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一個國家的憂患與謊言

原標題：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一個國家的憂患與謊言

在當今世界輿論場，「失去二十年」似乎成為日本的一個特有標籤。尤其是在中國，受中日政治關係和兩國國民感情複雜化等影響，從媒體到學者、官員等各個層面都或多或少被「失去的二十年」所迷惑；一些學者還基於中國的GDP把日本遠遠拋在了後面（據2018年世界經濟信息網最新數據，中國2017年GDP總量127238億美元；日本GDP總量48844.90億美元)，甚至開始產生了一種輕視日本、忽略日本的論調。

然而，2013年，美國著名經濟雜誌《福布斯》（Forbes）刊登了前編輯馮艾盟（Eamonn Fingleton）所寫的《日本失去了20年的說法是個大騙局》一文，在全世界引起了強烈反響。馮艾盟認為關於日本經濟低調的看法缺乏經濟學的根據。該文作者暗示美國政府被日本所謂「失去的二十年」的謊言所蒙蔽，採取了不恰當的對日政策，結果導致美國喪失很多經濟利益。

那麼，當前的日本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發展狀態呢？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炮製出來的？

一系列問題都需要我們用理性的、客觀的、歷史的眼光，去撥開迷霧，辨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虛與實，還原日本經濟和社會的真相，建構我們對日本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發展的全面清醒認識。

1.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歷史由來

二戰後，日本在美國的大力扶持下，充分利用大戰後國際上難得的和平間隙，埋頭經濟建設，聚力發展科技，僅僅用了不到20年時間，就從一片廢墟上建立起了強大的工業體系，培植了一大批世界性企業，到1968年前後，就實現了日本政府制定的追趕歐美的目標。而且，日本政府還善於把握歷史契機，一方面抓住美國在亞洲發動的兩場戰爭（越戰和朝鮮戰爭）的機會，一方面充分利用80年代後近鄰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所施放的原始需求，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據統計，80年代末期時，一個東京的地價就相當於整個美國國土土地價格的四倍。在政治上，日本先是充分藉助美蘇爭霸所造成的兩極權力張力，積極融入西方文明體系，不斷拓展和重建其在二戰中失去的國際地位；接著又趁前蘇聯解體後美國單極獨大所造成的權力真空，並緊緊抓住並深度參與美國發動的一系列反恐戰爭，開始尋求重建其政治大國地位並謀求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這種政治經濟背景下，曾經有一段時期，日本國內一度表現出其骨子裡潛藏的驕橫狂躁，以為日本經濟增長前景不可限量，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與日本相比。這種自滿情緒導致日本整個國家企業、民眾齊上陣，全民炒股、買房，就連家庭主婦也加入投機行列，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投機風潮。而且，日本投資者開始對美國進行大規模投資，高價購買美國的土地、礦山、農場、工廠、企業、銀行、旅館、摩天大樓、商業中心、高爾夫球場以及好萊塢等，夏威夷幾乎成了日本的「經濟殖民地」，一些日本學者甚至聲稱要「購買美國」，其結果是遭到了美國強力還擊，日本被迫接受「廣場協議」，導致日元急劇升值，日本節節敗退……日本開始出現了所謂的「泡沫經濟」，到90年代初「泡沫破滅」，日本經濟開始陷入「長期低迷狀態」。

今天所說的日本「失去二十年」正是指上述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後的1991年-2010年這段時期。通行的說法是，在日本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破裂後，日本經濟增長出現了「斷崖式」下跌。其依據是1990年日本GDP是464萬億日元，2000年日本的GDP僅僅達到534萬億日元，十年間GDP的平均實際年增長率是1.4％，低於所有發達國家——這就是所謂日本第一個「失去的十年」。此後，在2001年到2010年之間，日本GDP平均實際年增長率進一步下滑到1％以下——這是日本第二個「失去十年」。

支持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說法，還有一個日本學者們自己提供的所謂「事實依據」：即從1995年-2015年，日本勞動人口減少了1000萬，勞動人口的大幅下降，自然會抑制GDP的增加。對此，日本學者還充滿了憂患，他們例舉了過去20年間日本經濟的「一系列問題」：如人口生產的「少子化」現象、財政狀況不斷惡化、通貨緊縮長期化、個人顯性工資沒有增長，以及日本地區差距、收入差距有所擴大和日本經濟國際地位相對下降等等，以論證「失去的二十年」的客觀存在。

