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史學論壇||何星亮：文化整合與中華民族的復興

原標題：復旦史學論壇||何星亮：文化整合與中華民族的復興

2018年6月10日，周日晚上6:30，在復旦大學光華樓西主樓2001會議室，著名民族史、民族宗教問題專家何星亮教授做客復旦史學論壇，演講「文化整合與中華民族的復興」。

此次演講也是復旦大學中國近現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2018年第11期學術講座。擔任此次講座的主持人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歡迎參加！

【報告人簡介】何星亮，著名民族史、民族宗教問題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連任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國務院參事，全國人大代表。出版學術著作31部，代表著作《中華文明：中國少數民族文明》、《新疆民族傳統社會與文化》、《文化人類學調查和研究方法》。在《中國社會科學》、《民族研究》等刊物發表200余篇論文。

從「樹木」到「森林」：何星亮教授學術自傳

本人1956年出生在廣東梅州興寧貧窮的客家山村。母親先後生下8個子女，前三個均為女孩。為傳宗接代，母親求神問卦，說要領養一個男孩才會生兒子。後來鄰村一位母親生了雙胞胎，沒有奶吃，便把較小的送給我母親。由於偶然的因素，一年後連續生下四個兒子，本人在男孩中排行第三。

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歷盡艱難曲折，飽受人間風霜。3歲時父親病逝，10歲時母親病逝。童年時期在生產隊放過牛、養過豬，學過木匠和裁縫。初中畢業後在生產隊務農，曾參加過大隊和公社的水庫建設和農田基本建設等。

「文化大革命」期間，為掙一些買油鹽等日常生活必須的錢，常和哥哥到鄰近的梅縣山區挑木炭、柿子、木板到興寧縣城賣。通常是晚上10點出發，前往梅縣山區，買好貨即前往興寧縣城。當時販賣貨物是不允許的，被稱為「投機倒把」，一旦被發現，貨物沒收，還要接受批判。因此，為躲過崗哨（當時各大隊都有民兵放哨），一般不敢走大路，都是走山裡的羊腸小道，有手電筒也不敢打，因為打手電筒擔心被大隊的民兵發現。每販賣一次貨物，挑著比自己體重重很多的東西，來回走80多公里，而且大部分是山路，每次只掙1元多錢。當時我們自稱是「鐵腳」（不會累）、「夜眼」（不敢打手電筒）、「神仙肚」（不怕餓）。

「文化大革命」期間，家鄉與全國一樣，革命第一，生產第二，糧食產量極低，農民種糧沒有糧食吃。為解決吃飯問題，常外出打工。我曾到梅縣南口瓦窯廠做瓦，挖土、煉坯土、做瓦坯、打磚坯、燒窯等；為駐興寧縣的空軍第12軍打碎石一年多，把大塊石頭用小錘打成2—4厘米的碎石，用於防空洞建設；曾到江西萬安縣修建萬安水庫，扎鋼筋、倒水泥等；曾參加本省的興老鐵路建設，主要從事穿山挖石、打炮眼和放炮炸石等工作。由於年小心細，裝炸藥、點火放炮、處理啞炮等都由我負責。當時每天都要打幾十個炮眼，每次裝炸藥、裝雷管都特別小心。幾乎每次放炮炸石後總有一、二個啞炮，處理啞炮時必須十分小心，先一點一點把炮眼上方壓緊的土撥開，然後輕輕拔出沒有響的雷管，然後再放上新的雷管，重新點火引爆。

1975年，我們家鄉與全國各地一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運動如火如荼，農村掀起割「資本主義尾巴」運動。外出打工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尾巴」，因而必須禁止，徹底割掉。1975年秋，在新疆182兵團（福海縣）工作的堂兄，讓我到新疆兵團工作，並參加修建福海水庫，住的是地窩子（比新石器時代的房屋還原始的地穴式住宅），冬天的土凍得像石頭，需要用炸藥炸。由於福海縣太冷，冬天最低溫度達到零下50度。我記得1976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日，福海氣溫零下46度。1977年初，表姐介紹我到氣候較好的新疆烏蘇縣紅星農場工作，在農場種麥子、玉米、西瓜和蔬菜。1977年秋農場又安排我到天山深處修建紅山水庫，住的也是地窩子，放炮炸石，十分危險，因炸石事故死了幾個人。

1978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恢復高考後，人人躍躍欲試。我雖僅上過初中，但從小就喜歡文史。家鄉雖窮，但先輩留下的古典小說卻不少。許多書被視為「四舊」書，白天不敢看，常藉助月光，偷偷閱讀。因此，有一定的文史知識基礎。於是，不甘落後，白天在農場幹活，晚上挑燈夜戰，自學各門高中課本。1978年7月，在新疆烏蘇縣參加全國統一考試。首批錄取名單在縣城各處張貼紅榜，驚動烏蘇全縣。全縣第一批錄取的只有三個人，兩位漢族，一位維吾爾族。很奇怪，發紅榜前一夜，我突然夢見了鄧小平。錄取通知書下達前幾天，我到離住地10多公里的廣東老鄉家幫助他們做木殼煙（用煙莖製作的新疆土煙），沒有回農場住地。農場負責文教的幹部四處尋找，城裡的表姐也到農場來接，但均未找到。發榜第二天，我才聽到喜訊。當時如同范進中舉，興奮異常。表姐和表姐夫幫我到教育局申請到北京的路費補貼，買了到北京的火車票，並買了被子和日用品等。

1978年10月，首次由新疆來到北京，成為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哈薩克語專業本科生。我們班有漢族、哈薩克族、維吾爾族和達斡爾族四個民族，我與哈薩克、維吾爾和達斡爾族同學同住一個宿舍，度過四年美好的時光。

