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希特勒的「石頭語言」
（《慕尼黑舊屋庭院》，水彩畫，希特勒作於1914年）
正文共：817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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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剛：「獨立作家」專欄作家。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見《隨筆》《書屋》《經濟學家茶座》《歷史學家茶座》《讀者.原創》《雜文月刊》《南風窗》《散文》等報刊，並且在《中國經濟時報》開設專欄。
一
「儘管毒蛇蛋沒有毒性，可是孵出來的毒蛇卻可以致人死命。」
——德國民諺
1900年，20世紀的頭一年。這一年希特勒剛滿11歲，在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可以說絕大多數還是懵懂無知，但是希特勒卻顯有些與眾不同，他對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出了一個極具個性的選擇，或許正是由於這個選擇對今後的他以及世界的歷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於這件事，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做了詳細的回顧：
「當時我才十一歲就不得不違抗（我父親的意願）......我不想當公務員。
我不要當公務員。不，不。我父親為了要使我熱愛這個職業，給我講了些他自己一生經歷中的故事，但是所有這些努力的結果都適得其反。......一想到坐在一間辦公室，被剝奪了自由，不能自由支配我的時間，不得不把我一生花在填寫各種各樣的表格上面，心裡就感到噁心。」
不做公務員，希特勒到底想要做什麼呢？
「有一天，我終於決定要做個畫家，做個藝術家。」當希特勒向父親說出了自己的決定，他的父親阿羅伊思?希特勒大吃一驚，這位海關稅務員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疑心自己面前的這個兒子是不是發瘋了。他沖著希特勒大聲吼叫：「藝術家，不行！只要我活著，我決不答應！」
事情往往是這樣，父親越堅持兒子就越拒絕；而兒子越反感父親就越固執。若干年以後，希特勒對自己的秘書施羅德（Christa Schroeder）說：「我從來沒有愛過我父親，我更怕他。他脾氣暴躁，動不動就打我。」為了自己的這個選擇，希特勒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希特勒回憶道：當那個性格生硬嚴酷，脾氣暴躁的父親用棍子抽打他的屁股時，「我靜靜地數著一下一下打在我屁股上的棍子。當我勝利地告訴我母親我挨了32下時，她以為我瘋了。」無奈之下，老希特勒終於沮喪地丟下手中的棍子，在這倔強的孩子面前，他感到有些心灰意冷，而從那天開始，希特勒再也沒有挨過父親的抽打了。（克里克斯?施羅德：《在希特勒身邊12年——希特勒貼身女秘書回憶錄》王南穎金龍格譯作家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43頁）
儘管父親不再反對，但是希特勒的藝術夢想也充滿著坎坷。他中學沒能夠畢業，原因是數學和自然史不及格，而其他科目像德語、化學、物理、幾何、也僅僅勉強及格，地理和歷史是「良」，唯獨繪畫是「優」。
（青年希特勒慶祝德加入一戰照片）
1906年過完生日之後，希特勒隻身來到了維也納開始了他的藝術尋夢之旅。當時的維也納可以說是建築藝術之都，特別是那些金碧輝煌，流光溢彩，極具魅力的巴洛克風格的建築，讓希特勒欣喜若狂。他每日流連在維也納的大街小巷，高貴典雅的國家歌劇院，巍峨壯麗的帝國大飯店，華麗奇特的卡爾大教堂，以及美術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議會大廈、市政廳、維也納大學都給予了希特勒無限遐想，使他驚嘆不已。
