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彬彬：「我的宿命是保護傳統古村落」

要想採訪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不是件容易事。

從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胡彬彬的工作節奏始終處於一種「瘋狂」的狀態。

他以平均每年不少於140個村落的節奏，累計尋訪了5000多個中國傳統村落，總行程繞地球7圈有餘。

他每年至少寫下500多萬字的田野考察札記，拍下膠捲3000多卷、數碼照片20多萬張。

他每年手繪古村落建築式樣圖超過1000張，撰寫研究專著10餘部，在海內外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各類研究論文50多萬字。

幾十年專註於中國傳統村落研究與保護，他要做的事，太多太多。

研究「古村落」的公務員

一本重約1.5公斤、厚約20厘米的《四角號碼字典》，是16歲的胡彬彬以知識青年身份上山下鄉時，父親送給他的唯一禮物。

「『34700』，『謝』字的四角號。」時隔40多年，很多漢字的四角號，胡彬彬依然能脫口而出。

與一般的字典不一樣，《四角號碼字典》具有鮮明的特色：注音、字的原型出自何處，字體怎樣演變，各種用法、詞義出自哪些典籍，全都詳細列具。一本字典，蘊藏著一般人識字時不會接觸的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父親送給胡彬彬這樣一本「大部頭」，深意就在此處。

世代居於湖南雙峰縣的胡家人，基本上只從事兩種職業：郎中，或私塾先生。

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小知識分子家庭——胡彬彬這樣定義他的成長環境。小時候，他接觸的是家族裡藏的幾萬卷古籍、書畫。再大些，他跟著行醫的叔爺爺走村串戶治病救人。叔爺爺治病不收錢，作為報答，那些認識不認識的村民，會偷偷塞個雞蛋、一塊紅薯給年幼的胡彬彬。

溫良恭儉讓，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以這種姿態植入幼年胡彬彬的心中。同時植入的，還有家庭的古文啟蒙教育，以及各色花草植物名。那時候，胡彬彬特別想當一個博物學家。

1978年，胡彬彬參加高考。他的分數足可以上北大，卻因非自身原因，去了「服從祖國分配」的邵陽師專。「只要有書讀就是好事。」父親勸慰他。他聽了進去。到了邵陽師專，因為常在寢室、走廊、路燈下讀書，胡彬彬沒少被點名「不守紀律」。18歲，他的《論維克多巴黎聖母院的人道主義精神》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成為那所學校當時唯一一個發表論文的學生。

畢業後，胡彬彬進入邵陽市政府，當了一名公務員，他的上級是個「泥腿子幹部」，常帶著他下鄉。雞棲於塒，柴門犬吠，書中看到的古人關於鄉村的描述，在胡彬彬日復一日的下鄉中越來越清晰。

公務員胡彬彬開始大量撰寫與村落、文物、工藝有關的論文。2001年申報文博與工藝美術系列高級職稱時，胡彬彬提交的材料除了以上論文，還有兩本專著。當年，全國申報此系列正高職稱的有3000多人，最終評上的僅有3人，其中，胡彬彬是唯一一位以公務員身份、破格獲得此系列正高職稱的獲評人。他最終也如願被南京博物院聘為研究員。

在審閱申報材料時，評審委員們都不太相信這是一個機關里的幹部提交的材料。按常理，機關並不是一個做研究的場所。他們不知道的是，胡彬彬找到了一個並不比任何書齋遜色的「研究院」——傳統村落。

尋找活著的文化

胡彬彬辦公室的門後，立著一根挑柴的纖擔：高約2米，中間似扁擔，兩頭像彎月，木頭製成，兩頭扁擔與彎月處的連接，用竹鞭編成的圖案，精美生動。這是他從湖南城步縣的侗寨裡帶回來的，是明代侗族男性的勞動工具。

山裡的侗寨建築與外邊很多地方不同，屋裡的門往往只有閂，沒有鎖和鎖掛。家中男主人如果出門打獵、砍柴，就會將纖擔斜放在門前；女主人如果不在家，門前放置的可能就換成竹籃，或者是掛上一根紗線。路過的客人可推門進去，歇歇腳，倒杯茶喝。至於留不留錢，留多少，客人自定，主人不會要你怎麼做。

「什麼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什麼是仁義禮智信？什麼是工具之美、工藝之美？什麼是古人對勞動生活的態度？這就是！」胡彬彬說，書本里所有關於傳統文化的記述，都能在村落里找到具象的傳承，「但書本的記載非常有限，村落的天地卻廣闊無邊。」

基於此，胡彬彬一直堅持著自己的研究方式：從實物資料和親臨各種文化現場實地考察著手，由物而史，以物證史，以物正史，以物補史。

這套「白天找實例，晚上找文獻」的方法論，幫助胡彬彬在30多年的田野考察中，不斷有新發現。

比如，以田野調查和民間搜集的古硯台為研究對象寫成的《中國民間藏硯珍賞》，區別於以館藏或皇家藏硯為研究對象的主流著作，豐富了中國藏硯的記載；以大量實物資料確證中國竹簧及其雕刻藝術起源於寶慶的《寶慶竹刻》，更填補了我國明清竹刻藝術流派研究的空白，其學術影響促成「邵陽竹刻」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在對湖南靖州發現的「群村永賴碑」進行考證後，他又用一年半時間，走訪調研了碑文中提及分布於湖南、廣西、貴州三省區五縣的24個苗寨，最終寫出《靖州「群村永賴碑」考》，確證此碑為目前我國古代最早的、具有完整立法構成要素與意義的、有關少數民族婚姻制度的地方立法。

