和書寫歷史的可能性，乃至僅僅是覺察歷史的可能性混為一談。

紐約60年代的嬉皮士們

讓我們快速列舉一下，自

1968

年最早出現恐怖活動這一命名起，接下來又有：柬埔寨紅色高棉的破壞；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令人瞠目結舌的蘇丹宗教原教旨主義興起；伊朗的伊斯蘭狂熱；試驗性的海灣戰爭；盧安達的種族大屠

殺；象牙海岸獅子山的暴行；南斯拉夫變成「

前

」

南斯拉夫，在經歷極度的混亂後，我們轟炸了貝爾格萊德；接著是阿富汗塔利班的野蠻烏托邦，克什米爾分裂，車臣被摧毀，曼哈頓雙塔倒塌，五角大樓被撞穿，伊拉克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徹骨仇恨不斷加深

——

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理由，讓人們再也不相信可以有

「

更好的

」

世界。

被某些人斷言已經

「

終結

」

的歷史重拾自己的權利，不過同時也改換了形態。現在歷史幾乎是通過大段大段的電視節目實時書寫的，國家領導、部長、將軍，有時甚至還有受害者都成了歷史的演員，都來電視上講述和評論自己的行為

——

這種記錄十分獨特，也引起不小爭議，而且無疑是前所未有的事。

今天，日常的歷史、即時的歷史是直播的，它有一種完全出乎意料的特點，有時顯得很不真實，或者至少（在我看來）留下了現代戲劇或藝術的痕迹：在彷彿馬格利特畫作般的天空下，飛機靜靜地飛進曼哈頓的兩座巨塔中；車臣的年輕女孩張著嘴巴，窒息在莫斯科的一家劇院，彷彿在塔德烏斯

康托爾安排的場景下被逼向了極致。

9·11事件

充斥著謀

殺、自殺、暴戾與苦難的歷史。

在這些新的動蕩、在這些圍困我們的各式威脅中，哪裡還能找到烏托邦

——

找到和諧的魔法師，找到幸福的畫面？

全球化被人掛在嘴邊並不斷擴展，然而我們長久以來熟知的所有國家都彷彿失控的個人一樣行事：乞丐國，宗主國，強盜國家，工人國家，被稱作

「

流氓

」

的法外之國，等死的國家。它們日益僵化，築起壁壘、武裝到牙齒，對自己、對內部

敵人發動最殘酷的鬥爭。國家的終結、歷史的終結，甚至有人開始談論人類的終結。

地上的現實從未屈從於天國。甚至恰好相反：俗世決定著神靈的形態與功能。由此便生出了時常被人分析的沮喪與惱怒，這時烏托邦主義者已經變成狂熱分子，就如我們在阿富汗所見：他們被沮喪與惱怒的情感驅使，強迫男男女女必須相信那缺席的真主，還要每天敬拜好幾次，否則腦袋就要吃兩粒子彈。這是令人憤慨與厭惡的姿態，誰能料到在我們這個自詡文明先進的時代還能看見這種暴行。這一姿態與信仰恰是兩個極端，若我沒記錯的話，信仰要求的是出於自由選擇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