在中央民族大學學習期間，我發憤攻讀，博覽群書，四年沒有回過一次家，沒有出過北京城，寒暑假都是在大學圖書館度過的。除學好各門功課之外，在本科期間就在全國重要學術期刊《民族研究》、《民族語文》、《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發表三篇學術論文。

1982年夏，我本科畢業獲中央民族學院文學學士學位。原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所長林耀華、副所長陳永齡、黃淑娉等教授了解到我在本科期間便在全國重要期刊發表了三篇論文，希望我畢業後到該所西北組從事西北民族歷史和文化研究，該室馬壽千主任（回族）也找我談過，表示十分歡迎，並通過正常程序上報了院人事處。但按照當時的規定，大學畢業生不能自己找工作，應由組織統一安排，一般是哪裡來哪裡去。根據全國統一分配原則，我被分配到地處中蘇邊境地區、離烏魯木齊650公里的塔城地區行署辦公室當翻譯。

7月上旬，我拿著畢業分配證坐了四天的火車回到烏魯木齊。由於哈薩克語口語不太好，擔心不能勝任翻譯工作，自思較適合做研究工作。到烏魯木齊後，即到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找到當時的副所長郭平梁先生，說明來意。郭先生是20世紀50年代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生，是著名的新疆歷史研究專家，學術造詣很深，為人忠厚。他見我已在全國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三篇論文，十分高興，當即表示十分需要我這樣既懂語言又懂歷史的大學生，並馬上打電話給院政治處（即內地的人事處）處長趙青，說明情況，請她要求自治區人事局把我改派到民族所來。當時民族所在中科院新疆分院院內，離新疆社會科學院總部有二公里左右。他讓我馬上去找政治處（即人事處）處長趙青，並給我寫了個條。

我於是快步走到總部，找到趙青。趙處長是位女同志，河南人，約45歲左右，為人樸實厚道，看了我的派遣證和其他材料，並作了記錄。她說，你先回招待所，我們會與自治區人事局聯繫，有消息我再通知你。過了幾天，我又來到新疆社會科學院，找趙處長詢問結果，她很遺憾地說：為了你能調到我院，院領導還專門開了會，一致同意你到我院工作。我們與自治區人事局聯繫了多次，並給人事局發了函，還親自到人事局要人。但現在要求改派的人很多，人事局不同意改派。後來，我通過中央民族大學的哈薩克族老師木哈買提江，找到了時任新疆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賈那布爾，說明詳細情況。在賈副主席的直接干預下，順利完成改派到新疆社會科學院手續，並由院領導安排到民族研究所工作。如果當時沒有改派到新疆社科院，到塔城地區行署辦公室當翻譯，又將改寫我的人生經歷。我到新疆社科院後，賈那布爾副主席還托他的秘書帶口信，希望我好好研究哈薩克族歷史。

1984年，我第二次由新疆來到北京。當年，我參加了全國研究生統一考試，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族系民族學專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民族學會會長秋浦和詹承緒、滿都爾圖三位先生的指導下，轉向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習和研究工作。1987年5月，通過碩士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同年7月，留所從事學術研究，並在職學習博士課程，1990年10月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獲博士學位。此後一直在民族研究所從事少數民族文化與宗教研究。

治學特點和方法

本人以「會通中西，圓融古今」作為自己的治學理念。中西學術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固步自封，只要傳統方法，而否定西方的方法，是不理智的；企圖以西方的方法代替或排斥傳統方法，也同樣是錯誤的。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各取其長，互為補充，並行發展。當代中國學術一方面要繼承優秀的學術傳統，拋棄不科學的成分；另一方面要充分吸收西方學術中有價值的理論和方法，使之與傳統學術融為一體，才有可能使中國學術走在世界的前列。

本人學術研究的特點和方法主要在如下方面。

（一）先專後通

關於治學方法，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有人強調「先專後通」，有的強調「先通後專」。前者可稱為「從樹木到森林」，後者可稱為「從森林到樹木」。

先專後通，即先進入某一個領域，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做出成果後再擴大知識面，再研究其他領域或其他學科。其好處是能夠較早地出成果，缺點是最初的研究成果可能會不太完美，如果有專家把關，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先通後專，即先掌握系統、全面的學科知識和理論與方法，然後再進入某一個專業領域進行研究，其不足是在短時間內出不了成果，優點是做出來的成果可能較完美。

本人走的是「從樹木到森林」、「先專後通」的道路，在研究中學習，在研究中擴大知識面。如果不是有目的地學習，往往學過的也記不住，過一段時間又忘了。邊研究、邊學習，既出了成果，又學習了新的知識，而且記得很牢。先進入一個領域，把該領域的主要問題研究清楚，寫出一二本專著，其他小問題或價值不大的問題可以暫時擱下，然後再進行另一個領域的研究和學習。做學問有共同的規律和方法，一門學問精通之後，再鑽研其他學問，自然容易得多，正所謂「一通百通」。我在上世紀1980年至1984年主要研究古代匈奴語言、稽胡語言和哈薩克族歷史，1985年至1987年主要研究新疆阿勒泰烏梁海人（圖瓦人），1987年至1992年主要研究中國各民族的圖騰崇拜、自然崇拜和龍崇拜，1992年1998年主要研究新疆民族宗教問題、新疆察哈台文文獻和新疆主要民族的文化志；1998年至2006年主要研究新疆民族的傳統社會和文化、文化人類學理論與方法，以及文化保護問題、台灣問題和中美關係問題的應用對策研究，2006年至今主要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明史、清代民族文化，以及反恐反極端問題和民族宗教問題的應用對策研究。這樣，隨著研究領域的增多，知識面也不斷擴大，專業和學科界線也越來越模糊。

