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軍和日軍爆發衝突 最終落得如此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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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濟門始建於公元1386年，是南京最有特色的城門，它和聚寶門（現中華門）、三山門（現水西門）同屬規格最高的3座城門之一，也是南京城門中佔地面積最大的一座。它坐北朝南，有三重內瓮城。進門向東北而去是森嚴的皇宮區，向西南而行則是熱鬧的秦淮商業區，因此堪稱南京的咽喉要道。最特別的是它的外形被設計成一艘正待揚帆遠航的大船，扼守在內秦淮和外秦淮的分界點上。在南京乃至世界城牆史上均是獨一無二的傑作。抗戰期間，發生在此的汪偽警衛三師士兵與日軍憲兵之間衝突，即所謂「通濟門事件」已鮮為人知，現將筆者所知寫出，以饗讀者。

汪精衛在正式成立偽府之前，曾多次與日本方面談判建立軍隊之事，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後，日方一方面允許汪偽方面建立軍事武裝，另一方面對汪偽軍事力量進行嚴格的限制，展開嚴密控制。汪精衛實際能夠指揮控制的軍隊為數甚少，其嫡系部隊當屬1940年成立的警衛旅，該部經過兩次擴充，於1943年正式擴編為警衛軍。其中警衛第一師與警衛第三師均為擴編時新建，官兵主要來自被俘的國民政府軍人。日本方面對於這支「留存抗日意識」的軍隊充滿戒心，「通濟門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警衛軍的組建

1944年5月28日夜，駐防通濟門外的汪偽警衛三師特務連排長夏建華與部分士兵在夫子廟五芳齋飲酒用餐，餐畢回營。其僱傭之人力車夫行至通濟門時，不允拉車出城（汪偽時期南京夜間宵禁，車夫出城很難回城），夏建華等借著酒意毆打車夫。正在此時，駐防通濟門的日本城門衛兵長高草木英夫出面干涉，並掌摑夏建華，同時命令部下一等兵高橋將夏建華推至衛兵所內關押（筆者認為，日軍士兵干涉固然有處理糾紛的一面，但日方對於偽警衛三師的「抗日」情緒抱有警惕意識，因此，不排除日軍士兵有藉機壓服偽警衛三師士兵的目的）。夏建華向日軍解釋之所以毆打車夫的原因在於「車夫輕視軍人」，日軍衛兵遂將夏釋放。

夏建華被釋放後，認為受辱，心有不甘，回到駐地後與另一排長陳同來商議帶兵去「理論」。於是陳同來將特務連另外兩名排長孫寶光、汪洵喚起，四名排長帶領八名士兵（分別為：胡士正、楊華峰、王海洲、李有亭、曹振中、閻公庭、範文彬、李夢光）持槍前去通濟門。出門時，遇見特務連連長郭楗衡，郭楗衡不但沒有制止，自己亦一同出發。行至通濟門外九龍橋時，夏建華告知士兵其受辱之事，眾人皆憤憤不平（由此可見，偽警衛三師官兵具有一定的反日意識）。夏建華派楊華峰在城門警戒，閻公庭與李夢光負責監視汪偽憲兵與警察分所，其餘眾人一齊沖向日本衛兵所。此時日軍衛兵森田發現有中國士兵悻悻而來，心知有異，便躲進了衛兵所，而日本衛兵長高草木英夫也逃進衛兵所取槍。不過由於日本衛兵心中慌張，緊急情況下未能及時擊發，陳同來眼見日軍士兵將要開槍，立即用所攜軍刀將電燈擊滅，夏建華則向屋內開槍，士兵胡士正則沖入日軍屋中，奪取一支日軍步槍並且開槍射擊。子彈擊中高草木英夫左肋以及森田的左臂，兩人均受傷，隨即送往南京第一陸軍醫院診治，此時中方參與諸人在復仇後鳴笛集合撤回兵營。

通濟門下的衝突

事件發生後，日本方面大為惱火，認為警衛三師官兵抗日、排日情緒嚴重，立即向汪偽方面提出交涉。汪偽方面迫於日方壓力，表面上派遣官員進行勘察，實際上立即出動憲兵逮捕參與諸人，經汪偽首都警備司令部轉送汪偽陸軍部進行軍法會審。汪偽方面軍法官意圖回護參與的官兵，認為「被告…執持槍械，期報東門之役，一雪摑頰之恥，在被告等血氣方剛之平，或自以為行其所是」，但日方施加強大壓力，完全無視汪偽提出的所謂「中日親善」的要求。最終汪偽軍事法庭認為「其始也縱屬無心，其縱也且出故意；況未經理論，即先開槍，其居心更為顯然；於是殺人罪又已成立」，最終判處夏建華死刑，陳同來無期徒刑，郭楗衡有期徒刑七年，胡士正有期徒刑五年，孫寶光、汪洵各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楊華峰、王海洲、李有亭、曹振中、閻公庭、範文彬、李夢光等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兩年。同時日方為了「整頓紀律、追究責任」，強迫汪偽方面撤銷了警衛三師師長陳孝強的職務，並在汪偽軍中開展所謂「親善」教育。至此，「通濟門事件」落下帷幕。

揭穿「中日親善謊言」

這一事件在汪偽軍中，尤其在汪偽警衛軍中引起軒然大波。一方面直接暴露出汪偽政權的傀儡本質，另一方面也揭穿了日本所謂「中日親善」的謊言。汪偽軍中很多官兵對於日本的橫蠻無理更為不滿，1945年，繼任汪偽警衛三師師長鍾健魂率領警衛三師起義與「通濟門事件」不無關係。

編輯 |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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