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王大閎先生，被時代遺忘的台灣現代主義建築大師

天下 05-31

5 月 28 日晚間，台灣知名的現代主義建築大師王大閎，因病逝世，享壽 101 歲。他的長子王守正隔天向媒體證實父親的死訊。早在王大閎逝世之前，他就受到中風所苦將近 5 年的時間，與外界幾乎斷了聯繫。

建築業內人士對王大閎的評價是：「建築師中的建築師」，意思是他是許多建築師中的楷模。

王大閎並不是那種在大眾社會當中享有盛名的建築師，至少，如果和他在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的同窗貝聿銘相比，在媒體前的曝光程度，可以說是天差地遠。兩人從哈佛大學一起畢業之後，貝聿銘選擇以美國作為基地，逐漸走向國際舞台，而王大閎是選擇在台灣，為戰後的建築帶來一些新的氣象。

行事作風低調是王大閎的特色之一，他不僅很少在媒體前接受採訪，就連私下他也不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比起發表看法，他花更多的時間在觀察生活中的細節。

多數的人，都是先知道王大閎的建築作品，而非他的人。

知名建築師王大閎

王大閎替戰後的台灣留下許多經典的建築作品，其中大多完成於 1950 到 1980 年代之間，這段時間可以算是他的創作巔峰期，像是知名的國父紀念館、「外交部」、台灣大學學生中心、林語堂宅、台灣銀行、亞洲水泥大樓等。不過，1990 年代之後，王大閎就逐漸淡出建築界，沒有再出新的設計。

王大閎不是一個特別眷戀過往的人，當他決定退出建築界時，並沒為自己的作品留下完整的手稿或是模型圖，以致於當後人希望為他過往作品記錄時，資料往往是不全的。如今，人們看到的資料，都是這幾年內，許多有志之士東湊西湊而得的。

儘管不是「鎂光燈型」的建築師，但他卻對 1960 年代的建築師們起了相當重要的影響。知名建築師李祖原說王大閎是他「學生時代最崇拜的偶像」；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前所長吳讓治說自己向國外介紹台灣建築時，絕對會介紹王大閎的作品；建築史學者徐名松也替王大閎寫了一本《王大閎: 永恆的建築詩人》，書中記錄台灣五零、六零年代建築文化的重要發展，收集建築與非建築業界人士對王大閎建築作品的評論。

「建築詩人」是王大閎在建築界中，留下的一個美名。這不光是說明他的作品風格——現代主義中融入古典設計的細節，更體現出他一生的經歷，就像是首詩一般，有著外人難以參透的繁華與失落。

除了建築，王大閎身上帶有許多標籤，國民黨的顯赫家世、貝聿銘同窗、格羅皮烏斯之徒。

1917 年 7 月 6 日，王大閎出生於北京，成長於蘇州，他的父親王寵惠是國民黨內的重要官員，曾任中華民國的外交總長、司法總長、國務總理，也是第一任司法部部長，

「我是父親的獨子，使得父親以他全部力量來教育我」，王大閎曾說。

王大閎 13 歲時，王寵惠被派到歐洲當國際大法官，他跟著前往瑞士念書，並開始接受西方教育。1936 年，王大閎進入英國劍橋大學機械系，隔年轉讀建築系，1941 年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當時指導老師就是德國建築的大師沃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ous），他與貝聿銘、菲力普·強生（Philip Johnson）是同班同學。

王大閎並非從小就奔著建築師這夢想而去，他有著非常廣泛的興趣，不管是文學、音樂以及運動，而他對車更有著狂熱的愛。

「小時候我夢想長大時，當火車司機或機師，如今我只想盡一個平凡人的本分，多設計使人們舒適的房子。」王大閎說。

1942 年，王大閎從哈佛大學畢業之後，先是擔任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館隨員，此後回到上海與朋友成立了一個建築事務所，但接下來卻歷經內戰，輾轉搬到香港，接著 1953 年又來到台灣。他在這裡「成立大洪建築師事務所」。

作為第一批受到西方教育的華人建築師，王大閎對建築的思考，時常夾雜著傳統與現代的衝突，這點從他第一個在台北的作品就能看得出來，那是他在建國南路的自宅。

建國南路自宅內部

古迹修護研究學者李干朗說，「王大閎的自宅雖然走的是極簡風，但其實是極講究的，連牆面紅磚的排列都有特別的工法」。不過，「建國南路的自宅」建了十年之後，後來轉賣兩次，重建之後就消失了。

2013 年，台灣建築界決定募款籌建已被拆除的建國南路自宅，最後總算募得足夠資金，將舊宅重現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旁。2017 年，當王大閎剛過一百歲生日時，這箇舊宅捐贈給台北市政府保存。

過去，王大閎因為家世背景的關係，在國民黨政府中特別受到重用。這也就是為什麼，他的商業設計作品很少，大多是官方設計案。

在這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紀念孫中山的國父紀念館。

王大閎一直認為這是個「妥協」過後的作品，並不滿意。儘管如此，這個作品依然被外界所稱道，人們認為在妥協後，依然可以從屋檐或是長廊高柱，以及空間的規劃設計看見現代主義的風格。

王大閎國父紀念館競圖計劃案（圖/准建築人手札網站）

2006 年替王大閎策劃回顧展「久違了，王大閎先生！」的元智大學藝術創意系主任兼藝管所長阮慶岳，在一次公開演講時談起國父紀念館的設計案：「當時他把第一版的圖給蔣經國，蔣經國給了他一張太和殿的圖，他回不喜歡，國父是推翻滿清的，我們不能用清朝的太和殿去紀念他。

光是這個僵局，一陷就是四個月。雙方就這樣針對是否要設計成類似於宮廷的樣貌來回修改。從競圖到最終完成設計，國父紀念館最終花費七年的時間，從 1968 年到 1972年。

「任何一個時代的公共建築，不論是古羅馬的圓形劇場或當今美國的露天運動場，龐貝的溫泉或維也納的歌劇院，封建時代的碉堡或民主制度的會議廳，它們的用途是相同的，都是我們社會政治機構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王大閎在《建築是政治的工具》《銀色的月球》?里說道。

王大閎此生沒能完成的作品「登陸月球紀念碑」

從許多官建築設計案中，「王大閎悟出了建築為政治工具的道理，唯一可以脫離此一宿命的，要不是往心底深處去（文藝創作），要不就得往虛幻或未來里去（登陸月球紀念碑、科幻小說）」替王大閎寫傳記《靜默的光，低吟的風》的作者倪安宇說。

此前，王大閎也曾經替故宮博物院進行設計，在競圖時獲得了第一名，但後來因為高層希望有更有宮廷感的樣貌，所以決定不用這個設計，如今人們看到的是一個仿宮殿樣貌設計的故宮博物院。

王大閎從事建築業期間，台灣剛好經歷經濟轉型與起飛的階段，當時正處於代工業的階段，就連建築文化也是，對於房子的看法就是蓋高，並不是很講究當中的細節，而他每次的設計，都秉持建築必須要專業與尊嚴的想法，很多時候，他不願意妥協，更不願意屈就那些自己不喜歡的設計。業內人士曾流傳一種說法：「如果他積極一點，台灣的建築師就沒飯吃了。」

已逝建築師漢寶德說王大閎：」有一種特殊的品味，美感素養非常高檔的」。

「當社會還是文人最高、卑視建築這個職業的時候，王大閎先生無形的貢獻就是，把建築提升到一個人文水準。他的作品戲劇性不高，但進入他的作品是有感覺的，這件事情在台灣戰後、理性主義充斥的建築界是看不到的。」徐明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