科學處理好「專」與「通」或「專」與「博」的關係，是做好學問的重要一環。由於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的差異，有些人適合先專後通，有些人則適合先通後專。只有「專」的研究才會有深度，才會有所創新。但專和博是相輔相成的，人類社會和文化各領域之間是相互關聯的，知識越廣博，對某一領域的理解和認識也會越深。既要先專後博，也要博中求專，廣中求精。

古代中國的大學問家沒有學科之分，許多大學者既是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同時也是歷史學家、天文學家和自然科學家。18、19世紀世界各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間的界線也相當模糊，多數大學者既是哲學家、思想家，同時也社會學家或人類學家，有的甚至同時還是自然科學家。至20世紀，社會科學各學科不斷分化，而且越分越細。到20世紀末，各門科學的邊界又逐漸模糊，學科間的交叉越來越普遍，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也越來越大。掌握多學科的知識，是21世紀的要求。知識越豐富，學問越淵博，才能走在21世紀的學術前列。

（二）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

中國古代思想家十分注重經世致用，對政治表現出濃厚興趣和極大關注。他們的理論和學說明顯帶有應用色彩，孔孟的「德治論」，韓非的「法治論」，老子的「無為而治論」，墨子的「兼愛論」等，無一不是根據時代要求開出的「濟世良方」。朱熹主張治學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大意也就是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深入研究各種事物和現象的本質及發展變遷的原理或規律，並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到實踐中去檢驗。明末清初的傑出的思想家和經學家顧炎武曾借古諷今，抨擊明末士人「清談誤國」，主張士人應以「經世致用」作為主要目標。當代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不能只做純學術的研究，一個真正有成就的學者，既要在理論和思想上有所建樹，更要在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等方面有所作為。做學問必須有益於國家，應與治國、救世和為民造福相結合。當前一項重要任務是歸納和總結歷史上治國理政的理論和方法，並加以創新和發展，解決當前我國社會中各種存在問題。正如漢初的賈誼在《過秦論》中所說：「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本人在3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基礎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民族文化與宗教、新疆歷史與文化和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基礎理論研究等方面，應用對策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宗教、文化保護、新疆問題和反恐反極端反分裂等領域。

（三）歷時性研究與共時性研究相結合

即時間和空間相結合。西方人類學不同學派研究方法不同，有的從時間的角度探討，如進化學派、傳播學派和歷史特殊論派學者；有的從空間的角度分析，如功能學派、結構學派和象徵學派。本人不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是綜合各學派研究方法的長處，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模式。研究某一種文化現象，不僅從空間的角度進行分析，探討文化的結構、功能和象徵等，而且還從時間角度進行探討，分析各種文化現象的產生、發展、融合和變遷過程。例如，本人在研究圖騰崇拜時，一方面從空間的角度分析圖騰的社會功能和結構，另一方面從時間的角度探討圖騰崇拜的變遷。本人在《中國圖騰文化》、《中國自然崇拜》、《圖騰與中國文化》、《蒼龍騰空》、《中華文明·中國少數民族文明》等書中均運用這種方法進行研究，並形成與他人不同的研究模式。

（四）科學分析和人文學分析相結合

科學範式即探索人類自身及其社會發展變遷的規律、原理或法則的範式。人文學範式即理解、解釋的研究範式，是探索意義和象徵的範式。在西方人類學界，兩者分得很清楚。本人認為，把科學研究範式與人文學研究範式完全對立起來並不是理想的辦法，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一樣，也具有規律性。最好的辦法是兩者相結合，互為補充，互相借鑒。本人在自己的大多數著作中，既探討其規律或法則，也分析其象徵意義等。

（五）以小見大與以大見小相結合

西方人類學界一般都採用以小見大的分析方法，也就是歸納法，即根據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區的資料來探討人類社會文化的發展規律或結構和功能等。筆者在前20年的學術研究中，也主要採用以小見大的方法，如1982年發表的《從哈、柯、漢親屬稱謂看最古老的親屬制》一文，主要根據哈薩克、柯爾克孜和漢族的親屬稱謂，一方面批駁摩爾根提出的最古老親屬制度是五等親屬制度的觀點，另一方面提出人類社會最古老的親屬制是按老、中、幼劃分的三等親屬制的觀點。匈奴語言和稽胡語言研究也一樣，主要根據部分辭彙論證其語言族屬。

以大見小則是個人在研究中摸索出來的方法之一。當代人類學一般把民間文化稱之為「小傳統」，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眾文化」；把高雅文化或經典文化稱之為「大傳統」，也就是我們所說「精英文化」，如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均屬大傳統。許多學者還認為人類學家主要是研究小傳統的，大傳統主要由歷史學家研究。國內研究小傳統的學者一般運用西方人提出的理論或概念進行解釋。而本人在研究中發現，如果不熟悉某一民族的核心理念和信仰，無法科學解釋民間的各種習俗。例如，本人在研究民間節日如端午節和春節時發現，運用西方的理論或概念無法解釋許多節日習俗的來源和象徵意義。於是開始思考古代的陰陽五行理念和宗教信仰與節日習俗的關係，發現兩者之間密切相關，大多數民間習俗都是在「陰陽五行」、「五常」、「四維八德」、「大一統」、「中和」（中正和諧、均衡和諧）等核心理念和宗教信仰的影響下形成的。因而得出結論：精英文化（大傳統）與民間文化（小傳統）是不可分的，兩者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精英文化來源於民間文化，反過來又影響民間文化。研究鄉村文化，如果不了解精英文化中的各種理念、價值觀和倫理道德，很難深入研究鄉村文化或民俗文化。研究任何一個民族的民間文化，必須首先熟悉該民族的核心理念和信仰。筆者發表的《從傳統節日看古代中國人的和諧理念——以端午禮俗為例》和《春節禮俗與古代中國人的思維結構》兩文，主要運用陰陽五行學說及傳統的均衡和諧理念分析端午節和春節的各種習俗。

