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徐洪才：完善全球治理體系，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
本刊記者 高妍蕊
今年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十周年。跌宕十年，世界格局已是地覆天翻。全球經濟遭受系統性衝擊，但目前已出現明顯復甦， 開始擺脫危機陰影；同時，主要經濟體債務率創下新高，各種「黑天鵝事件」頻發，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全球分工格局加速重構，新技術革命仍在孕育，金融動蕩此起彼伏，經濟全球化面臨新的挑戰……
這場帶給世界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層面深刻影響的大危機， 引發我們哪些反思？如何防止金融危機再次發生？如何平衡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之間、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對此，《中國發展觀察》專訪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
中國發展觀察：回顧歷史， 2 0 0 7 年初發端於美國的次貸危機，最終引爆了毀滅全球50萬億美元財富的國際金融危機。這場源自美國的金融浩劫造成了哪些全球性影響？當前又面臨著怎樣的國際經濟形勢？暴露了全球金融體系的哪些問題和隱患？
徐洪才：今年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十周年，在這個關鍵時間點，關於金融危機的討論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根據過去經驗，每十年會爆發一次國際金融危機，那麼這一魔咒是不是已經被打破？目前，很多人仍持懷疑態度。
從國際經濟形勢來看，當前世界經濟總體處於復甦、但動力不強的階段。根據IMF最新預測， 2018年世界經濟將增長3.9%， 2017年是3.6%，2016年是3.2%。2017年世界經濟出現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全球貿易增長超過經濟增長，達到4%，結束了2016年以前連續五年世界貿易增長低於經濟增長的局面。
2 0 1 7 年中國實現經濟增長6.9%，整體來看中國經濟增長比較穩健，但低於危機以前的增長速度。在2016年底、2017年初的時候，人們還是很擔憂的，覺得中國經濟未來中長期趨勢將是「L 型」走勢，但這個「L型」的拐點在哪裡還不清楚。其實，當時拐點已經悄然來臨。2016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度上升，石油從年初將近30美元一桶到年底50美元一桶，最近突破70美元一桶， 說明全球需求在上升。但是，隨著美聯儲繼續加息，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持續上升，以及石油價格上漲和美元指數升值，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都將面臨新的考驗。
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 特別是美國搞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中美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紛爭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最大潛在風險。自2015年美聯儲啟動加息以來，加息周期還要持續幾年，今年預期加息至少三次。同時，美國去年推出大規模減稅政策，全球資本和產業總體迴流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從近期來看，個別新興經濟體的金融體系已經出現劇烈震蕩，比如阿根廷、俄羅斯、土耳其。
從全球角度來看，世界經濟復甦基礎不牢，金融體系還充滿很大的不確定性。特朗普執政一年多來，逐一兌現他在競選總統時的承諾，但還剩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放鬆金融管制，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下一步， 美國將加大減稅和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必然會加重美國聯邦政府財政支出壓力，這很有可能促使特朗普鋌而走險，兌現放鬆金融管制的承諾，進而引起全球金融動蕩。美國作為世界重要經濟體，其宏觀經濟政策的負面溢出效應非常大。自金融危機以來， 在G20層面上，各國一直在呼籲加強大國之間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但目前效果並不理想。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世界金融體系仍然面臨很大不確定性， 美元獨霸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實現根本性改變，多元化的儲備貨幣格局基本未出現。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交易活動中過多地依賴美元，世界經濟過多地受制於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這是導致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波及全球的病根所在。
過去九年，美國、歐洲、日本等主要經濟體實行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積累了巨大的資產泡沫。今年以來，美國證券市場已經開始劇烈調整，並波及全球金融市場。從宏觀經濟政策層面和金融市場層面來看，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確定性、潛在風險非常大。
中國發展觀察：這場歷史性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了哪些影響？哪些領域和行業受創嚴重？
徐洪才：這場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較大衝擊。從經濟增長來看， 2007年年初美國出現次貸危機， 2008年9月向外蔓延引發國際金融危機。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9.7%，比2007年下滑了4.5個百分點，從此開始進入增速下降通道。2009年我國GDP增長9.4%，經過「4萬億投資」刺激之後，2010年創下10.6%的短暫新高，隨後一路下跌，幾乎沒有反彈。
股市是國民經濟晴雨表，中國股市受到重大衝擊，2007年年底上證綜指是5261.56點，2008 年年底是1820.81點， 跌幅高達65.39%，2009年反彈了點兒， 直到現在還是在3000多點左右徘徊。股市的跌宕挫傷了投資者信心，對居民財產造成很大損失。
同時， 2 0 0 9 年中國進出口貿易也受到衝擊。2 0 0 8 年外貿進出口增長17.87%， 出口增長17.4%，進口增長18.48%。到了2009年，全年外貿進出口出現負增長，為﹣13.88%，出口增長﹣ 16.01%，進口增長﹣11.18%。僅從出口方面看，這一年就掉了33.41個百分點，外貿受到重挫， 農民工大多捲起鋪蓋回家。當時中國主要依賴外貿拉動經濟增長，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而外貿從正增長17%轉為負增長16%，影響太大。首當其衝的是加工貿易，導致整體經濟下滑， 在需求坍塌後，各行各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包括基礎原材料、鐵礦石、水泥、鋼材、平板玻璃、房地產行業等。