不過，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當希特勒報考維也納藝術學院時，最終的結果給了他重重的一擊，寄來的通知書是這樣寫的：「下列諸生的考試成績不良，不予錄取......A?希特勒. .....考題：人頭像。評語：試畫成績不夠滿意。」第二年，希特勒再次報考，結果更糟，因為繪畫成績太差，連正式參加考試都未允許。這對一心想做藝術家和建築師的希特勒來說，簡直就是晴天霹靂。他跑到院長辦公室，要求院方說明不予錄取的理由，得到的答覆令希特勒倍感羞辱：「所交的繪畫表明該生不適合從事繪畫。」在《我的奮鬥》一書中他回憶這次落榜「是一次突如其來的打擊，是使人晃眼的晴天霹靂。看來，根據多反面的判斷，要實現我做一個藝術家的夢想是不再可能了。」
現實生活的殘酷，反而激起了希特勒的鬥志，同他自己的話來說，維也納「這個逍遙自在的城市所代表的就是五年艱苦貧困的生活。在這五年中，我被迫求職糊口，開始當小工，後來當小畫家。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充填我每天的轆轆飢腸。」希特勒在維也納過著「北漂」式的生活，常常是有上頓沒下頓，飽受「鄉巴佬」、「流浪漢」這樣的辱罵和蔑視。有時，他住在簡陋的滿是臭蟲的單身宿舍，有時棲身於廉價的空氣沉悶的小客棧，有時甚至露宿街頭，拱橋下邊，公園門廊都曾經是他的棲身之地。儘管環境惡劣，但希特勒沒有沾染身旁那些流浪漢的惡習，不抽煙，也不喝酒，也不同女人來往。業餘時間，他只做兩件事：讀書和繪畫。
客觀地說，在這一時期，希特勒相當勤奮和刻苦，無論是讀書還是繪畫他都是廢寢忘食。在維也納的日子裡，他一共畫了700多張圖片，素描、水彩炭畫、鋼筆淡彩和油畫大約在2000件至7000件之間。這種習慣他一直堅持，不論在一戰前線的戰壕中，還是後來在監獄裡，總之他都沒有撂下他的畫筆。
年輕的希特勒始終認為在建築藝術方面他是天才，他對維也納藝術學院未能錄取他，一直耿耿於懷：「我永遠確信，由於藝術學院沒有錄取我，沒有讓我把繪畫藝術的絕招學到手，世界肯定蒙受了重大損失。」「我希望有一天，我是作為一名建築師名揚天下。」（趙鑫珊：《希特勒與藝術》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第22頁，23頁）為了繼續追尋他的建築藝術夢想，1913年5月，他決心離開維也納前往慕尼黑。在慕尼黑的住房登記卡上，24歲希特勒寫下了自己的身份：A?希特勒，來自維也納的建築繪畫師。顯然，這個頭銜是他自封的，不過也反映出他內心對於這份職業的渴望。
希特勒滿腔熱情地來到慕尼黑，渴望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建築藝術的天地，但是幸運的大門依然對他緊閉，慕尼黑藝術學院也沒有錄取他。他在慕尼黑的境遇和維也納一樣，既沒有成為畫家，也沒有成為建築師，仍舊是一個流浪漢，舉目無親，無所事事，囊空如洗。事業的挫折，生活的艱辛，人世間的世態炎涼，使得希特勒的內心充滿了仇恨，他痛恨扼殺了自己藝術天才的維也納和慕尼黑藝術學院，他痛恨使他沒有工作，一貧如洗，身無分文的城市，他痛恨「居住在這座城中的猶太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波蘭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異族的混雜腐蝕了日耳曼民族文化的古址」，他尤其痛恨猶太人，他聲稱之所以「在繪畫方面失敗，完全是因為藝術品的買賣被掌握在猶太人手裡」......（【美】約翰?托蘭《從乞丐到元首》郭偉強譯北京日報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第71頁）
正是這種仇恨吞噬著他的內心，使他日後掌權以後瘋狂地迫害一切非雅利安人種的民族，也正是這種青年時期渴望而無法實現的夢想，促使他掌權以後拚命地在德國各地建造屬於他心目中的「納粹建築藝術」的各類建築。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希特勒上了前線，1918年戰爭結束，他又回到了慕尼黑。30歲的希特勒不再夢想做一名建築師，他想成為整個德意志民族和國家的「建築師」，他暗自立下誓言「1918年11月9日，我已下決心做個政治家」。如果說1918年以前，希特勒所追求的建築師的夢想是一個正常人的理想和願望的話，那麼，1918年11月9日他所追求的「國家與民族」的建築師，絕對是一個邪惡的夢魘。
不妨假設一下，如果當年維也納藝術學院和慕尼黑藝術學院哪怕有一所院校招收了希特勒的話,並留下來使他成為助教、講師和教授，讓他醉心於建築藝術，或許世界上頂多有了一個蹩腳的建築師，而不會有一個讓數千萬人民生靈塗炭的戰爭狂人。但是，歷史沒有假設，也沒有如果。歷史對於我們活著的人來說，永遠是過去完成時。