治學體會

治學能否有所成就，關鍵在於治學態度和治學方法。從治學態度來看：一是事業心要強，事業心的強弱，是治學能否成功的關鍵；二是能吃苦耐勞，俗話說：懶蛤蟆吃不了天鵝肉，三日打漁、四日晒網的人不會有成就；三是淡泊寧靜，甘坐冷板凳。諸葛亮曾說：「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四是持之以恆，學海無涯，書囊無底，治學無速成之術，必須始終如一，堅持不懈，鍥而不捨，水滴石穿；五是揚長避短，應根據個人的才能、性格、興趣，避其所短，發揮所長，選擇適合自己的研究領域；六是求真務實，堅持真理，獨立思考，學者應有獨立的人格，不趨炎赴勢，不諂媚逢迎，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祿所移。

至於治學方法，首先要善於讀書。朱熹曾說，「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讀書的方法有多種，有閑讀、略讀、精讀、摘讀、校讀等，重要著作應該精讀，一般著作可以略讀。其次是善於積累。荀子說：「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蘇軾也說：「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只有在深厚積累的基礎上才會有所發現、有所成就。第三是善於綜合。當今治學應善於綜合百家之長，由今及古，由中及西。第四是善於懷疑。懷疑是科學發現的先導，是創造性思維的開端，古今中外各種學說、假說或理論的產生，無不起於懷疑。第五是善於創新。治學貴在創新，古往今來，凡有成就的學者，均以創建新理論、建立新體系、發現新方法、建構新範式等作為治學最重要的目標。

自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學院後，自思上學來之不易，繼承古人懸樑刺股的精神，勤學苦練，爭分奪秒，廣泛閱讀文史哲等學科的許多著作。四年沒有回過一次家，沒有出過北京城（實習調查除外），寒暑假都是在大學圖書館度過的。除學好各門功課之外，還練習寫小說和學術研究。

我從事學術研究具有偶然性。著名小說家張承志可以說是引入我寫作和學術研究的啟蒙老師。張承志於1979年春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族系民族史專業研究生，師從翁獨健先生，研究蒙元史。為了學習哈薩克語，他到我們班旁聽哈薩克語課。他喜歡交往，中午常到我們宿舍聊天，有時帶來錄音機錄我們宿舍哈薩克族同學彈奏的冬布拉曲。當時他的小說獲全國第一屆優秀小說二等獎，並受到華國鋒等人的接見。受他的影響，我仿魯迅的《阿Q正傳》寫了一篇《「洋鏡」小記》的短篇小說（約有4萬字），以有神經病、外號稱「洋鏡」的堂兄的許多荒誕行為為原形，以諷刺上世紀60年代後期至70年代初我們家鄉荒唐可笑的現象。張承志曾看過兩次，提了一些意見，修改後投《人民文學》，但石沉大海。後又投《花城》，亦杳無音訊。有一天，張承志又到我們宿舍，他說我有寫小說的天分，鼓勵我繼續寫，但不要寫傷痕文學。因當時傷痕文學太多，上面有意見。但我心想自己可能與小說無緣，就此作罷。

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是《匈奴語試釋》。研究匈奴語是十分偶然的，有一天，張承志到我們宿舍，當時他帶來一本內蒙古大學林干教授編的《匈奴史論文選集》，我拿來翻了翻，發現內有一篇日本著名學者白鳥庫吉寫的《匈奴民族考》。該文主要考證匈奴語言，我發現其中有些語彙與哈薩克語很相近，很感興趣，於是開始了匈奴語言的研究。研究匈奴語難度較大，因匈奴語言是用漢字譯音記載而被保留在史籍中，如要研究，必須具備三項條件：一是掌握漢語音韻學，二是熟悉北方民族語言，三是了解北方民族史。我國學術界當時只有翻譯外國學者的論文，無人真正研究過。我從小喜歡文史，歷史學有一定基礎。我是客家人，客家話保留較多的古音，學習漢語音韻學不成問題。於是，通過大量閱讀有關北方民族史和語言學著作，並結合新疆現代和古代民族語言，寫成長達四萬字的《匈奴語言考》一文，就白鳥庫吉研究過的匈奴語彙逐一重新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根據語言和歷史資料，論證匈奴語言與突厥語關係更為密切。論文寫成後，送當時的系主任、著名語言學家馬學良教授審閱。馬先生閱後，十分高興。由於論文涉及許多歷史問題，他又請蒙古史專家賈敬顏教授審閱。賈先生提了一些意見，並建議壓縮篇幅，因雜誌只允許發表一萬多字的論文，提議改名《匈奴語試釋》，《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以首篇刊載。作為全國重點院校的學報，以首篇刊載大學本科生所寫的第一篇論文，可能是少有的。

《匈奴語試釋》發表後，拿到140元稿費（每千字10元），對於我們完全靠學校助學金（每月22元，其中伙食費18元、學雜費4元）維持生活的大學生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收入（當時普通職工月工資只有20多元），我因此大受鼓舞。於是，緊接著我又研究稽胡語言。稽胡是匈奴後裔，魏晉南北朝時散居于山西、河北部分地區，其語言亦與匈奴語一樣，一些語彙通過漢字譯音保留在有關史籍中。我採用研究匈奴語言同樣的方法，很快於1982年初寫出了第二篇論文《稽胡語若干詞試釋》，投《民族語文》雜誌。當時的負責人照納斯圖先生（蒙古族語言學家，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所長）看後，讓研究生宋正純到我們宿舍（中央民族學院宿舍樓八號樓）找我，讓我到他的辦公室，提了些修改意見。該文後刊於《民族語文》1982年第3期。