2.日本「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陣痛

日本經濟出現的上述種種問題，從本質來說都是日本政府根據時代發展需要，在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陣痛和必要代價。在這裡，有必要進一步了解支撐日本在戰後取得巨大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日本模式」，即日本在工業經濟時代，充分利用後發優勢所採取的「追求一國繁榮主義」的發展模式。其主要特徵為：（1）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機制；（2）出口主導型發展取向；（3）引進技術趕超模式；（4）主要依靠內部積累的高儲蓄；（5）重視教育和技術開發，等等。

可以說，上述「日本模式」，以及日本政府對歷史機遇的準確把握，實現了日本在戰後的經濟騰飛，為日本奠定了雄厚的物質、經濟和科技基礎。但是，隨著日本追趕目標的實現和後發優勢的消失，加上知識經濟的到來和經濟全球化的進展，「日本模式」開始難以適應新的形勢。特別是「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模式」的弊端暴露無遺，日本不得不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20世紀80年代，中曾根首相首先對國鐵和電信公社等進行民營化改革，揭開了日本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序幕；橋本首相開啟的「六大改革」則是日本全方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開始；「小泉改革」是日本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繼續和深化。由於新自由主義自身的理論缺陷和多方面原因，日本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並不成功，而且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等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化，日本的經濟政策不得不重回凱恩斯主義，通過擴大公共投資刺激經濟和渡過危機。目前正在推行的「安倍經濟學」，即包含有很多凱恩斯主義的內容——綜上可見，「失去的二十年」之「實」，多半是日本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但政府隨之出台的「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危機的發生。

3. 被忽略的「另外1.8個日本」

一開始，人們在接受日本 「失去的若干年」提法時，往往忽略一個重要的觀察維度：雖然日本的勞動人口大大減少，但日本的勞動生產率在「失去二十年」間卻出現了大幅提高。根據國際清算銀行估算，日本勞動力人均GDP在 2000年-2015年間累計增長了20％，遠遠超過美國的11％。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彌補了勞動力下降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而根據索洛斯的增長理論，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收入增長的永動機。

與此同時，正是在「失去二十年」間，日本成為擁有海外凈資產最多的國家。而海外資產創造的凈收入並沒有包括在日本的GDP數據中。據統計，2001年日本持有的海外凈資產是179萬億日元，2015年則達到339萬億日元，比2001年增長了90％；這些巨量的海外「優質資產」為日本帶來了巨大的收益： 2001年日本海外凈資產收益是8.2萬億日元，相當於日本GDP的1.6％；2015年日本海外資產的收益達到了20.7萬億日元，大約為日本GDP的4％。另據國際清算銀行2017年3月末的統計數據，世界外匯儲備中，日元仍然牢牢佔據著第三名的位置（第一位是美元共57,090億美元，佔世界外匯儲備總額64.5%；第二位是歐元，共17,060億美元，佔比19.3%；第三位日元，4030億美元，佔4.6%；人民幣排名第七，共880億美元，佔1.0%。）

如此看來，日本的海外資產是這個國家埋藏在全世界各地的財富，是日本國民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2011年8月28日，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日本問題專家唐淳風稱：在日本本土國家之外，還存在「1.8個日本」，這「1.8個日本」指的即是日本的海外資產和海外產業，是日本的雄厚「家底」。

上世紀80年代，受國內生產的高成本影響，日本一些大型製造業將部分生產環節移至國低成本地區生產，形成了產業史上第一次全國性大規模戰略轉移；亞洲金融危機後，亞洲新興國家擠壓了日本的出口市場，日本遂進行了第二次產業戰略轉移。兩次「戰略性」轉移外加80年代日元升值導致的日本海外權益瘋狂收購，鑄就了當前日本巨大的離岸經濟。

2012年5月，日本經濟產業省發布的《2010財年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顯示，當年日本海外法人(製造業和非製造業)總計18599家，工作人員499萬人，日本全產業海外銷售額達到183.2萬億日元(約合2.2萬億美元)。自世界經濟復甦趨於明顯的2016年下半年起，日本海外直接投資勢頭增強。日本企業在全球競爭中併購海外企業，這些直接投資帶來的分紅等收入2017年1至10月合計達到10.7659萬億日元。

