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電影曾經風靡中國，硬酷冷峻的高倉健改變了中國女性的審美，奶油小生開始成為國人男性評價話語體系中的負面詞。朱言在少年時代曾經看過一部叫《望鄉》的日本電影，至今記憶深刻，除了電影本身質量很高、劇情很好之外，更為重要的是那部電影的女主是朱言心目中的女神，她就是栗原小卷。朱言覺得目前國內任何一個女星也難以超越顏值巔峰期的栗原小卷。

栗原小卷

在《望鄉》這部電影中，栗原小卷扮演的是記者山穀圭子。故事就是以山穀圭子的採訪展開的，為了調查當年日本婦女被賣到南洋當娼妓的歷史，山穀圭子進行了艱難的採訪，很多人都對此緘口不提。正當圭子準備離開天草，放棄這個採訪的時候，卻偶然認識了當地的孤老太婆阿崎婆，這個角色是日本功勛級女演員田中絹代扮演的。

往日的傷口，就這樣被撕開，阿崎婆本人就是當年去南洋出賣肉體的苦命日本姑娘，這是她一生悲劇的源頭。回想這些情節，朱言至今仍然難以平復。

栗原小卷和田中絹代

阿崎婆的人生悲劇其實就是日本近代歷史上一段屈辱的往事，是崛起之後日本帝國羞於提起的一頁。日本歷史上，從德川末期經明治時代，一直到一戰結束之後的大正中期，也就是1870年代至1920年代，大批年輕的日本婦女，其中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島原半島居多，漂洋過海，到今天東南亞一帶，以賣淫為生，這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賣淫人口大流動。這些可憐的苦命日本女人，在中文世界裡被稱為「南洋姐」。

「南洋姐」的活動範圍很大，北到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部地區；南至以上海、香港為基地，湧入以新加坡為核心據點的馬來半島；西至以印度為跳板，直達非洲東海岸，一度到達好望角；向東則滲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國的加利福尼亞沿岸地區。據不完全統計，僅僅明治時代，日本輸出的「南洋姐」可能達數十萬之多。

《望鄉》

「南洋姐」的存在其實是與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緊密相連，歐美列強在全球經營勢力範圍，很多傳統的未經開發的區域經歷了早期的近代化，產生了很多近代工業、交通業，這就形成了很大的勞工群體，孤身在外做工的他們的生理需求是娼妓業存在的根本原因。

對於日本而言，經濟利益則是輸出「南洋姐」的真正原因。長崎縣的島原半島和熊本縣西南部的天草，是近代日本輸出「南洋姐」的最重要基地。明治時代的日本，與歐美各國的經濟差距相當明顯，國民收入的差距就更大了。

20世紀初葉，在新加坡的「南洋姐」的月營業收入約為150美元，一般和妓院老闆五五分成，「南洋姐」的月工資可達70—80美元。1905年新加坡當地木匠、煉鐵工人等的日工資僅為4575美分，橡膠園華工的年收入也只有2442美元；另外，日本製造行業女性勞動者的平均日工資，1900年為20錢，1910年為30錢。從這種比較來看，可將「南洋姐」列入高收入階層。

栗原小卷

對於日本國家和日本經濟而言，「南洋姐」的大量輸出，不僅能緩解國內就業壓力和貧困問題，更能賺取大量外匯，還能有助於新生的脆弱的日本企業開拓海外市場。根據日本國內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1902年「南洋姐」和海外移民匯款及帶回日本的現鈔總額為1202萬餘日元，當年日本全國輸出總額僅為2.583億日元。

當年輸出品排在第一位的生絲為7686萬日元，第二位的絹織物為2798萬日元，第三位棉花為1990萬日元，第四位煤炭為1727萬日元，「南洋姐」和海外移民匯款及帶回日本的現鈔排在第五位，成為與生絲、棉花、煤炭等原材料並列的重要輸出品。

望鄉

依賴本國女性出賣肉體而賺取外匯，這可能是世界歷史上聞所未聞的了。對於日本政府而言，雖然羞於啟齒，但是在現實利益面前，他們也選擇聽之任之。正因為如此，每年數千人的「南洋姐」，在日本政府的眼皮底下，以各種方式浩浩蕩蕩地跨出國門。

「南洋姐」的命運是悲慘的，年輕無知的她們迫於生計走上了這條不歸路，為她們身後的日本帝國賺取了大量外匯，但她們自己卻飽受折磨蹂躪。

日本的南洋姐

崛起之後的日本帝國，只願意接受民族的榮光，而羞於提及這段往事，很多「南洋姐」客死異鄉，成為孤魂野鬼。回到日本的「南洋姐」也成為備受歧視的賤民，影片中的阿崎婆就是這樣一位可憐的女人。

《望鄉》在日本公映的時間是1974年，日本早已擺脫二戰戰敗對經濟的影響，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重新崛起之後的日本並沒有忘記對本民族慘痛歷史的反思，於是就有了《望鄉》這樣的電影。《望鄉》在中國上映的時間是1978年10月，還曾經一度被認為是「黃色下流」而停映。最後，在巴金先生的干預之後，這部電影得以順利繼續放映，成為深刻影響中國觀眾的影片。

苦命的阿崎婆

其實，任何一個民族都需要面對自己往事的勇氣，都需要反思自己慘痛歷史，甚至是穢史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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