我在大學本科期間所做的第三篇論文是關於民族學、人類學方面的，題目是《從哈、柯、漢親屬稱謂看最古老的親屬制》。此文寫作始於1980年，它原是語言學家戴慶廈教授講授的《語言學概論》課程的作業。當時《民族研究》發表過幾篇嚴汝嫻與陳啟新、夏之乾等人關於親屬稱謂制度是單系起源還是雙系起源問題的爭鳴性文章，我於是對親屬稱謂發生興趣。根據他們論文中提供的線索，借來美國著名民族學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馬克思的《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等書，認真閱讀。其中對摩爾根論述的親屬制頗感興趣。摩爾根認為，最古老的親屬制度是按輩份劃分的五等親屬制，即祖父母輩到孫兒女輩，他以馬來亞式親屬制度為例說明其觀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也採納摩爾根的觀點。我通過系統的調查，發現哈薩克族的基本親屬稱謂只有父母、兄弟姐妹和兒女三個基本等級。為了以更多的事例來說明自己的觀點，我又調查了不少在民族學院工作和學習的柯爾克孜族，較為詳細地了解了柯爾克孜族的親屬稱謂，發現他們的親屬稱謂與哈薩克族基本相同。在我們客家人中，也存在不少稱父母為哥哥、姐姐的現象。

另據古代文獻記載，古代漢族的親屬稱謂也與哈薩克族和柯爾克孜族一樣，同樣只有三等基本稱謂。在掌握大量的調查和歷史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寫成《從哈、柯、漢親屬稱謂看最古老的親屬制》一文（約16000字），發表於《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提出最古老的親屬制度是按老中幼劃分的三等親屬制。文章首先分析氏族社會早期實行群婚制度，無法區分輩份。另外，根據考古資料，原始時代的人們壽命不長，大多死於四五十歲以下，群內親屬不可能分為五個等級。生理特徵的顯著區別和社會分工使遠古時代的人們自然劃分為三種人：老年人、成年人和小孩。因此，當群內人們無法區分輩份時，這自然形成的三個等級便會反映到語言中，人們用一種稱謂稱呼老年人，用一種稱謂稱呼成年人，用一種稱謂稱呼幼年人，因而就形成了按老、中、幼劃分的三等親屬制。為了證明自己的假設，以哈薩克、柯爾克孜和古代漢族的親屬稱謂詳加論證。該文既有理論分析，又有三個民族的紮實的資料作為證據，得到有關專家的好評。文章發表前，曾送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界元老楊堃教授和黃淑娉、夏之乾、嚴汝嫻等專家審閱過，得到他們的高度評價。後來楊堃、黃淑娉等人也先後發表文章，以其他民族的資料論述這一問題，支持了這一觀點。林耀華教授主編的《民族學通論》在論述親屬制時引用了這一觀點。楊堃教授在其所著《原始社會發展史》一書也說明最古老的親屬制按老、壯、幼劃分。

1982年夏，我本科畢業獲中央民族學院文學學士學位，併到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至1984年考上研究生後離開新疆，工作了整整兩年。期間，主要做了兩項研究工作：一是參與撰寫《哈薩克族簡史》的編寫，二是調查新疆哈薩克族和阿爾泰烏梁海人。

我到新疆社會科學院報到後不久，當時的新疆社會科學院院長谷苞（民族學家，原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顧問，王震將軍進疆時隨軍任民族問題顧問）教授馬上給我分配工作，並在院務會議上通過，讓我參加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之一《哈薩克族簡史》的撰寫工作，幫助哈薩克族語言學家、全國政協委員尼合邁德·蒙加尼從事收集資料、翻譯和編寫等工作。從1983年開始，收集有關國內外的歷史文獻資料。1984年上半年，我和新疆社會科學院中亞研究所納比堅（哈薩克族）住在烏魯木齊賓館，集中精力編寫和翻譯《哈薩克族簡史》，完成24萬字，後經修改、壓縮成20萬字，198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年上半年，到新疆阿勒泰地區作近六個月的調查。一方面是調查哈薩克族的社會歷史與文化，另一方面是調查當時被認為與俄羅期的圖瓦人同一族類的阿爾泰烏梁海人。出發前，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郭平梁先生讓我著重調查圖瓦人，了解他們是否願意成為單一民族。圖瓦人主要居住在中蘇、中蒙邊境地區的哈巴河縣的白哈巴、布爾津縣的喀納斯和禾木等地原始森林之中，道路十分險惡，沒有公路，汽車不通，大多數路程都是靠騎馬。調查期間，我與圖瓦人同食同住，走訪400多戶圖瓦人家庭，逐戶填寫家庭情況調查表，足跡幾乎走遍所有圖瓦人家庭。

