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保守派展開跨國對話，尋求聯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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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特朗普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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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導言

2017年9月西蒙娜·韋爾政治哲學中心在莫斯科召開以打破美俄關係僵局為主要議題的國際會議。會議由來自美國、俄羅斯、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的15名專家學者等出席。會議首先明確了美俄兩國之間的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差異，與會學者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文明的現實主義、後自由主義、真正的保守主義等理念，並提出建立平等互利的對話機制是解決美俄問題的有效途徑。

美、俄保守派展開跨國對話，尋求聯合的可能性

作者：保羅·格雷尼爾

編譯：蔣雨璇

今年九月，在美俄之間敵對和外交封鎖的風暴之後，美國發起了長達一年的激烈運動以妖魔化俄羅斯，在這期間，一個名為西蒙娜·韋爾政治哲學中心（Simone Weil Center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的項目組在莫斯科組織了一次會議。會議在莫斯科智庫的社會經濟政治研究所 (ISEPR) 的辦公室中召開。與會者包括俄羅斯哲學家、莫斯科國立大學和社會經濟政治研究所的鮑里斯·梅茹耶夫，國家戰略研究所的智庫主席米哈伊爾·列米佐夫，社會經濟政治研究所的列昂尼德·波利亞科夫，《意見》雜誌(Vzglyad)的首席政治事務評論員德米特里·德羅布尼茨基，俄羅斯宗教（民族）主義電視台察里格勒的著名評論家和主持人葉戈爾·霍爾莫戈洛夫，以及其他幾位著名的俄國學者。

會議的目標，反映了西蒙娜·韋爾中心的總任務，即探討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政治問題，從而尋求走出當前死胡同的方法。會議有俄羅斯和西方國家代表共約15個人出席。其中，俄羅斯的學者、記者和智庫成員普遍較為保守，而由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的大學教授、記者、作家組成的西方代表團在意識形態方面則更加複雜：有些人自認為保守主義者，而有些人則自稱為「後自由主義者」或者「自由現實主義者」。

會議首先探討了為什麼俄羅斯和大西洋聯盟成員的關係會變得毫無理性可言。眾所周知，對話是人類互動的一種形式。在對話中，是理智的力量而非武力的力量佔據支配地位。但今天,主流政治家和權威人士的言論似乎很少旨在促成對話而是暗藏敵意。

當華盛頓和莫斯科都呼籲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時,當前這種理性缺失敵意當頭的表現似乎令人費解。但是,渥太華大學的公共和國際事務教授保羅·羅賓遜在會上解釋說,美俄兩國對規則的含義和目標有著完全不同的解釋。對俄羅斯來說,規則是對稱的，他們以同樣的方式適用於衝突各方；對美國來說,規則的適用是不對稱的,取決於被適用方對規則正義與否的看法。

羅賓遜認為，此種對立源於最近的「正義戰爭」理論的創新：「傳統的正義戰爭理論認為無論誰發動了戰爭（或對於戰爭發動有更多過錯），實際上對每個參與者來說都適用相同的規則。」其中的理由很實際:若規則不具有普適力則將被所有人忽視。羅賓遜說，如今的美國在事實上反對了此種對稱性。在規則對稱適用的觀點中，規則的適用主要在於維護正義。正如被警察追捕時罪犯必須投降並接受逮捕一樣，在戰爭中非正義一方的士兵必須屈服於正義一方。

但誰能定義什麼是正義？正義意味著什麼？對於美國及其最親密的盟友來說,自由國家可以做出規則正義與否的判斷,而這恰恰是因為正義的概念主要體現在由西方歷史發展而來的 "尊重個人人權" 的理念上。根據這一理論,在美國解放摩蘇爾或拉卡期間發生的平民傷亡是正義的，雖然令人遺憾；而由俄羅斯支持的阿勒頗解放期間發生的平民傷亡則是非正義的。由於俄羅斯和敘利亞不同意美國對人權的理解,所以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兩個國家都不能被認為符合 "最低限度的正義"。

總之, 美國和俄羅斯都是理性的,但是,在經典的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的思想下二者是按照不同的理性運行的。那麼有什麼辦法可以消除這一差異嗎？美國似乎不太可能放棄其自由主義的邏輯,同樣俄羅斯也不太可能放棄其傳統的現實主義觀點,更不用說其非個人主義的公民觀。