（希特勒6歲，由於他父親被調往林茨任職，全家又搬回奧地利。）
二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個極為普通的日子。
德意志第三帝國總理辦公廳的辦公桌上，擺放著一封從德國農村寄給總理希特勒的來信。寫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農，名叫布魯諾.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寫到：「我終於如願以償，成功地研製出一個全新的珍貴草莓品種。為了展現對帝國總理的敬仰和愛戴，我懇求將這個新品種命名為『希特勒草莓』。」信寫得十分誠懇，情感也很真摯。看得出，這位農民非常實在，真心實意地希望帝國元首能夠接受這個請求，以希特勒的名字命名草莓。
像這樣普通人的來信，帝國總理辦公廳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萬。來信以及郵寄的包裹來自德國各地，有些還來自歐洲其他國家。寫信的有工人、農民、國防軍士兵、知識分子、政府公務員、還有中小學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而來信的內容也是五花八門，參伍錯綜。
多數來信是表達對帝國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們相信你，沒有你，我們就是一盤散沙；有了你，我們就是一個民族。」「你遞給我們你的手和你的目光，這目光至今仍使年輕的心蕩漾；美好的幸福它永遠將我們陪伴，這一刻產生如此強大的力量。」還有不少是寫給希特勒本人的情書，從「堅決保證真正的愛情」，願意與元首結為伉儷，到表示立誓要為領袖獻身。一些年輕的姑娘在信中寫到：「親愛的元首，聽說您沒有孩子，這令我難以平靜」，「親愛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個孩子，這是一位薩克森女人的願望」。希特勒的辦公室里堆滿了這些求愛者寄來的精心編製的五顏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襪子。當然，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是無暇拆看的，早早地就被手下人處理掉了。如果有哪位崇拜者特別執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寫信「干擾元首」，對不起，自然會有人通知蓋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當時的德國，有不少寫信者被宣布為「精神有障礙」，被送進所謂「療養院」【古多.克諾普《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月】。
曾獲得「萊比錫國際電影節」大獎的《普通的法西斯》這部紀錄片中，曾真實地記錄下了德國民眾是如何狂熱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紐倫堡召開的納粹黨的大會上，莊嚴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懸掛著希特勒親自設計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的黨旗，黨旗為紅底白圓心，中間嵌著一個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對於黨旗的設計，希特勒自鳴得意。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說：「任何黨都應該有一面黨旗，用它來象徵莊嚴和偉大……紅色象徵我們這個運動的社會意義，白色象徵民族主義思想，『卐』字象徵爭取雅利安人勝利鬥爭的使命。」一隻巨大的雕塑的普魯士雄鷹，高高地懸在納粹黨旗的上端，桀驁不馴，睥睨一切。廣場四周的強烈的探照燈光柱，將整個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晝。數十萬群眾和軍隊聚集在廣場，舉旗列隊，高舉火炬，遊行示威。震耳欲聾的口號聲、鼓樂聲、以及瓦格納的雄渾樂曲，與希特勒的演講交織在一起，匯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國交響樂。