中國發展觀察：以史為鑒， 由歷次全球危機我們能得到哪些經驗和教訓？
徐洪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催生了2009年的G20走向全球治理前台。各國領導人同舟共濟，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各國政府統一行動，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與此同時，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完善全球治理問題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中國發展觀察：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也引發了金融理論思考，如何防止金融危機再次發生？如何改進金融監管和改革全球貨幣體系？
徐洪才：維護世界經濟和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發展，首先， 需要加強大國之間經濟政策的協調。2008年9月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歐洲、日本和中國等主要經濟體都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並推進結構性改革，這對有效應對金融危機產生了積極影響。其次，加強金融監管， 共同建設全球金融安全網。危機爆發之後，各國都加強了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 以解決「 大而不倒」 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各國政府開展「 逆周期」 宏觀調控， 就建立「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達成廣泛共識，這是一項重大政策創新。
經驗告訴我們，金融機構、工商企業等微觀主體都有「順周期」的特點，不能讓市場放任自流。市場經濟具有周期性劇烈波動的特點，尤其是金融體系具有傳染性和脆弱性，一旦某一薄弱環節出現問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造成危害就比較大。因此， 要加強金融監管和對金融機構「逆周期」調控。
經過幾年的實踐探索，2017 年我國開始提出建立和完善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框架，加強金融監管及金融監管協調，同時建立金融危機預警機制和早期干預機制，補短板，補漏洞， 做好預案，一旦危機發生，中央銀行要發揮最後貸款人作用。
中國發展觀察：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和金融創新的快速變化，包括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區塊鏈金融等發展，這些金融創新的背後隱藏著哪些風險？如何平衡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之間、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呢？
徐洪才：影子銀行和金融科技在服務實體經濟發展中發揮著獨特、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不能「一棒子打死」，但也要防止其在業務擴張過程中的潛在風險。如何把握好度？我認為，政府應主動作為，創新金融監管。
第一，對金融創新活動進行前瞻性研究，超前引領，動態監管，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堅持穩中求進的指導原則。金融體系具有脆弱性，金融風險具有傳染性，牽一髮而動全身，不能掉以輕心。實事求是地講，過去幾年很多金融創新服務於實體經濟，促進了投資、消費及普惠金融發展，但是也曾出現互聯網平台野蠻生長， 一些平台公司跑路，這些風險已經充分暴露，並得到妥善處理。
第二，在現金貸業務並沒有出現金融風險的時候，監管部門主動出手。這也預示著監管理念和監管方式已悄然發生變化，在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前提下，未雨綢繆，主動化解。2017 年7 月， 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指出，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天職，並對監管部門提出新的要求：有潛在風險沒有發現，就是瀆職行為；發現潛在風險沒有及時妥善處理，就是失職行為。
中國發展觀察：日前，千呼萬喚的《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 下稱《資管新規》）終於出台，宏觀層面關係到國家金融穩定、防範金融風險；中觀層面關係到百萬億元規模的資管行業；微觀層面關係到萬千家機構未來生存轉型之道。一時間，其受關注程度不言而喻。《資管新規》主要帶來了哪些重大改變？是否意味著金融風險防控又上了新一台階？
徐洪才：近年來，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快速膨脹，最初動機一方面是為了規避資本監管，在表內的話必須符合資本充足率要求，業務擴張要有相應的資本與之配套，因此，金融機構有逃避監管和逐利的內在衝動。另一方面，從需求角度看，廣大居民對這種低風險、中等收益率的金融資產有強烈需求。銀行存款利率偏低，投資股市風險又偏大，這與居民對資產保值增值的需求不相匹配，促成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
過去積累了100多萬億元的資管業務，基本都是採取剛性兌付，預期收益由金融機構兜底， 到期時， 消費者認為有隱性擔保，這勢必抬升全社會無風險收益率水平，投資者不承擔風險卻得到高投資回報，進而抬升了全社會的融資成本，特別是小微企業、三農企業的融資成本。由於資金鏈條越來越長，中間環節越來越多，終端消費者融資成本居高不下，民間借貸年化利率達20% 以上，超過了實體經濟的實際投資回報率，因而形成潛在的金融風險。為了主動化解風險、降低融資成本，必須加強金融機構的表外業務監管，形成全國「一盤棋」，維護整體金融穩定。
但是，《資管新規》的實施也需要考慮金融機構實際承受能力， 把握好政策執行的力度和節奏。近年來，我國金融去槓桿效果顯著。去年下半年以來，廣義貨幣M2供應量增速回落到名義GDP增速以下，只有8％略多一點，這有利於穩定宏觀槓桿率，但對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對微觀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活動也產生一定的流動性壓力。
今年一季度，股票市場兩次出現400多隻藍籌股上市公司股價「閃崩」現象，說明流動性風險已初顯端倪。近期阿根廷、俄羅斯、土耳其金融市場出現異常震蕩，說明全球金融體系存在很大的潛在風險。這些都應該引起高度關注。
總之，未來我國應該繼續堅持穩健中性貨幣政策，但也要密切注意國際國內金融市場的新變化，在保持政策穩定性、連續性的同時， 充分體現政策的靈活性、針對性和前瞻性，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為實體經濟穩定發展創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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