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文化遺產」能經常上「熱搜榜」，請別拒絕它！
最近，關於文物資產化的爭議上了文化界的「熱搜榜」。一直以來，對於文物資源的認知、保護和利用，因為涉及多個領域問題而爭論頗多。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現了新時代的要求，文物的活化利用方式將走向多元，輔助認知的手段會有新的突破。歸根結底，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更好地傳承這些文化遺產，並讓更多的人從中受益。
原文 ：《在傳承中發展：從文化遺產的核心價值談起》
作者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杜曉帆 劉邵遠
圖片 |網路
將文化遺產作為一項文化資源進行經濟價值的評估在國際上並不少見，尤其是在歐洲和日本，遺產經營學的研究已經進行到了一定階段，其中不乏相應的理論方法和實踐案例作為支撐。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現了對文物和文化遺產的新時代要求，它們的活化利用方式將走向多元，輔助認知的手段會有新的突破。從對象上來講，廣義的文化遺產囊括了文物所指的範圍，而「遺產」二字更深層次地體現了文化遺產作為溝通過去、現在、未來橋樑的作用。如開頭所言進行的資源評估，也未嘗不可以作為一種正面的手段幫助人們更好地認知和管理遺產。但歸根結底，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更好地傳承這些文化遺產，並讓更多的人從中受益。
那麼文化遺產要傳承的是什麼？這離不開它產生的背景和蘊含的核心價值。現代意義上遺產保護體系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近代歐洲歷史性紀念建築的保護實踐當中去，人們所熟知的巴黎聖母院、古羅馬斗獸場等建築，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作為遺產對象來進行保護和修復的。
過去的遺存之所以被視為遺產，從客觀上來講，就是它和原生社會文化環境產生了一定的分離，並來到了當下的語境，成為了一項帶有時代特色的文化資源。數百年前歐洲的遺產保護實踐，對於當時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國民身份認同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些都和遺產的經濟價值沒有關係，而是與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需求密不可分。因而在對文化遺產的最初關注中，物質形態得到了保護，但人們對於遺產的需求在根本上體現的是一種精神的需求。換句話說，文化遺產概念的出現是人們精神需求進階下的產物，而不是經濟認知下的產品。
中國古代向來有追思歷史的傳統，雖然不像西方一樣尤其重視對遺存物質形態的保留，但人們在史書中、在遺迹中的追索，本質上也反映了對歷史延續性的重視。中國文化遺產保護體系的建立，可以說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對歷史遺存的再關注，可以幫助人們在日益開放和聯繫愈發緊密的世界和社會中重新觀照自我，並向前發展。在最近幾十年里形成的一系列新型遺產類型，如文化景觀、文化線路、工業遺產、傳統村落等，都是在時代發展過程中人們的認知和精神需求多元化的體現。
再回過頭來看今天人們所熱議的遺產的經濟價值，可以明確它是核心價值衍生出來的另外的價值屬性，或者說是特定時代下的另外一種認知角度。一方面，文化遺產應該有它的合理利用，這是它社會功能的體現，但不是簡單轉換成一種經濟效益認知的利用，利用包含多種前提的可能方式。另一方面，文化遺產分類有很多種，可移動和不可移動文物的劃分只是一個初步的判斷。新產生的類型提醒我們，如果要對作為文化資源的文化遺產進行評估，就需要根據其可能具備和延伸出來的社會功能進行分類研究。
文化遺產的核心價值體現了人類精神的豐富維度，與遺產類型、保護級別、相關人群、歷史沿革、規模、地域等方面息息相關，這就使得它所具備的核心價值以及能提供的社會功能具有不同的層次。缺乏對文化遺產的功能性分類研究，沒有區分哪些文化遺產只能作為文化記憶存在而難以產生經濟效益的增值，哪些具備可開發與利用的潛力和價值，就會使得在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活化利用上造成文化資源的浪費，一刀切和單向度的價值認知無疑會讓遺產的內涵窄化，很有可能因不恰當的開發利用造成文化遺產的破壞。
因此，在把握文化遺產核心價值的基礎上，對文化遺產進行功能性的分類，是認識遺產的價值內涵和社會功能以及進一步將其作為文化資源評估的重要前提。對於文化遺產經濟價值的認知和利用，應保持一種謹慎的態度。文化遺產扮演的角色或者發揮的功能並不圍繞它的經濟價值展開，在傳承中追求的發展不是經濟量化的指標提升。認知和利用遺產的方式是多樣的，但如果將這些手段奉為圭臬，把衍生的價值當做最終目標，無異於捨本逐末。文化之為文化，從來不是精確計量的結果，快速量化所招致的很可能是對眼前利益的過度關注。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應尊重每一個時代，因為兩者是相輔相成、毛將焉附的關係。與其說文化遺產是一個專業，不如說它更像一個事業，需要各個領域共同為之努力，它不拒絕當下的活化利用，拒絕的是對歷史和傳統的短視。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09期第4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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