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式發展模式的兩把「金鑰匙」讀《超越：技術、市場與經濟增長的歷程》

禾 刀

我國首枚民營自研商業火箭「重慶兩江之星」5月17日發射升空。經過5分鐘左右的飛行後，火箭落入預定區域。此次發射成功實現了我國首枚民營自研商用亞軌道火箭首飛，開創了我國商業航天歷史上的嶄新起點。「重慶兩江之星」核心電氣產品採用一體化綜合控制機，率先實現了火箭控制測量系統的一體化、小型化、輕質化。一體化綜控機的重量僅有1.8公斤，相較以往產品縮減至十分之一。這確實讓國人大為振奮。而恰在此時，有國內專家冷靜地分析指出，此舉確實值得欣喜，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別人技術實力非常雄厚，未來還有很多艱苦的坡要爬。

在今天高精尖技術扎堆的航空領域，毋庸置疑，美國遙遙領先。而航空領域對民營企業的開放，正在成為美國經濟的新增長點。這也意味，那些試圖實現跨越式發展的追趕者想增加超越的概率，必須竭盡全力啃掉包括航空領域高精尖技術在內的諸多硬骨頭，同時還必須努力構建創新與市場完美結合的全新體系。換句話說，在同一行業里，後發優勢雖不無道理，但不能因此而無視領先者的諸多優勢。特別在講究持續投入，持續積累的高精尖技術行業里，踏踏實實地追趕或許才是真正的捷徑。

超越式增長也有規律

經濟學本來也是一門規律學科，未來發展趨勢往往蘊藏於過往的歷史之中。《超越：技術、市場與經濟增長的歷程》的作者許濤梳理了英國、德國、美國、法國、蘇聯和日本等國發展歷程，通過分析這些國家歷史經濟發展特點，總結出一條超越式增長規律。許濤篤信，正因為實現了超越式增長，英國和美國才會迅速超越他國，成為一個時期的全球經濟霸主。

所謂超越式增長，就是經濟增長模式和路徑越出原有軌跡，提升至新的軌跡，並帶來經濟效率的顯著提升，以及經濟活動廣度和深度的明顯拓展。不難看出，許濤定義的超越式增長具備這麼三大特點：一是經濟增長模式明顯區別於傳統模式，因為東施效顰永遠無法成為西施，更別談超越；二是經濟增速顯著，其程度足以支撐國家持續高速發展，直至成為全球經濟的引領者；三是經濟活動變化不僅僅局限於少數一部分人和幾個行業，而是對幾乎整個社會均會帶來深刻的變革。

通過分析許濤發現，實現超越式經濟增長至少需要兩把「金鑰匙」。「首要的決定因素，就是突破型技術的產生及應用」，正所謂「科學是第一生產力」。這種技術並非單一性的，而是可以區別於歷史產業，完全開創出新的產業體系，並深刻地影響公眾生活，成為新的習慣。

其次便是巨大的「市場容量」，畢竟市場才是檢驗突破型技術是否具有社會效益的「試金石」。缺乏市場的支撐，再好的技術也會因為「不合時宜」，最終難免被淘汰出局。從另一方面看，巨大的市場極易為新技術提供源源不斷地利益回報，從而刺激新技術從弱到強，從小到大，從單一向體系方向發展，最終形成一個龐大的創新體系。

突破性技術

離不開一條「漫長的跑道」

許濤這裡所說的突破性技術並非頭腦發熱的天馬行空，其源頭是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破壞」概念。熊彼特所指的創造性破壞本是價格競爭的結果，落腳點是創新。許濤在這裡將熊彼特的觀點進一步具化到技術層面，認為正是因為一些顛覆性技術的持續出現，才使得英、美等國經濟實現飛躍式發展。

如「18世紀末19世紀初，以蒸汽機為標誌的第一次技術革命浪潮，促使英國帶頭實現了產業革命」，使得英國國力突飛猛進，日新月異，一躍而為世界頭號強國。從「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30年代，在美國，以愛迪生髮明電燈為開端，以電力技術為代表，形成了突破型創新的連鎖反應，使1860年以前還處於落後狀態的美國，僅用30年時間便躍居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並超過德國成為新的世界科技與經濟中心」。從電氣時代飛躍到今天的網路時代，美國是全球的技術領跑者。