羅賓遜的發言使這個政治問題呈現出一種清晰明了的哲學形式，這種形式有助於規劃對話的其他部分。

也許西方自由主義和俄羅斯現實主義之間的和解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也不必嘗試。儘管梅茹耶夫承認在原則問題上的分歧會影響到二者關係的本質，但他並不認為文明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梅茹耶夫認為,只有認識到這種差異的深層內涵, 我們才能擺脫競爭,並最終達到一種穩定的和平相處的狀態。也許這樣的概括過於簡單,但這是鮑里斯·梅茹耶夫對文明現實主義提出的建議要點。

梅茹耶夫承認俄羅斯與歐洲和大西洋集團的其他國家有著文化上的親緣關係。但沒有人認為這些親緣關係具有明確的決定性。在梅茹耶夫看來,達到一種過渡狀態的關鍵是要克服那種堅持認為存在一種普遍的、最人道的生活方式的錯誤的道德觀。與俄羅斯相比，歐洲人（歐洲大西洋集團的其他國家）更人道, 更有道德嗎？不, 這只是兩種不同的生存方式的選擇。如果烏克蘭想加入西方集團，它完全有權加入。但它同樣有權利不加入。烏克蘭內戰的雙方都有 "權利"選擇是否加入西方集團。

為了深入闡釋自己的觀點, 梅茹耶夫引用了最近《紐約客》上亞當·戈普尼克的一篇文章《我們本來可以成為加拿大》。在談到美國獨立戰爭時,戈普尼克認為英國的做法與美國獨立的選擇在道德上是平等的。梅茹耶夫和戈普尼克問道, 有誰能判定那些在1775年寧願留在英國的美國人就是不正義的？在這一語境下，道德的評價不能澄清任何東西。

另一方面,梅茹耶夫承認,如果說避免錯誤的道德觀（即上文所指的認為存在一種普遍的、最人道的生活方式的錯誤的道德觀）是建立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的關鍵,那麼這樣做會引發其他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如何能避免在國際事務中陷入尼采式的相對主義或非道德主義？是不是仍然需要一種普適的東西？畢竟, 任何一方都不想在另一場盧安達種族屠殺中被動地袖手旁觀。但是,如果（普世的價值）不是人權,那會是什麼呢？

卡爾·施密特，這位著名的德國法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在他《政治的概念》一書中寫道"徵用人道一詞，援引和壟斷這一術語可能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比如否認敵人之為人的品質……如此發動的戰爭可能變成極端不人道。」在這一點上,羅賓遜和梅茹耶夫似乎同樣在強調政治分歧的絕對道德化, 包括援引 "人權" 的概念, 可能會造成人為衝突在廣度和強度上都發展到意想不到且不可估量的程度, 到時候這種衝突將只有在一方完全投降的情況下才能平息。我們真的希望與莫斯科的關係受制於這種邏輯嗎？我們甚至都沒有意識到我們在做什麼呢？

以人權為基礎的正義邏輯在美國或西歐的自由主義文明中可能運作得很好。但施密特的反思強化了在莫斯科的對話桌上出現的共識。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 這種以人權為基礎秩序的實際效果使美國能夠自由地在其認為適合的地方使用武力。更重要的是,通過假設人權仲裁者的角色,美國能夠隨時更新權利的定義, 並讓與之競爭的其他政治力量遠離國際秩序的中心,在國際道德層面永遠處於下風。

美國充當世界人權仲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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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從現實來看，這樣一個由美國領導的秩序似乎並不比其他各種選擇更糟糕，在反烏托邦的現代現實主義之下，不是一個大國取得某一特定秩序的全球支配地位，就是相互競爭的文明「集團」之間不斷發生戰爭或持續冷戰。我們還有更好的選擇嗎？

俄羅斯的一個答案是文明的現實主義:事實上讓西方為西方,俄羅斯為俄羅斯。這種理念認識到自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和西方在兩種截然不同對目標下開始發展自己的社會,並承認他們之間的務實合作比任何一方企圖強加其社會或政治秩序於另一方來得更為有利。

例如,米哈伊爾·列米佐夫認為西歐國家根植於基督教和現代性，其後現代與後國家主題是面向權利、個人和解放的。他認為,俄羅斯政府不應該,也沒有任何借口來挑戰這個主題。正如他在與羅賓遜的一次交流中所說的,「我認為俄羅斯不是一個蘇聯式的超級大國,它沒有力量反對西方世界並建構自己的世界, 俄羅斯反而是全球帝國的反叛者。」當然，這裡的全球帝國是指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秩序（世界）。問題是: 這個帝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這樣的叛亂者？

