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漢人南遷的文學記憶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大時代，有許多的點引人注意。我今天從一篇文學名篇開始。
《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tiáo，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據陳寅恪先生考證，雖然《桃花源記》是寓意之文，但也是西晉末年以來塢壘生活的真實寫照。
所謂的塢，是一種屯聚自保的建築居住方式。因為北方的戰亂和胡族的統治，漢人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走或不願走的，往往糾合宗族鄉黨，屯聚堡塢，據險自守。這種塢，與城不同——一般而言，城大塢小，城是為了商業交通，而塢是為了自保。所以，建塢而想經久歲月的，最理想的地方，是既險阻又可以灌溉耕種的地方，而具有這兩個條件一般是山頂平原或者有溪澗水源之處。
這是陳寅恪先生的一個基本考證。所以他說，北朝是以農業和塢為主的，居住在塢而自保，更依賴於宗法宗族。而南朝則商業和城市更為發達。
也因為此，陳寅恪認為桃花源記是塢壘生活的寫照。行文看是神奇，其實「林盡水源，便得一山」，這個地理環境非常吻合塢壘的地理選擇條件。所以陳寅恪先生說，這不應該是在南方的武陵，而應該在北方。桃花源居人躲避的不是暴秦，而是苻堅之秦。當然，陳先生也另外舉證，桃花源記所記類似之事，在《水經注》中也有。
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論證。文史互證也是一個有意思的方法。以前跟著早老師讀史景遷的《王氏之死》的時候，曾經提到這個方法，用聊齋人物和縣誌互為襯托，用文學故事很好的揭示了歷史材料中所沒有的社會心理和群體記憶的血肉部分。
但看這個，總覺得陳寅恪的論證更為大膽。他不是用文學故事做襯托，而直接說這個故事是一種「真實寫照」。
所以從這個視角——桃花源記的故事，也可以說是南北朝時期，漢人「或走或留」的「文學記憶」。說的大膽一些，就到了陳寅恪先生的這個程度。
當然，我不確認，從歷史研究的角度，這種方法和說到這種程度，是否合適。
隱隱記得，我當年讀書，也跟著老師讀《桃花源記》；但留下來的印象，基本上就是一個有意思的意外探險的故事。壓根就沒有想到，這可以作為當時一個歷史時期關於塢壘中人們的心理記憶。
從信史來看，商周的矛盾是東西的矛盾，戰國秦與六國的矛盾，也是東西的矛盾，乃至到漢朝，也大體是這個情況。也就是說，中國的早期歷史，一直是黃河流域上游和中下游的矛盾為主體。雖然南方（長江流域）在春秋戰國已經得到相當的開發，但仍然不是文明之爭的重點。
我們知道，北方因其地理環境的原因，其經濟基礎和農業有其自身的特點。包括土地和降水，以及黃河水災和灌溉的問題，這在北方是一個大的基礎（也是問題）。而在南方，水稻是一種主要作物，當然氣候也適宜——可是非得農業技術的增長，有各種圍湖排水的力量，才能擴大農業——而這也需要南方有大量的人口和善於耕作的人。
這在漢以前其實並沒有大規模發生。而發生在魏晉南北朝的遷徙——這是一個導致格局改變的巨大變化，因為漢人大批的南遷，長時間的不斷南遷，導致了上古的「東西」之爭，而開始出現南北並列的局面。
這種遷徙從漢朝其實已經開始，早期的遷徙和漢朝的政策有關係。隨著漢朝將游牧部落安置於國境之內，並將他們編入軍隊，黃河流域的胡漢雜居以及融合就已經開始，而這也促進了早期的南方移民的潮流。漢末和魏國時期，可能有數以百萬記的漢人南遷。據哈佛中國史所記錄，從280年到464年之間，南方戶籍人口增加了5倍，主要是因外遷人口的到來。漢人南遷的潮流，在永嘉之亂、晉室南渡之時之後，更是明顯。在589年南北重新統一之時，已經有大概40%的戶籍人口居住在長江流域了。
漢人南遷，主要有三條路徑，可以對應於長江流域的三大地區。
第一條是從黃河沖積平原出發，繼續往東南行進，從黃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到達長江，並再分叉，一路去了浙江杭州，一路逆長江到鄱陽湖，再南下進入廣東。
第二條是從漢朝兩個故都開始，長安或者洛陽，翻越秦嶺山脈，走絕壁棧道，沿著漢江到達襄陽，再經漢水到達洞庭湖地區。往南擴散，遠可到越南。
第三條最靠西，也最難走，重要性也低——從長安往西到寶雞，然後往西南，走蜀道進入四川。
這是哈佛中國史所分析的三條南遷路線。
陳寅恪先生有另外的說法，他認為漢人有三個流動方向，分別是東北、西北和南方。其中東北是庇護於鮮卑慕容政權之下，西北則歸於涼州的張軌的領域。而南方，就是漢人南遷了。不過對於南遷，陳寅恪先生大概分為兩條路線，一到長江上游，一到長江下游。其中陳寅恪先生提到不同路線的階層不同，南來的皇室和公卿士大夫，很少有去東北或西北的。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身在永嘉之亂的北方漢人，該是一個什麼情形。長期惶惶的傳聞，終於有一日，族長聚人而言，說是留或說是南下。留下則兵荒馬亂，異族群立，遷徙則故土難離，還不知道去了南方究竟會怎樣。
這種歷史背後的族群心理，大概在歷史材料中難以尋到，而文學作品中會有所記憶，感受一二。
只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寫的太隱晦又太美，托之於秦，假借於武陵，所以已經不怎麼能夠看得出留下來的北地漢人，守在塢壘里是一個什麼心情了。隱隱約約，「不足為外人道也」，還保留著這亂世自保的謹慎和小心。
另外有一篇故事，南朝人劉義慶撰寫的《幽明錄》之《彭娥》，則幾乎稱得上是直筆記錄。說的也是塢壘中一族人，被賊所破，皆為屠殺，只餘一女外出巧脫，但她仍然趕回家中，終被賊擒。這個故事的結尾，有點神話色彩，山裂而女得脫，並把賊人壓死，屬於浪漫主義想像。非要往記憶屬實的方向寫，那這女子最後肯定是被虐殺了。悲慘的結果往神話浪漫的方向寫，未必不是群體記憶中的潛意識裡的一種痛導致的。
巧的是，彭娥這篇南朝的知識分子寫塢壘被破的故事，地點也選在了南方。
《彭娥》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強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為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至，走還，正見塢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寧有神不？我為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群賊亦逐娥入山，山遂隱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裡，頭出山外。娥遂隱不復出。娥所舍汲器化為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其水為娥潭。
實際上，我們知道漢人南遷——只是這個時代一張大圖的局部。當然還有一部分是漢人留北，沒有走的。再仔細看這幅圖，應該還有漢人北伐，以及更早的外族人或主動或被動，各種遷入漢朝漢族所居住的地方。從天蒼蒼野茫茫到抬頭見土房，不知是怎樣一個經歷。
我們從南朝漢族知識分子所寫的文學故事中，尚能看到他們的心理記憶。但這張大圖的其餘部分，都難以找到文學記憶的對應了。如果有人有這方面的研究，一起看一看應該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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