成千上萬的人們忘情地呼喊著，高唱著，向著主席台上那個獨裁者歡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充滿激情的演講更是讓台下的人群熱血沸騰，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來要靠我們的人民！只能靠我們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聖的德意志人民，必須用自己的勤勞、智慧、冷靜、勇敢來克服一切困難！只有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前進，我們的民族才能振興！」試想，任何一個德國人，身處這樣的環境，一定會激動得渾身顫抖，一定會為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萬分，一定會為擁有希特勒這樣最偉大的領袖而感到幸福無比、也一定會為德意志即將成為最強大的帝國而感到興奮不已。任何一個德國人，一旦陶醉於這樣強烈的種族主義情感當中，一旦痴迷於如此盲目的個人崇拜、以及極端的愛國主義的情緒當中，都會從理智走向瘋狂，從善良陷入邪惡，從文明墮落為野蠻。
令人悲哀的是，此時此刻，他們自己卻渾然不覺，一直沉浸在一種崇高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之中，真的以為只要跟隨偉大領袖投身到無比壯麗的革命洪流中，就能夠創造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神聖事業。
面對這一切，正像西方學者所評價的，「攝影機不會撒謊，它把希特勒惡魔般的本質和把人類自制力喪失殆盡的情況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遠使人不寒而慄」。
面對這一切，我們又該說些什麼呢？
黑格爾哲學中有一個極深刻的觀點，至今未曾被人們恰當地理解——他說：國家不是建立在物質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
1932年，已經成為納粹黨首領的希特勒曾躊躇滿志地宣稱，「國家社會主義塑造了一個包括兒童和老人的群體，沒有人能夠使這部德國生活的龐大交響曲沉默」。他的目的其實已經達到了，在那個瘋狂的時代，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就是一座建築在納粹主義的精神上，構建在每一個德國人的靈魂中的罪惡之國。
從1946年春天開始到1949年夏天結束，「去納粹化」的清洗活動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參與被調查的1341萬德國人當中，有650萬人曾是納粹黨員，這其中有將近50萬名教師，65%以上的公務員，80%以上的法官和律師，都曾經是納粹黨黨徒。
三
「我們塑造了建築，而建築反過來也影響了我們。」
——溫斯頓?丘吉爾
柏林，可能是世界上最政治化的城市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一段時間內，德國一直是處於納粹政權統治之下，按照希特勒的好惡，柏林乃至其他大城市中的許多公共建築都是遵循他的意志設計建造的。希特勒本人對建築藝術不僅僅是酷愛，而且把它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希特勒認為：「宏偉的建築是消除我們民族自卑感的一劑良藥。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話來領導一個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須能建造一些能讓民眾感到自豪的東西，那便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建築。這並不是在炫耀，而是給一個國家以自信。我們的敵人和朋友一定要認識到這些建築鞏固了我們的政權。」
