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上萬無業游民被遣送蘇北農場墾荒

來源｜《看歷史》2010年8月刊

作者｜阮清華

原題為

1949年，上海解放後，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開始改造上海，進行「遊民改造運動」，並將遊民遣送出上海。其中，12043人被遣送到蘇北農場墾荒。這群人，蘇北上海兩處不落邊，上海是他們青春時回不去的故鄉，蘇北是他們生活一輩子的地方。

「遊民」

在69歲老人王平華的記憶里，1950年離開上海到蘇北是件幸福的事兒。

「那時候國民黨反動派的飛機經常轟炸上海，炸死好多人！我們幾百個小孩子擠在一起，每天擔心炸彈。毛主席關心我們，把我們送到國民黨飛機不會轟炸的蘇北來了。」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經常派飛機到大陸城市進行轟炸，上海是其重要目標。1950年2月6日，國民黨出動4批17架次飛機對上海進行狂轟濫炸，給上海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雖然「二·六大轟炸」使得上海人心惶惶，對新生的人民政府來說，卻帶來了解決另一個難題的契機——疏散「遊民」。在新政權眼中，舊上海就是一座供資產階級奢侈腐化的「消費性城市」，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回到人民手中的上海，應該成為一座為人民服務的「生產性城市」。因此從1949年5月上海解放開始，新政府即嘗試對上海進行全方位的改造，主要目標就是要儘可能減少不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人口。

據統計，解放初期上海有500萬人，其中處於失業、無業狀態的「消費性人口」（包括家庭主婦、老人和小孩）達近300萬。根據改造規劃，新市政府需要將這些人口大量遣送出上海市區。

解放軍入城以後，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就開始遣散難民，並對那些不願離開上海而又暫無職業、無穩定生活來源者進行收容，是為「遊民改造運動」。

1949年底，上海進行了第一次遊民突擊收容工作，三天時間收容5000多名小偷、乞丐、扒手以及無業游民；另外民政局和公安局還隨時收容各種流落街頭者。1950年初，上海市民政系統下屬的幾個遊民收容所都已經人滿為患。

民政局正為如何安置收容人員犯愁之際，「二·六大轟炸」發生了。在大轟炸威脅下，大量遊民擁擠在教養所非常危險。轟炸帶來的大量人員傷亡，讓遊民們心驚膽顫，人滿為患的教養所內充滿不安氣氛。市政府抓住這一時機，動員遊民開赴蘇北墾荒，把遊民送出上海。

在新政權看來，大量無業游民沒有固定職業和穩定生活來源，依靠偷盜等不正當手段為生，嚴重威脅社會的安全與穩定；尤其是新政權剛剛建立不久，迫切需要穩住局勢，而大上海又沒有地方可以容納他們，將這一批「危險分子」遣送到外地，是再必要不過的事了。在照顧遊民「安全」的口號下，不管是兒童還是沒有勞動力的老夫病漢、甚至行動不便的殘疾人，都要到蘇北去。到1958年3月，上海前後共計收容各類「遊民」7萬餘人，絕大多數被遣送到外地。

蘇北

蘇北，亦稱江北，一般指長江以北的江蘇地區，解放初期建有蘇北行政公署。上海市長陳毅原來是新四軍軍長，長期在蘇北工作，對蘇北大量無主荒地有深刻印象。其時陳毅兼任華東軍區司令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可以管轄蘇北行署，因此陳毅要求蘇北協助上海解決遊民墾荒的土地問題。

1950年2月26日，上海市民政局福利處處長樊玉琳與蘇北行署協商，將蘇北行署鹽城分區台北縣（今大豐市）所屬以四岔河為中心的20萬畝荒地划出，設立上海市蘇北墾區，作為改造上海遊民的場所。蘇北墾區共有生荒18萬畝，熟荒2萬畝，足夠供4萬人耕種之用。所謂熟荒是指以前開墾過，但後來又被荒棄的土地。這片熟荒原屬大豐公司，是民國墾殖大潮中由清末「狀元企業家」——張謇於1915年間開始經營的新棉區，後因經營不善倒閉。蘇北行署不僅劃撥了20萬畝土地，而且承諾協助上海為遊民建築6000間房屋、10個新人村，供上海改造遊民之用。

