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鐘錶進入中國以前，中國古人都用什麼計時呢？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古典名著《紅樓夢》小說原文里，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曾被賈府里的西洋鐘錶嚇一跳：老太太先聽到咯噔咯噔響，然後就看到一個「秤砣似的」西洋鐘錶，把劉姥姥直看得發獃，正琢磨著這東西幹什麼用，就聽到這鐘表「又若金鐘銅磬一般」的「鐺鐺」報時聲，結果小丫頭們就連呼「奶奶」來了，驚得樸實的老太太差點失態。
這差點嚇壞劉姥姥的橋段，也縮影了鐘錶，這個西洋舶來品，在明清時代的風靡程度。拜當時大航海時代所賜，如賈府這般的富豪家族，不但早應用了這款當時的外來奢侈品，而且還是有錢人安排時間的生活必需品。
那麼問題來了，在鐘錶傳入中國之前，中國古代若想計時報時，又該用哪些器械呢？其實，中國宋代時，科學家蘇頌就造出了早期的機械自鳴鐘裝置，還演變成了元代的「宮漏」，而在此以前，歷朝歷代也都有各種古代版的鐘錶，見證中國人的創意。
一：漏刻
首先一款老資格的「鐘錶」，當屬漏刻。即以漏壺滴水來標註時間的裝置。以《隋書》的記載，漏刻最早出現，是在軒轅黃帝時代，中國周朝至隋朝的各個史料里，也有大量使用「漏刻」的記載。用於滴水計時的漏壺，最初是「沉箭漏」設計，也就是用裝滿水的漏壺滴水來指示時間。西漢以前的漏刻，基本都是這樣，但這樣做的缺點是，水位高時漏的快，水位低時卻漏的慢，時間很不準確。
比如《史記》里齊國名將司馬穰苴斬將的橋段，司馬穰苴立起「漏刻」召集軍隊，監軍庄賈遲到，被司馬穰苴二話不說就以軍規處決。當時的漏刻就是「沉箭漏」。後來又演變成接水指示時間的「浮箭漏」，漏壺下放一個接水壺，水壺裡浮起的箭來指示時間。到了東漢時期，越發忍夠漏刻流速誤差的科學家張衡，成功開發出了二級漏壺，即增加一個加水漏壺，讓水流的更勻速。這個創意代代演進，後來變成宋元時代更為精確的四級漏壺。
今天故宮博物院里，就保存著清代的四級漏壺，裡面還有勻速的分水裝置，確保水流最為勻速。計時的效果，足以媲美同時代的鐘錶。
二：香篆
香篆，又名更香，是用燃燒速度均勻的木料，做成的特殊盤香，以燃燒的程度來計算時間，有的香篆上還放有金屬珠，燃燒時金屬珠自然掉落，用以提醒時間。
這種獨特「盤香鐘錶」，宋代時候就已經出現，因為它攜帶方便，因此常在人們出行時，作為隨身的「鐘錶」，甚至宋朝起的海上絲綢之路上，中國海商也常攜帶著盤香漂洋過海，把好些外商都看得嘖嘖驚嘆。即使到了鐘錶進入中國的十七世紀里，中國「香篆」的獨家好處，也叫用慣了鐘錶的外國傳教士們稱奇：因為明末的「香篆」，製作方法已經更簡單，不再是宋代時的特定木料，相反可以加工普通木料，所以一盤香篆價格只要三文錢，使用卻超過二十四小時。以外國傳教士安文思的驚嘆說：「這真是該國一神奇工業」。
尤其神奇的是，這樣便宜好用的香篆，精確度也不差，以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估算說：「吾人從未見其有大差誤，此發明可代自鳴鐘」。確實，在那個西洋鐘錶價值連城的年月里，廉價且精確的香篆，著實方便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三：圭表
比起小巧的香篆來，中國古人計時，當然也有大傢伙，比如用日影來測定時間的圭表。
中國古代最常見的圭表，當屬日晷。現存最早的出土日晷文物，是出土於內蒙古托克托縣的西漢石制日晷，這個珍貴的文物，上面以秦漢時代的小篆，把日晷的圓周分成一百個刻度，然後畫出小孔，對應刻度的小孔，就表示不同的時間。這樣圓心的木杆，就可以把日影投到石盤上，隨著太陽的移動來顯示時辰。
當然，這個漢代日晷，學名叫做「地平日晷」，即以太陽投射在地平面的石盤上來顯示刻度，其石盤上的刻度並不均勻。更先進且精確的，則是平行於赤道平面的「赤道日晷」。這種日晷更精確，也對測算能力提出更強考驗。以清朝學者梅文鼎的記載，最早的「赤道日晷」，應該是在唐朝出現，並歷經唐宋元明幾個朝代的演變，故宮太和殿漢白玉基座上，那斜立著的圓形石盤，就是古代中國最精確的「赤道日晷」。
四：輥彈
上面這幾類計時裝置，雖然應用群體和性能不同，但總算是比較大眾的一類。唐朝出現的一個獨特「鐘錶」，卻是非常小眾：輥彈。
輥彈，以宋朝《小學紺珠》的記載，是一款誕生於唐朝的特殊裝置，由唐代僧人文誥發明，是在巨型的屏風上，把竹管以「之」字形狀貼上去，然後在竹管的上下兩頭套上銅蓮花，把十個圓形銅彈依次投入竹管，屏風上的木牌會隨著響聲來翻牌，就此精確記錄時間。
比起日晷漏刻香篆等裝置來，這小眾的「輥彈」，卻克服了其他裝置的缺點，既不像日晷一樣依賴天氣，更不像香篆那樣受空氣濕度影響，堪稱「全天候」計時器。但以宋朝典籍記載，它誕生時還不是很精確：它一次「投彈」代表一刻，一晝夜大約記錄一百二十刻，但古代時間刻度，是一晝夜一百刻，依然存有誤差。
不過，隨著西洋自鳴鐘的傳入，到了明清年間，這小眾的輥彈，也逐漸改進。在清代《十二胭齋隨錄》里記載，它已經「」以輪為用，至時彈扣以成聲，非鐘錶耶。然則此制已古，特西洋人傳而精之耳。」很有西洋自鳴鐘的特點。可惜這樣精巧的手藝，在古代社會，一直流於文人筆記，終究未能形成規模。
這一條，也許正是歷史永不過時，值得深思的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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