答案可能與這些叛亂者的野心和他們對帝國核心領土內的意識形態統一性的威脅程度有關，也就是說，俄羅斯是否會威脅到當今歐洲-大西洋世界及其進步的、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統一信條(如肯特大學理查德·薩克瓦提及的術語——"新大西洋")。這個問題適用於當今世界,但在莫斯科似乎尤為重要,葉戈爾·霍爾莫戈洛夫強調,俄羅斯堅持保守外交政策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孤立主義者, 或者說是內向型的。這與已故的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和瓦迪姆?塔斯伯斯基等著名人物有關。霍爾莫戈洛夫說,即使是被大肆貶低的極右翼和激進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擁護者亞歷山大·杜金「本質上」也是孤立主義者。他補充說,儘管杜金的陸權與海權的概念在很多方面「可能都是荒謬的」，但他強調兩種權力之間存在牢固邊界的觀點應該得到尊重。

以上是會議中莫斯科一方的聲音。而華盛頓方面的問題似乎是,這些言論在雙方的對話中能獲得多大程度的體現。如何回應這種說法並不可靠的異議呢？對於強硬的現實主義者來說,擴張自己勢力範圍的慾望不是基於哲學信仰 (無論是假裝的還是真誠的), 而是基於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現實。

但也許這種方式不能解決問題。正如《國家》的外交政策專欄作家詹姆斯. 卡登在他缺席的會議上發表的一篇論文所闡述的那樣,在世界歷史上我們不是第一代因建立政治原則產生國際衝突的人。其他人（先輩）同樣如此並設法維持世界的相對和平與穩定。這難道不正是外交的精髓嗎？

事實如此，正如卡登所解釋的那樣,美國對俄羅斯的態度早已不再是出於以外交途徑彌合雙方分歧的目的。相反,他認為華盛頓向俄羅斯展現的是"一種因自由文化帝國主義的挫敗而產生的敵意"。

卡登本人並不反對美國的身份政治。事實上,他"絲毫不受美國最高法院在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案（Obergefell v. Hodges）——同性婚姻案件判決的困擾"。在國內層面上, 身份政治已經在美國一些代表性不足的社區實現了難能可貴的效果。然而,他擔憂的是,通過選擇將身份政治的主張帶入與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俄羅斯的關係之中,美國已經允許 "社會正義浪潮" 破壞其他任何負責任和理性的外交政策。

早在基輔獨立廣場事件之前，將俄羅斯妖魔化為違反美國身份政治規範的做法就已出現在奧巴馬執政時期。政權更迭的支持者注意到身份政治可以為其所用。那時,美國媒體和其他精英們開始把俄羅斯的每一次失敗都塑造成轟動一時的事件，通過取悅美國媒體和外國政策精英的方式來安頓國內事務。暴動小貓事件即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暴動小貓事件中暴動小貓樂隊三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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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時起,（在美國外交策略的影響下）俄羅斯及其領導人所犯下的罪行「成倍增長」,弗拉基米爾?普京成為了極端右翼勢力的全球領袖。但這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有何關聯？卡登援引了外交學學者喬治·凱南的話,凱南曾指出,"政府的道德義務與個人的道德義務不同。他譴責"道德主義的裝腔作勢",他認為這隻能反映出一種我們自認為高貴而無私的態度、姿態和言論,但卻缺乏與國際生活現實的實質聯繫。

這暗示了卡登在自由傳統本身中找到了「文化戰爭自由主義」的替代理念。值得注意的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學者詹·沃納·穆勒定義了一套完整的冷戰自由主義學說,以賽亞·伯林和雷蒙德·阿隆為例,他們主要關心的是避免最壞的情況而不是達到最好的結果。卡登總結說，不同於當今的身份政治適用於外交關係,在與自鳴得意的新文化戰爭自由主義者的謹慎對比之下,可以發現這種"冷戰"自由主義反而懼怕雄心勃勃的計劃和烏托邦式的外交方案。

這與西蒙娜·韋爾提出的一個關鍵概念相呼應,這一概念與基督教的限制思想緊密聯繫在一起。對韋爾來說,希臘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對限制的中心性的理解上是相同的,它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希臘人用"傲慢"（hubris）而基督教用 "驕傲"(pride)一詞總結。一個更久遠、更非實證主義的、更古典主義的現實主義學派同樣對限制的概念以及與之對立的傲慢或驕傲十分熟悉。