相比之下，歷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都曾經是佔有大量殖民地的『大國』，但由於缺乏科技創新的支撐，只能『曇花一現』。」而德國、蘇聯和日本雖然在經濟發展上也曾贏得過「史上最好的經濟增長時光」，但由於它們只是對國際既有尖端技術做到極致，並未實現對傳統技術的顛覆，未有效培育出足以影響全球的創新產業，自然無法真正超越前行者。

許濤推崇技術，但並不迷信技術因素決定論。他清醒地認識到，「歷史上很多在技術創新方面走在前沿的國家並未因此而實現大發展。如16世紀的義大利、17世紀的荷蘭，它們都曾在某些技術創新方面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但由於這些技術關沒有太多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僅僅被用於某些特殊的領域或特殊的群體，最終停止了發展的腳步。」

我們的歷史上並不缺乏這樣鮮活的案例。1793年，當英國使臣馬戛爾尼送給乾隆上千件象徵工業革命成就的商品作為禮物時，乾隆以「奇技淫巧」之名將這些禮物深鎖庫房。七十多年後，當第一條鐵路出現在北京城外時，引得朝廷上下驚恐萬分，結果一拆了之。可以想見，在極度畏懼新生事物的環境中，死守落後顯然更有利。

有趣的是，雖然第一次工業革命被大書特書，但荷蘭烏特列支大學經濟史教授揚?盧滕?范贊登在《通往工業革命的漫長道路》中曾經冷靜地指出，「工業革命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過程的結果」。「自中世紀晚期以來，西歐在制度、人力資本形成以及經濟績效三個方面都具有（持續）突出的表現」，而「工業革命是內在激勵、經濟結構、知識積累和人力資本形成之間特別互動的產物」，因此，「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階段（才）是通向『騰飛』的工業革命的一條『漫長的跑道』。」

順著范贊登的邏輯思索，我們不難明白，如果沒有各種社會機制組成的這條「漫長的跑道」，英國就不可能培育出那麼多優秀的創新人才。如果沒有社會對創新人才的尊重乃至足夠的物質激勵，創新就很難形成良性循環。

市場容量

才是超越式發展的「快車道」

許濤認為，「技術創新尤其是突破型的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主觀原動力，而市場容量則是經濟增長的客觀原動力。兩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在他眼中，擴大市場容量的路徑有兩個，即城市化和全球化。

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本質上也是一部城市化發展史。城市化為資本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而通過參與資本工業化勞動大大提高了收入的勞動力，又會成為資本的利益生產者。全球化本質上有助於資本效益實現乘數效應。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過去40年來，我國經濟持續保持高速發展，而隨著各種「紅利」逐漸見頂，轉變發展動能成了新的著力點，大力推進突破型技術創新理當成為最重要的課題。從英美等國的發展規律來看，實現這一突破需要持續改善社會環境，逐漸形成最有利於激勵創新的氛圍。

相比之下，在擴大市場容量方面我們眼下似乎更有潛力可挖，而且完全可能在不長的時間內獲得較為突出的效果。截至2017年底，我國城鎮化率61.55%。而發達國家城鎮化率普遍在80%以上。當然城鎮化率不是簡單的洗腳上樓，不是炒房子、薅羊毛，還涉及城鄉差距等多方面的複雜問題。突破這些問題，意味著城鄉二元身份差別的消除，意味著生活環境的公平，意味著那些走進城市的「農村人」，有更多經濟能力投入到改善生活方面，這本質上就是市場擴容。

而由我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實際也可視為全球化另一形態的升級版。「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涉及人口44億，佔全球的63%，經濟總量約為22億美元，佔全球的30%。然而，長期以來，「一帶一路」沿線不少國家受基礎設施等原因掣肘，經濟落後，形成了一塊塊「經濟窪地」。因而，推出「一帶一路」，既是激活我國西部的欠發達地區，也是藉此為「絲路」沿線欠發達國家的一次「賦能」。

超越式發展絕不可能是一條觸手可及的坦途，所以，這需要數十年的持續改進，就像范贊登所描述的英國工業革命後經濟騰飛一樣。真正的困難就在於，駛入超越式發展軌道的國家，走的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隨時會遭遇始料不及的難題。

（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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