1950年3月13日，第一勞動教養所設立東台生產總隊（因為當時墾區尚未建設完成，因此遊民暫時開赴鄰縣東台縣），下轄支隊、大隊、中隊及小隊，全所收容人員2958人，由所長周先煉等率領，作為第一批上海移墾的遊民開赴東台。18日，第二批婦女、兒童、殘疾三所收容人員2272人開赴東台。兒童所的收容人員中除了流浪兒童外，還有原國民黨時代專門收留國民黨軍官遺孤的兒童輔導院以及徐州育幼院的幾百名兒童，他們一起被當作流浪兒童和遊民遣送到了蘇北墾區。3月21日，提籃橋監獄2514名輕罪犯人作為遊民處理，開赴東台墾荒。

蘇北墾區位於東海之濱，是一片一望無際的蘆葦地，甚至是尚未完全成陸的灘涂。由於3月份墾區剛剛開始籌建，房屋等各項設備均付闕如，從上海遣送的遊民實際並沒有直接到達墾區，而是首先「暫住在興化、車室、劉庄一帶，臨時布置勞動生產，種菜種瓜，並進行勞動教育。」同時將青壯年勞動力調入墾區建築房屋。到6月份，墾區房屋建築大部分完成，才將這批遊民移往離墾區約20餘里的大中集新豐鎮進行調整和分配各村人員，7月份正式大規模進駐墾區。

1950年6月，為了加強對墾區的領導，上海市政府在蘇北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墾區勞動生產管理局」，任命民政局副局長黃序周為局長，沈維岳為副局長。到1951年10月份，上海市共遣送12043人去蘇北墾區。蘇北墾區也成為安置上海「遊民」的最重要基地之一。

從上海到蘇北

1950年，王平華才9歲，卻已經是上海市兒童教養所的兩朝元老了。1947年11月，饑寒交迫的王平華被國民黨上海救濟院難民難童收容所收留。兩年後，新政府民政局接管了難童所。王平華與夥伴們成為了新生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兒童教養所的一員。

一晃眼50多年過去了，王平華回憶起離開大上海時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我們兒童所是跟婦女所和殘疾所一起到墾區來的，殘疾人坐大卡車，其他人步行到江邊，然後坐大船，到揚州再換小船，後來又換拖船。反正是換了好多次，經過兩天兩夜才到達興化。」

當時的蘇北，讓見過了大上海的繁華的「遊民」們大吃一驚。年近八十的張永興老人是解放後被上海市民政局收容遣送到農場的最早一批人之一。他回憶說：「我們開始過來的時候，這裡到處是水、蘆葦、灘涂，根本看不到邊；地面上甚至沒有路，有時候一不小心踏進一個蘆葦掩蓋的水坑，人就往下沉，有的人就這麼沉下去了。

那時候新建的草洋房是給蘇聯專家蓋的，外面是蘆葦編織，裡面其實是磚牆、水泥地板，還有抽水馬桶，很現代化的，冬暖夏涼。但一般人住的就是真正的草房，一個『人』字型支架，兩邊蘆葦編席垂下來，前後再用蘆葦遮住，就是一間獨立草房，可以住一家人。更差的是大通鋪房，四個角用木頭支起來，其他地方都是用蘆葦編席吊著，裡面可以住幾十個人。」