在由喀納斯到禾木的路途中，協助我調查的阿勒泰地區一中教師湯新民（現任阿勒泰地區師範學校黨委書記）在一段險惡的山路上，因坐騎失足，翻身落馬，手骨摔斷一根。由禾木下山至布爾津縣城時，乘坐的是禾木鄉政府派的手扶拖拉機，因司機（圖瓦人）喝酒過多，又險些車翻人亡。此次調查雖然十分艱難，但也是本人歷次調查中收穫最為豐富的一次，不僅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而且還發現不少清代珍貴文物和文書，發現阿爾泰烏梁海人三顆圖瓦人（烏梁海）銀質大印（每顆9斤多）；發現清代勘分中俄邊界大臣和卡倫侍衛關於中俄科塔邊界劃分及其有關事宜的察哈台文、滿文和漢文五件重要文書，這些資料受到阿勒泰地委領導和新疆博物館的高度重視。後來我根據這些發現的文書和文物寫成了專著和論文。調查結束後，撰寫了《關於阿勒泰地區民族學調查報告》，發表在《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4 年第11期上，受到當時的院領導和自治區領導的高度重視。

在新疆社科院的兩年期間，除了完成上述兩項科研工作外，我還撰寫了3篇文章：一是《從若干民族親屬制度看親屬制度的起源》（《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24期），二是《阿爾泰烏梁海銀印》（《阿勒泰報》1983年11月10日），三是《阿爾泰烏梁海之印》（《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4年第22期）。

參加了全國研究生統一考試也是我在新疆工作期間的一件大事。1983年，我曾準備報考研究生，但新疆社會科學院不讓報考，並希望我安心在新疆工作，說院領導對我們很重視。1984年，國家教委發出通知，允許工作兩年以上的大學生報考研究生，各單位不得阻攔。這為我報考研究生掃清了障礙，於是我報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系民族學專業。考試難度較大，一是由於跨學科考試，要花費較多的時間自學有關課程；二是大學本科時的專業是哈薩克語，第二外語是俄語，而哈薩克族語當時不算外語，只能用第二外語俄語參加考試。不過，考試結果還算不錯，各門課程均過了研究生院要求的分數線。按照當時的慣例，政審很嚴格，正式錄取前，必須派人到考生單位了解有關情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派當時的民族史研究室副主任任一飛到新疆社科院了解我的情況。新疆社科院同時參加研究生考試的還有中亞研究所的王小甫，他和我一樣，1982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分到新疆社科院。他報考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也如願以償，畢業後留在北大歷史系任教。因1984年是甲子年，我們自稱是「甲子登科」。

1984年至1987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民族學會會長秋浦和詹承緒、滿都爾圖三位先生的指導下，轉向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習和研究工作。當時給我們講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是李毅夫、湯正方兩位先生，講宗教的是秋浦、滿都爾圖和夏之乾等，講少數民族社會形態的是詹承緒、王承權等人。三年期間，也是一邊學習，一邊研究。

我在三年研究生期間主要從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研究在新疆工作期間的調查資料，發表了5篇有關的調查報告和論文：（1）《金山腳下的烏梁海人》，4萬字，《新疆歷史研究》1985年第1期；（2）《清代阿爾泰漢.哈.滿五件文書譯註》，2萬字，《中央民族學院學報》 1985年第3期；（3）《解放前阿爾泰哈薩克社會歷史調查報告》，《新疆歷史研究》1986 年第4期；（4）《阿爾泰烏梁海人的宗教信仰初探》，1.6萬字，《民族研究》1986年第 1期；（5）《阿爾泰烏梁海之印及其有關問題》,1.2萬字，《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4期。二是撰寫碩士論文《圖騰與氏族》；三是應民族出版社的約請，把新疆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賈柯甫用哈薩克文寫的《哈薩克族》一書譯成漢文，1989年出版。

由於碩士研究生的專業是原始社會史，導師希望我從事原始宗教的研究。我選擇圖騰崇拜作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1987年5月，通過《圖騰與氏族》的碩士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同年7月，留所從事學術研究，並在職學習博士課程，1990年撰寫了博士論文《圖騰文化研究》，於10月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工作的28年裡，主要從事如下幾方面的研究。

1、中國早期宗教信仰的研究。

從1987年起，花了較多時間從事圖騰崇拜、自然崇拜、龍崇拜的研究，主要根據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資料、歷史文獻資料和民族學調查資料進行綜合比較研究，共出版有關專著8部，發表論文40多篇。

1987年，修改碩士論文《圖騰與氏族》，並改名為《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全書27萬字，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本書較全面地分析了國內外學者關於「圖騰」的概念、定義和性質，分析了圖騰崇拜在世界各國的分布情況，較詳細地介紹的西方學術界、俄羅斯學術界和中國學術界關於圖騰崇拜的研究情況。本書認為，圖騰文化叢包含圖騰觀念、圖騰名稱、圖騰儀式、圖騰禁忌、圖騰神話等12種元素，圖騰類型分為群落、氏族、胞族、部落、民族、性別、婚姻級、家庭（家族）和個人圖騰九種，圖騰物的種類有動物、植物、無生物和自然現象等。作者探討了圖騰崇拜與宗教、巫術、生殖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神靈起源的關係，分析了圖騰崇拜與社會組織、習慣法、婚姻法、外婚制、節日、文字、姓氏、人名、族名和地名起源的關係，並探討了圖騰標誌、圖騰傳承、圖騰禁忌主圖騰化身信仰的演變等。

1988年，撰寫了《圖騰的起源》一文，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5期。《新華文摘》1989年第11期作為封面文章轉載。英文版《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2期發表，英文名為「TheOrigin of Totemism」，ChineseSocial Science, 1990.2. p.232-246。本文較全面地評析了國內外學者提出的名目論、經濟論、靈魂說、妊娠說、轉嫁論、象徵論、「戀母情結」說等多種理論，然後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認為，圖騰發生的社會基礎是漁獵經濟，思維基礎是早期的二元對立轉換思維結構，心理基礎是原始集體主義。圖騰發生的根源基於人的本能：求安全心理，求安全的方式是「認親」，即認某種動物為親屬，以獲得圖騰的保護及其超人的力量。選擇圖騰的原因主要基於三方面的感情，一是因威脅而恐懼，二是因受恩而感激，三是因迷惑而好奇。

