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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的法治化進程路漫漫其修遠兮

貴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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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的法治化進程

路漫漫其修遠兮

要追根溯源地探討我國的法治化問題,需要先從我國的人性學說談起。

人性善惡的問題,是我國學術界持續時間最長,也是規模最大的公案。從諸子百家算起,至今沒有公論。

孔子不以善惡論性,只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意思是:人性都差不多,之所以存在差異,皆由後天所習得。因此,孔子並沒有對人性給出善或者惡的明確結論。

但是,孔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八個字,卻給後人留下了相當大的發揮空間。

例如,亞聖孟子只看到了孔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前半句,鮮明地提出了「性善論」的主張。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性的善端,乃性所固有。

孟子是怎麼論述人性善的呢?他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在孟子看來,既然人皆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當然人性是善良的。

孟子為什麼繞了這麼遠,花這麼多功夫論述人性善呢?目的就是提出他的治國理政主張——推行仁政。

在孟子的思想裡面,既然人性是善的,那麼當局就應該順應人性之善端,鼓勵發揚人性中光輝的因素,這樣就可以治國平天下了,也就當然用不著什麼嚴刑峻法了。這就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人治」傳統的哲學倫理學依據。

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在中華文化中,特別重視宣傳教化的作用。我們這個「化」字,用的非常貼切,文化、教化,都是通過知識和教育改變人的意思。

同為巨儒的荀子,在對人性的看法上,與孟子截然相反。他只看到了孔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後半句,鮮明地提出了「性惡論」的主張。他認為人性之中,並無禮義善端,人都是好逸惡勞,好利多欲的。

荀子是怎麼論述人性善的呢?他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由是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很顯然,荀子看到了人性中的另一面,他非常雄辯地指出人性偽善。大家看,偽字怎麼寫的?人為!

性惡論,是法家思想的理論前導。既然人性是善的,那麼當局就要想辦法抑制人性之惡端,因此要推行嚴刑峻法,以求治國平天下。

荀子的學生韓非,深受老師性惡論的影響,在性惡論的基礎上,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於一身,而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為中國第一個專制中央集權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正是韓非首先提出來並努力踐行的,他說:「法不阿貴,繩不繞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

秦國,得益於商鞅變法,連續一百多年施行了嚴明的獎懲制度和農戰政策,迅速富國強兵,而最終統一六國。商鞅,是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只不過是商鞅還沒有確立起一套系統的法家理論。

韓非也是一個改革家,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

依靠法家立國的秦,雖然掃滅劉國,雄心勃勃地確立了萬世帝業的宏偉抱負,但歷史就是這麼無情,嬴政自命為始皇帝,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在他死後沒幾年,二世皇帝就被推翻了。他所確立的大秦帝國,是中華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

漢初,統治者自然要總結前朝治政得失,他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同一個問題,為什麼強大的秦帝國很快就覆亡了?漢王朝應該如何吸取前朝教訓?所以漢初多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甚至一度以黃老之學為主流意識形態。

到了漢武帝這一朝,發生了一件影響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大事件——董仲舒在漢武帝的支持下,提出了一項史無前例的文化政策,史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明確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儘管,董仲舒所謂的儒術。已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摻雜了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但從此,儒家思想及其所主張推行的仁政治國理念,就被牢固地確立起來了,它有力地維護了封建專制統治秩序,受到歷朝歷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意識形態。

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法家思想被邊緣化了,中國從此進入了長達兩千年的儒家一元文化專制時代。從此,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局面,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中再沒有出現過。

所以,我們有一個結論:中國有法治思想,但沒有法治傳統!也就是說,我們的骨裡面,沒這個東西。這正是我們努力推進的法治化進程,路漫漫其修遠兮的主要原因。

儒不容法!幸或不幸,見仁見智。

人情和權力,是法治的最大障礙,而人情和權力,都是人治的產物。

今天,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和法治化進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們仍然沒有脫離儒家文化的巨大影響,這是我們推進法治化進程最為主要的思想障礙之一。我們似乎有必要從法家思想的精髓之中,尋求更多文化自信的源泉。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法家「刻薄寡恩」,「易於建功,難於守成」。

在中國歷史上,法家人物有一個鮮明的共性,那就是一往無前的改革精神!