如今蘆葦草房早已成為過去，即使是那些翻蓋過好幾次的磚瓦房，也大都人去樓空。但當年的茅草房卻是農場最重要的資產，也是革命鬥爭的前沿陣地。

茅草容易著火，而且蘇北風大，一場火災就可能毀掉半個農場。1950年代曾經發生過一次大火災，兒童村十幾個草棚付諸一炬。上海和農場兩級偵查機關共同調查起火原因，最後將四個沒有參加勞動留在草棚附近的流浪兒抓起來，作為「現行反革命」判處10多年監禁。多年後，農場重新調查此案，目擊證人證實火是從草棚頂上開始燃燒，而後火借風勢，一路席捲各草棚。而草棚有幾米高，那些小孩根本不可能爬到草棚頂上去放火，此案才算得以平反，但當年的四個流浪兒卻已或死或老。張永興老人現在說起此事還是唏噓不已。

終老農場

60個春秋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微不足道的一瞬，但對於一個人來說卻是整整一生。當年和張永興老人一同被送到蘇北的同伴如今已經所剩無幾。來到這裡後，他就再也沒有回到過上海。

筆者問他：「為什麼不考慮離開呢？」

「走不了的，走出去幾十里路都看不到一個人影，也沒有路。不管你跑到哪裡都會被抓回來。以前『法總』跑了幾百人，最終大部分都被抓回來了！」

蘇北墾區沒有圍牆，建設之初警衛力量有限，經常發生遊民逃跑事件。張永興老人所說的「法總」是新人村四村。1950年7月，遊民大部隊正式開到墾區的第二天晚上，幾百遊民發動暴動，毆打幹部、捆綁警衛，並集體逃亡，那一次逃走了800多人。這次事件以後，墾區專門從蘇北行署調來了兩個營的兵力擔任警衛工作。

按照當初計劃，以每一個遊民平均4畝地計算，蘇北20餘萬畝土地至少可以安置5萬遊民，但是1951年以後上海卻沒有再遣送遊民到蘇北。可能是墾區條件不適宜大規模墾殖，當然也可能是因為市政府認為將「遊民」安置到墾區進行農業生產並非上策——墾區第一任局長黃序周就曾在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改造上海的游犯，必須根據不同對象，予以不同的改造，和予以不同的出路，單獨使用一種方式方法會失敗的，弄得政府吃力不討好。」

「遊民」並不願意終老此地，根據當時的調查，願意在墾區安家立業的「遊民」不到5%。同時黃序周也指出，要實現把蘇北墾區鹽鹼地變成良田沃野，非萬億元不為功——當年張謇耗費巨資在此墾殖就以失敗告終，這對於上海無疑是個巨大的財政負擔。因而此後上海不再將「遊民」安置到蘇北墾區了。

三個等級

上海農場人主要由幾部分組成，首先是上海遣送到墾區進行改造的「遊民」、流浪兒童、殘疾人和被收容的婦女以及一部分犯罪情節輕微的犯罪分子，他們改造結束後大部分成為場員。1958年遊民改造結束以後，上海農場又作為勞動教養基地，接收了一批勞教犯人和少年管教犯人，他們解除教養後被安置到農場從事生產勞動。其次是上海派遣的管教幹部，包括行政幹部和技術幹部兩部分；後來農場自辦工業，招收和引進了一批揚州的造紙工人和常州的電力工人，他們也成為技術幹部的一部分。再次是上海安置到農場的一批「三高青年」，類似於其他地方高中畢業的「城市下放社會青年」，他們是農場工人中政治地位比較高的一群人。

現在在上海當醫生的胡先生是第二代農場人。他的母親是國民黨政府時期的大學畢業生，曾在國民黨的醫院工作過，當年在墾區當技術幹部。他說，「農場有三種人，第一等級是幹部，包括行政幹部和技術幹部；第二等級是『職工』，主要是長大後的流浪兒童，以從事農業勞動為主；另外還有一部分農場工人，他們在農場自辦的工廠勞動，是農場中的工人階級；第三等級才是場員，雖然已經改變了遊民或罪犯身份，但政治上仍然沒有地位。」