4.投資未來的「失去的二十年」

其實，就在中國媒體集體「唱衰日本」的時候，日本人正在默默「為未來投資」。經濟實力的比拼，最終取決於科學技術話語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產業鏈掌控力。日本人認為，只有擁有尖端科技的專利，才會對世界經濟產生一定程度的威脅。在這一「科技立國」戰略支持下，即使在所謂「泡沫經濟」的10年間，日本每年都把GDP的3％用來開發新技術。這相當於當時中國GDP的9.4％還多。

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各國都在執行貨幣放水政策，也就是利用債務刺激經濟。但日本和中國在具體運用這些超發的貨幣上，卻有著本質區別。

日本放出的貨幣之水幾乎全部流進了產業整合和重組，科技創新研發等環節；而中國「超發」的動輒數十萬億人民幣大部分被使用到大地產、基建和「城市化」中。於是，日本債務附著的資產是「技術產能」，而中國的債務附著的是「土地產能」。雖然二十多年前，日本也經歷過瘋狂的地產泡沫，給日本經濟造成了巨大創傷，但即便跟那個時候的日本比，中國當前的情況也不可同「日」而語：因為日本當時已經構建了世界一流的技術體系，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而中國既沒有充足的技術儲備，在社會保障方面也存在著寅吃卯糧的不良狀態。

在充裕的資金支持下，日本的創新方向也發生了深刻變化。

在全球消費電子領域地位的衰退，曾經讓人們懷疑日本企業的創新力，但實際上日本的創新方向正避開終端市場競爭激烈的「紅海」，而轉向不斷擴展上游高附加值核心部件的「藍海」。因此，人們只看到日本在全球彩電、手機、冰箱、洗衣機和空調行業銷售排行榜的退縮，卻沒有看到日本企業在這些產品的核心零部件、上游化學材料方面保持著絕對優勢。例如，夏普、JDI（Japan Display）的液晶面板，松下的鋰離子電池，索尼的攝像頭，旭硝子的面板玻璃……許多明星零配件，都隱藏在當前熱銷的智能手機、超大屏幕電視、平板電腦、電動汽車等產品里，為日本企業賺得盆滿缽盈。

實際上，日本企業正從B2C（企業直接面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模式，投入大，利潤率低）領域，逐漸向B2B（企業與企業之間開展交易活動的商業模式）領域擴展和轉型，從而把自己置於商業體系的頂端而攫取最大化利益。

在醫療領域，索尼在參股奧林巴斯後，雙方聯合研發醫療內窺鏡，目前佔據全球80%至90%的市場份額；日立研發的陽子技術，可精確對準人身上的癌細胞進行照射而不會傷害正常的細胞。在創能、蓄能領域，當今風靡一時的特斯拉電動汽車，電池是由松下提供的；松下、三菱等已經研發成功的氫燃料電池，將成為未來人類的「終極環保型汽車」。未來一旦石油等能源出現短缺，日本的創能、蓄能技術將在全世界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智能機器人領域，目前全球最著名機器人公司主要分布在美國與日本。在市場份額最高的全球五大工業機器人製造商中，3家製造商來自日本，其中發那科（Fanuc）位居3家日本公司之首。如今，日本機器人產業已從工業機器人，向服務機器人擴展，同時，積極擴張包括中國在內的海外市場，把握製造業升級轉型機會。

日本的科學技術雖然並不具有十分鮮明的原創性，但是卻體現在別具一格的再創新活力上。日本企業長於把歐美已有的技術充分吸收後再融入自己的技術，使得同種技術的產品質量更好，競爭力更強。據著名的世界信息服務提供商湯森路透評選出的《2015全球創新企業百強》榜單里，日本以40家企業上榜，高居榜首，力壓美國的35家。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內地無一入圍。除此之外，日本經濟的結構和質量還比中國要健康得多，據資料說，中國產品的單位能耗竟達到日本的150倍，也就是說，生產同樣一個產品，中國要耗費的資源比日本高150倍。

