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禮義廉恥堂」到「李憶蓮祠堂」：久違了！反思國民劣根性的中國電影

在一場以「啟民智」「倡有序」和「禮義廉恥」為目的，並以「新生活」命名的運動中，通過一種驚心動魄而又不能自拔的宗教儀式，寡婦李憶蓮終以好看的身體與鮮活的生命，獻祭了殘暴的人性與荒誕的祖宗規制。「要出人命」之前，穿著道士服、背著破褡褳的李鐵算，面對黃白相間的蒼茫山野，也禁不住感嘆：「一夜之間白茫茫的，這雪下得太妖了。」

一個「妖」字，恰能點出影片《荒城紀》的用意。而這一部影片的情境設置與表達方式，也正如一場國民性表演，在俯仰的天地、白紅的雪火與虛實的族規、真假的面具之後，盡顯歷史的錯忤與文化的悖逆，直抵死的慘烈與生的悲涼。儘管在音樂的鋪陳和鏡頭的搖移之間，創作主體總是無所不在，甚至差一點失去節制，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影片本應具備的悲劇氣質。

不得不說，自從謝飛、黃健中和張藝謀、陳凱歌等電影導演，通過《湘女瀟瀟》《貞女》與《霸王別姬》《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影片，對中國歷史及其傳統文化進行深刻反思，並對中華民族的國民劣根性予以冷靜批判之後，我們已經有較長時間，未能在電影院里看到如此挑戰生命之重、充滿情緒張力並痛感身心之謬的國產影片了。如果說，在前年上映的《驢得水》里，編導周申、劉露以民國年間發生在中國西北的人性舞台為中心，於嬉笑怒罵中諷喻和指斥荒腔走板、彼此傾軋的國民靈魂，已經明確顯現出中國電影里國民性批判話語的回歸，那麼，徐嘯力導演的這部《荒城紀》，便是在中國銀幕上表演國民性更加深刻，也更為厚重的一部作品。

在《中國小說史略》里，魯迅評《三國演義》的人物，以為「劉備之德近乎偽，孔明之智近乎妖」；所謂「妖」者，按辭源釋義，通常指反常、怪異與邪惡、不祥。能從《三國演義》讀出劉備之「偽」與孔明之「妖」，也足見魯迅對聖人之「德」與賢者之「智」存有多大的懷疑，更不論針對幫凶和庸眾的「哀怒」了；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正是通過構築一種由幫凶和庸眾構成的普遍性昏亂情境，直指人格表演中的劣根性。在一定程度上，《荒城紀》繼承了魯迅的精神，將這種面具式、殺伐性的國民性表演推向極致。

影片的「妖氛」，是從吃棗的保長蹲在凳子上緊盯「親愛精誠」橫幅下國民黨旗的鏡頭開始的，並貫穿影片始終。保長和陶管家在老宅商討「用死人頭充領救濟糧」，出門所經，壓到畫面大部的均是明清風格民居上題寫的「仁者壽」「茀祿爾康」等牌匾，虛飾的歷史文化偽德之於蠅營狗苟的國民之間的權力關係，已經壓抑到令人窒息的地步；而當以保長和族長為代表的所有文盲庸眾和幫凶，自作聰明地將已然荒誕的「禮義廉恥堂」理解成「李憶蓮祠堂」、將「蔣中正」理解成「講忠貞」的時候，這種反常、邪惡的「妖智」，與其說是不識字的後果，不如說是人性趨向暴虐的必然。無論如何，當一種國家權力需要戴著面具以全民運動的方式予以推行的時候，一種不可遏止的個人慾望，將會裹挾驚人的力量不知疲倦地表演，並以毀滅告終，落得白茫茫一片。

事實上，在村民眼裡，天仙一般勾人魂魄的外村寡婦李憶蓮，才是真正的「妖」。莫名其妙下得太「妖」的雪，跟李憶蓮被洗乾淨後綁在高台草堆上預備焚燒的雪白身體一樣，同樣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存在。在全部的殺人者中，最怵目驚心的一群，是與李憶蓮的性別身份一樣的女性。面對犧牲者，跟所有的男性和孩子一樣，所有的女性也沒有表現出絲毫的關心和同情，她們還高興地懂得，活活焚燒是一種比直接殺死更加煎熬的痛苦；而她們發出的肆無忌憚的笑聲，則是一種比燒死還要令人絕望的恐怖。

影片中，在大多數面具化的表演情境里，在重要的殺人和被殺的儀式上，李鐵算都是主要的見證者。也只有這一位「鐵算」，才是國民性表演中真正的主角。因為，在任何情境下，他都是最懂得蠱惑人心、獲利技巧與活命秘籍的一位表演者，一個在中國歷史文化中遊走過無數春夏秋冬的真正的「妖」。在他的面前，被殺的李憶蓮、用槍對準「這幫糊弄孫」和電影鏡頭的林硭，以及所有的庸眾和幫凶，都不過是匆匆的過客，只能在他的卦中討問宿命。

正是在這一點上，《荒城紀》成為一部精心營構、蘊含豐富而又意在言外的國產影片，其粗糲的造型、深刻的思想與厚重的悲憫，均出乎觀者的預料，在國產電影序列中當能留下同樣深重的印跡。

文| 李道新

本文刊載於20180529《北京青年報》B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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