農場這三個等級在政治上涇渭分明。但他們都有著共同的命運：自從來到墾區，就再也難以離開農場，回到上海。上海市政府原來規定選派幹部去墾區工作幾年以後可重新調回上海，但實際上大多數普通幹部有去無回，連子女也被迫留在農場。對許多在上海工作的人來說，被組織上選派去墾區工作，相當於是「發配充軍」。

飛地

改革開放以後，上海市政府落實政策，在上海七寶、華漕、江橋等地修建了大量房屋，安置農場幹部退休後回上海定居。現在農場學校只辦小學和初中，所有學生初中畢業後都可以到上海讀高中，跟上海學生一起參加高考，享有跟上海學生完全同等的權利，許多農場子弟都藉此良機離開農場，進入父輩們念念不忘的上海。

上海農場是上海在蘇北的一塊「飛地」。那裡離上海幾百公里，曾經需要乘船轉車兩天兩夜才能到達，現在只需要兩個多小時就可以從蘇北抵達上海了。

在這塊「飛地」上，農場人形成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說的是「上海農場話」。農場話跟普通話接近，糅合了上海話、蘇北話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地方方言，並與普通話對接，外地人一般都能聽懂。四岔河地區屬於上海農場，人們說農場話。但其間有一條不長的「小街」屬於大豐市，人們說蘇北話，外地人一般難以聽懂，真可謂一街兩世界。雖然農場人也能聽懂蘇北話，但他們卻從心理上拒絕說蘇北話。在他們看來，農場話才是他們的正式語言。

至今依然在農場的老人們，不時會說上一句「阿拉也是上海人」，而他們的後代，在農場落地，在農場成長，「上海」只是他們記憶中父母無數次提及的，卻陌生而不可觸摸的他鄉。

現在的農場人都擁有上海戶口，農場工作人員工資標準是比照上海同級別人員工資確定，因此農場幹部在當地都屬於高收入人群，甚至普通農場幹部的工資都可能比大豐市長工資高。

「老上海」的最後一個據點

上海農場不僅收留了「上海遊民」，也收留了「老上海」的風情，一度成為「老上海」的最後一個據點。

1949年以後，新政府立即開始對上海進行改造。這座被視為「資產階級奢侈腐化生活象徵」的城市，一切與「生產活動」無關的事物都被取締、清除，曾經遍布上海大街小巷的咖啡館、茶樓等休閑娛樂場所都被視為培養資本主義情調的地方，一律掃地出門。很快，上海就成為了一個單調、沉悶的「工業基地」。

然而，在遠離上海的大豐市四岔河邊，一群被放逐的「上海人」卻重續咖啡香。一座小茅屋，三五長凳，幾張小方桌，隨意擺放在垂柳之下，一台老舊唱機傳出那似乎是穿越時空而來的老唱片的悠揚吟唱。不一樣的「咖啡館」，一樣濃郁芳香的咖啡。在涼風習習、河水涔涔的四岔河邊，「農場咖啡館」成為老上海頑強生命力的象徵，也是上海情調、上海文化在遙遠蘇北保留的火苗，是離開上海的人們最大的安慰。

「沒事的時候母親最喜歡去河邊小茅屋喝咖啡，聽那已經不知道放過幾百遍的舊唱片，而且經常一坐就是半天，只是靜靜地盯著河水發獃。」胡先生至今對那個地方深有感觸，「可能，她是太想念上海了。」

同樣經歷過顛沛之苦、在上海又生活了20年後，胡先生對母親當年的行為有了更多的理解與同情。在這樣一群對老上海留戀不已的人中，老上海是揮之不去的舊時記憶，也正因如此，在遙遠的四岔河邊才有了這樣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改革開放以來，懷舊已經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上海大街小巷咖啡館、茶樓雨後春筍般重生，四岔河邊的咖啡館早已蹤跡全無，留下許多的惆悵和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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