如果不是因人廢言的話，希特勒的這番話倒是表明了一個歷史事實：在人類文明史上，任何一個強大、新興的王朝或是國家的崛起，總是要在她鼎盛時期用建造宏大輝煌建築的方式，用「石頭的語言」來表述統治者的意志與信仰，宣揚統治者的文治武功以及王朝或是國家的昌明隆盛。例如，古巴比倫王朝的「空中花園」；古埃及王國的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古希臘時期的雅典衛城和埃皮道羅斯劇場；古羅馬帝國的斗獸場和羅馬古城；拜占庭帝國的索菲亞大教堂；奧斯曼帝國的藍色清真寺和蘇萊曼清真寺......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被稱作「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為了顯示秦王朝的長治久安，也曾經修建了舉世矚目的萬里長城和美輪美奐的阿房宮。這些沉默無言的建築，無疑不在傳遞這樣的訊息：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中，每一個偉大的時代都要有屬於自己時代精神的偉大建築來表徵這個時代的輝煌。
（新柏林建成後，作為第三帝國的首都，將會改名為「日耳曼尼亞」。按照希特勒的構思，施佩爾畫出了總體規劃圖。整座城市的總體布局基於兩條中軸線。其中最壯觀的南北中軸線兩端各有一個火車站。南北中軸始於南端火車站，穿過火車站廣場上比巴黎凱旋門高兩倍的柏林凱旋門，橫跨斯普雷河，到達高290米、能容納15萬人的「希特勒圓頂大會堂」。沿途建築全部使用花崗岩和大理石建造。按計劃，所有建築物將在1950年前竣工。）
事實上，任何一個建築都包含著外在的物質價值和內涵的精神價值。通過遺留下來的那些舉世無雙的歷史建築和文明遺址，後人不僅可以追溯到文明的起源，了解到文化的傳承；而且可以找到自身的投影和鏡像。
1938年，柏林舉辦了「德國建築和手工藝展覽會」。在開幕式上，剛剛上台不久的希特勒聲稱，「每一個偉大時代都企圖通過她的建築物來表述她所確立的價值觀。在偉大時代，人民在內心所經歷的東西，也一定會通過外在的東西把這偉大時代表述出來。她的語言比人說出的隨風即逝的話語更有說服力：這便是石頭的語言！」希特勒深諳「石頭語言「的作用和對民眾心理的影響，懂得建築與政治、建築與權力、建築與民眾心理的關係。他清楚要想把納粹的意識形態深入人心傳承至遠，就需要把建築政治化，把建築作為鍛造「德意志精神之劍」的工具，換句更直白話說也就是將建築變作征服德國老百姓的「法西斯精神之劍」。
在希特勒眼裡,建築藝術之所以高出於其他藝術,是因為它是納粹精神的最好載體，一幢宏偉的充滿法西斯風格的建築不僅可以展現整個日耳曼民族新的精神面貌和它的奮鬥決心、意志、以及信仰，而且能夠流芳百世供後人瞻仰。
在希特勒的心目中，在他統治下的每一個建築都應體現帝國元首「執敲扑而鞭笞天下，」「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意志，成為對千百萬臣民進行心靈洗滌和心理震懾的統治工具。第三帝國的公共建築必須統統具有典型的納粹風格，而納粹風格建築的最高境界的表述就「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的堅不可摧」。
那麼，在希特勒頭腦里納粹化的德國建築風格究竟是什麼樣子呢？概括而言就是：「漢森的維也納『國會大廈』+特羅斯特的新古典主義+早期巴洛克和19世紀德國浪漫派建築風格=納粹德國的建築風格。」（趙鑫珊：《瓦格納?尼采?希特勒》文匯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第316頁）
這裡不得不需要簡要介紹一下特羅斯特和新古典主義。
特羅斯特(PaulLudwig Trost）是德國南部極具才華的建築師，1878年出生，1934年去世，僅僅活了56歲。他與希特勒是同一時期的人，只比後者年長11歲。早年間，特羅斯特經常為巴伐利亞的一些知名富豪設計郊外別墅，由於他採取仿古典主義設計，屋頂和窗戶造型典雅、舒適、優美，深受僱主讚譽，因而名聲鵲起。希特勒對他非常欽佩，把特羅斯特尊為老師，稱他與特羅斯特是「師生關係」。特羅斯特雖在1924年加入納粹，並為希特勒所倚重，但其本人並不是鐵杆納粹分子，因為他不贊成希特勒的所謂「種族理論」。在建築設計上，他與希特勒惺惺相惜，都偏愛新古典主義，對現代主義建築風格（如德國的包豪斯學派）極度厭惡與排斥。
希特勒上台的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委託特羅斯特進行建築設計，例如「元首官邸」、「德國藝術館」、「褐色大廈」、「暴動陣亡戰士紀念大廳」，以及一些行政辦公樓。其中「褐色大廈」就是他所設計的一棟典型的納粹化建築。「褐色」二字得名於希特勒早期的武裝組織「褐衫衝鋒隊」。「褐色大廈」正門裝飾著一個巨型的納粹十字架，給人以先聲奪人的視覺衝擊，大門後的大廳則是一個長長的走廊，要想進入希特勒的辦公室，必須首先穿過這道走廊。當一個人走在這空無一人的大廳，置身於兩側巨大的雕塑空間中，四周悄無聲息，耳邊只能聽到自己橐橐的靴聲在空曠的大廳中迴響，此時此刻心中一定會湧現出一種莫名的無助感。據說，凡是走進過「褐色大廈」的人，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壓抑感，無一不被它那種可怖的氣氛所震懾不已。