1989年，應香港中華書局約請，撰寫圖文並茂的通俗讀物《龍族的圖騰》，香港中華書局於1991 年出版，台灣中華書局於1993年出版。

1990年，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周用宜老師的約請，在博士論文《圖騰文化研究》的基礎上修改成《中國圖騰文化》一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6年重印。本書是第一部綜合比較研究中國各民族的圖騰崇拜的專著，作者根據歷史文獻、民族學和考古學資料，較全面地分析了石器時代、古代民族、和近現代民族的圖騰文化，探討了中國圖騰文化的特點，分門別類地綜合比較各地、各民族的圖騰觀念、圖騰名稱、圖騰標誌、圖騰禁忌、圖騰外婚、圖騰儀式、圖騰生育信仰、圖騰化身信仰、圖騰神話和圖騰藝術等的形成、發展和演變形式，認為圖騰文化是中國古老的文化體系之一，古代和近現代許多文化現象都淵源於圖騰文化，圖騰意識是遠古居民的共同意識，圖騰制度是中國各族早期的社會組織制度，圖騰崇拜是各族早期的宗教形式。

1991年，應上海三聯書店約請，撰寫《中國自然神與自然崇拜》（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初版，1995年重印）。本書主要運用民族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方法，探討天、地、日、月、星、雷、雨、風、雲、虹、水、火、山、石等自然神產生、形成和變遷，分門別類分析中國各民族的自然神觀念、形象、名稱、祭祀場所、祭祀儀式、禁忌和神話等類型和結構及其歷史變遷，分析自然崇拜對古代哲學、古代政治、軍事、社會經濟、日常生活、生死觀念、文學藝術、居住方式和節日等的影響。

1992年，應上海文藝出版社約請，翻譯俄文專著《圖騰崇拜》（238頁，17.5萬字），1993年出版。2004年，本書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此外，還翻譯了蘇聯著名學者托卡列夫的《宗教的早期形式及其發展》一書，後因多種原因未出版。

1998年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邀請，撰寫了《蒼龍騰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重印）。本書根據考古資料、歷史文獻資料和民族學調查資料，綜合比較古今各地、各民族的龍崇拜現象，分析了龍的種類，探討了龍的起源，把中國的龍崇拜為分三大類：宗教龍、政治龍和藝術龍，分門別類的探討了宗教龍、政治龍和藝術龍三類性質不同的崇拜現象，並分析了龍崇拜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影響，探析了中國龍與印度龍的關係。

2006年應五洲出版社邀請，撰寫了《中國少數民族圖騰崇拜》，中英文出版，英文書名為：He Xingliang, Totemism in Chinese Minority Ethnic Groups, China IntercontinentalPress, 2006。

2008年，應江蘇人民出版社邀請，撰寫了《圖騰與中國文化》和《中國自然崇拜》（修訂再版）兩書。2009年，兩書均入選新聞出版總署的「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韓文譯本2011年在首爾黃鶯出版社出版。

1999年9月至2000年3月，應日本國學院大學邀請，到日本東京進行中日文化比較研究，主要研究史前中國和日本的拔牙風俗。拔牙風俗曾盛行於新石器時代，並殘留於近代許多原始民族中。經過半年的努力，撰寫了《齒與文化——中日史前拔牙風俗比較研究》（國學院大學國際交流中心列印本）一書，主要根據中國和日本新石器出土的拔牙人骨資料和歷史文獻及民族學資料，進行綜合比較研究。全書分12章，分別為研究概述、拔齒風俗分布、日本拔齒風俗概況、中國拔齒風俗概況、拔齒類型、拔齒年齡與拔齒次數、拔齒與性別、拔齒的方法、拔齒風俗的起源、拔齒的象徵意義、拔齒風俗的變遷、中日拔齒風俗的關係等。本書稿對探討中日史前文化和中日文化的源流關係具有一定意義。

2、新疆歷史、文化和語言文字研究

自1992年以來，投入較大精力從事新疆歷史、文化和語言文字的研究，出版有關著作5部，發表論文40多篇。

1992—1995年，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組織編撰《中華文化通志》，共分十典，每典十卷，共100卷。主編約請我撰寫《民族文化典》中之一卷，即《維吾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塔塔爾、俄羅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中華文化通志》之一），1995年完成書稿，全書46.4萬字，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主要從文化學的角度，對本志各個民族的人口與分布、文化構成、職業構成、性別構成、語言文字、族稱與族源、歷史沿革、制度文化、倫理文化、信仰文化、禮俗文化、物質文化、藝術文化、科技文化、節日文化和競技文化等分別予以介紹和分析。