另外，據日本調查公司東京商工研究機構數據顯示，載至2018年，全日本經營歷史超過150年的本土企業將達到3萬家以上。而中國現存的超過150年歷史的「百年老店」，僅有「六必居」、「同仁堂」等寥寥5家；而且，即使是這5家，也是改革開放後才「復活」的，其「老字號」的含金量已大打折扣。另據統計，中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僅為2.5年，集團企業的平均壽命僅7～8年，與歐美企業平均壽命40年、日本企業平均壽命58年相比，相距甚遠。產生這種差距主要有兩個根本原因：一是日本被譽為是「工匠國」。日本人天生性格追求極致完美、嚴謹、執著、精益求精，當自認為技術還不夠完美時不會拿出手。第二個原因是日本企業都講究戰略投資，注重長遠投資和利益回報，每每投資都考慮幾十年以後的市場定位和發展走勢。相反，中國的大部分企業家在主業上小有成就之後，便立馬開始「多元化」戰略，投資房地產、投資股票證券，表現出了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的經濟特性。所以有些國際經濟專家認為，中國人只是賺錢，日本人才是做事業。

目前，日本正在向全世界宣傳其獨特的工匠精神，向全球尤其是消費安全信心不足的中國消費者宣傳日本產品的極致體驗，從而打造日本產品的信用溢價。

正是在日本「工匠精神」和國家戰略引導下，代表日本文化精神的漫畫和動漫製作，經過戰後五十年的苦心經營，目前已經佔據了全世界50%的市場，在歐洲甚至達到了80%以上，成為「動漫王國」的日本不但攫取了大把大把的利益，而且還通過製作精良、想像奇特的動漫和漫畫書籍，把代表日本「軟實力」的武士道精神向全世界的青少年進行灌輸和移植。

同樣是在「工匠精神」和國家戰略引導下，日本的各式餐飲開始全面佔領世界各大高端商圈的顯著位置。據《中國餐飲報告白皮書2017》中指出，日本料理店的營業額已經超越門店數排在其前面的粵菜、湘菜、浙菜等中國傳統菜系，躍居第8位；在中國人的餐桌上，日本拉麵、烏冬、迴轉壽司、居酒屋、天婦羅、御好燒、大阪燒、鰻魚飯……種類繁多的日系餐飲品牌店已經成為一二線城市購物中心標配的餐飲業種。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日料品牌的分布密度及品牌檔次已被視為商圈及購物中心能級的參考數據。

更令人生畏的是，正是在「失去的二十年」間，日本還靜悄悄地構建了其以高技術為支撐和現代軍事力量體系。彷彿在一夜之間，日本已經成為世界上第4個獨立發射衛星的國家，也是第3個使用自製火箭發射地球同步衛星的國家。至今日本已發射各種衛星40餘顆，平均每年研製生產2～3顆人造衛星。其中的H-2A運載火箭是日本太空探索具有坐標意義的大型運載火箭，它的性價比在世界首屈一指，能夠使發射費用降低一半以上。日本相繼能夠研製生產各型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反艦導彈、防空導彈、空空導彈和反坦克導彈；21世紀第二個十年後，日本各大企業的軍用品生產線上，還出現了包括F-35和心神戰機在內的當今世界最先進的空軍力量；在海軍力量方面，不到十年間，日本下水的新銳戰艦包括滿載排水量超過14000噸的「大隅級」登陸艦、17000噸的「日向級」直升機驅逐艦、26000噸級的「出雲」及直升級驅逐艦，以及滿載排水量4200噸級的「蒼龍級」常規動力潛艇。在先進武器生產方面比中國走得更遠的是，由於日本長期的技術儲備和龐大的工業體系布局，使得日本能夠生產先進飛機、艦船、導彈、坦克的企業都有大量備份和冗餘。如能夠製造大型軍艦的包括富士重工、三井造船公司等8家企業，共計11個造船廠（中國只有大連和上海長興造船廠兩家）；這些都為日本重新成為軍事強國奠定了技術和設備基礎。

5.微觀層面再看「失去的二十年」

2001年4月，日本政府宣布實施第二個「科技基本計劃」，提出要在50年里培養出30位諾貝爾獎得主。這一計劃，對於向來壟斷著諾貝爾獎的歐美國家來說，都感到不可思議和不屑一顧；就連一些日本學者，也覺得這個目標不切實際。