2016年，胡彬彬在湖南江永縣發現了長江以南地面建築中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壁畫——水龍祠壁畫。壁畫面積達到380平方米，比此前《中國美術史》中記載的77平方米最大壁畫大了幾倍。胡彬彬認為，它也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有關瑤族的唯一重大文化遺存，「其畫面內容，對我們了解巫文化，尤其是了解瑤族的歷史文化，有極大幫助」。

首創、補白、拓荒、第一人……30多年或兼職、或專職的學術研究活動中，胡彬彬靠著自己的雙腳，走訪了中國29個省份。北至黑龍江省黑河四嘉子滿族鄉東、西四嘉子村，西至新疆烏恰縣吉根鎮托闊依巴什村，南至海南陵水黎族自治縣黎安鎮南灣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當胡彬彬「眼觸手摸這些奇蹟般倖存於村寨中的古代民居」，走入廳堂，摩挲著家居實用器物，那些瀕臨倒塌、破敗廢棄的廟宇牌樓、族氏宗祠的樑柱、神龕、門扉、窗欞，成為他一次又一次創新性研究的靈感來源。

「發現與保護都是我的使命」

2003年，胡彬彬正式離開公務員隊伍，來到中南大學創建了「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此時，他發現自己的研究正在陷入一場危機。不斷加速的城鎮化，在造成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的同時，傳統村落賴以存在的「人」與「地」，也在不斷消亡。

中心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田野考察顯示，傳統村落正在以平均每年7.3％的速度遞減，每三天就有一個消失。

這是一個讓胡彬彬痛心不已的數據。

傳統農耕社會，將村落推至中國「文化傳承重要載體」的位置。那裡保存了無數重要的、有形的文化資源，但它們正在逐漸消亡。以白族大本曲、扎染工藝、剪紙工藝為例，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們在大理的雙廊村已尋覓不到傳承人。

更讓胡彬彬痛苦的是，那些保存完好的古村落，經由他和團隊發掘後，卻被一些地方政府和旅遊投資商以「保護」「開發」的名義，將古村落的原始風貌改造得面目全非。

「我看過一整條青石板路被鏟掉，鋪上水泥」「我看過一個重要遺址被毀掉，改建為停車場」「我看過一座古城，因過度商業開發，而變得毫無特色」……

自己的保護，反成了古村落受損的源頭。

這種痛苦糾結於心，一度讓胡彬彬想要放棄自己的研究。「我要向許多人做工作，告訴他們『修舊如舊』『適度開發』才是最好的保護。」但很長一段時間，他得不到旁人的理解與支持，這讓他如墮冰中。

然而他終歸放不下古村落和它背後的中華文明。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幾千年來文化從未中斷的國家。但是，當前國內的學術研究都在照搬歐美模式，而「出產」這些模式的國家，只有兩三百年歷史。在胡彬彬看來，用兩三百年經驗所建立的範式，來研究一個用幾千年時間建立、豐富起來的文化體系，不見得合適。他認為，必須構建起中國式的學術研究話語體系，來研究中國自己的文化，這是文化自強和文化自信的基礎。

「發現與保護、創建中國式學術研究話語體系，都是我的使命，哪一項出現問題，我都不安。」胡彬彬說。

這些不可能靠某一人的力量完成。2003年，胡彬彬創建了集文化保護與研究、實物與文獻資料集藏展示、資料庫建設為一體的「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他的願望終於達成，「我不再是一個人在戰鬥」。

在中心，胡彬彬對學生的要求是「三在」，即在課堂、在書齋、在文化現場。在課堂或書齋，需要刷指紋、打卡。去文化現場，或者是長達幾個月的拉網式考察，任何細節都不能放過；或者是時間不定的主題式考察，發現新情況就即刻開展深度考察；或者是泛考察，不定目標，可從各角度切入。

為了給學生擠出田野考察的時間，經學校允許，胡彬彬將每個學期原定5個月講完的課程壓縮到2個月完成。每天8至10課時的講授，讓他的嗓子常常說不出話來。

這種嚴格的管理常令剛入學的新生難以適應。但經歷過這段「痛苦期」以後，每一個學生都會發現自己收穫不少。這幾年，中心陸續發表《小村落，大文化》《中國村落文化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傳統村落的急劇消亡，意味著什麼？》《重視對傳統村落文化的學術研究》等文章，計劃中的《村落中國》系列叢書，也已進入文獻資料和學術論文整理階段。

2015年，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被列入「國家智庫名片」。「要做的事更多了，而我已近60歲，只能以生命為代價，能做多少是多少。」胡彬彬說。

他曾經創下一年磨穿11雙鞋底的紀錄；他的左小腿上分布著20多處1元硬幣大小的傷疤，左腿3次、右腿4次骨折；他的腳板因走路過多而漸無知覺；他戲說自己「身上沒幾塊好肉」「生病都生不起」「睡覺也是一種浪費」……

「我的宿命是保護傳統古村落。」他對家人說，「若我在田野村落中逝去，請不要悲傷，這將是我最好的歸宿……」

（受訪者供圖）

《中國教育報》2018年05月3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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