那麼,當我們超越現有的直接分歧而向前追溯到蘇聯政權的解體(有些人或許會稱之為蓄意破壞)來看的時候，西方外交政策的問題(如它可以算是外交問題)是否正是在於這些曾經警告過美國外交政策執行者不要讓無止境的野心成為持久的身份政治革命中的重要部分的經典的基督教智慧之源？

正如羅德島大學政治學教授尼古拉?佩特羅所言，即使所謂的「保守派」所採取美國的外交政策也只是名義上的保守。對佩特羅而言,保守的外交政策必須以現實主義為導向,摒棄世俗主義和意識形態道德主義的西方標準。但是,如果像佩特羅所說的那樣,道德主義僅僅表明我們在當今西方世界的身份又會怎樣？佩特羅認為解決之道可能在於擴大西方的自我認同。我們已經開始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化的同義詞。我們必須想辦法擺脫這種習慣——變得更廣泛，更有能力吸收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見解。

這幾乎肯定是正確的方法。但其困難也不言而喻。在過去四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自由主義一直被認為是西方任何政策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案。然而,處理與俄羅斯關係的失敗反映出在建構國家間的和平關係時,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問題的一部分。

這是理查德?薩克在他對所謂的自由主義「一元論」的廣泛批評中提出的觀點。儘管自由主義聲稱具有"開放性",但其現代西方晚期形態仍然是封閉的。全球化(一個在蘇聯解體後才開始普遍使用的概念)與作為「自由世界秩序」的權力結構相聯繫後，出現政治空間的同質化和多元化急劇收縮的趨勢。

薩克認為，在與俄國批評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理論家米哈伊爾·巴赫金作品的相關的對話方式中，可以找到一種替代這種同質(實質上是帝國主義)政治邏輯的方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隨著時間的推移的變化往往是不可預測的，而這種變化正是通過與他人的對話實現的。他們的模式是採用一種雙方能夠平等交流、互相理解的對話，而這也是當今西方應當吸取的政治教訓。

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模型是公理化和價值論的(在這個意義上，它已經預設了答案)，在保障提供一個非預設非模式化的平台的意義來說，對話方式是不可替代的。這種平台對於俄羅斯來說一種精神的、神聖的秩序。

梅茹耶夫的第二次發言回到了這個主題。他說，俄羅斯與美國和西方國家都有「特殊地位」的想法，這是一個特殊的未來。和俄羅斯哲學家尼古拉·伯達耶夫和弗拉基米爾·索洛夫約夫一樣，梅茹耶夫認為，存在一種俄羅斯的理念，這種理念是基本的、最重要的基督教的理念。此種理念下的文學作品為我們提供了一條走出目前僵局的潛在出路。這就又回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是1957年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出現之前，俄國古典文學史上最後一部公開的正統基督教小說。但是，就像西蒙娜·韋爾一樣，帕斯捷爾納克不能接受《舊約》，因為它引入了「選擇」的概念。對於梅茹耶夫來說，聖經意義上的選擇必須被接受為一個謎，但是若一個文明宣稱其是由自己「選擇」則其必然趨向於非道德主義。

因此，梅茹耶夫說其主張的文明現實主義不應該被誤認為是文明沙文主義的遮羞布。相反，受俄羅斯古典主義者和地緣政治學者瓦迪姆的啟發，其認為「傲慢」是強調「限制」理念的關鍵概念。作為一個基督教文明，俄羅斯必須以謙遜的姿態接受這個世界包含不同的文明的現實。俄羅斯文明天然地具有一種與普遍真理的特殊關係。但這不是莫斯科把這種理念強加給世界其他國家的理由。梅茹耶夫說，將這一原則與西方的自由主義聯繫在一起是我們避免即將到來的「新冷戰」的唯一希望。

在這一點上，列米佐夫把論爭擴大到政治組織的原則。他同樣認為基督教是俄羅斯自我認知的核心而非某種文化裝飾。但是，俄羅斯與西方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與現代性的不同關係造成的，尤其是源於西方國家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對規範化的國家形式的日益排斥。作為後現代和自由主義的西方已經拋棄了國家的概念，而俄羅斯正朝著傳統意義上的現代性發展:其國家的自我認知不是通過社會契約實現的，而是通過擁有共同歷史傳承實現的。後一過程在本質上是保守的，因為該過程不是將人權、而是將共同的傳承置於中心，人權是關乎個人的，而共同的歷史傳承則屬於共和國全體公民。列米佐夫說，這種共同的歷史傳承要求我們作為國家或社會的成員相互合作。而帝國的思想抵消了組建一個以此種情感或者社會現實為本質的國家的可能。因此，俄羅斯以一個全球化和同質化的有力反對者的姿態而作出的舉動，導致了整個民族的腐化。