然而，截止到2017年的17年間，已經先後有17位日本人獲得了諾貝爾獎（其中兩位是日裔美籍），日本政府的這個目標已經超過了一半。如果再加上2001年前的獲獎者，則先後共有25位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獎，是全世界除歐美之外最多的國家。

來到日本出差或者是旅遊的外國人，在日本走馬觀花之後，無論如何也無法把親眼見到的富裕、整潔、充滿現代化氣息的日本，與一個「失去二十年」的國家聯繫在一起：

經歷了「失去二十年」之後的日本，依然是平均壽命最長的國家；

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之後的日本，是使用iPhone手機比率最高的國家，甚至把iPhone的發明國——美國遠遠甩在後面；

經歷了「失去二十年」之後的日本，其國內的網速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快的，也是世界上最快的之一，遠遠超過許多發達國家；

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的日本，以高速公路、鐵路、新幹線和航空運輸構成的交通網路，幾乎覆蓋了日本的每一個角落，不同交通工具之間的無縫連接，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與之相媲美。

正是基於上述「微觀」現象，一位訪問日本的英國政府官員曾經說：如果這就是「失去二十年」，我願意英國也「失去二十年」。

最近，為了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宏偉計劃，日本首相安倍在訪美期間，向特朗普提出了今後十年內日本政府和私人企業，對美國投資17萬億日元的一攬子計劃，幫助美國修建高速鐵路，更新陳舊的地鐵系統等基礎設施，讓美國的基礎設施進入21世紀。據估計，這個投資計劃可以為美國創造70萬個就業機會。安倍向特朗普提出的投資計劃，就好像日本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絲毫不像一個「失去二十年」國家可以從容做到的大手筆。

再從日本社會的基本單元家庭層面來看，日本依然是一個富裕和藏富於民的社會。上世紀80年代股市泡沫的破裂，讓日本許多家庭失去了一大筆紙上財富，目前日經指數依然不到泡沫期間的一半；但是，日本家庭不包括房產在內金融資產的積累並沒有停滯，而是出現了顯著的增長：1990年日本家庭平均金融資產是1350萬日元，2015年是1810萬日元，比1990年增加了34％。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家庭60％的金融資產是以銀行存款的形式存在，說明日本家庭有充足的流動性，可以抵禦任何突發的經濟危機。「失去的二十年」並沒有導致日本家庭的負債增加。

忘掉GDP增長率，聚焦於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生活品質的改變、海外資產的積累和家庭財富增長這些「健康」變數，使得表面上「失去二十年」的日本依然是一個富裕得讓全世界羨慕的社會。

6.日本人的「哀兵戰略」

深入研究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根源，我們便會發現，這一切其實都源於一本外國人所寫的書對日本人帶來的巨大衝擊。

1979年，哈佛學者傅高義教授在日本經濟騰飛的前一刻，發表了驚世之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他通過社會研究的手法，肯定了日本經濟成功的模式和範例，以作為發展速度正在減緩的美國的可鑒之鏡。《日本第一》出版後迅速成為西方學界研究日本經濟發展的最暢銷也最具影響力的作品，標定了此後十年西方「向日本學習的風向」。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它列為部長和高級官員的必讀書目。

這樣的事，如果放在中國人身上，一定會在國內引起相當大的轟動，一定會有許多專家跳出來沾沾自喜和大肆宣揚。然而，對於極端敏感的日本人來說，這本書引發了一場全民族的警覺和自省。這本書出版後，先是日本影視界和文化界相繼推出了一系列的憂患反省之作《日本沉沒》、《日本即將崩潰》、《日本的危機》、《日本的挑戰》、《日本的劣勢》等等。甚至有日本民眾質疑「老外」的「居心叵測」：我們沒有那麼好，我們還有很多不足，歐美人為什麼不講我們的缺點？歐美人如此「麻痹」我們，背後有什麼陰謀？！