所謂「新古典主義」是指20世紀30年代，歐洲幾個國家出現法西斯獨裁政權之後，為了自身的極權主義統治，利用設計和建築來強調自身政權的穩固與強大。在建築設計風格上講究莊重、簡潔、明快；具有明顯的政治含義和功能性象徵。
撇開這些抽象的定義，具體來說，納粹化的德國建築風格有這樣幾個特點，首先，建築設計中要含有古希臘建築藝術中柱式符號（多立克式、愛奧尼克式和科林斯式）。客觀地講，古希臘柱廊的確有一種頂天立地的英雄氣勢，矗立在神廟殿堂，瀰漫著一種莊嚴、肅穆的神聖氣氛。其次，建築設計中要包含雕塑。希特勒認為，雕塑是一種「強力意志」的符號，最能體現日耳曼人種的高貴、「美與尊嚴」。而且大多數雕塑作品總是放在廣場或建築物前，因此它的宣傳效果遠比繪畫要廣泛得多。況且雕塑的材質不是青銅就是岩石，更能使作品保持長久，深入人心。最後，第三帝國的一切公共建築設計，「都要突出8個字：高、大、寬、厚、深、重、威、嚴，為的是以『勢』壓人，造成『千秋帝國』永久的印象。」（趙鑫珊：《瓦格納?尼采?希特勒》文匯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第319頁）
（1933-1938年的六年里，納粹黨每年都在這座「可以容納34萬人」的廣場舉行納粹黨及其支持者的集會。圖為1937年，納粹集會。）
在希特勒的指導和干預下，無論是帝國大廈，還是總理府；無論是衝鋒隊的辦公樓，還是臭名昭著的外交部；無論是藝術博物館，還是大型體育場......都呈現出上述特徵。納粹極權專制的政權，造就了德國建築藝術在這一時期的單調、整齊劃一的建築風格。
1937年，希特勒突然萌生要建造第三帝國新總理府的念頭。於是他任命斯佩爾為總建築師，工程期限一年。「花費多少錢，我不在乎；但要趕時間，而且要造的牢固」。希特勒給斯佩爾下了死命令。斯佩爾不負重託，調用了7000名建築工人，日夜加班，終於只用了9個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為什麼希特勒要別出心裁地建造一個新的總理府？在一次晚餐會上，希特勒一不留神泄露了天機：今後不管是「誰踏進總理府，他就會有朝拜世界主人的感覺。」
的確，柏林的這座新總理府確實起到了納粹「強力意志」的符號作用。二戰期間，正是這座充滿著威懾與壓迫感的建築，讓前來訪問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國總統埃米爾?哈查心生膽怯，曾兩次暈倒在希特勒的辦公室中，並簽下了恥辱的投降條約。埃米爾?哈查事後回憶道：在其人生最艱難的幾個小時中，他走過廣場的空曠空間，走過四分之一英里的長路，走過一個沒有窗戶、線條強硬的大廳，走在對手刻意用長路鋪設、用泛光燈營造的氛圍里。可以說這是歐洲最黑暗的時刻。「如果說建築曾被用作戰爭的機器，那這裡便是了。」
用希特勒自己的話，就是要通過藉助「建築語言符號」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早在規劃建設新總理府時，希特勒就要求要藉助石頭本身的巨大的體積、沉重的分量以及由之構成的凝重、雄渾、壯闊與肅穆的建築空間感，形成一種非人性化的，咄咄逼人的氣勢，以此讓建築中的主人有一種至高無上的威嚴，顯示出凌駕一切的絕對權威，給謁見者或是進見者造成自身渺小的心理壓力，以體現帝國元首以及他所締造的第三帝國無比強大，至尊無上。
在希特勒所營造的宏大建築和巨大磚石的背後，所反映出的是對人的輕蔑、侮辱和冷酷，在借用建築宣稱日耳曼人種優越的同時，通過這些石頭誘騙和驅役成千上萬無辜和善良的人民淪為炮灰，去實現一個超現實的強國之夢。在這裡，無論是總理府還是「褐色大廈」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辦公地點和接待來訪者的場所，而成為了希特勒手中的一個工具，建築物再度以其強悍的姿勢，扮演了濃重的政治角色。
獨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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