我們回顧歷史上的法家人物,發現那些大刀闊斧勇於改革創新的人物,大多命運很杯具。例如,商鞅五馬分屍,韓非飲鴆。

海瑞,典型的法家人物,但仕途極其坎坷。海瑞仕宦生涯總共40年,其中有18年是被罷官的。有一次,皇帝要派他去應天當巡撫,結果應天府大小官員一聽說海瑞要來,污告信像雪片一般飛向朝廷,大家不約而同地要阻止海瑞來應天任職。最後,朝廷還是決定讓海瑞要來應天任職,結果,很多應天府的官員紛紛掛冠而去。可見連願意與他同朝為官的人都沒有,這是何等的悲催啊。堂堂朝廷,容不下一個剛正不阿的海瑞,但海瑞卻贏得了老百姓的愛戴,他去世的時候,靈柩沿長江運回故里,史書記載:靈柩經過江面時,民眾穿戴白衣夾岸相送,灑酒祭奠揮淚送別的隊伍,綿延百里不絕。

法家人物沒有生存的社會環境,因為法治和人治,格格不入!

法家特質的人物,要做成一件事情很難,甚至要冒很大的風險。順風順水的改革家,少之又少。

歷史上,能算得上一帆風順並得以善終的法家人物,恐怕只有諸葛亮了。但仔細想,諸葛亮之所以能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華和抱負,主要應該歸功於明主劉備,如果劉備不是三顧茅廬,如果劉備不放手讓諸葛亮去干,如果劉備不託孤,恐怕諸葛亮也難免身首異處。

西方國家,也研究人性學說,但西方人不像中國人有這麼嚴謹和龐大的體系。比如有一位大哲學家伊壁鳩魯,雖然看到人性趨樂避苦、趨利避害,但他們並沒有沿著這個路徑明確認定為人性是惡的。

西方人真正對人性的認識,是從宗教開始的。《聖經》裡面講了一個伊甸園的故事,這個故事有很深的隱喻意義。

上帝讓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裡好好待著,告訴他們伊甸園裡所有樹上的果子都能吃,唯獨不能吃善惡樹上的果子。他們倆個在伊甸園裡赤身裸體,溫存相愛,伊甸園裡溫度適宜,沒有衰老,沒有死亡,沒有痛苦,沒有眼淚。但亞當和夏娃經不住蛇的誘騙,偷吃了善惡樹上的禁果。上帝為了懲罰亞當和夏娃,決定增加夏娃懷孕的痛苦;為了懲罰亞當,決定讓土地長出荊棘,讓亞當終年勞苦,汗流滿面,並把他倆逐出伊甸園。

這個故事隱喻的一個深層意思是:亞當和夏娃作為人類的始祖,他們在伊甸園裡偷吃經過而犯了罪,這個罪就是原罪。上帝讓夏娃懷孕,昭示著每個人的出生,本身就是帶著原罪來到這個世界的,因而人人生而有罪。人的一生,就是來到這個世界贖罪的過程,這樣死後就能進入天堂。這個邏輯很完美,給所有人留了一個到達彼岸的通道。

西方人正是通過《聖經》裡面的故事,隱喻了人性本惡這麼一個假說,由此而引出了他們的法治傳統,而他們的法治傳統是建立在宗教基礎之上的,所以西方人的法治觀點很強。所以我們看,一部《聖經》裡面,專門有《律法書》5章。

有學者研究,現代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則裡面的「超越合理懷疑」原則、「證人宣誓」制度、「私力救濟」原則、契約精神等,都發端於《聖經》。

結論:中國的法治化進程,不能忽視特有的文化傳統。(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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