日本政府和大企業也站出來主導這波「日本式」的反省：在被認為是日本經濟「最困難」時期的1998年，大藏大臣宮澤喜一指出，「日本經濟已瀕臨崩潰的狀態」；索尼會長大賀典雄也曾發表類似的言論，幾個月后豐田公司總經理奧田碩甚至發出警告稱日本的問題「可能引起世界性金融危機」。然而，事實上， 1998年與1989年相比，索尼的利潤增加了131％，豐田的利潤增加了56％。到了2001年3月，年逾八旬的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親自上陣宣稱日本經濟「面臨崩潰」，正式拉開了「日本經濟崩潰論」的序幕。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時，日本經濟曾一度急劇下滑13％，GDP下降3．7％，其他經濟指標也迅速下滑，抓住這個機會，日本政府官員的發言、學者的分析以及電視、廣播、互聯網和平面媒體更是連篇累牘，大肆渲染；但2009年6月，日本經濟在發達國家中第一個「觸底」，2009年度GDP降幅收窄，2010年度GDP增長率達到3．4％時，日本政府卻默不作聲，媒體也集體失音。

如此「自虐式」製造危機，恰恰符合日本獨特的國民性格：在低調和內斂中始終保持著強烈的憂患意識。事實上，這個民族幾乎從來不接受讚美，他們永遠把自己放在暗處，放在低處，進行縝密嚴謹的思考，用低調的語氣發聲。他們吸取二戰和「廣場協議」前的教訓，開始精心「化妝」自己，有意「弱化」自己，努力改變《日本第一》給自己帶來的「負面影響」。於是，日本刻意隱藏了他們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快速發展的數據；甚至不惜通過「造假」的手法，將自己偽裝成一個走向「蕭條」和「破產」邊緣的衰落國家。與政府相配合，日本的學術界也不斷地進行「學術創新」，先是把八十年代後的十年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1世紀後，日本經濟學者池田信夫出版的《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真正原因》又一次製造了「失去的二十年」。目前，還有一些日本學者在繼續鼓吹「失去的三十年」——即便許多國外學者指出這是日本人的「哀兵戰略」，他們依然「我行我素」地繼續重複這一「謊言」——在一向深具野心的日本人看來，謊言說了一萬遍，就能夠成為真理——事實上，日本精心「炮製」的「失去的二十年」的國際謊言在客觀上也達到了目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但讓海內外輿論一起同情日本，還讓美國這個「盟友」心生愧疚並轉而大力扶持日本——當然，更讓日本的近鄰中國放鬆了警惕，失去了應用的戒心。

事實上，日本採取「哀兵戰略」的根本目的，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家清醒地意識到，「唱衰日本經濟」的說法有利於緩和美國政府對日本封閉市場的追究。因為，對「驕傲的美國人」來說，「孱弱的日本」不但將會使美國「高抬貴手」，而且還會贏得美國在諸多方面的支持。比如，美國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放棄了與這個昔日的「經濟宿敵」較勁，而將打壓的目標轉向中國；也正是因為日本「經濟低迷」，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錢的目光沒有盯住日本反而轉向了中國；正是所謂「失去的二十年」的宣傳功效，日本得以在不被別人矚目、被別人同情，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情況下，低調地發展經濟；日本人的低調所獲得的實惠和中國一段時期以來被人「關注」、「捧殺」甚至產生「中國威脅論」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日本的「哀兵戰略」還使日本在經濟之外的許多方面得到實惠：

正是在「失去的二十年」輿論氛圍下，日本根據美國的「再平衡戰略」的需要，開始擴充自身的軍事實力，向海外派兵、出售武器，鼓動極右勢力在歷史問題上大放厥詞，公然挑戰戰後國際秩序——即便如此，也很少聽到西方的反對聲音；

正是在「失去的二十年」的輿論氛圍下，日本可以不遵守諾言，在沒有實現《京都議定書》提出的減排目標的情況下，居然沒人追究；

正是在「失去的二十年」的輿論氛圍下，日本可以把福島核電站的核污水輕鬆地排入太平洋而不受人指責；

正是在「失去的二十年」的輿論氛圍下，日本一方面加緊對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的實際掠奪，步步緊逼，大搞所謂「購島」鬧劇，同時通過經濟援助等手段，拉攏太平洋島嶼國家，孤立中國，甚至慫恿越南各國與中國對峙，並藉此不斷謀取自身利益。

日本正是「哀兵戰略」包裝下，虛退實進，為實現其「正常國家」邁出實質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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