會議最後一天以阿德里安·帕布斯特的發言結束。堅定的「後自由主義者」英國肯特大學的教授帕布斯特認為，自由主義者正經歷著一個完全內部生成的深刻的"異變危機"。在自由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英國,自由主義正在侵蝕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和文化基礎。而西方精英們卻無視這一變化，接受了 "歷史的終結"的觀點並把進步的新保守主義所建構的趨同於西方自由市場民主的無國界世界的烏托邦標榜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但這是不可持續的。雖然自由主義模式有許多美德,不應被全盤否定,但其不足之處不僅在於經濟和政治,而且還有文化方面。其對個人權利和個人選擇自由的關注,導致其忽視相互義務和共同身份認同。"自由選擇"主要適用於那些在不斷流變的世界中如魚得水的富人和權貴。關心他們的文化傳統和歸屬感的人最終會出現在"歷史的錯誤的一邊",因為那些珍愛的東西被以進步的名義清除了。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傾向於促進一種人人可得可知的低級的美國文化,但同時也侵蝕了世界性的高雅文化和其他本土民間文化。

帕布斯特指出,另一種選擇既不是大國沙文主義,也不是抽象的世界大同主義。而是他所言的 "後自由主義"。這就需要從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向經濟正義和實現利潤和社會效益的更大互惠的理念轉變。它標誌著從極端的個人主義和國家強制的自上而下的平均主義向社會團結和更友好互惠的關係的轉變。在政治上,它標誌著從既得利益集團和排他性的身份群體的少數派政治轉變為基於利益平衡和共同社會認同的多數派政治。這也意味著重構國際秩序。

帕布斯特指出，儘管埃德蒙?伯克以堅定的保守主義者著稱，但他的政治見解卻對論證「後自由主義」出奇地有所幫助。現存的自由秩序是今天的舊制度。但與極端右翼和決心推翻現存制度的革命左派不同，伯克提供了一種避免在革命和極端自由主義（柯林頓和卡梅爾）之間反覆搖擺的政治路徑。這一政治路徑所踐行的具體政策恰恰是我們要在我們自己的政治團體中進行真正有爭論性的政治對話。但這種具體政策需要我們(重新)學習對話的精神，目的在於服務於共同的利益、避免革命以及確保以謙遜和現實的態度接受那些應該延續到我們與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關係的限制。

最後,帕布斯特說,我們的概念框架需要包含一種關係性的政治概念,這種關係性的政治概念促進一種既無等級劃分也非簡單平等的相互交流形式。這是一種把共同的義務視為比個人權利更重要、更神聖的東西的政治理解形式。

很明顯，對我們這些西蒙娜·韋爾中心的組織者來說,無論我們是在莫斯科,在華盛頓特區,或者在谷歌總部工作,質疑自由、質疑基於人權的秩序形態並不是一種揚名立萬的方式。任何提出這些問題的人都可能被貼上保守派的標籤,這可不是一種恭維。我們說:我們接受批評,但拒絕被傳統定義。

保守主義不是卑鄙的民族主義。它也不是非理性的、過度自信的或拒絕溝通對話的。此外,它也不是融合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和對修昔底德的錯誤解讀的新保守主義,這種融合衍生出征服世界的壓倒一切的慾望,使之成為自由主義者。

我們在莫斯科的對話展示了真正的保守主義的元素，它的定義是根植於一個長期的哲學和實踐傳統(實踐一詞采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對 "實踐" 的定義)。如果我們順應這種保守主義關於對話的方式和限制的理念的要求，我們將找到與俄羅斯對話的勇氣。我們的「保守」的俄羅斯同行們也在展示著同樣的勇氣——從打破各自封閉的陣營中尋求彼此對話的精神。

這意味著美俄兩國關係充滿希望。但是西方勢力反對這種對話，與此同時這種開放的態度又是強大且有意為之的。因此，我們應對未來任務之艱巨抱有清醒認識。

註：保羅·格雷尼爾作為關注政治哲學問題的散文家和翻譯家，是西蒙娜·韋爾政治哲學中心的創始人。馬修·達·桑托對這篇文章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此作者對其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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