1992年至1995年參與我院和國家民委合作的重大課題「中國少數民族現狀與發展調查研究」，並任子課題「哈薩克族」調查組副組長（當時的所長杜榮坤任組長），先後兩次赴新疆阿勒泰富蘊縣調研，前後共3個多月，完成《中國少數民族現狀與發展調查研究叢書──富蘊縣卷》，本人撰寫26萬字中的18萬字，由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95年12月至1996年12月，應日本東洋文庫之請，任客座研究員。東洋文庫關於中國的史料十分豐富，有許多國內難於找到的史料，有大量台灣和香港的學術著作，於是我充分利用東洋文庫的豐富資料，系統研究了本人在1983年調查時發現的清代勘分邊界大臣的察合台、滿、漢文五件文書。經過一年的努力，在原有研究的基礎上，完成了27萬字的《清代勘分中俄西北邊界大臣的察合台、滿、漢五件文書研究》，1998年本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並改名為《邊界與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邊界大臣的察合台、滿、漢五件文書研究》。本書所研究的文書對於探析清末中俄邊界劃分與清政府的民族政策頗有價值，對了解《中俄科塔界約》談判前後事宜亦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尤其是勘分中俄邊界大臣和卡倫侍衛所寫的察合台文文書，價值更大。這種文字與現在的哈薩克文有較大差異，上世紀80年代基本無人能讀懂。作者經過多年研究，參考國內有關學者關於察合台維吾爾文的研究成果，掌握察合台文與現代哈薩克文的變化規律，逐個字母進行辨認，轉寫成拉丁字母。本書對察合台文、滿文進行拉丁字母轉寫、漢譯、注釋等，對漢文文書進行標點、注釋。對文書中提到有關人名、地名、河名、印文和有關事件作了詳細的考證，對中俄科塔邊界談判的歷史問題作了較深入的研究，對中俄分界與邊境民族的關係及清代對邊境民族的政策也作了較全面的分析。

3、中國民族文化史研究

自2006年以來，花了較多時間從事中國民族文化史的綜合研究。2006—2010年參與我院汝信副院長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世界文明通論」課題，負責撰寫《中華文明·中國少數民族文明》一書，全書分上下冊，98萬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本書運用歷史學與人類學相結合的方法，綜合比較研究歷史上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社會制度、社會組織、政治制度、婚姻制度、宗教信仰的發展和演化，分析了各民族保護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文明等。作者認為，定義「文明」應該「以人為本」，而不能「以物為本」，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也有自己的文明史；「文明」不是生物有機體，文明本身不會衝突，中華文明內部的各種文明之間的差異性不是衝突的前提，而是互補的基礎；歷史上的中華民族文明的既具有多樣性的特徵，也具有同一性的特徵，多樣性是各民族認同的基礎，同一性是中華民族認同的基礎；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個不斷互動和融合的發展史；中國古代的「大一統」理念不僅是漢民族的共同理念，而且是歷史上少數民族的共同理念；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是由多元到一體、由自在到自覺、由鬆散到緊密、由可分到不可分的過程。作者還探討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有爭議的一些觀點，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本書作為《世界文明通論》叢書之一，獲新聞出版總署2011年第三屆「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獎。

2007—2011年，撰寫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圖錄·民族卷》，搜集清代外國人拍的老照片、清代繪畫、清代實物照片等4000多幅，從中選出1000幅，並撰寫文字說明約10萬字，已於2011年結項。本書共分十篇：族系篇、經濟篇、社會篇、生活篇、禮俗篇、信仰篇、科技篇、工藝篇、藝術篇和文字篇。每篇由各民族相同內容的圖片組成，每篇平均約100幅圖左右，反映清代各少數民族的經濟、社會、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的情況。每篇前有概述約1000字，每幅圖片下有數百字的文字說明。族系篇主要介紹清代主要民族及其支系的基本情況和形貌特點；經濟篇主要反映清代各民族狩獵採集、畜牧、農耕和貿易四方面的情況；社會篇反映各民族的等級制、婚姻家庭、婦女和兒童三方面的內容；生活篇反映居住、服飾、飲食和交通等四方面的內容；禮俗篇反映生活習俗、人生禮俗和節日習俗等方面的內容；信仰篇反映民間信仰、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方面的情況；科技篇反映醫學和天文曆法方面的內容；工藝篇反映紡織、刺繡與編織、建築與雕塑三方面的內容；文字篇分文字和文獻兩部分，文字部分主要介紹滿文、藏文、蒙文、察合台文、彝文、東巴文、傣文貝葉經、哥巴文、爾蘇沙巴文等；文獻部分主要介紹滿文、藏文、蒙古文、傣文等重要文獻和譯著等。

2010—2011年，主持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交辦項目《中華民族的形成與中國的民族政策》，與閩正言合著，本人撰寫中華民族的形成部分。本書由五州出版社2011年用中英文兩種文字出版，英文書名：By He Xingliang and Min Zhengyan, China Ethnic Policy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11。

2014年初，承擔中國社會科學院「長城學者」資助項目《中國少數民族文明史》，本書是在二卷本、98萬字的《中華文明：中國少數民族文明》基礎上撰寫，全面、系統地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分四卷，全書約200萬字。

4、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基礎理論研究

從1998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招收研究生，並開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開設選修課《文化人類學》，後作為常設選修課，至今已連續開設18年，每年選修生200人左右。國內雖有幾本文化人類學或民族學的教科書，但均不理想。為編寫較好的教材，系統地收集國內外和港台學術界有關資料，綜合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哲學、文化哲學、心理學等學科有關研究成果，並利用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資料，從事文化人類學基礎理論研究。至今撰寫和主編了相關著作9部，發表有關論文30多篇。

2001年，本人申報院重大課題「中國人類學與民族學基礎理論研究」，並獲得批准。主持和組織撰寫8本有關著作，其中本人撰寫三部：《文化學原理》、《文化人類學理論》和《文化人類學調查和研究方法》。該課題於2012年結項，並獲中國社會科學院2014年出版基金資助，近年內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此外，還撰寫或主編有關基礎理論和學科建設的著作，如《中國民族學50年》（合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百年重要著作提要》（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文化多樣性與當代世界》（周大鳴、何星亮主編，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民族文化與全球化》（方鐵、何星亮主編，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文化多樣性背景下的民族和諧》（何星亮、郭宏珍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版）、《文化多樣性背景下的宗教和諧》（何星亮、郭宏珍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